感性 知性 志性——人类心灵的层次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性论文,感性论文,层次论文,人类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的心灵究竟包括哪些基本方面？权衡诸多之说，我们认为古老的“知、情、意”三分法仍可作为今天继续探究的出发点。
远在古希腊时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列本札斯就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智的”、“勇敢的”和“嗜食的”；其后德谟克利特进一步提出理智在头、勇敢在胸、情欲在肝，试图确定三者的生理部位；柏拉图基本上也持此论，认为理性位于头部半球形头盖骨髓，意志位于心脏，情感位于横膈膜以下，由于三者所占比重不同而区分为哲学家的灵魂、军人的灵魂及农工商的灵魂。①
这种三分法近代以来仍为许多思想家所肯定。费尔巴哈提出人的本质在于“理性、意志、心情”②；据传是马克思撰写的《新亚美利加百科全书》的“美学”条目，一开头便写道：“最可靠的心理学家们都承认，人类的天性可分为认识、行为和情感，或者理智、意志和感受三种功能，与这三种功能相对应的是真、善、美的观念。”③的确，据心理学史家称，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意识心理学的“大多数代表者都主张把意识的表现区分为认识（智力），情感和意志”，虽然对它们的关系未作阐明。
对于人的心灵能力的剖析，无疑当推康德最为深入。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即是建立在“知、情、意”心理剖析的基础上，并将三者提升为感性、知性、理性，它们展现为由浅入深的不同层次。
但是“理性”一词在人们的交流运用中涵义相当混乱：有的认为它应包括人类心灵中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一切能力，如法国哲学史家约瑟夫·祁雅理即持此议；有的以它指称人的心灵中受现实原则控制的那个部分，如弗洛伊德等；最普遍的用法是把它作为“理智”的同义词；最独特的用法是康德著作里，“理性”被看作是以无限者、无条件者为对象的思维能力。康德的用法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少来者，更为甚者，正如叔本华指出的，“康德对于理性也从没作过一次正式的充分的规定”，往往只相机作出“一些不完备的”说明④。为了避免外延的混淆和求得内涵的明确，笔者认为将康德所谓的理性称之为“志性”更为切当。
我国古代哲学有“志”范畴，儒家对它非常重视，道家（主要是庄子学派）对它也有独到的理解，特别是到了王夫之，融合儒、道、释各家的一些观点，认为志以道为骨，是性所自含；为心之本体、人心之主，乃体天于人和以人相天的极重要的心性因素⑤。《说文》释志为“意”是不确的，宋明思想家认为后者不过因感而生，前者则恒存恒持，所谓志主要指决定人生价值的自律意志。先秦时代的先哲即有知、情、志的区分（如墨子学派）。
人不仅能“感”（感性），而且有“知”（知性）、存“志”（志性），三者构成一个完整的精神实体，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
我们将感性理解为人在实践中对对象外部形式的直观感受能力。它包括两个方面：感性直观和感性体验。前者或称为“外在的感觉”，主要取空间形式；后者或称作“内在的感觉”，主要取时间形式。
人们对感性直观方面研讨较多，公认它是认识活动的出发点。从感觉（反映事物个别属性）到知觉（反映事物的整体），已初显在认识活动中人的心灵的统括作用。实际上，人们所感知到的事物的外部形式并不完全是脱离主体的纯客观存在。例如自然界本没有什么五颜六色，也无所谓乐音噪音，它只存在光波与声波，一定范围（380～760纳米）内的光波作用于人的视网膜而形成各种颜色，不同频率（20～2000赫兹）的声波作用于人的耳鼓膜而 形成不同的声音。由此可见，主体的能动性在认识的起始阶段即已表现出来。
长期以来，人们对感性体验方面研究不够，因此有关艺术与宗教现象的阐释较之科学认识论远为落后。现实的人不是一种抽象物，有血肉且有灵性，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必然伴随着内部体验。其一，人为万物之灵，接触外部事物时往往产生一种“内摹仿”，由事物的运动形式而获得快感和不快感；其二，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存在物，总是带有感性需要去感受外物，因此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感性评价活动；第三，主体还常常把内心情绪“外射”到对象上去，产生立普斯等所谓的“移情”现象……由于这种种情况，感性的东西因之具有较多个体性品格。
直观之表象与体验之情感相互作用而在心灵中出现的意象世界，必然地与客观的现象世界有所不同，而不同主体的意象世界也必然存在差别。德国画家、雕刻家路德维希·利希特曾在回忆录中谈到，有一次他同三个朋友外出画风景，四个画家约定要尽力画得与自然不失毫厘，可是虽然他们画的是同一个画题，而且各人都成功地再现了眼前的风景，结果四幅画面竟大相悬殊。
人的知性力图规范通过感性所获得的材料，摒除其个体性，抽取出普遍性；舍却其生命情调，把握其客观品格。我们把知性理解为人的头脑将感性材料筛选加工，而后组织起来使之构成有条有理的知识的思维能力。它体现于认识和评价两个方面。
知性主要依据分析与综合两种基本途径把握事物的逻辑联系。保尔·拉法格认为一个天才思想家必须兼备这两方面的才能，马克思正是如此，因此能保证其思想航船准确到达彼岸。分析与综合同推理中的演绎与归纳有必然的联系，康德把知性判断区分为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并认为前者是在先验的基础上演绎而出，后者则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归纳而出。知性又被称作“理解力”。理解，即头脑中先验“范畴”（康德）、既存“秩序”（爱因斯坦）对外来信息材料的整合梳理。马克思说：“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⑥认识活动中心灵的统括性在知性层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康德提出综合比分析更为根本。
知性还体现于评价价值方面，形成伦理道德观念等，明确知道“应该如此”或“不应该如此”。我国心理学家潘菽先生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认识活动与意向活动是颇有道理的。价值评价属于意向活动的一个层面（或者说知性层面的意向一侧），它是主体对内部表层（功利的）或深层（自由的）指令的觉知，通常总是表现为然、否（或正向、负向）两种基本形式，情感的两极性与此密切相关。善与恶的评价带有群体性，不同群体基于不同利益考虑，观念往往尖锐对立。
古代先哲们即已认识到，人必有志，且不可强夺。志有层级之分，我们这里所谓的志性，是指蕴藏在人的心理深层的一种要求把握世界本体、力图达到最高的统一性，自由实现自我、趋于无限境地的心灵能力。
康德是最先明确地将志性（即他所谓的理性）与知性分别开来深入研究的思想家。他说：“把理念（即纯粹理性概念）同范畴（即纯粹理智概念）区别开来作为在种类上、来源上和使用上完全不同的知识，这对于建立一种应该包括所有这些先天知识的体系的科学来说是十分必要的。”⑦黑格尔阐述康德所谓的“理性”说：“理性的产物是理念，康德把理念了解为无条件者、无限者。这乃是抽象的共相，不确定的东西。自此以后，哲学用语上便习于把知性与理性区别开，反之在古代哲学家中这个区别是没有的。”⑧
按笔者的理解，志性是一种潜藏在主体无意识深层的要求超越一切有限的东西、扶摇直上的精神（康德曾赞美这种精神），一种追寻人生的诗意、实现人生之价值的心理倾向。审美活动中的祟高感，宗教活动中的神圣感，科学活动中“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不倦追求等，都是人类志性的表征。
把志性引入哲学研究容易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建造的文化大厦中确有一些神秘的角落（特别是宗教、艺术中），那么为了排除神秘的迷雾，恰恰要求我们在人类心灵中找出相应的能力。现代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认为，必须承认人类有一种“信仰的潜能”，否则所有渴求神祉、追求无限等“宗教事实”无以解释，因为“承认有神灵的存在，那既不是感性所能领悟到的，也不是理性所能理解的”。他还坚持说，“如果我们公开承认有理解无限的第三种功能，那么这种功能并不比感性和理性的功能更神秘。”⑨
关于志性，我们也可分出两种要素，确切些说是两个维面：自由意志和“原型”。由于志性处于意识阈下，我们很难对之直接剖析和确切把握，唯有通过其对象化的成果加以辨识。所以提出上述两个维面，首先是因为志性与几千年困扰于哲学界的神秘的“太极”、“理念”等有关。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太极生两仪”、“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西方，“理念”不单纯被看作是宇宙存在和发展的形式因，而且是其最原始的动力因与目的因。东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假说的惊人吻合无疑是人类心灵中志性之两个维面的体现。其次，现代哲学的本体论问题（宇宙是什么？人是什么？）出现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走向心理学的或类心理学的回答，如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荣格的原型说等。第三，千百年来思想界一直存在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流派（我们可以从毕达哥拉斯派的“万物本原是一”和智者派普罗达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对立算起），在我们看来其实是与偏于“原型”维面或偏于自由意志维面的研讨有关。
事实上，前人已注意到心灵深层这两个维面的存在。我国唐代思想家柳宗元提出，自然界的刚健之气钟于人为“志”，纯粹之气钟于人为“明”。前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后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盹盹乎独见，渊渊于默识。它们较之道德忠信更为根本，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灵能力。（《天爵论》）康德区分开实践理性与理论理性，一方面常常把（自律的）意志等同于实践理性加以运用，认为它是一切道德立法的根基，同时又将理论理性看作是“关于原理的”、“关于完整性的”能力，认为认识活动总是趋向于最高统一性。
在哲学上，“自由”与“必然”是对立范畴，在心理学研究中，肯定自由意志同坚持决定论是尖锐对立的两派。我们倾向于王夫之的志以道为骨的看法：自由意志是自然界发展演进的必然性在人身上的体现；从一定意义（评价方面）上可以说就是人的族类意志或“类意志”（化用马克思“类本质”、“类特性”、“类生活”等说法）。每一个个体的人其实都有一种本能倾向，即按照人的“类”来思考（评判）和行动，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的“自尊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例如人们在维护自己的尊严或勉励自己进取时，往往会脱口而出：“我也是一个人！”就是下意识地按照人的“类”来思考、抗争。这种本能倾向是基于内在必然性的，因而是“自律”（康德）的，自己决定自己的，也就是“自由”的⑩。
自由意志突出体现于伦理领域。从人的心理角度看，善、恶的最终区分，当是以是否合乎人类群体自由意志为准绳。西门豹治邺，抛巫婆于河中，合乎群体的表层意志和自由意志：普遍称善（除巫外）；随后督令人们兴修水利，虽然有逆人们当时的表层意志，但却合乎人类群体要求征服自然、主宰世界的自由意志，历史因之评价为善。
自由意志的结晶是信仰，自由意志的鲜明表现是追求。正是这种信仰与追求，建立起人们的价值系统。人，只要感到义不容辞就不计利害，纵然热恋生活亦愿“杀身成仁”。孟子写道：“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孟子·尽心上》）可谓是一种较为深刻的价值论阐释。
如果说自由意志属于志性中的动力因、目的因，那么，“原型”则属于其形式因（亦含目的因）。
“原型”出自希腊文，意谓“原始的形式”。我们这里把它理解为存在于主体心理中的最原始的形式格局。它是连结人类心灵与自然法则的脐带。例如，生物体内部的化学组成模式几乎都按对立的两极排列；黄金分割律不仅存在于人体，存在于动物，而且规定着植物叶脉的分布，甚至规定着无机物配料、结构的最佳比例（优选法）等等。现代结构主义的最终目标也是在“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的结构”（F·詹姆森），如果说皮亚杰揭示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我调整性”三个特点为任何一个层级的结构所具有，那么它也就必然为志性中的原型维面所具有。
志性中的原型维面在更高或更深的层次上导引知性活动和整合知性认识。许多科学家往往借此促成科学发现。如法拉第所以孜孜于磁力转换问题，原因之一是因为他觉得“磁力转换法则，简单而又美丽”；其后麦克斯韦根据法拉第的研究成果，依据美学观点简化电磁理论方程，果然为实验所证实。海森堡考察自然科学的发展史，发现其中始终贯穿着他称作“抽象结构的展现”这种“基本现象”，科学好像具有“内在的强制力量”向更高的抽象发展。应该说，这一事实突出显示了人类心灵的特性。原型维面构成人类孜孜追求最高统一性，达于秩序、匀称、和谐的心理根基。
我们在思辨中将自由意志与原型抽绎出来分别探讨，实际上二者作为志性的两个维面难解难分。自由意志构成人类心灵的原动力，原型决定心灵深层的原状态。前者为阳性，奋发向上，后者属阴性，和谐宁静；前者辟一为多，后者归多为一；前者具有无限性，后者要求整一性。自古至今绵延不绝的“力”与“数”之争与此相关，美学、文艺学中常被人们谈论的“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其实也是这阳、阴两面的隐喻式体现。
感性、知性、志性虽然各有活动的领域，但三者共同构成心灵统一体，协同发挥作用。就一般关系而言，人类志性中的原型维面直接作用于认识领域，要求各种知性成果达到高度的整一，成为“收敛型思维”的根基；同时也间接作用于价值领域，成为人的整个族类乃至人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纽带，滋生爱恋情感，从心理上要求与对象世界融而为一。自由意志则直接作用于价值领域，确立人类的价值系统－－这一系统的具体样式受特定的社会背景、特别是经济状况的制约，滋生出英雄情感，要求受到尊重，要求自我实现；自由意志也间接作用于认识领域，如构成“发散型思维”的潜在动因等。知性不仅在认识领域中大显身手，而且向价值领域平行渗透，力图使各种价值观念明晰化、系统化、科学化。知性通过整合来自感性的各种表象而把握事物之“真”；价值观念透过情感对对象作肯定性评价即是通常所谓的“善”。价值因素可以寄寓在表象中，使表象渗入功利的或道德的意义；认识因素也潜在地制约情感的活动，如对之实行理智的调控。体现了原型规范的表象与体现着自由意志的情感经对象化融铸在感性形式中，内容与形式相统一，有限与无限相统一，认识因素与价值因素－－真与善相统一，于是产生“美”(11)。
人类有史以来建立起的文化大厦便是真、善、美的宏伟建筑。人类的感性（指其凝化了知性、志性的部分）对象化而有文学艺术；知性的对象化在认识方面有自然科学，在评价方面有人文科学；志性的对象化于是有宗教和哲学，哲学又以其偏于原型还是偏于自由意志维面而裂分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笔者另撰《人类掌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展开阐述本节内容）。
人类的心灵构成及其关系大略如图：
人的心灵就其展开的情况而言仿佛一个扇面：最顶层是感性，它的内容是具体的，多带功利性（审美、求知通过符号化而超越功利），具有个体性特点（如兴趣、爱好）；中层是知性，人的认识、评价以及由此决定的能力、性格（都就其后天方面而言）往往因阶层而异，具有群体性特点；最底端乃志性，它既是抽象的（形而上的），又是具体的（融而未分的），具有全人类性，正因为如此，在各种信仰背后有一种全人类的信仰－－世界大同或共产主义。
就心灵的具体活动过程而言，康德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他认为在实践理性方面，“我们是从原理出发，进向概念，随后再从这里进向感觉……反之，在思辨理性方面，则我们不得不先从感觉出发，而停止在原理上。”(12)
人类的心灵能力，一方面是自然长期演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人类实践开发的产物。
必须承认大自然的“遗传”因素，否则，所谓实践说不过是洛克“白板说”的翻新形式，因为它同样假定，从动物界走出的第一个人的心灵完全是白板，而这显然与当代人类学的诸多发现相悖。马克思就曾指出：“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13)人类的知性、志性亦是如此。联系生物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似可作这样的描述：当世界有了第一个原始的生命体，一种普泛意义上的“意志”便已显露出来。我们知道，在一颗植物种子的胚胎里，存在着某种“内在的目的性”，只要遇上生存条件，它便决定着长成什么样的禾苗，结出什么样的果实（迄今发现，有的植物能“吃掉”虫子）。生物在遗传的同时不断适应变化的环境，经自然选择由量变到质变而更新基因。当进化到爬行动物阶段，出现“脑”这样物质形式。一般来说，动物普遍有了感觉，但在动物进化树上，一直到哺乳类动物的“枝芽”绽出，世界才开始有一种原始的普泛意义上的“情感”，也以“脑”为物质形式巩固下来。从哺乳动物中进化出来的灵长类，特别是黑猩猩、大猩猩等，已经有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知、情、意”的萌芽：猿类具有深挚的“母爱”，尽人皆知；黑猩猩照了几天镜子后，能知道镜中映像便是自己，能利用工具觅食等，其中有了“自我意识”的胚芽；在自然生态环境中，黑猩猩群遇上风暴雷电，竟以集体“雨舞”（珍妮·古多尔）向神秘恐惧的天宇发起挑战，可以看作是原始的“志性”的表现……可以推想，今天的人类与她的祖先－－森林古猿在生理解剖、心理机能方面更为接近。这种进化过程，在当代脑科学中有所揭示，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大脑有三层，最里层是爬行动物脑，其次是哺乳动物脑，最外层是司智力、计算力的新皮层，是尼人到智人阶段进化的产物。
应该承认，先哲们基于精神现象的考察，将知性的觉醒作为人的类特性是有道理的（尽管有片面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特性在于“理性和思想的机能”，我国王充也写道：“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正是知性的觉醒导致人的感性可以寄寓丰富内涵，导致人的志性由盲目到自由的转化，“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马克思）。不过严格说来，“自由”较之“有意识”更为根本。
实践体现人的类特性。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敞开和丰富自身。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自然就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实践是架设在人与自然之间的桥梁。在实践中，人通过感性直观体验外部现象世界，同时感性自身也丰富、深刻起来；人的知性通过分析与综合把握对象的本质和规律，同时因对象不同特性、结构和运动法则的不断“内化”，知性范畴也逐渐多样化、细密化。人的志性有自然界的“遗传”，人又基于志性对所谓“世界本体”作出种种设定，诸如“理念”、“道”等等，只有在实践中，每一次对必然性的认识和利用才是对人（作为类的一员）的价值、人的自由的现实的肯定，人的志性因之更为生气勃勃，扶摇直上。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向绝对真理迈进，人类通过自己的实践创造着自由的王国。如果说，人类在史前一个时期曾从属于自然，那么，实践不仅导致人从自然中“异化”出来，而且必将造就新的、更高阶段的“天人合一”，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到那时，人与自然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才真正解决，实现“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性的”(14)。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人类心灵的一般构成，应该分为感性、知性、志性三个层面，感性包括直观表象和体验情感，知性体现于认识抽象和评价价值，志性包括“原型”与自由意志。它们形成两大系列，纵横联系，交叉感应，人的精神活动总是在要求自我实现（向外发散）和要求和谐整一（向内收敛）的张力结构中展开。人的心灵能力和精神结构，既是自然演化的成果，又是实践开发的产物。
注释：
①参阅雅罗舍夫斯基、安齐费罗娃：《国外心理学的发展与现状》。
②《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83页，三联书店。
③见《美学》第二期。
④叔本华：《康德哲学批判》，参阅《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588页，商务印书馆。
⑤笔者另撰有专文《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志》。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04页，人民出版社。
⑦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第105页，商务印书馆。
⑧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第275，商务印书馆。
⑨参阅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第1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⑩黑格尔认为：“内在的必然性，就是自由”，见《小逻辑》第104页，商务印书馆。
(11)参阅拙作：《美，作为人的本质丰富性的对象化》，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1]1994。
(12)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第14页，商务印书馆。
(13)(1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83、8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