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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3909(2008)03-0014-06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一旦无产阶级革命任务完成，“过渡时期”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剩余价值”就将消失，科学社会主义也将从一种“彻底的革命意识”即“革命理论”转变成“关于生产的科学”即“建设理论”。这是社会主义自身发展进步的客观要求。实现这种转变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唯物史观。如果说科学社会主义“首先是对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有财产者和无财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以及生产中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1](P719)的话，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唯物史观对1956年以来中国社会性质之变迁、尤其是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建立在对历史、时代和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思想基础之上。反过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理论体系的形成，又为唯物史观增添了新的内容。
一、历史观
历史观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历史方位的认识。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勾画了社会历史的一般进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2](P33)而真正“人”的历史起点则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据此，后来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撇开了其中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构造了“五大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历史发展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实，“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把全世界不同民族的演进纳入一个统一的发展轨道，这是从十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就开始提出的观点。”但“马克思的历史发展观是多线式的而不是单线式的，至少他晚年的观点是明显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3](154、57)确实，马克思的划分只是大致的，而且仅仅是对西欧历史进程的高度抽象，并无意将这个线索作为普遍规律加以推广。所谓“一元”就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呈现出的共性，其基本线索是社会生产力不可遏制的发展和进步的轨迹。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不同的民族每天所进行的“重复的发明”就是这种共性的基础。不论在古代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只要发展水平相当，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方式没有区别。所谓“多线”应理解为社会发展道路和形态的差异，以及历史文化上的特点。相对“一元”而言，“五大社会形态”也只不过是“多线”之中的一条线索。至于非西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其实，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东方社会”理论。他们关于东方国家的一些论述，也应该放在这些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严格检验。可以作这样的假设：如果马克思研究中国历史，也会创立唯物史观，同样会得出社会不断发展和进化的结论；但是，历史发展的具体脉络恐怕要另作表述了。因此把“五大社会形态”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路径，既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也不符合客观实际；把它运用于中国历史研究，进而论述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多少有些牵强。事实上，这是“西方中心论”在作祟。而正是那个备受争议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将人们认识历史的视线从西方扩展到东方。
中国社会的发展线索也应放在“一元多线”的视野内加以考察。大体说来，分封和郡县制的中央集权农业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在中国演进的几个时期。从“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原始社会)解体、“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文明社会)出现到1840年前后，中国的社会发展大体和西欧的古典社会与“中世纪”同步，甚至生产力水平一度领先，但是二者在社会结构和形态上的差别如此明显，以至于许多西方学者不承认中国有过类似西欧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一直到中国的明末清初，两条线索基本上独立发展。尽管此刻中国社会中也孕育出资本主义萌芽，而且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历史发展被迅速纳入到“世界历史”进程，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急剧变革，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并没有确立起来。其原因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民族资产阶级软弱，因为许多国家正是在沦为西方殖民地以后缓慢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而主要应该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中寻找原因。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后，许多历史学家试图用“五大社会形态”学说重构中国历史，结果就连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分期至今都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正是把中国历史与西欧历史机械类比的结果。如果中国与西欧的发展道路不同是一个客观实际的话，那么就有必要认真思考中国“社会主义是怎么回事”的问题了。
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在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基础之上，它继承了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同时又以此为凭借克服了它的基本矛盾，将人类社会引向理想境界。既然如此，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独立发展阶段的中国先于西欧发达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原因就只能以“一元多线”的历史观为指导来加以研究了。从“一元”的眼光看，中国的社会主义不是自身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而是资本主义体系世界性扩张的结果。交往的普遍化使中国社会内部产生了实现现代化的冲动，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和西方社会相类似的矛盾。1840年以来“世界历史”与中国“国别史”的相互作用，西方工业文明与中国历史传统在近代的遭遇，俄国十月革命的榜样力量，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奋力开辟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受十月革命和国际环境的影响，这条道路以及通过这条道路确立的社会制度，不能不带有强烈的社会主义色彩和导向。但是，在“多线”的视野内，不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不仅因为它的发展程度还远未达到这个阶段的水平，更因为它并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的母体。因此，在西方特定环境中生长出来的社会主义树苗就不能直接栽种在中国的土壤中，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并借鉴西方的文明成果，自觉培育中国自身的土壤中生出的这棵社会主义幼芽。这个社会主义既不应该是“苏联模式”的，也不仅仅“有”中国特色，而就是“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判断，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之间开辟了一条新路，打通了中国“国别史”与“世界历史”之间的联系。以往在“五大社会形态”框架内，这个阶段要么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因此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要么被识为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因此要“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新的历史定位，在揭示中国自然状况、历史传统与社会发展程度的内在联系基础上，一方面肯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另一方面，明确了“初级阶段”的内涵。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泛指”所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都应该经历的阶段，而是“特指”中国这样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所要经历的一个特殊阶段，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任务相适应，这就更加突显出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所谓“社会主义”是说，中国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因此要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不再重蹈资本主义的老路；所谓“初级阶段”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成熟，不完善，不发达，甚至不定型。从中国历史进程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之间的“过渡时期”仅有七年，“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还没有来得及全面展开，因此这个阶段中的旧社会“痕迹”必然而且事实上非常突出，不能不对社会主义产生消极影响。与其说它来自“资本主义”，不如说更多地来自传统社会。布哈林曾经预言，“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相比，将具有亚细亚的形式。”[4](P64)这个说法值得认真对待。过去“苏联模式”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或半亚洲国家历史传统在当代的延续和翻版。当然，不能像有些西方学者那样一概否认“亚细亚的形式”，中国文明的连续性已经说明了它自身的强大生命力。因此，要在继承优秀历史传统基础上探寻新的发展道路，而不能“全盘西化”。但是其中的许多内容确实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仅靠革命的任务不能一劳永逸地清楚其弊端，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解决。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承担了这样的历史使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尤其要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实现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向中国特色的转变。和马克思指出的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不同，中国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自身发展，而是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理想的社会主义。就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目标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少要经历上百年的发展过程；至于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长期不懈的努力。
二、时代观
时代观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国际环境的认识。认识社会主义，必须把握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社会主义是解放世界的事业，作为一种思想和运动，它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产物。当今世界历史仍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仍然是1500年以来现代化进程的延续，因此，“无产阶级的解放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平稳发展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这是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西方发达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就成了当代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新课题。
对时代特征的认识直接影响着共产党人的社会主义观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存在的急于求成的思想情绪，就是源于对时代特征不切实际的认识。列宁就有一个重要的判断，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5](P266)十月革命后，列宁曾经乐观地估计再过二三十年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联共(布)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实论战双方之间并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更不是什么“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表现。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是双方的共同思想基础。但托洛茨基的观点主要来自“共同胜利论”，而斯大林则坚持“一国胜利论”。照斯大林看来，“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才是不可能的。可是，如果资产阶级社会由于事物发展的进程而改变了自己的方向，开始走下坡路，那会怎样呢？从马克思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否认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胜利的可能性的根据便消失了。”[6](P561)其实一眼便会发现其中的破绽：如果资本主义处于上升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论一国也好多国也罢；如果资本主义开始走下坡路，社会主义就会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至少也是相继实现。因此，这些观点的局限在于，都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性。而事实是，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极端方式，实现了力量的相对平衡和国际关系的新调整，进入了和平稳定发展时期。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状况又作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解决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他认为，自己在二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市场相对固定”的论点，以及列宁在1916年提出的“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以前要快得多”的论点“都应该认为是已经失效了。”[7](P561-563)“两个平行市场”的概念由此产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不能不对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产生影响。这个认识带来的消极后果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形成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而忽视二者的共性和联系；过高地估计了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而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潜力和稳定性估计不足，这样的例子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随处可见。产生这种现象的思想根源在于，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绝对化、固定化了，并把它延伸到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中国共产党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基本停留在斯大林的水平上。“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是当时中国人关于时代特征问题的通俗说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正确的分析，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使主观认识与客观环境实现了高度统一。这个判断的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成果的广泛应用首先使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以及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壮大，又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由此使时代主题逐步发生了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根本转变。在这个历史环境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阻止“共产主义的扩张”，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了调整和改良，为生产力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使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大为缓和。摆脱殖民统治、走上独立道路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在实现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以后，也先后程度不同地进行了改革的实践，使社会主义呈现出多样性的发展态势。尽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国际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已经成为时代的潮流。尽管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滋生蔓延，但从总体上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国际关系中既有对抗，也有合作，但和平的因素在增长，合作的范围在扩大，这为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内社会矛盾、处理危机、促进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也为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当然，在和平与发展之间还存在着“竞争”。但是，对这种竞争不能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来认识，应该把它纳入到“综合国力竞争”视野内来考察。由此可以看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全世界资本家的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业已解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自己具备与其他社会制度和文明平等对话、和谐相处的实力。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存在的社会主义必然是扎根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的高级形态。可以想象，这种社会主义具有世界性。如果说它和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的话，只能说是历史进程中依次更替的关系，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扬弃。但是，20世纪的社会主义不得不面对与资本主义并行发展的实际。事实上，当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的局部实验，既有成功的希望，也有失败的可能。也不能指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短期内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必须把它作为开放的体系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使其与其他文明和社会制度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还不能与传统的所有制关系以及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反之，还要开发其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潜力，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况且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都没有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仅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要把这些原则与中国国情以及所处时代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汲取新的内涵。
正是基于对时代的这种认识，中国才走上了对外开放的道路。“战争与革命”环境下产生的社会主义必然具有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特征，必然在思想上形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而和平与发展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则是另一番景象。要实现体制的转型，首先要实现主观认识的转变，在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和比较中认识社会主义自身。在和平与发展的视野内，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社会主义必然要走和平发展道路，社会主义市场与资本主义市场不是“平行”而是相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对立统一”的。这种时代观也对塑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中国打破了闭关自守的状态，开拓了眼界，树立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意识，认识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最高水平在哪里，中国的发展与这种水平还有多大的差距，要缩小这个差距，中国应该制定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应该从各国的发展中吸收哪些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8](P373)
三、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观决定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以及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选择。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前提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比较充分完备，以至于农业完全资本主义化；社会日益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其他阶级随着工业的发展趋于消亡；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而不是民族的。具备了这些条件，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1](P757)这个论述也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完整和经典的表达，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精神动力。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束缚共产党人的思想和行动，反之，他们一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9](P284)。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0](P693)
马克思恩格斯毕竟没有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因此他们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抽象性，至今还属于有待实践证实的科学假说。而且上述三个条件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就不完全具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甚至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一旦这个抽象形态还原到真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必然会发生惊人的变故。以这个形态为理想改造中国传统社会，就不得不花费巨大的精力探索社会主义的现实形态，实现远大理想和阶段性目标的有机统一。为此，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解决的历史性课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农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国度，又是处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加剧”的条件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应该呈现出什么样的形态，如何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这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展开和具体化。基于历史观和时代观的更新，以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建设现实的社会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个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而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包容多元先进文化、与其他文明共存的开放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10](P693)。而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这样的历史环境：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占统治地位，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此，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阶段就不可逾越，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一关键步骤不能忽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一方面要求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改革和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要内容的单一公有制结构。但是，社会主义又应该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基础之上。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的社会。与此同时，分配制度也要发生相应的变革，也对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以及社会生活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正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上，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制度找到了结合点，使社会主义的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成为中国特色的重要源泉。这种结合的意义在于，使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真正适应了中国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且不平衡、多层次的特点，解放了劳动者本身，并且为社会化大生产的发育成熟、交往的普遍化、人与人之间平等交换关系的建立提供了体制保证。因此，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环境，不是计划经济或产品经济，而是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主义是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的“自由人联合体”。在中国，虽然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但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缘故，社会上还存在着阶层的划分，存在着社会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也不能排除出现阶级分化的可能性。从理论上可以说中国已经不存在什么“剥削”、“剩余价值”等因素，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但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传统社会的痕迹的消极影响将长期存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社会主义国家”的形式存在的社会。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并没有停止下来，而且还有必要，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但是这种干预如果不加以限制和规范，也会造成国家政权与社会的对立。为了防止事实上的不平等演化成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为了防止国家政权蜕化变质，除了在经济上完善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外，还要在政治上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共产党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而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完成革命任务以后，还要肩负起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重任，还要长期执政。因此，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随着革命任务的完成，社会秩序的稳定，共产党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实现执政方式、领导方式、活动方式、思维方式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历史环境的要求。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野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它在“国别史”中的地位；它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先进性，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劳动已经不是谋生手段，而是人生第一需要。“人”由于摆脱了旧社会的分工已经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但是，现实的社会主义离这个理想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中国的消灭，使人们摆脱了笼罩在社会关系上的阶级属性。但是生存竞争并没有停止，在人们的思想深处，与社会主义大生产相适应的观念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传统的尤其是落后的习惯势力和思维方式还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革命可以消灭旧的阶级和旧的制度，但人的改造则需要一个历史时代。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仅要实现物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全新的人。这种全新的人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不断实现全面发展，成为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
在这样的社会主义观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实现了共性和个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也鲜明地体现出来：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和时代特征为其赋予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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