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詹姆逊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直接来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论文,来源论文,论詹姆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2)06-0020-04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新特征，表现为一些新的消费形式开始出现，电视等新的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更为直接，城市与乡村对立的加剧，等等。所有这些不同于前此社会的新的变化，使得詹姆逊坚信资本主义世界进入了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不同的时期和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既不同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也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力图在总体上把握这一阶段的文化特质，并且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具有鲜明马克思主义特点的著名论断，这是詹姆逊的独特贡献。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比利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厄内斯特·曼德尔、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以及马克思是其理论的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这些思想家分别为其提供了三方面的直接思想来源，即晚期资本主义理论、文化系统理论和生产方式理论，这些构成了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底蕴。
一、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对詹姆逊的影响
在1972年发表的《晚期资本主义》中，曼德尔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进一步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两大理论，即资本主义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和晚期资本主义理论。
曼德尔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不同发展阶段主导性动力系统的差异，提出了资本主义三个发展阶段的理论。他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呈现出一个近50年一个发展周期的状态，他将之称为长波。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共经历了四次这样的长波：第一次是从18世纪末到1847年的经济危机的时期，第二次是从1847年危机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一时期，第三次是从19世纪90年代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第四次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时期。资本主义在这四个时期具有不同的技术形式(动力)：第一个时期的特征是蒸汽机逐步向最重要的工业领域和工业国家扩散，第二个时期以蒸汽机的普遍使用为基本特征，第三个时期的特征是电力机械(电动机)和内燃机在工业中的广泛应用，第四个时期则是以电子仪器的普遍使用为基本特征，同时此时期还引进了核动力。他把这四个时期分别称为“工业革命本身的长波”、“第一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长波”。进而，曼德尔得出了结论：伴随“第二次技术革命的长波”、“第三次技术革命的长波”和“第四次技术革命的长波”分别出现了资本主义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自由竞争的英国式资本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前和期间的那种帝国主义的古典时期以及目前晚期资本主义”[1]16。无疑，伴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前此阶段的新特征，曼德尔将其称为“晚期资本主义”。
曼德尔提出，晚期资本主义具有与此前两个阶段不同的新的特征。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多国公司成了大资本有决定意义的组织形式，国际竞争也呈现出新的趋势和特征，即它开始逐步地从前此阶段的国外市场向本土转移，与此相伴的是，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发生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它不再是国际资本的主体，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只是充当着国际竞争的客体，它在经济中主要发挥着越来越直接的干预作用。除此之外，曼德尔还指出了不同于此前任何一个阶段的新的特征，那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把商品化力量扩展到所有领域。“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必然是将呆滞的资本转换成为服务资本，并且与此同时，以生产资本来取代服务资本。”[1]470曼德尔的结论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进一步发展，晚期资本主义绝不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本质发生了变化，恰恰相反，晚期资本主义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纯粹的、发达的和充分实现了的形式，所以马克思和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仍然适用。
曼德尔的理论对詹姆逊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此，詹姆逊曾经多次进行公开的阐释。早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公开发表于1984年)一文中，詹姆逊就直接指出，正是因为有了曼德尔的珍贵理论资源，即曼德尔对资本主义第三个发展阶段(晚期资本主义)的划分，才“使得我关于‘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成为可能，由此，后现代主义可被理解为是对第三阶段文化生产的特殊逻辑理论化的尝试，而不是另一种脱离现实的对这一时期的文化批评或精神诊断”[2]。在他看来，曼德尔的理论至少是在两个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一，它的抽象用途能用来证实我们的阶段化方案；第二，它恰如其分地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最近一次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以及其全方位的发展作了实际的分析。”[3]事实上，詹姆逊也是充分继承和发展了曼德尔的上述理论。这首先表现为詹姆逊同样是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它们分别是作为第一个阶段的市场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马克思所指出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作为第二个阶段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此阶段相当于列宁当时所指的帝国主义阶段)和作为第三个阶段的多国化资本主义或跨国资本主义(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新的时期)。同时，詹姆逊也强调社会发展的三个阶段并不是说社会在本质上发生了某种质变，只不过是不同的阶段出现了新的特质。不仅如此，詹姆逊还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作了明确的阐释。首先，经济上出现了多国化资本化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电视和广告的发展以及政治上的改变，出现了比垄断资本主义更巨大的商业企业形式，即跨国资本主义或多国化资本主义。其次，科技优先地位得到确立，科技官僚产生，传统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詹姆逊进而认为，传统工业科技向信息科技过渡是资本主义新一轮全球性扩张的表现，它已经渗透到了第三世界的农业和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即将此前的飞地资本主义化和将无意识殖民化，也即“无意识以及美学领域完全渗透了资本和资本的逻辑”[4]145。
二、威廉斯文化系统理论及其对詹姆逊的影响
詹姆逊不但以曼德尔的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做出了阶段性划分，而且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做出了揭示。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作进一步探究的过程中，他受到了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直接影响。在1980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文化问题》(Problems in Materialism and Culture：Selected Essays)这部著作中，雷蒙·威廉斯把社会的文化系统分为三个部分，这就是著名的三种文化(即主导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理论。
威廉斯首先明确了三种文化的各自含义。首先，主导文化指的是“中心的、实际的、具有主导性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在社会当中，这些意义和价值并不是抽象的，它们是有组织的和被人们身体力行的”。[5]399主导文化也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其次，残余文化是指“过去已经形成的，目前仍然活跃于文化过程中的因素”[5]122。尽管这些因素无法通过主导文化得以表达和得到证实，但它们确实地存在并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再次，新兴文化，按照威廉斯的观点，它指的是新的意义、新的价值和新的文化关系。新兴文化因素的出现往往与新阶级组织的出现、新阶级意识的觉醒、新文化组织的形成紧密相联。虽然这些新兴的因素尚未清晰地表现出来，但它们已经开始在社会的隐秘或边缘地带开始活动。因为主导文化虽然从形式上看指的就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但从本质上来讲，它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要求，它要服务于统治阶级巩固的国家政权的需要，所以它与其他文化之间必然会存在吸收与反吸收、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这些斗争可以从两个层面表现出来：一是主导文化与残余文化之间存在着既共存又对立的关系。主导文化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断吸收残余文化中有益于自己的成分，并且通过诸如重新阐释、包容或排除以及合并等方式，实现与残余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并且，残余文化中许多要素不仅无法被主导文化收编和利用，反而会在暗中对主导文化进行消解，所以二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吸收与反吸收的紧张关系。二是主导文化与新兴文化之间也存在着基于压制与反压制的斗争关系。新兴文化的产生与新兴阶级的出现密不可分，所以为了坚持自己的文化领导权，主导文化当然不可能放任新兴文化，它不断地对新兴文化进行收编和改造甚至是压制，最终会吸纳和利用其有益于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成分，并且压制和排除其对立性的成分。
雷蒙·威廉斯的贡献是他不但分析研究了三种文化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又进一步把后现代主义描绘为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既然后现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所以，为了自身的利益和进一步发展，后现代主义必然对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进行利用和改造，一方面是对以残余文化形式存在的文化形式不断地进行收编、改造，另一方面必将对各种新兴文化形式进行利用甚至是压制。
詹姆逊的贡献在于：他不但继承了威廉斯的文化系统理论，而且将其应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宣称只有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主导文化形式，历史分期的理念才得以可能，也才能全面了解晚期资本主义的总体文化特质，从而能够在一个多维的架构中探讨文化问题。进而詹姆逊认为，西方文化形态从50年代开始即出现了某种断裂，出现了大众化的、通俗的、杂乱的、异质共存的注重个人经验的文化，即后现代主义文化。其他文化形式在后现代主义当中都会被利用，从而为晚期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现实服务。虽然詹姆逊继承了威廉斯关于文化系统的基本理论，并且提出了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文化的重要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停留于这一观点。在詹姆逊看来，后现代主义不单纯是一种文化现象或文化风格，所以他在理论上对文化系统变化背后的深刻根源进行了探究，在这一过程中，他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影响。
三、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及其对詹姆逊的影响
詹姆逊的贡献不仅仅表现为在曼德尔和威廉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后现代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这一重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对后现代主义这一主导文化进行了深度剖析，提出后现代主义根本不是一种简单的文化风格，恰恰相反，后现代主义得以产生有着更深层的基础，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所以说，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问题在文化上的集中表现。基于此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论断奠定了詹姆逊在文化批评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正因如此，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载体的金融资本或跨国资本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就透过后现代主义这一文化逻辑表现出来，那么，文化批判就不再仅仅是停留在文化层面上的一种批判性的行为，它可以触及更为深层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从而使得詹姆逊的文化批判更加具有现实性。
众所周知，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曾经对生产方式做出过一系列阐述，例如：社会当中存在着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它决定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社会都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在相应地变化，由此演变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并依次从低级向高级发展。这些经典思想为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珍贵的理论资源。詹姆逊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发挥，也就是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看待生产方式。首先，从历时的角度来看，生产方式将会呈现出如下序列：原始部落的生产方式、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封建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次，从共时的角度看，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一个内蕴着不同层次的系统。正是基于将生产方式作为一种共时系统的理解方式，詹姆逊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与以往马克思主义不同的一种新的理解：“在一个社会中便有了下层建筑和上层建筑。下层建筑指的是生产力、经济基础，而上层建筑便是所谓政治、文化、宗教、意识形态等等。”[4]12于是，生产方式既可以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同时又可以包括政治、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等。所以，他的生产方式概念并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意义上的生产方式。
詹姆逊对生产方式概念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得出了如下结论：一方面，从历时的角度讲，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经历了从早期的市场资本主义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但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另一方面，如果从共时的角度上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系统内部也确实具有十分明显的差异和变化。事实上，詹姆逊也正是因为对生产方式的这种共时性的强调，才得出了资本主义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无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观点，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有三种主导性文化形态分别对应于资本主义的三个阶段的不同生产方式的观点，即现实主义文化是古典时期的市场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文化，现代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导性的文化，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多国化的或跨国资本主义阶段即晚期资本主义的主导文化，是受资本主义第三个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文化上层建筑。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詹姆逊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在其理论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逻辑地就和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和一致性。
无疑，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吸收、借鉴、融会和贯通，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威廉斯的主导文化的观点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理论做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发展，并将其运用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得出后现代主义即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这一具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意蕴的结论，并且还进一步对后现代主义进行了深度的分析与批判，在晚期资本主义的复杂境遇下，延续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无疑，正是因为具备了上述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底蕴，他才能够构建这种极富特色的博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得他成为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的当之无愧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领军人物。詹姆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能够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下，把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广泛的文化逻辑来对待，因此，他的文化批判具有一种总体性的观照和总体性的逻辑，最终保证了其理论能够免于成为一种文化形式分析，而更具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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