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速度与增长转型：孰轻孰重？——关于中国GDP调增的冷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增长速度论文,中国论文,冷思考论文,孰轻孰重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过全国广大统计工作者的艰苦努力，2004年的经济普查使中国经济总量增加整整2.3万亿元！中国GDP蛋糕一下子膨胀16.8%，轻松改写了世界经济体排名榜，在世界最大经济体中中国再次超越意大利，晋级全球六强，而且在2005年里中国轻松跨越法国，进入全球五大经济体名单。中国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眼球！
一、GDP调增透视
通过经济普查和调整，一些比例关系得到调整和优化，如固定资产投资率、银行坏账和不良资产率、外贸依存度、能源消耗率等均因为GDP分母扩大而降低，如万元GDP能耗从1.58吨下降到1.23吨，外贸依存度从70%下降到60%，服务业占GDP比例从31.9%提高到40.7%等；同时，一些比例关系变得更加糟糕，如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占GDP比例从40%下降到35%，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2003年的18.6%下降到2004年的16.5%①，教科文卫、社保等开支占GDP比例也明显下降。调增GDP有利于摸清家底、为解决经济运行中的问题和规划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也有利于改善统计方法和使统计工作向国际标准靠拢。但我们没有理由为翻箱倒柜挖出来的“过去时”财富而沾沾自喜，犹须看清GDP的庐山真面目光，以及光环背后的阴影。
1.GDP调增并不意味着有效GDP的增加。GDP调增并非天上掉馅饼，飞来横财。普查和调增只是更精确地厘清、还原了经济生活的真实图景，将一些漏统的影子经济等进行了显影，并不意味着我们新创造了这笔财富，也反映了中国规模以下经济、个体经济等为偷税漏税瞒报较多。而GDP制造中成本过高、大量隐性成本尚未剔除的事实不会因调增而自动消失。据测算，中国商务成本平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5%，GDP单位产出的要素占用率很高，中国的资本形成率（投资占GDP比重）达45%，而美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只有20%左右，中国增量资本产出率从1982-1985年的2.32下降到2001-2004年的5.21。中国GDP单位资源产出水平只有美国的1/10、日本的1/20，矿产资源总回收率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2%，但消耗了全球原材料增量的71%！能源消耗系数从1981-1990年的0.44上升到2001-2004年的1.29。目前，一次能源消耗相当于美国的60%，但GDP产出只有美国的15%②。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指出，中国发展可能会使全球自然资源不堪重负。
2.调增之后的GDP依然存在没有拧干的水分。由于GDP的计统方法和管理缺陷问题，固定资产折旧、异地母子公司之间的重复计算等均计入到了GDP中去，而且重复计算越多，盘子就越大。在目前中国官员政绩考核唯GDP化以及统计官员受制于地方官员体制下，官员为了升迁而随意“兑水”、“捏造”GDP还很严重。此外，银行坏账、出口坏账、国企亏损、重复建设、官员贪污、浪费、挪用、滥用、吃喝玩乐、投资决策失误、豆腐渣工程、残次与积压商品等等，一年累计不下万亿元，统统被摊到今天辉煌的GDP大饼中去了。同时，环境污染、安全事故等一些损失和隐性成本没有得到扣除。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固体废物产出高10倍，二氧化硫、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一，远远超过了中国环境承载能力。美国《商业周刊》登载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在繁荣的同时正在迅速成为一个生态废墟！中国每年由于环境污染在生产力以及相关卫生保健方面大约损失1700亿美元。在2005年144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列第133位。此外，每年因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和灾难等10多万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人民币，均未从现今的GDP中有效扣除。
3.GDP的结构、技术水平和质量均不如人意。目前的GDP构成中，物质产品重、服务产品轻的扭曲十分明显，调增之后服务产品也只占经济总量的40.7%，比印度51.2%的水平还低10个点，服务产品结构中传统服务产品多而现代服务产品少，进口多而出口少，服务产品贸易逆差逐年增加，用低端、低附加值商品贸易顺差来弥补高端、高附加值服务贸易逆差的事实突出表明中国在国际分工和价值链中的处于“吃亏”的底层地位。在物质产品中，落后、低档、污染、应淘汰的产品多，许多产品是用19世纪的工艺设备和血汗工厂生产出来的，通过社会责任SA8000标准认证的企业凤毛麟角。劳动者素质差、生产率低，如目前全社会从业人员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46、日本的1/41、法国的1/34和德国的1/32。GDP中清洁、优质产品少，高新技术产品少，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产品少，高附加值产品少。国内畅销产品的大多数也是通过引进技术或原材料、贴牌生产的，中国商品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源廉价，但出口产品中的高新技术产品的90%多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30%，远低于发达国家75%的平均水平。中国已有170多个产品产量占世界第一，但中国制造尚未挤进世界100个著名品牌行列！
4.GDP的制造和实现过分依赖境外市场。首先，由于吸引外资方面成绩突出和走出去对外投资步伐的相对缓慢，使得中国的GDP规模远小于GNP规模，即外国人在中国创造的财富大于中国人在境外攒的钱，在GDP中包含的这个差额属于外国人而不属于中国人！其次，中国企业对先进生产技术和设备进口的严重依赖。如高新技术的进口依赖度达到80%、光纤制造设备100%、通信半导体专利60%-90%、石化76%、重大装备业70%！开放以来以政策换外资的战略取得很大成功，但以市场换技术的期望却化为泡影！市场让出了，但先进技术却没有拿来！技术空心化使中国无法从“世界车间”晋级“世界工厂”。再次，对重要原料、燃料等的依赖增加。最后，GDP的实现严重依赖国外市场。中国外贸依存度在GDP调增后依然高达60%多，而且对美、欧、日三大市场的出口依赖度奇高！由于竞争激烈和创新能力弱大多数产品只能出血大甩卖甚至不惜赊销出口。据统计，中国外贸企业每年净增的坏账100多亿美元！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境外经常遭遇群起而攻的窘迫（反倾销、特保等），甚至被火烧货仓！外汇急剧膨胀又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
5.中国GDP蛋糕中被百姓享受的部分过少和分配欠公平问题十分突出。首先是消费占GDP的份额只有53%，远低于世界79%的平均水平，表明中国人在勒紧裤带创造GDP！GDP调增之后，中国人钱包里并未新添一文钱。虽然，中国人均水平排名从132位上升到129位（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但人均水平依然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5，只是面子上好看了些罢了。在国民收入绝对额如此低的情况下，分配严重不均、拉美化趋势明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上已经达到6∶1，基尼系数从1980年代的0.28飚升到2004年的0.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1.2亿③。西方左派学者认为，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间从平均主义走向贫富两极分化。中国GDP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国民幸福感的上升。目前，中国每年因贫困、失望等所致的自杀者达35万人，占世界100万自杀者的1/3，远超过中国人口世界占比(1/5)指标。根据荷兰学者Ruut Veenhoven的调查，中国国民幸福指数从1995年的7.08下降到2001年的6.60。
6.GDP可持续增长机制培育滞后。虽然经过了27年的改革开放，但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远未完成，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政府职能越位、缺位和错位较多，政府依然热衷于直接参与经济建设投资，习惯于过多依靠项目审批、土地和稀缺资源批租、贷款指标下达、招商引资等传统行政手段来指挥和管理经济运行，而对依靠法律手段和市场手段来调节经济则依然不习惯、不坚决、不娴熟，对政府应该更多肩负的如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职能则重视不够、投入太少，决策透明化、合理化、民主化程度低，跑部钱进、行贿受贿、钱权交易、政府官员裁判与运动员一身兼的现象还很普遍。此外，市场分割情况还较严重，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还很常见，如一些城市规定必须使用该市或该省自己生产的汽车做出租车等。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和获得公平机会方面遭遇行业垄断等诸多“玻璃屋”。近年中国竞争力排名下降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政府改革缓慢、公共服务差！
无疑，中国GDP调增的国际影响也不可忽视。树大招风，GDP调大之后，“中国威胁论”可能进一步发酵！美国、日本等会对我更加虎视眈眈、把中国当靶子！要求中国做“负责任的大国”并负担更多的责任，如要求中国分担更多的联合国会费，国际组织、政府机构等将减少和取消对中国的扶贫援助、发展贷款等，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会更大，一些“友邦”也可能会让我国更多“请客”、“放血”，等等。所以，GDP调增，既能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发言权，也会被要求承担更多的大国义务！
二、经济增长转型的出路
中国GDP增了，仍然很小；中国GDP大了，依旧很弱！调增GDP是可喜的，但不可被冲昏头脑！追求GDP快速做大是必要的，但不能唯大而大！转变增长方式，将GDP做省、做好、做强、做久、普惠百姓，才更有意义、更为迫切！虽然中央早就提出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六大进一步提出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各种政策文件难以计数，但粗放增长方式迄未得到遏止，切实转变增长方式任重道远，迫切需要坚定决心、综合治理！
1.真正转变经济发展观，树立增长新战略。必须正确地理解经济增长。不能把经济增长单纯理解为GDP数量增加和规模的扩大，如年度增长额等。实际上，增长还意味着产出方式、消耗、结构、质量、效益、环境影响等更广泛的内涵；同时，增长不仅是个短期的概念，还有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此外，还涉及到一个增长保持机制问题，主要体现为如何保持和提高生产率的问题，投资、土地、劳动力等都是变数，而能够推动未来经济稳定、可靠发展的只能是生产率，而保持生产率的持续增长不仅需要要素投入，更需要有制度保证。没有培育和形成不依赖外延要素投入而依靠内在可持续的增长机制，就容易掉进越过了追赶阶段之后，经济增长明显回落的增长陷阱。前苏联战后曾经保持了相当高的增速，其经济规模从1950年相当于美国的31%上升到1975年的67%④。德国学者威廉·富克斯在《国力方程》（1965年）一书中甚至预言，到1990年，前苏联的综合实力可达美国的96%，到2010年，将超过美国。但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前苏联虽然赢得过一定时期的高速增长，却最终输了竞赛，这都是片面追求速度和规模、忽视效率、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惹的祸！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体制僵化、改革不力、创新不足、转型缓慢，未能形成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机制。今天，前苏联赶超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再度重现甚至更为严重！殷鉴不远！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将经济管理体制创新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2.创新体制是经济增长转变的基本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离不开保证其正常稳定运行和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保证机制的培育。GDP增长速度和规模扩大并不意味着自动建立起持久增长和保持竞争力的机制！科尔奈指出，过高的经济增长并不值得夸耀，需要防止陷入经济增长狂热症(growth mania)，有时候经济增长放慢一点并不是坏事。经济增长有时会让我们掉入一个制度陷阱一经济增长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的幻觉一而不能自拔。除了增长，还有如法治、自由表达、批评权利、公共事务参与、福利、制度改革等其他重要的价值存在，均不可忽视！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2006年1月4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强调，中国要成为美国真正的竞争对手，它就必须“真正地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赶上长期来美国令世界羡慕的生产率持久提高的表现。创新体制，首先是政府自身改革，尽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过多行政干预，致力打造阳光政府、服务政府和效率政府；加快由经济性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过渡，前者是指投资、项目和企业的管理，后者则是指安全、环保、能耗等技术标准等的管理，促进形成合理的要素价格机制、节约风尚、法制经营环境的形成，一项合理的价格变动远胜一打的节约口号和文件。尤其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使之提高对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对外开放中的竞争力；其次，大力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研发资金分配和使用效率，实现由政府主导型技术创新转向企业主导型技术创新，从研产脱节到研产一体化，加快军民技术转换和寓军于民，提高科研成果投产转化率。同时，还要正确处理对外技术引进与自主开发的关系，消除政府和国有企业偏重购买进口技术产品的冲动和财政融资机制。关键要形成支持、鼓励开发和优先采用国内自主技术产品的政策环境，统筹重大技术引进，强化联合技术攻关；再次，加快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完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和技术创新主体，而不是像2005年中石化及其炼油产业通过获得国家财政100亿元补贴来弥补亏损。打破垄断，支持发展民营企业，使其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也有利于发挥鲶鱼效应激活国有企业，并提升整个微观层次的活力与效率。
3.完善经济考核指标体系。鉴于GDP指标本身所具有的核算不全面、不合理等缺陷，以及作为考量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主要指标，往往导致对土地、资源和能源的过度开发、消耗、忽视环境污染和劳动者人身安全与福利等不良后果，应该考虑加快推行更加科学合理的新考核指标。如采用国内生产净值(NDP)，将经济产出中的要素成本（能源、原料、土地、劳动等）、环境成本（环境污染损失）及劳动安全成本（工伤事故费用）等进行剥离，得到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尽管数量较GDP要小，但却是真金白银。这样的指标考核才体现了有利于遏制为追求GDP增长速度而不顾代价的盲目做法，将极大地改善经济增长质量、效率和可持续性。
4.提高政策执行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亚于一场深刻的革命，改革与转型会受到各种阻力。政府依据主客观情势变化，颁发政策文件是必要的。但是，文山会海、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法规效率越往下衰减越严重的情况普遍。要消除这种被动局面，首先，要避免搞刮风、搞运动，注意提高政策文件的质量，增强其针对性、科学性、前后连贯性、多种政策的协调配套性、特别是实践可实施性；其次，要消除执行政策的被动性和懒惰性，提高各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尊重和执行法律政策的自觉性和积极主动性，加强纵横沟通，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自身必须率先遵纪守法，不是曲解、泛化、拖延、或为我所用地执行，切实做到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第三，建立起政策法规的落实监督和考核体系，并推行问责制，务使各项政策精神能有效地得到贯彻。如此，建立创新型国家、实现增长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不会遥远。
注释
①〔广州〕《南方日报》2005年12月21日。
②〔北京〕《经济日报》2005年11月7日。
③〔广州〕《南方日报》2005年12月21日。
④参见韩康等：《21世纪：全球经济战略的较量》，〔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