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葵侯墓青铜器看“初吉”和“吉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日论文,青铜器论文,葵侯墓论文,初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传世文献中的“初吉”，我已在《月吉、初吉、既吉》一文内作了概括讨论。因为材料有限，其涵义尚难确定，但由《小明》、《周语》足证，“初吉”必有定指，绝不是泛指一月中之善日，是很明白的。至于一月之“吉”则专指朔日，这同后世人们流行观念有异，却是事实，详见上述小文，将在《文史》发表。
1997年10月，在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获读张永山先生《东周金文“初吉”整理研究》论文（注：张永山：《金文“初吉”新考（之一）——东周金文“初吉”整理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编：《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1997年版。），颇得启迪。张文特别重要的一点，是以1955年出土的安徽寿县西门蔡侯墓青铜器铭文历朔与文献对校。这条思路相当有价值，金文历朔虽多，能与文献联系的很少，目前只能找到个别例子。一群青钢器，有几个历朔，又可对比文献的，惟有寿县蔡侯墓这批。这里我想就从蔡侯墓金文说起，就有关问题试行论述。
寿县蔡侯墓青铜器，发掘报告见《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注：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郭沫若、唐兰、陈梦家等先生都曾作过详细研究。墓的主人，安徽省博物馆孙百朋先生在1956年已推断是蔡昭侯申（注：《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第19、21页。），然而由于墓内金文蔡侯之名难于释读，引起了种种争论。近年，裘锡圭先生论证了这个字为什么读为“申”的道理（注：裘锡圭：《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22-428页。），论争于是止息。同时，上海博物馆郭若愚先生发表了墓中一组残钟铭文的复原研究（注：郭若愚：《从有关蔡侯的若干资料论寿县蔡墓蔡器的年代》，《上海博物馆集刊》总第2期，1982年。），也是很有意义的贡献。我们以下的讨论，便是在上述各家成果基础上进行的。
蔡侯墓金文历朔，共有四事，分为三组，即（一）蔡侯编钟，（二）蔡侯申尊、盘，（三）吴王光编钟和鉴。材料均收入《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报告，不一一注出。下面分组逐次予以论析：
（一）蔡侯编钟：系一组钮钟，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称之为歌钟，铭文为：
惟正五月初吉孟庚，蔡侯□曰：余唯（虽）末少子，余非敢宁忘，有虔不易，
（左）右楚王，寉寉豫政，天命是
（将），定均庶邦，休有成庆，既
于忌，乍（作）中氒（厥）
（德），均子大夫，建我邦国。豫命
（祗祗），不
（愆）不
（忒）。自乍（作）诃（歌）钟，元鸣无
（期），子孙鼓之。
各件钟上蔡侯名俱已刮掉。
按《史记·蔡世家》，蔡灵侯十二年（公元前531）被楚灵王诱杀。灵王“令公子弃疾围蔡。十一月，灭蔡，使弃疾为蔡公。楚灭蔡三岁，楚公子弃疾弑其君灵王，代立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庐立之，是为平侯。是年楚亦复立陈。楚平王初立，欲亲诸侯，故复立陈、蔡后。”此与钟铭蔡侯自称“少子”，及“左右楚王”、“建我邦国”等语符合。
平侯乃灵侯少弟，在位“九年卒，灵侯般之孙东国攻平侯子而自立，是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隐太子者灵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杀隐太子，故平侯卒而隐太子之子东国攻平侯子而代立，是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悼侯、昭侯弟兄与平侯有很深的仇恨，从而刮掉平侯的名字，是容易理解的。
“惟正五月初吉孟庚”，陈梦家先生称：“‘正五月’可能是‘王正五月’之省，即周正五月。……‘孟庚’是始庚、初庚，即一月内的第一个庚日。……孟庚在五月初吉，则初吉必须在上旬。”其说大部分是正确的，只是“正五月”的解释尚可商榷。
张永山文已列举出，东周金文多见“王某月”，也有“正某月”。《周礼》云：“正月”均指周正正月，“正岁”则指夏正正月。《太宰》郑玄注：“正月，周之正月。”孙诒让《正义》：“《唐会要》引干（宝）注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与郑说同。贾大司徒（公彦）疏云：‘《周礼》凡言正岁者，则夏之建寅正月；直言正月者，则周之建子正月也。’戴震云：‘《周礼》重别岁年之名。直曰正月之吉，则知为周正月也；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不直曰十有二月而曰岁十有二月，加岁以明夏，以别周，则知为夏时也，此《周礼》之义例也。《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又曰正岁令于教官。《乡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颁之于其乡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正岁，令群吏考法于司徒，以退各宪之于所治。《州长》正月之吉，各属其民而读法；正岁，则读教法如初。异正月、正岁之名而事不异，其为二时审矣。”据此，金文的“正某月”是指夏正，而不是周正。钟铭“正五月”是夏正五月，即周正七月。
蔡平侯在楚的卵翼下复国，相当鲁昭公十三年。该年周正五月己亥朔，《左传》载：“乙卯夜，弃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国人大惊。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又有呼而走至者，曰：‘众至矣！’二子皆自杀。丙辰，弃疾即位，名曰熊居”，是为楚平王。乙卯系五月十七日，丙辰为十八日。传文续云：“平王封陈、蔡，复迁邑，致群赂，施舍宽民，宥罪举职。”都是平王即位初的德政，时间在五月十八日之后；看下文称“秋，晋侯会吴子于良”及“七月丙寅”云云，七月戊戍朔，丙寅乃二十九日，可知封蔡必在其前（注：以上历日见杨伯
《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48、1353页。）。蔡侯编钟说夏正五月初吉孟庚，是周正七月第一个庚日庚子，是初三日，一切情事均同文献互相符合。
蔡平侯作器使用夏正，可能是因为楚曾用夏正，实际从属于楚的蔡追随其后。战国时的《离骚》和长沙子弹库帛书都用夏正，是大家知道的，这里不多说了。
（二）蔡侯申尊、盘：尊、“盘”相结合，“盘”实即文献之“舟”，我有一小文讨论。（注：李学勤：《论擂鼓墩尊盘的性质》，《江汉考古》1989年第4期。）。两器铭文只有器名一字不同，下列为“盘”铭：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共（恭）大命，上下陟
，孜敬不惕（易），肇（左）天子，用诈（作）大孟姬嫖彝
（舟），（中略）敬配吴王，不讳（违）考寿，子孙蕃昌，永保用之，千岁无疆。
铭中“元年”，初读易理解为蔡昭侯元年，即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但这年前面一年六月，蔡悼侯卒于楚；七月，楚率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与吴交战，结果大败，见于《春秋》经传。《吴越春秋》说此役云：“（王僚）八年，僚遣公子光伐楚，大败楚师。”又云：“九年，吴又使光伐楚，拔居巢、钟离。”（注：参看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9年1月版，第739-740页。）足见蔡昭侯即位之初，与吴为敌，尽管他“疾楚政”，对楚腹诽，在元年正月吴楚连兵之际，与吴国讲婚姻之好，是不可能的。
或以铭中“元年”为周敬王元年。按敬王元年乃蔡悼侯三年，悼侯正月在世，那里有蔡侯申呢？
惟一合理的解释，是“元年”为吴王光（阖闾）的元年（前514），即蔡昭侯五年，鲁昭公二十八年。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九月，楚平王卒。次年，吴王僚欲因楚丧而伐之，公子光命专诸刺王僚，自立。楚丧吴乱，给蔡昭侯造成了可乘的契机。他把庶长女嫁给吴王光，无疑是出于政治的考虑，是拉拢吴国的一种手段。看铭中自称“肇佐天子”，称吴君为“王”，也透露出离开楚国控制的消息。
铭中的“吴王”不会是夫差，因为夫差元年是蔡昭侯二十四年（前495），昭侯系灵侯之孙、悼侯之弟，即位时不能太小，此时恐很难有长女尚处闺中了。
吴王光“元年正月初吉辛亥”，当为周正，正月甲辰朔，辛亥是初八日，正合于初吉。
（三）吴王光鉴、吴王光编钟：先看鉴的铭文：
惟王五月，既字白期，吉日初庚，吴王光择其吉金，玄銧白銧，以乍（作）叔姬寺吁宗
荐鉴，用享用孝，衅（眉）寿无疆。往已，叔姬！虔敬乃后，孙（子孙）勿忘。
所叙乃吴王嫁女于蔡之事。郭若愚文以为“既字”之“‘字’即《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之意。……‘白期’是说有了明确的日子，也就是说叔姬出嫁有期。”
编钟铭文云：
是严天之命，入城不赓（抗），寺（时）春念（今）岁，吉日初庚，吴王光穆曾临（？）金，青吕尃皇，台（以）乍（作）寺吁龢钟。（中略）往已，叔姬！虔敬命勿忘。
同样有“吉日初庚”、“往已，叔姬”等语，容易看出与鉴为同时所作。
“是严天之命”系倒装句，犹云“天之命是严”。天命是严，入城不抗，如郭文所说，乃指吴攻楚入郢一役。《左传》鲁定公四年（前506），即楚昭王十年、吴王光九年、蔡昭侯十三年，周正十一月庚午，吴楚柏举之战，楚师大败。吴人追击，五战及郢。己卯，楚昭王出逃。庚辰，吴入郢，如钟铭所云，未遭抵抗。鉴铭说：“惟王五月”，是次年周正五月。
钟铭“时春今岁”也是倒装句，犹云“今岁时春”，正表明入郢是上年的事。本文前面讲过，周代虽通行周正，但夏正仍相辅并存，凡称“岁”者指夏时而言。周正五月是夏正三月，尚在季春，故云“今岁时春”。鉴、钟铭所记历朔，是吴王光十年、蔡昭侯十四年（前505），周正五月庚戍朔（注：张培瑜：《中国先秦史历表》，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84页。），“吉日初庚”是五月初一日。
这一年五月庚戌朔是不可移的。《春秋》经云定公“五年春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为公元前505年2月16日日环食。由是推知，五月初一日必是庚戌。此时吴王光在楚，仍是得意之时。六月下半月，申包胥以秦师救楚，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综上所述，蔡侯编钟“惟正五月初吉孟庚”是夏正五月初三日；蔡侯申尊、盘“元年正月初吉辛亥”是周正正月初八日。这说明“初吉”不一定是朔日，但必在一月之初，合于王国维先生之说或类似学说。
“初吉”不必是朔，然可包括朔日。《商周金文录遗》4徐王子旃钟云“惟正月初吉元日丁（或释癸）亥”，元日即朔，足以证明这种关系（注：参见《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第301页。）。
“吉日，则与一般理解不同，意思是朔日。关于这一解释的文献依据，小文《月吉、初吉、既吉》已列举了。”
在这里，我表示完全同意张文“小结”所说：“在西周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周文明，‘初吉’的涵义自然是继承西周而来，准此逆推上去，当会对探讨西周月相的真实情况有所裨益。”
附：说某些东周金文中的“正月”
张永山先生论文举出的东周金文历朔，还有个别需要专门分析研究的，主要是包含有“正月”一词的几条：
正月季春元日己丑（书也缶）（注：旧多称栾书缶，近经学者研究，实为战国时器，应从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之意定名。参看畹燕《栾书缶质疑》，《文物》1990年第2期。）
惟正月仲春吉日丁亥（者旨於赐钟）
惟正月初冬吉（
儿罍）
书也缶铭，前人解为夏正正月而周正季春，其实也违反记历的习惯。者旨於赐钟的“正月仲春”，同样不可说为殷正正月、周正仲春。至于罍铭，把“初冬吉”作一词讲，亦属难通。
我以为，这几条铭文的“正月”都等于本文前面讲过的“正”，即夏正之意。缶铭、钟铭是夏正季春和仲春。罍铭的“初冬”就是“孟冬”，和前引金文“初庚”或称“孟庚”同义。
由这几条金文还可看出，“元日”、“吉日”与“吉”也是同义的即为朔日（注：此处没有论及单作吉日某某之例，如少虚剑“吉日壬午”。近见戈铭有作“壬午吉日作为王用”云云，乃仿少虚剑、邗王是
戈而成。）。
附记：本文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工作中的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