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礼赞与悲悯——京派小说创作主题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礼赞论文,探析论文,生命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本文从文化视角考察京派小说的创作主题。认为，对生命的思考、探索，是京派小说创作的出发点。这一创作主题是对五四文学主题的承续和发展。京派小说创作崇尚力的美、粗粝的美是一种健康的生命的表现，而对文明社会里“道德”对人性真情的压抑、“道德”面具背后的堕落以及对人格的麻木，则给予了悲悯的描述。
关键词：主题 生命 原始的生命形式。
一、承续一个未完成的崇高的主题
“五四”时代，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大潮中，西方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思想也随着各种社会、哲学思潮涌入窒息已久的中国大门，成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反封建思想的重要武器，因而人的主体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也构成了包括京派作家在内的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所致思的生命问题的主要内涵。然而，这一切并不是他们对生命思考的全部。中国农业文化中固有的民主性精华，诸如重视人的道德情操、向善抑恶的伦理观念、正直诚实的做人标准、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这些传统的伦理之情也渗透进来。此外，在国家民族濒临危难的紧急之秋，中国“士”阶层心理中固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等群体心理与精神取向也时时规范着那几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因此，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个性的张扬，决不会超出国家民族利益之上，“个体意识”也决不会真正压倒群体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与危机意识。综上所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包括京派作家）所思考的生命问题的精神渊源有三：其一，“五四”时代涌入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西方思潮；其二，中国传统的伦理之情；其三，积淀于“士”阶层深层心理结构中的关心国是民瘼的责任感。
人的主体性、人的生命价值等问题，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鲁迅、梁漱溟、陈独秀、郭沫若等都进行过艰难的探索。梁启超的“新民”说，严复的“群治”说，孙中山的“陶铸国魂”曾给“五四”一代理智的启蒙主义者以有益的启示。早在日本弘文学院求学之时，鲁迅就致思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这三大问题，并在他的《呐喊》、《彷徨》中以艺术的方式对此进行过广泛深入的开掘。陈独秀在他的《敬告青年》中也提出了“自由自主之人格”的理想。郭沫若更是把维特、雪莱、拜伦作为青年的理想范式加以推崇。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国民性中的十大缺点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戊戌一代、辛亥一代、“五四”一代所思考的问题由此形成了贯穿本世纪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两大基本主题：表现理想的人性与揭露、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提出的文化改造命题，的确已经从不同角度触及到了社会的文化心理问题。但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机时刻，这些“精神界战士”再也很难以足够的精力深入思考文化意义上的彻底变革，他们大都放弃了原来的探索而转入以笔墨作刀枪的斗争。特别是“五四”一代如陈独秀、郭沫若等更很快投入实际的政治、军事斗争。“指归在动作”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的主体倾向。三四十年代，尽管老舍、曹禺、张天翼、肖红等也继续过文化批判的探索，但大多数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从现实斗争需要出发，或从政治层面对腐朽的制度展开批判，或塑造工农大众的群像，描写他们的阶级使命、集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捕捉他们身上的民族新性格，很少有人继续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国民心理进行开掘。因此，在救亡与启蒙矛盾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戊戌”、“辛亥”、“五四”三代知识分子提出的两大问题并没有交出完满的答卷，便中途停滞下来，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再思考的难题，成为了未完成的崇高主题，历史就是这样别无选择！
而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作家则继续着对生命的思考，构筑和重塑一种全新意义的国民性格，批判和改造国民的弱点。对于民族性格的重造，他们不是把视点投向在解放战争和民族战争中成长的新人，而是在一种逆向的文化思维中，在古风犹存的乡村和下层市民社会中挖掘健全的人性和美好的人情；对国民性的批判，他们也不是把笔锋重点指向奴性的“阿Q”精神，老大的中华儿女的心里积垢，而是将目光转向城市上层社会，着重批判他们身上虚假的文明。沈从文的最高理想便是在存在着乡村与城市两种文化对峙的乡村中国世界的描写系统里，“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建构一座“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人性”的“神庙”。①京派其他作家不同程度地都从城乡两面或其中一面来支持着沈从文建立的这一艺术世界。废名、汪曾祺补充着沈从文的乡村图画，他们提供的也是一个迥异于城市人际关系、伦理标准、生活理想的乡村社会；凌叔华、林徽因、萧乾这些“都市里的乡村人”与沈从文一道进行着城市文化批判的艺术努力，在对城市家庭内部的人情、亲情关系和上、下层社会文化冲突的细致入微的描写中，表现了京派作家一致的精神指向。
二、健康生命形式的礼赞
在京派作家笔下，健康的生命形式首先表现为一种人性美。这种美的人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曲热爱生命的赞歌。当我们随着“砰”、“砰”、“砰”的打油声和嘹亮的号子声翻过层层山岭，淌过道道清溪来到化外之境的湘西世界、鄂东世界与苏北世界，在我们眼前生活着的是一群坚韧、倔强、生命力极盛、雄健、强悍、活泼、纯洁的“乡下人”。他们活得庄重但又那样任意和潇洒。沈从文在他的小说《神巫之爱》、《龙朱》、《月下小景》、《媚金、豹子、与那羊》、《雨后》、《阿黑小史》、《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虎雏》、《柏子》、《旅店》诸篇中，汪曾祺在他的《受戒》、《大淖记事》中，以诗化的背景，米开朗基罗的刀法，雕塑出了一尊尊大卫般的男人和嘉尔曼、爱斯梅哈尔达式的女人，从他们身上阅读者可以读到一种原始的生命形式。健康的肉体、美丽的外貌、纯朴的心灵、不拘小节的举止、朝气蓬勃的精神是这种生命形式最突出的标志。我们来看两段描写。“这里的姑娘媳妇也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也不比男人慢。”……
“她们象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象男人。走起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脚叉很开。她们象男人一样赤脚穿草鞋，（脚指甲都用凤仙花染红）。她们嘴里不忌生冷，男人怎么说话她们怎么说话。她们也用男人的话骂人。打起号子来也是“‘妈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
“巧云十五岁，长成一朵花。……瓜子脸，一边有个很深的酒窝。眉毛黑如鸦翅。长入鬓角。眼有点吊，是一双凤眼。睫毛很长，因此显得眼睛经常是眯缝着；忽然回头，睁得大大的，带点吃惊而专注的神情，好象听到这处有人叫她似的”（《大淖记事》）。
这是乡村世界的女人，再看男人：
族长儿子龙朱年十七岁，是美男子之中之美男子。这个人，美丽强壮如狮子，温和谦驯如小羊。是人中模型。是权威。是力。是光（《龙朱》）。
作家就是这样以一种浓艳的色彩，在诗意的描写中，凸现出这些男男女女的生命强力。此外，这种原始的生命形式也在爱情、婚姻、两性关系中获得了它的定性。这是一种人性与神性的契合，也是一种人性与自然的交融。这里没有封建宗法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规定的有形秩序和无形观念的束缚，爱一个人就是“抓出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龙朱》）。他们的爱情、婚姻、两性关系也具有充分的自由，“这里人家的婚姻极少明媒正娶，……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多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大淖记事》）。他们爱得那样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然之趣。诚如弗洛伊德所说，“对他们自己来说，一对情人就是一切。”②柏子（《柏子》）、四狗（《雨后》）、五明（《阿黑小史》）、豆腐店老板（《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黑猫（《旅店》）他们的爱有点粗野，但毫不做作。这是一种建立在生命本能基础之上燃烧着性欲烈焰的爱情，所以它不象文明人的爱情那样显得斯文、雅致与温柔，而是充满了疯狂的野性与粗砺。《旅店》中的那位年轻貌美的女店主——黑猫，主动去勾引店中住宿的汉子，她渴求的就是一种力，一种圆满健全而带有力的攻击，一种暴风雨后的休息。在这里，猥袤是沾不上边的，让人感受到的是一种人的正当欲望的发泄和生命激流的飞溅。豆腐店老板为了爱，掘开坟墓，从棺材中抱走自己心爱的姑娘。媚金与豹子为了神圣的爱，心甘情愿地“向那个只能走去不再回来的地方旅行”；十一子（《大淖记事》），为了自己的情人，宁愿被打死也不告饶让步；《神巫之爱》、《受戒》中，人性的爱欲终于占胜了神性的神圣。面对着这样一种强烈、野蛮的爱，文明世界的男男女女肯定会瞠目结舌。情欲在京派作家的笔下，已不再是丑恶、淫秽的别名，而是人性的复苏，青春的觉醒、存在的庄严召唤、生机勃勃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集中体现。
如果说，来自乡野之民的原始生命强力是人性赞歌的第一乐章，那么人性美这支赞颂曲中的第二乐章就是对幸存于“文明人”身上的健康和生命形式的肯定。从外表来判断，这是一个迥异于化外乡野的世界。他们貌美、优雅，生活在充盈的物质世界里，但也生活在各种禁律之中，然而他们与乡野之民一样，渴望一种生命的强力，纯粹的爱与自然天性。但是，这一切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之中。他们与一般“文明人”的不同之点就在于他们敢于突破各种有形和无形的束缚，追求一种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爱。《都市一妇人》、《一个女剧员的生活》、《如蕤》（沈从文）、《钟绿》、《文珍》（林徽因）、《再见》（凌叔华）都属于妇女问题系列。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主旨并不是想刻画出这些男男女女周围的无光无热的人生，而是要通过他们的“独立特行”，写出他们挣脱虚伪泥淖，找回自我地位的努力。京派作家对这些妇女爱情与婚姻的描写，关注点不同于鲁迅《伤逝》，他们不是从爱情与婚姻的自由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致思，而是着眼于妇女精神与心灵的解放：摆脱人性的扭曲，获得妇女在男性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倪云林》、《疯了的诗人》（凌叔华）描写的是另外一类文明人，倪云林、觉生、双成，他们不为物欲所累，寄情于山水田园，追求一种自然的人性。
自从人类跨入文明社会以后，文明一方面给人类物质生活带来了重大改善，但同时也扼杀了人类的生命强力。“我们的文明是以本能的遏制为基础的”，③文明，就是“人类统制自己原来与基本的情性。”④一部文明史，就是人类的理性与感性、人性与兽性、社会道德规范与人本能的生命欲求之间冲突的历史。人类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就不得不以蓬勃的野性与旺盛的生命力的失落为代价。文明束缚了人性的全面发展，文明本身给现代人造成了创伤，“人的苦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人的所谓进化”，⑤在这种文明与生命强力的激烈冲突中，中西方艺术家、思想家都作出了倾向于后者的审美选择。在西方，自从卢梭大声疾呼回到原始，回到野蛮，回归自然与文明社会抗衡之后，众多的作家、诗人，都对原始野性的世界表现出一往深情：夏多布里昂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和森林旷野中发现人的自然情感；梅里美、雨果在吉卜赛人那里找到了人的雄健强悍；戴·劳伦斯在恰太莱夫人和她的情人间找到了维护人性的新信念；杰克·伦敦让一只过度文明化的狗重新复苏野性，奔向那冰天雪地的原始荒野；还有高更、尼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人也曾竭尽全力，为人的自然本能辩解，为人的生命强力呐喊。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中，从两性关系入手探索人类婚姻形式的演变时，他也赞赏“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维特尔所擅长的地方，“就在于表现自然的、健康的肉感和肉欲。”⑥
在京派作家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些古老中华的“地之子”们，面对着文明进步与生命力退化的二律背后现象，作出了与世界艺术家、思想家步态一致的审美选择与价值判断；以自然的性爱来抗衡由“文明”带来的人性的戕害和扭曲，以生命的强力来代替“文明”滋养下的人性的沦落。
在京派小说里，健康的生命形式还以一种人情美的样式体现出来。而这种“纯粹的人的关系”、“纯粹的人感情”⑦又集中体出在一个“爱”字：邻里之爱、乡党之爱、亲子之爱、夫妇之爱、朋友之爱、人类之爱。《浣衣母》、《竹林的故事》、《菱荡》、《桥》（废名）、《老鲁》、《鸡鸭名家》、《鉴赏家》（汪曾祺）、《雪》、《三三》、《边城》、《会明》、《牛》（沈从文）、《邓山东》（萧乾）、《杨妈》、《小哥儿俩》、《搬家》、《千代子》（凌叔华）、《报复》（杨振声）、《陷井》（李健吾）这些作品都可以说是人性皆善的杰作。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俗的情感。对于生命没有过分的欲望，他们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无不先有人而后——无己。这些人都有一颗伟大的心。”⑧尽管这是李健吾对《边城》人物下的评语，我认为这也适合于对以上作品中人物的评价。京派小说中的母亲系列如李妈（《浣衣母》）、杨妈（《杨妈》）、叔远的母亲（《雪》）、冬生的娘（《传奇不奇》），都可以称之为母爱的典范，人性中的至尊。她们一生历经生活磨难、人世沧桑，却广施仁爱于他人，善良、热情，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公共母亲”形象。同样，人性美也通过少女系列体现出来。三姑娘（《竹林的故事》）、阿毛（《桃园》），琴子、细竹（《桥》），三三（《三三》），翠翠（《边城》），夭夭（《长河》），这些农村少女身上散发着一种自然素朴的风韵。她们不着华丽、不敷脂粉，如自然长成的出水芙蓉。她们清纯淑静，待人真诚，爱人也被人爱。此外，农人、士兵、渔民、猎人、和尚、巫神、仆人、水手、小商小贩、里巷奇人，甚至连世人不齿的土匪、妓女，也是京派作家倾心雕塑的对象，作家在他们身上挖掘出了人性的内光点。他们都那么地真挚、热情、善良、诚实、淳厚、守信用、重情谊、慷慨好客。如会明（《会明》），这个做了几十年老火夫的军人，长期把蔡锷讨袁的话记在心里，把护国军的军旗视作无尚的荣光珍惜地裹在身上，对革命忠心不改。还有老鲁（《老鲁》）、老兵（《灯》），这些世人眼里蛮不讲礼的丘八，如良民一样的和善、仁爱，就象一盏盏默默无闻地燃尽自己而照亮他人的灯。此外，自愿代孩子受罚的邓山东（《邓山东》）、重义正谊的靳彝甫（《岁寒三友》）、对主人忠心耿耿的老黄（《花子和老黄》）、看重义礼的何其玉（《陷井》）、“报仇不忘恩，怨家变亲家”的高二、刘五（《报复》），为丈夫治病不惜一切代价的玉如（《病》），他们都如一盏盏点燃人性神火的明灯。难怪沈从文面对着这一群忠厚善良的“粗人”、“乡下人”会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直抒胸怀，“我望着这个老兵的每个动作，就觉得看见了中国那些多数陌生朋友，他们是那么淳厚，同时又那么正直。好象是把那最东方的古民族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现代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对于他，我简直要哭了”（《灯》）。
还值得一提的是，京派作家还在他们的另一类题材的小说中（如《菜园》、《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和一个士兵》、《邮票》、《栗子》，等提供了一个新的性格系统。通过描写革命者为了他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壮举，（尽管京派作家不是从政治的角度看眼），升华了人情美的内容。
京派作家还不拘限于在人类之爱中表现人性美，而且，通过描写人与动物的关系来延伸、补充与丰富这种人类之爱的内涵。大牛伯耕田时为了一点小事，敲伤了那条与他相依为命的水牛后，他心痛异常、懊悔不已，而且还倾其家产，多方求医治疗（《牛》）；孤儿小蒋，只有在与奶羊的交流中，才感到人世间一丝幸存的温爱（《小蒋》）；枝儿为四婆杀了自己的心爱的大花鸡，一反柔静的常态，大哭不已（《搬家》）；余老五炕鸡时的言行举止神圣、虔诚得如母亲怀胎、分娩；陆长庚与鸭子简直就是心心相印的一族（《鸡鸭名家》）。
京派作家喜欢自许为“乡下人”，甚至连生长于都市的萧乾也说，“虽然你是地地道道的都市产物，我明白你的梦，你的想望都寄托在乡村”。⑨出身于高门巨族的凌叔华、林徽因也以对乡野生活体验甚少为憾事。⑩这些作家的主体倾向为什么会呈如此走向呢？其情结就在于他们面对着物质文明的进步与道德伦理的退化、社会进步与人情淡化所表现出的反文化思考。在京派作家的艺术世界里，自然环境是如此优美，人际关系是那么淳厚，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是以经济条件为依据划分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两个对立世界，而是从文化的角度区分为雅俗两类。的确，京派作家笔下的乡野世界是一个高度审美化的世界，它过多的滤去了历史积淀下来的野蛮、原始与愚昧的因素，强化了田园生活中古朴、优雅的一面。这不完全是他们对生活的逃避，表明了京派作家面对着“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11)的历史恐惧所作出的文化价值判断：他们希望从乡野的粗砺精魂中，找到一种遏止道德沦丧的武器，建构一种象征着民族精神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情的人生形式。”(12)
三、对异化的生命形式的悲悯与嘲讽
在京派作家的艺术思维里，异化了的生命形式总是作为健康的生命形式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歌颂真、善、美，必定要抨击假、丑、恶。对异化的生命形式的否定，实质上也是就对健康的生命形式的呼吁与追求。
从生命多方的女性世界里考察异化了的生命形式，这是京派作家的第一个视点。首先，京派女作家以她们柔婉的手，掀开了转型期的“世态的一角”，让读者窥视到“高门巨族的精魂”。(13)这点着力最多的是凌叔华。前羽的《享福》、季康的《路路》，也属于同一系列。她们没有象一般的女作家那样去描写“五四”思潮中妇女追求爱情、婚姻、自由的叛逆行为；她们的作品缺乏庐隐那种铭心刻骨的悲哀，缺乏冯沅君那样无所顾忌的大胆描写，缺乏石评梅那样的豪情，“没有眼泪，也没有血，也没有失业与饥饿”，只是“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地写去”，显示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14)表现了现代社会变革和中西文化冲突中那些高门巨族和中产人家温顺女性所经历的精神痛苦以及这些妇女在社会转型期的失落、迷惘与惆怅的心态。如果以“五四”新思潮为界，我们可以把这些女性划分为潮力圈外的旧式太太、小姐与潮力圈内的“解放”女性。《有福气的人》、《享福》、《中秋晚》、《路路》、《绣枕》、《吃茶》、《茶会以后》属于前一类。对于她们来说，家庭是宽广的，但世界却是狭窄的。这些老中国的儿女，时代潮流触不动，“五四”劲风吹不醒；即使现代文明之风吹进了高门深院，也不过是一些皮毛，所到之处，只留下一点微微的颤动。她们是被时代抛在后面，也必然要被历史淘汰的一群。章老太太（《有福气的人》）是一个贾母式的老妇人。她一辈子就是为丈夫、子女作嫁衣裳，在“家”中扮演着琐碎、辛苦，卑微的主妇角色。在伦理体系中，畸型道德的压抑导致了她人格的畸型化与主体价值的失落。比起这些旧式太太，深深庭院中的旧式小姐们的传统意识有所触动，当“五四”劲风吹过闺阁绣楼时，她们也纷纷探出头来感受时代之风的吹拂。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在她们深层的心理意识中，传统的观念仍制约着她们对现代文明馈赠的大胆接收，她们身上那点可怜的新釉彩终于难以掩盖住深层意识中的陈旧底色。大小姐（《绣枕》）满怀希望，冒着酷署刺绣丝枕，终于成了一种等待戈多式的行为；芳影小姐（《吃茶》）在做了一次好梦之后，只得重新幽闺自怜。她们的明天不仍就是形形色色的章老太太的今天？借用张爱玲的《茉莉香片》中的一段话，可以作她们归属的概括：她们“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的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而采苕（《酒后》）、燕倩（《花之寺》）、云罗、曼影（《说有这么一回事》），霄音（《春天》）、小刘（《小刘》）、李志清（《李先生》）、如璧（《无聊》）等，可以看作是“五四”潮力圈内的一群。她们都是知识女性。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之下，她们从旧家庭的樊笼中逃了出来，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先锋。但她们在“成家立业”获得了初步解放之后又会是怎样呢？凌叔华为代表的闺秀派没有象鲁迅那样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而是从知识女性感情与理智的冲突、事业与家务的矛盾、自由恋爱与旧家规不可调和中，从她们婚后的惨淡、独身后的寂寞、离家后难以弥补的精神空虚的困境中，寄寓着一种深沉的历史反思：她们仅仅是获得了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但并没有得到心灵与思想的解放与人格的独立，她们仍还是作为男性的一种依附品而存在。因此，当某些女性的独立意识先于整个社会意识的时候，当社会没有为这些知识女性的人格独立、精神解放提供必备的条件时，便会衍生出她们自我意识与整个社会意识相冲突、观念与现实相矛盾的痛苦。女性要战胜这些雾障与痼疾，代价必然是沉重甚至惨重的。小刘这个取笑过“三从四德”、“贤妻良母”的小英雄，如今反被生活嘲弄了，变成了一个神情痴呆、思想麻木的旧式太太；李志清在事业上的成功伴随着的是青春的失落；采苕在酒后的冲动下想吻一下丈夫的朋友，霄音很愿意写信安慰病中的旧情人，但纵使有那么一瞬间她们的情感已升华到了人类灵魂世界纯洁、高尚、自由的境地，但她们终于没能那样去行动，因为她们仍然不得不接受来自下意识中传统伦理的严肃审视。“人生来是自由的，又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些一度成为新女性的太太、小姐们，身上处处显露着另外一重隐形的人格——传统意识，她们的主体地位、价值还实实在在地处于失落的境地。
其次，京派作家还以嘲弄的笔墨，描写了一群处于资本主义与封建文明夹缝中生长起来的太太、夫人们的畸型人生。凌叔华的《太太》、《送车》，沈从文的《绅士的太太》，叔文的《小还的悲哀》真可谓为这些畸型的“高等人”造了“面镜子”，把他们华丽外表下的丑陋灵魂须眉毕现地映照出来了。这些周太太、白太太之流，乃是一群空虚无聊的寄生者，她们懒惰、泼辣、庸俗，吸毒赌博、飞长流短、偷情通奸，一面故作有产家庭主妇的高雅，一面又不守妇德、妇道的约束，集中地体现着封建和资本主义两种文化的特征。她们吸收了两种文化中的最易被污染、最消极、最堕落的部分，是“太太”群中最庸俗、最让人厌恶的一层。
萧萧这类妇女是生命多方的女性世界里异化了的另一种生命形式。她们就象一株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尽管“大枝大叶”，但“心却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沈从文《萧萧》）。她们在一种“偶然”中生存，听凭命运的摆布与戏弄。尽管“五四”新思潮的零星细雨也偶尔被风刮到过这偏僻的山寨，她们也对城市文明表示过朦胧的向往，但她们的精神世界仍是一片荒原，理智被蒙蔽着，生命处于被动状态。她们没有、也不曾想到如何自由地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
从“文明”的绅士阶层来透视扭曲了的生命形式，这是京派作家的第二个观点。《八骏图》、《大小阮》、《绅士的太太》、《王谢子弟》、《烟斗》、《来客》、《有学问的人》（沈从文）、《篱下》、《鹏程》（萧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晌午》、《李教授》、《浪子的笔记》（废名）、《再见》（凌叔华）等作品，作为一个系列，构成了京派作家所描绘的上流社会异化图的连轴画圈。这些达官新贵、旧家子弟、大学教授、学生，都属于“场面上人”，都属于“衣冠社会”的“中坚”，但他们的言行，“在白天和在黑夜、在日下和灯前，常常显得两样”，他们以“黑暗”作“装饰”，在“人肉缸”上盖上“金盖”，在“鬼脸”上涂满“雪花膏”，(15)他们最典型的特征便是虚伪、自私、肮脏、怯懦、庸鄙，这一切与他们外表的“真诚”、“大度”、“文明”、“自大”、“稳重”形成了表里不一的反差。如“八骏”，或信奉独身主义，或标榜清心寡欲，或大谈泛爱主义，或顾忌道德名分，然而，在他们的下意识里却时时处处流露出爱欲的冲动。他们对待恋爱、婚姻的态度完全是一种病态的人生心理；再如废名笔下的赵先生（《晌午》），庸俗、无聊，读《红楼梦》只知其秽，他的道德文章的中心就是“性”与金钱。如果说京派作家对这些大学教授、作家之流的态度还只是一种微讽、怜悯，那么在《鹏程》、《篱下》、《再见》、《九十九度中》诸篇中则是一种暴露、鞭挞与谴责。王志翔（《鹏程》）为了争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丧失人格，采取各种令人不齿的手腕，成了一个鲜廉寡耻的教徒中的败类；督办秘书长俊仁，一改以前教授的气节，成了一个十足的追名逐利之徒（《再见》）。京派作家对这些“精致文化层”代表的价值判断，不是着眼于从政治上来暴露他们的反动、腐朽，也不是将上流社会的虚伪、自私、怯懦、庸鄙视作其阶级本质加以反映，而是着重于人性的异化与扭曲的展示。
从与世沉浮的乡村灵魂里透视异化了的生命形式，这是京派作家的又一个视点。马克思在《神圣的家族》中，谈到无产阶级的异化时说，“无产阶级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17)在京派小说里，“丧失了人性的外观”是那些与世沉浮的乡村灵魂其生命形式异化了的表征之一。在《建设》、《夜的空间》、《腐烂》、《泥涂》（沈从文）、《道旁》（萧乾）、《九十九度中》（林徽因）等作品中，描写了很多挣扎于饥饿线上的城市贫民与乡民。他们居处简陋，工作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报酬低。为了养家糊口，在冬天他们要下到寒冷彻骨的污水里挖泥（《建设》）；在华氏99度的高温中，他们仍要冒着酷暑挑担、拉车（《九十九度中》）；有的甚至在掘煤时被活埋在矿下（《道旁》）。京派作家笔下的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民与城市贫民，似乎没有思想，没有快乐，也没有悲哀，显得是那样的麻木，”他们都明白他们在生只合劳动同饥饿”《（建设》），连起码做人的权力都被剥夺了。
其次，这些乡村灵魂生命形式的异化还表现在他们精神的麻木、人格的失落。沈从文的小说中很有几篇写到杀人的场面，如《新与旧》。作家便是通过对杀人场面的真实描绘，展现出看客的麻木，刽子手与被杀者的精神愚昧。看客把杀人看作一种使人兴奋的游戏与闲聊的谈资；刽子手也只是一种杀人的工具而已。他们没有爱憎，没有是非，无所谓悲与恨。这种杀人场面，与鲁彦《柚子》，鲁迅的《药》、《示众》中的描写何其类似。这种看客的无聊，在沈从文的《夫妇》、《巧秀与冬生》中也得到了具体的描写。当一对“做呆事”的男女被捉到后，马上会引起一群围观者的不同反响：男人总是在无赖的提议下剥光他们的衣服，得到一种意淫的满足；女人也恨得咬牙切齿，斥骂这对男女“不要脸”，主张将他们痛挞甚至处死。除了描写看客的麻木，沈从文也常常写到妓女及其丈夫的麻木与愚昧。《厨子》里那个七十多岁的老鸨当回忆起自己年轻时作“花魁”被达官贵人玩弄时的风光，津津乐道，自以为荣。在名分上，他们把卖淫与一般做生意同样看待，认同为一种谋生的正常合理手段，从来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人格的失落，甚至还引以为荣，“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18)被生活所迫做妓女是令人同情的，如果把这种金钱与肉体的交易视为合理的行为，甚至反以为荣，则是十足的麻木与愚昧。
注释：
①(12)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收入《沈从文文集》，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②弗洛伊德：《文明及其不满》。
③《弗洛伊德论文集》，第2卷，第82页，转引自罗成琰《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
④巴尔特：《历史哲学与社会学》。
⑤卢梭：《忏悔录》第二部。
⑥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物质》，《马克思全集》，第21卷。
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恩选集》，第4卷，第215，216页。
⑧李健吾：《边城——沈从文先生作》，收入《李健吾创作评价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8月版。
⑨萧乾：《给自己的信》，《萧乾选集》，第3集，第27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⑩参见张鸿声《与乡村对照的都市——论京派都市题材小说》，《郑州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11)沈从文：《＜长河＞题记》。
(1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14)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收入《沈从文文集》，第11卷。
(15)鲁迅：《准风夜谈：夜颂》。
(16)参见李书磊：《都市的迁移》第四章《沈从文；都市的幻觉》。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7)马克思：《神圣的家族》。
(18)鲁迅：《南腔北调集·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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