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看新常态_全要素生产率论文

从中国经济发展大历史和大逻辑认识新常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逻辑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14年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发展，新常态理论不断完善和丰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对做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乃至更长时期的经济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本文结合对中国经济发展正在形成的新阶段的研究，试述作者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新常态所做的一系列深刻阐述的体会。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的新常态，既不是一种中短周期波动表现，也不是任何已知的经济长周期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长期过程的一个新阶段，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途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从这个长期的、历史的大视角认识新常态，以其作为经济发展跨阶段的大逻辑引领新常态，需要从供给侧寻找经济增长减速的因素，找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领域，对改革推进的方式做出恰当选择，进而赢取改革红利。借此，中国经济通过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和开启新的增长源泉，就可以实现长期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分别在2020年和2050年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一百年目标”。

      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

      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些表现为局部的、偶发的短期扰动现象，通常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对象；也有一些则是全局性的、按照一定规律必然发生的长期性趋势，是经济增长理论或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认识后一种情形，需要在思维上具有历史纵深感，才能在判断上保持清醒认识和战略定力，进而在行动上选择并采取正确的应对策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认识和把握新常态，需要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我们应该以这一高屋建瓴的判断作为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根本性指引，并自觉地把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作为贯彻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予以遵循。

      新常态的一个特征表现就是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并持续下行。从周期的角度解释经济增长减速，通常是经济学家最习以为常的思维方式。例如，宏观经济学从经验上概括出经济周期的各种表现和形态，从理论上提供了五花八门的分析框架用来观察经济周期现象，在政策工具箱中则收藏着“十八般兵器”可以用来实施反周期举措。

      在经济学说史上，人们根据各自的观察发现，在不同的时期分别出现过历时3～4年，被称作基钦周期的短周期；历时9～10年，被称作朱格拉周期的中周期；历时20～25年，被称作库兹涅茨周期的中长周期；以及为期长达50～60年，被称作康德拉基耶夫周期的长周期(拉斯·特维德，2008)。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经济周期伴随着经济危机交替出现，可谓避也避不开。正因为如此，危机或周期问题成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催化剂以及学科发展中旷日持久的课题。

      多数情况下，经济周期是由需求侧的冲击造成的。无论来自外部还是来自内部，扰动性冲击造成总需求的不足一旦严重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使得实际增长率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就会形成增长率缺口，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一个严重的表现就是周期性失业率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旨在刺激总需求的宏观经济政策，即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以及与之配合使用的其他政策，如产业政策、区域政策等，因其具有反周期的功能，可以加以采用以刺激经济增长，达到消除增长率缺口的效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史无前例的高速增长，其间也经历过若干次周期性减速，相应地形成了增长率缺口。我们的估算表明，在1979-1994年期间和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分别为9.66%和10.34%(Cai和Lu，2013)。以该期间历年实际增长率减去对应的潜在增长率，就可以得到各年度的增长率缺口。计算表明，在2010年之前的30余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大体上有三个波动周期，分别形成了四个波谷即最大幅度的增长率缺口，即1981年为-4.42%、1990年为-5.82%、1999年为-2.72%和2009年为-1.13%(蔡昉，2016)。有意思的是，每两个波谷之间的长度大体是9～10年，恰好符合一般认为的朱格拉周期特征(见图1)。

      

      图1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增长率缺口

      资料来源：Cai和Lu(2013)；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如果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上述几次经济增长减速发生的同时，都符合逻辑地出现了生产要素利用不足的现象，例如表现为较严重的就业冲击。同样，虽然每一次的具体形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宏观经济政策的确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干预，最终达到抚平周期的目的，使增长速度回归潜在增长率(蔡昉，2015)。

      中国经济自2012年增速明显减慢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一直处于下行趋势。如果按照以往的经验，即假设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左右，则在2012-2015年期间实际增长率分别为7.7%、7.7%、7.3%和6.9%的情况下，分别会形成逐渐加大的增长率缺口。然而，我们的估算和预测表明，中国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平均7.55%和“十三五”时期的6.20%。如果以此与实际增长率相比，就不存在增长率缺口了。那么，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一个陡峭的下降呢？这个问题应该放在三个层次上，即从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长河中，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阶段转变，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时机来认识。

      二、新常态的大历史视角和阶段特征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14年以市场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为10.35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3.28%；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人均GDP为7590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0.68%。按照2014年世界银行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或人均GNI，大体上相当于人均GDP)低于1035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NI在1035～4086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NI在4086～12616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人均GNI高于12616美元则属于高收入国家。虽然中国迄今仍然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历史地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Temple，2007)倾其一生从事中国科技发展史研究，他发现自公元前3世纪直到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而在那以后才被西方所逐渐赶超。彭慕兰(2003)等经济史学家也以大量史料表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曾经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发展水平领先于西方，只是在400多年前才出现了一个“大分流”，西方国家逐渐占得科技创新和工业革命的先机，最终形成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巨大发展差距。已故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则以独家整理的世界及各主要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和GDP数据，验证了上述结论。我们根据麦迪森的历史数据，可以刻画出中国经济由盛到衰再由衰至盛的历史变迁。

      从麦迪森的一系列研究(安格斯·麦迪森，2003、2009；Maddison，2007)中，我们可以收集到始于公元元年、截至2003年、基于购买力平价概念、以1990年为基准年的诸多年份的GDP和人均GDP数据。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根据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和2011年国际美元的数据，将麦迪森的数据系列更新到2014年。利用这个长期历史数据系列，我们分别计算了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见图2)。虽然这里使用的数据系列有某些缺陷，其统计口径也与通常在进行国别比较时所使用的数据不尽相同，但是，作为一项唯一可得并得到最广泛认同的数据，足以帮助我们描画出时间跨度最长的、关于中国发展长时期的更替变化。

      如图2所示，在公元1000-160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GDP始终处于世界平均水平或更高。只是在那以后，人均收入的相对水平才开始下降，但相对经济总规模仍然保持很高的水平，1820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高达32.9%。此后，在西方国家纷纷拥抱工业革命的同时，由于错失多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中国经济大大落伍了，GDP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和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都一路降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停止这个下降趋势。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中国迅速从战乱中恢复，并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一方面，世界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也处于被称作“大趋同”的时期(Spence，2011)，整体处于较快的发展时期；另一方面，中国在指导思想上和经济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未能实现赶超的愿景。根据麦迪森的数据，在1950-1978年期间，中国的GDP增长率(5.0%)和人均GDP增长率(2.9%)仅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4.6%和2.7%)，经济上落后的地位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30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单个经济体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经济增长，显著地缩小了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差距。这个伟大的成就在图2中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值得指出的是，图2中的横坐标刻度不是等值划一的。也就是说，图2中呈现出的中国发展由盛到衰再到盛的“V”形轨迹，在前半部分代表着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衰落到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底部，后半部则显示出，仅仅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经济就奇迹般地回归并超过了其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地位。

      

      图2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

      资料来源：2003年及以前数据取自安格斯·麦迪森(2003、2009)、Maddison(2007)，2004年以后数据系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记载的相关指标增长速度推算而得。

      比较不同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上，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英国在1780-1838年花了58年，美国在1839-1886年花了47年，日本在1885-1919年花了34年，韩国在1966-1977年花了11年，而中国在1978-1987年期间只用了9年的时间，随后又在1987-1995年和1995-2004年期间分别用8年和9年时间再次两度翻番，并于2011年再翻一番，而这一次只用了7年的时间。与此同时，中国GDP总量在1990年只排在世界第十位，到1995年，中国超过了加拿大、西班牙和巴西，排在第七位，到2000年，中国超过意大利，晋升到第六位。随后，在21世纪前十年中，中国又相继超过了法国、英国和德国，到2009年则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仅仅位于美国之后。

      恰好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下到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一个标志着发展阶段变化的事件发生了，即第六次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由于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所以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也必然伴随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

      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年期间，在10%的GDP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个百分点，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个百分点，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为0.4个百分点，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为0.7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1个百分点(Cai和Zhao，2012)。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见图1)，并反映为实际经济增长速度的下行趋势。

      因此，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应该从三个层次上把握。第一，在经济发展大历史的由衰至盛阶段，中国已经在最短的时间里，实现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以及再到中等偏上收入阶段的跨越，如今进入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以增长速度减慢为特点之一的新常态，是这个历史转变的结果；第二，经济发展新常态提出的内在逻辑要求，就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保持中高速增长；第三，在这个阶段上，中国还存在着制约经济增长的体制性障碍，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特别是在应对金融危机期间，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过度使用也加重了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如图1显示实际增长率明显超过潜在增长率的情况)，以及发展阶段要求获得崭新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保持中高速必须从供给侧推进结构性改革。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

      如果经济增长的减速是由需求侧因素所造成的，借助宏观经济学家习惯使用的国民经济恒等式即Y=C+I+G+(E-M)，或所谓“三驾马车”分析方法，期冀从中寻找应对的政策路径和政策工具，不无道理也会有所助益。然而，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减速是由供给侧因素所造成的，固然仍需研究和注重需求因素，但是总体而言应该放弃从这种分析框架中寻找答案的做法。相反，应该从生产函数即Y=A×F(K，L)=K[α]×(AL)[1-α]入手进行分析。其中，Y代表产出或GDP，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要素(还可以把其他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等包括进去)，A则代表技术进步或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周期理论解释减速的一个关注点，是企业和投资者的投资意愿过低，导致宏观经济有效需求不足。例如，在莱因哈特和罗戈夫(Reinhart和Rogoff，2010)看来，发达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增长难题根源于过度的债务累积以及随之而来的去杠杆化。与此呼应，辜朝明(Koo，2008)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资产泡沫破灭后企业改变经营行为，不再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急于修复资产负债表，因而不再以往常的规模借贷。此外，还可以归纳一些在西方国家具有影响力的观点，如伯南克强调新兴市场经济体抛撒现金导致过度储蓄，克鲁格曼则以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来解说，等等。萨默斯(Summers，2016)斩钉截铁地说，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在于需求侧而非供给侧，具体来说，他提出了“长期停滞”的说法，把问题归咎于过低的“中性”实际利率，因此传统货币政策无法予以“解套”。

      总之，上述观点固然不尽相同，但是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是从需求侧和周期的角度解释投资低迷和经济减速。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表现为投资意愿下降，但是，原因却与上述任何一种解说都不相干，而需要从供给侧因素中寻找答案。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生产率提高速度或技术进步率，从供给侧决定了一个经济体的潜在增长率。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针对性和目标，就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能力和配置效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体制性障碍，消除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因素，一方面挖掘传统增长动能的潜力，另一方面开启新的可持续增长动能。可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潜在增长能力减弱进而导致实际增长率降低，直接的表现是随着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下降，致使企业家和投资者在实体经济中投资扩张的意愿下降，从而总产出不再能够按照既往的增长速度扩大。因此，结构性改革应该围绕投资回报率下降这一供给侧因素，以相关领域的改革为着力点加以实质性推进。

      第一，消除劳动力供给和配置的体制性障碍，挖掘劳动力供给潜力。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形成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其核心假设是劳动力供给是有限的，因此会遭遇资本报酬递减现象。而中国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经验表明，如果劳动力供给充足，则可以打破这个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在一定时期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由于中国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以来处于负增长，同年龄段的经济活动人口也将于2018年开始负增长，增加劳动力供给不再能够依靠总量，而应该着眼于有效配置和提高劳动参与率。因此，按照资源配置效率原则，无论是促进劳动力继续从农村向城市转移，还是推动劳动力在行业间和企业间流动，都可以达到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效果，进而增加劳动力供给和改善配置效率，从而缓解资本报酬递减现象。

      第二，人力资本不敷所需也是资本报酬递减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新成长劳动力的影响，并非只是劳动者数量还包括人力资本，也就是说，新成长劳动力的减少同时意味着人力资本增量的减少。事实上，把初中、高中、大学本专科和研究生毕业未升学人数加总，就是每年的新成长劳动力，该值于2012年已经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减少；与此同时，以各级毕业生平均受教育年限为权重计算的新增人力资本总量，则于2013年达到峰值，随后进入递减阶段。在资本加快替代劳动的同时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慢，必然对资本报酬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从教育和培训体制入手进行改革，也将对提高潜在增长率从而保持中高速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第三，经济运行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因素与投资回报率互为因果。经济发展中的这些长期存在的痼疾，在当前的主要表现就是高杠杆率、过量房地产库存、产能过剩、“僵尸”企业的积累，以及存在明显短板。而这些现象意味着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的扭曲性配置，最突出的弊端就是降低了配置效率从而减慢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速度。因此，从建立新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入手，而不是单纯着眼于满足数量指标进行“三去一降一补”和处置“僵尸”企业，可以在消化以往刺激性政策不良后果的同时，形成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提高资本回报率的资源配置体制机制。

      最后，上述结构性改革旨在矫正资源配置中的扭曲，形成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和激励机制，将表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上，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来源，即资源重新配置和技术进步。在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潜力式微的情况下，生产要素在行业间和企业间的重新配置，将成为主要的资源配置效率源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表明，通过企业的进入与退出、生存与死亡这种创造性破坏机制进行的资源重新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高达1/3～1/2(Foster等，2008)。因此，前述具有明确目标的改革，终究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建立政策环境和体制机制，直接或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全面部署的经济体制改革任务，已经取得明显的进展。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改革领域有所推进但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有些方面的改革推而不动，一些地方存在着行动不力和“中梗阻”现象。这导致改革的进度距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到2020年“十三五”收官之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尚有较大的差距。为什么取得共识并做出决策部署的改革任务，其中一些迄今进度不尽如人意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察，以更好把握为了实质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哪些方面的认识有待澄清，怎样的障碍急需克服，什么情形必须避免。

      第一，结构性改革与经济增长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可以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这个道理，尚未被普遍且真切地认识到，因而改革激励不充分。很久以来，国内外都存在着一个观点，即以为改革与增长具有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最好的认识也是希望牺牲一点速度，以便取得改革的突破。有鉴于此，对一个高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的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来说，需求侧的刺激性政策通常在实施手段上是有形的，实施效果也可以是迅速、及时的，并且具有与政策手段的对应性。相反，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说，政策手段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而且政策手段与效果之间没有清晰和确定的一一对应关系。

      第二，没有按照恰当的标准界定好不同级别政府间的改革责任，因而尚未形成合理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改革红利分享预期，造成改革的激励不相容。即使当事者可以了解到改革能够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由于承担改革成本的主体和享受改革红利的主体并不一致，成本分担与收益分享分量不对称，因此，一些部门和地方往往产生等待观望的心态和行为。虽然在任何国家推进结构性改革，都需要为实现激励相容而进行必要的说服工作和做出特定的制度安排(拉古拉迈·拉詹，2016)，在中国当前的一些改革领域，如户籍制度改革等，向改革当事人揭示改革红利的客观存在，使其对改革成本分担和改革红利共享形成合理预期，是改革得以及时推进的关键所在。

      第三，在存在前述两种认识障碍的情况下，中央的改革部署未能全部落地生根，有些领域的改革举措有可能被回避、延缓、走样或者变形，以致或多或少偏离中央顶层设计的初衷、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类表现包括：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案和需求侧刺激方案之间，偏向于选择易于入手的后者，甚至形成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推迟了改革的时机；仅仅以完成指标为导向，而不是立足于体制机制的调整与完善来推进改革工作，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即使旧的存量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体制机制仍会制造出新的问题增量，治标不治本；改革中偏向于避重就轻，甚至把一般性、常规性管理工作当作改革举措，结果，由于规避了对既得利益的触动而保持旧的格局，未能根本实现体制和机制的转变。

      四、以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中国在高速增长时期，恰逢西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黄金增长期，以及由此释放出有效需求带来的经济全球化，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尽享改革开放红利。世界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黄金增长期结束，全球经济日渐进入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经济全球化也遭遇挫折。从这个意义上，虽然不应该认为中国经济减速是受到世界经济和贸易低迷的外部冲击，也需要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确有所恶化。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总体上是平行于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表现。因此，一方面，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希望但并不依赖于世界经济增长的复苏；另一方面，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开启经济增长新动力，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新平庸”。

      一些学者囿于对中国国情和既有优势缺乏了解，特别是不懂得中国经济通过结构性改革可能赢得改革红利，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巨大潜力，把从“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多国、长期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拿来判断和预测中国经济前景，倾向于低估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①。这类研究包括，萨默斯(Pritchett和Summers，2014)等仅凭一个所谓“回归到均值”的统计规律，就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在2013-2023年期间降低到5.01%，2023-2033年期间降低到3.38%；巴罗(Barro，2016)则以中国不可能永远作为2%这个“趋同铁律”的例外为依据，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很快将下降为3%～4%。

      我们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便没有额外的刺激和新的改革措施，按照潜在增长率的自然下降趋势，也仍然可以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中国经济以中高速或者中速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消除生产要素供给和配置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改善的体制潜力是巨大的，结构性改革必然带来改革红利。一旦真正理解了新常态，认识到改革红利的存在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进而通过在改革当事人之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合理分担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收益，确保改革不走样、不变形，改革红利将长期支撑中国经济的合理增长，以中国经济的新常态超越世界经济的“新平庸”。

      着眼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其面临挑战以及改革任务，我们分别对户籍制度改革、教育和培训制度改革、延迟退休年龄、减轻企业税负的效果做出假设，即这些方面的改革对于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产生的正面影响，同时，将上述效果与不同深度的生育政策调整(从而形成不同的生育率水平情景)相匹配，模拟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未来情景，更多的改革与较少的改革之间潜在增长率差异，就是结构性改革红利(Cai和Lu，2016)。从图3显示的模拟结果可见，不同力度的结构性改革，分别可以获得不同数量水平的改革红利(即额外的潜在增长率)。

      同时，图3也清晰地显示，从供给侧因素和潜在改革红利角度观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按照新常态的逻辑，我们的确不应该期冀一个与周期因素相关的“V”形复苏结果；第二，与没有明显改革举措的“基准情景”相比，部署的改革越是深入进行，越是能够对劳动参与率、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因而，潜在增长率的长期变化轨迹越是接近于“L”形；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确信无疑地以提高潜在增长率的形式，为中国经济带来改革红利。

      图3似乎显示，在改革力度越大的情景下，潜在增长率在中短期呈现越深的下降，只是在长期才显现更高的潜在增长率。其实，中短期之所以出现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形，主要是根据总和生育率可能大幅度提高，进而导致人口抚养比显著提高这一假设得出的模拟结果。不过，这里依据的人口预测是假设生育政策调整导致总和生育率上升，使其在2017年就达到1.94，此后逐步下降并稳定在1.71。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也值得通过更广义的政策调整，即为家庭提供更多基本公共服务以形成较大的生育激励，去争取达到生育率的较大提高，总体来说，图3中依据的生育率提高的假设或许过于乐观。并且，这一人口增长假设可以产生双重作用，即如果真实情况没有达到人口增长的预期，潜在增长率中短期降低和长期上升的效果都可能更加微弱，同时，人口基数减小却有利于人均GDP水平的提高。

      

      图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红利模拟

      数据来源：Cai和Lu(2016)。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及当年的收入分组标准，2014年中国人均GNI为740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以此为基点，我们可以根据图3中显示的“改革情景三”中模拟的潜在增长率减去预测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可以预计中国人均GDP(或GNI)的提高，并揭示出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根据这个预测，按照2014年不变价格(从而也是可比的世界银行分组标准)，2022年中国人均GNI为12600美元，达到中等偏上收入组与高收入组的分界水平，标志着中国初步跨越中等收入阶段；2030年为19007美元，中国得以稳固高收入国家的地位，可以说成功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2040年达到32162美元，已经十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37000美元)；2050年则可以达到51900美元，稳居高水平的高收入国家地位。这也意味着，第二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届时可以真正落实在国力和民生的提高上面。

      ①对此类研究的批评性评论，可参见蔡昉(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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