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道论与21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目前正面临着三个重要问题：一是由于西方原子构成论和笛卡尔、牛顿力学思维模式而造成的当代科学特别是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发展的危机；二是由于“天人二分”思维模式而造成的生态环境危机；三是由于西方管理模式的缺陷和东方经济崛起对它的挑战，迫切需要建构新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人类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老子的道论虽不能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有必要从老子的道论中吸取哲学智慧，从哲学思维层面上将有助于它的解决。
一、“有生于无”与当代科学发展
天地万物是从哪里产生的？它们是如何产生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老子提出了“道”这一哲学概念，认为“道”是“万物之宗”（《老子》四章），“可以为天下母”（《老子》二十章）。老子所谓的“道”，既不是纯粹之“无”，亦不是纯粹之“有”，而是即有即无，有无一体。他指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注：任继愈先生在《老子今译》中，认为这里所谓“精”是指一种极细微的物质实体——精气。）。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老子》二十一章）在老子看来，道的本体虽说是恍恍惚惚，窈窈冥冥，没有任何具体的物象，但在恍惚窈冥之中，毕竟内含“有物”、“有象”、“有精”，且其象其物其精又是十分真实地存在着。这叫做“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子》十四章）。正因为在无名、无形、无限、不可被感知的“道”内含有无限生机，是一种尚未显现的潜在实有，具有内在的创生因子或动力，道才有可能“无中生有”，化生出有名、有形、有限、可以被感知的天地万物。道又是如何生出天地万物呢？从逆向看，老子把宇宙万物的产生过程归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即认为先于天地而存在的“道”是无名无象的，故称它为“无”，由无而生有；因天地有形位，阴阳有刚柔，故称它为“有”。再由有名有形的天地或阴阳生出宇宙万物。从顺向看，老子认为道生天地万物的过程是：“道生一（混沌未分的元气或精气），一生二（天地阴阳二气），二生三（阴气、阳气、冲气、或者天地阴阳交合而形成的一种均衡和谐状态），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生天下万物的过程，实际上是从无到有、从隐到显、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递进的过程。在老子看来，宇宙间的一切万物及其变化都是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转化，都是一种存在形式向另一种存在形式的转换。这是一种功能性的宇宙生成论的思维模式。
古希腊的原子论属于构成论的思维模式。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而原子是在虚空中运动着的。天地间一切事物及其变化都是由原子的不同结合与分离产生的。西方根据这种构成论思维模式，在近现代科学研究中，形成了理性分析方法，产生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念和物质观念以及整个近代力学体系，为近代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这种构成论的思维模式所包含的形而上学性质，如绝对虚空的存在，原子相互之间的绝对间断，原子运动的外因论和原子的不可分、不可变性等，在当代物理学的进程中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难以解释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
当代科学发展与实验证明，老子道论中所蕴含的“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优于西方的原子构成论，它便于用以解释当代物理学研究中出现的新问题，更有利于推动当代基本粒子物理学的向前发展。因为这是一幅与现代物理学发展趋势相吻合的宇宙模式。正如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1901～1976）在《普朗克的发现和原子论的基本哲学问题》（注：《严密自然科学基础近年来的变化》（论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48～171页。）一文中所说：“三十年代的核物理学告诉我们，应该把原子核看作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一种结构。这样，我们终于认识到三种最重要的基本粒子，即质子、中子和电子，是一切物质的最终组成部分。可是后来的实验指出，此外还有许多其它种类的基本粒子，这些基本粒子和前面提到的那些基本粒子的差别，首先在于它们只能生存很短的时间，因为它们会很快发生放射性衰变，也就是说，转变成另一种粒子。这样，介子、超子被发现了，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约有三十种各种不同的基本粒子，其中大多数只有很短的寿命。”这段话表明，海森伯从物理学进程中不但认识到基本粒子的转化问题，而且也认识到基本粒子在互相碰撞中所产生的分裂，“实际上不是基本粒子的分裂，而是从相互碰撞的粒子功能中产生新的粒子”。这些新的物理现象依据西方古代的原子构成论是难以解释的，但是依据中国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海森伯提出了“原物质”的观念，试图回答基本粒子的起源问题，以此来摆脱当代物理学研究的困境。“原物质”的观念与“道”的观念在思维模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同属于生成论的宇宙模式。
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承认他的“空域概念”是受到唐代道家诗人李白的“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春夜宴桃李园序》）的思想的启示而提出来的。他曾在基本粒子研究中，突然想起了“中央帝混沌”的故事（注：详见《庄子·应帝王》。）。他在1961年写的一篇叫《庄子》的短文中指出：“我研究基本粒子已有多年，而且至今已发现了三十多种不同基本粒子，每种基本粒子都带来某种谜一样的问题。当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深入一步考虑在这些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我们想达到最基本的物质形式，但是如果证明物质竟有三十多种的不同形式，那就是很尴尬的；更加可能的是万物中最基本的东西并没有固定的形式，而且和我们今天所知的任何基本粒子都不对应。它可能是有着分化为一切种类基本粒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还未分化的某种东西。用所习用的话来说，这种东西也许就是一种‘混沌’。正是当我按这样的思路考虑问题时，我想到了庄子的寓言。”（《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庄子的所谓“混沌”，实际上就是老子所谓“道”的形象说明。当汤川秀树试图探索三十多种基本粒子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东西”，即进一步探讨基本粒子的终极本原时，他突然想到了老、庄的混沌之“道”。因为只有这种质朴性和潜在性相统一的“道”才能合理地说明这一当代物理学的重要问题。汤川秀树正是从道论中吸取哲学智慧而思考着现代物理学的新课题，寻求新的答案。
在现代宇宙学中，英国著名科学家霍金提出的“宇宙创生于无”的理论，最能体现老子的“道”是有与无相统一的科学精神。如果说在老子那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一命题还是一个天才的猜想的话，那么现代宇宙科学的发展则为这一天才猜想提供了科学根据。霍金为了使自己不陷入阿奎那和牛顿的第一推动的神学说教，依据他的“宇宙自足”理论，认为宇宙的产生不是借助于外力，宇宙的始初条件是由宇宙自身决定的。没有任何东西存在于宇宙之外，也没有任何东西能成为宇宙的开端。所谓“没有任何东西”亦即是“无”，“无”是宇宙始初点的“奇异状态”，具有实在的物理性质。霍金为了摧毁神在宇宙中的地盘，而把“无”作为宇宙的开端，并赋予“无”以物理学意义。这同老子的“有生于无”的宇宙模式是极为相似的。伽莫夫等人提出的大爆炸宇宙学，同老子的“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在思维方式上也是极为吻合的。这说明现代宇宙学不一定总是沿着17世纪笛卡尔—牛顿力学的方向前进，恰好是按照老子的道论思维方式进行的。
老子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宇宙生成论思维模式，不仅对于现代基本粒子物理学摆脱古希腊原子构成论模式所造成的困境，而且对于推动现代宇宙学的发展，都是极富有启发意义的。
二、“道法自然”与生态环境保护
天地万物由“道”而生，而“道”的本性又是什么呢？老子曰：自然无为。在老子那里，“自然”与“无为”是二而一、一而二的范畴。老子所谓的“自然”，并不是指存在于人之外的广阔无垠的大自然。在老子那里，“自然”这一概念有三层含义：一是形容“道”和天地万物的“本体如此”、“本性如此”、“自然而然”的天然状态或自然状态；二是指“道”和天地万物的始初的纯朴本性（天性、真性）；三是指道和天地万物因其自然本性而具有的存在形式与运作方式。“自然无为”是相对于“人工”和“有为”而言的。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价值观念。
什么是“道法自然”呢？这一哲学命题是由三个相互联系的观点所构成的。一是宇宙一体的整体观念。老子认为，由“道”而生出天地，由天地而生出人。“道”、“天”、“地”和“人”是构成宇宙的“四大”（《老子》二十五章）。整个宇宙是以“道”为本原为基础，从而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二是“道”和天地万物就其本性而言，都是“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作为宇宙之本的“道”，其存在状态及其运作方式皆由其本性使然，“天下莫能臣也”（《老子》三十章）。三是“道法自然”。既然肯定道和天地万物都是以“自然”为其根本法则和运行规律，那么按照人道本于天道的原则，就必然会引出“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的结论。只有对天地万物采取“效法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使天地万物都处于不受任何外力干涉和无束缚的自然和谐状态，才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从正面讲，即要求人类对天地万物应持“以天合天”（《庄子·达生》）的态度。强调人在改造自然中应该“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去行事，要求尊重宇宙万物的自然本性，切不可以人的功利价值随意地去衡量一切，剪裁一切。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生态思想。《庄子·至乐篇》讲过一个故事：鲁侯在鲁郊捉到一只鸟，把它置于庙堂之上，“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而鸟“仍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鲁侯“以己养养鸟”，完全违背鸟的自然本性及其生活习性，故鸟“三日而死”。如果能够按照鸟的自然本性，“以鸟养养鸟”，即“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鰌
，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使之“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适”，其结果必然是理想的。“鲁侯养鸟”这一寓言故事，是对道家“以天合天”思想的一个生动具体的说明。现代生态伦理学提出的“选择性原则”，即主张人在改造自然中，应选择符合生态环境规律和自然本性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使人的行为生态化。随着科学文明危机的加深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有机建筑”、“绿色食品”、“绿色服装”和“绿色旅游”等，是道家的“法天贵真”思想在现代人类社会中的具体反映，完全符合道家提出的“以天合天”的生态思想。
老子的“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从负面讲，即要求人类对于宇宙万物切不可“以人灭天”。不可从人类的功利目的出发，以“妄为”去破坏自然，以“强为”去残害生命。道家认为，野鸭“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从鹤与鸭的天性看，“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庄子·骈拇》），一切自然天性都是完美无缺的。如果人类按照自己的意愿违背其天性而妄加干涉，短者续之，长者断之，只能残害其生命。道家还认为，“牛马四足是谓天，落（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庄子·秋水》）。牛与马生而具有四条腿，这是天性如此，如果人按照自己的某种功利目的，不尊重牛马的这种天性，硬要络马首、穿牛鼻，这是人之妄为，必然“残生伤性”。从价值观上看，道家依据“道法自然”提出的“无以人灭天”思想，不加区别地反对人类去改造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消极倾向。但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看，道家主张“无以人灭天”，强调充分尊重天地万物本性，强调循其自然本性而为，反对以人类利益去戕害万物的本性，这对于化解天人对立的矛盾，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在老子看来，要想真正达到“以天合天”、“无以人灭天”的目的，只有将人类失去的“无智无欲”（实际上是“少私寡欲”）的自然本性加以恢复，方可实现。《庄子·胠箧篇》指出：“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铒、罔罟、罾笱之智多，则鱼乱于泽矣。”即认为人的巧智与多欲才使“天下乱矣”。老子认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严重对立，只有通过“复归于朴”（《老子》二十八章），再现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的自然本性，才能达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老子》五十五章）的天人玄同的境界，实现道家的“至德之世”的社会理想。但是，要想达到这种天人玄同的自然境界，需要一个“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的过程。在“为道日损”过程中，为了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老子主张“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反对人类的奢侈生活，反对人类无限地掠夺自然。道家所提倡的“去甚、去奢、去泰”的思想，既包含着满足人类需要的适度原则，也包含着生产发展和人类行为的适度原则。这一适度原则，对于重建现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是极富有启发意义的。面对当代工业文明和科学技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人类虽不能完全按照老子的“复归于朴”的原则，返回到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去消极地适应自然，以保持人与自然的静态和谐。但是，人类在反省现代生态危机中已认识到，这一严重后果都是由于人类只顾眼前经济利益，而无限制地乱伐森林，过度地使用土地和草地，过度地开采矿藏和地下水源，过度地捕捞水产和捕猎野生动物，过度地施放工业污染物（如废气、废水、废渣等），过度地自我生产等行为所造成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现代环境科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历史的回忆中，从道家那里吸取了“道法自然”和“去甚、去奢、去泰”的生态智慧，提出了人类发展经济的“适度”原则。这种“适度”原则，在现代生态伦理学中，也叫“节约性原则”，即主张人类应当“节欲”，有限度地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反对为了满足人类的无休止的欲望，而毫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从而破坏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环境。只有遵循老子的“道法自然”原则，顺应自然，适度发展，使天地万物都处于不受外力妄加干涉和无束缚的自然和谐状态，才能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三、“无为而治”与现代企业管理
老子依据他的自然哲学，在治国之道上，提倡“无为而治”。在老子看来，道的自然本性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就“道”生成万物的无执无施、无意无为而言，道是“无为”的；就天地万物无不是由“道”而生来看，“道”又是“无不为”的。“道”是“无为”与“无不为”的有机统一。由这一原则出发，老子引出了“上德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八章）的治国之道。即要求“体道”、“守道”的上德之人，对黎民百姓的管理应当师法自然之道，既不可违背自然规律而妄为，亦不可离开客观实际而强为，而应以“无为”达到“无不为”的目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可见，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懒汉式的管理方法，而是一种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管理效果的积极进取的管理方法。
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只要注入时代精神，并加以现代转换，对于建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和借鉴意义。
“无为而治”的第一个要旨是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在老子看来，不管是“以德治国”、“以智治国”，还是“以力治国”、“以法治国”，皆是违背人的自然本性的行为。所谓“处无为之事”，即是以“无为”原则去处理一切事情。什么是“无为”呢？“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老子所谓“有为”，是指违背人的自然本性（或自然法则）的“妄为”、“强为”而言。老子认为，如果人不依自然本性行事，完全按照人的功利原则去设置行动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采取盲目行为，那就必然导致人性的异化，产生大量的虚伪、丑恶和荒唐现象。老子所说的“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的“顺其自然”的行为。美籍华人陈荣捷教授曾把老子的“无为”说成“不采取反自然的行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教授把老子的“无为”定义为“禁止反自然的行为”。可见，老子说的“无为”是指戒绝反自然的行为，而不是戒绝人的一切活动。所谓“无为而治”，老子曾形象地比喻为“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根据老子的“无为即自然”的治国之道，在企业管理上，要求企业家在行使管理权时，既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妄为”，亦不能脱离客观实际地去“强为”，而要顺其自然，因势利导，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会遭到失败。所以，海内外许多管理学家吸取老子的“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结合现代企业管理实际，加以现代诠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美国贝尔实验室所以能够在高科技领域取得辉煌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在企业管理上实行“无为而治”。该所负责人陈煜耀博士在他的办公桌前挂有一条“无为而治”的条幅，并在这句格言下面将它译成英文：“最好的领导者是能帮助人，让人感到不需要他。”陈博士进一步解释说：“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既要做到你在领导，又要做到别人并不认为你在干预他。”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把贝尔实验室的成功说成是老子“无为而治”在管理上的成功。
老子所谓“不言之教”，并不是摈弃言教，只是因为“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和“多言数穷”（《老子》五章）的缘故。在老子看来，所谓“教”，除了“言教”还有“身教”，而且“身教重于言教”。老子“不言之教”所蕴含的“身教重于言教”的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的“言教”固然重要，有时管理者的“不言之教”（即身教）则更为重要。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成功之道。
“无为而治”的第二个要旨是“不争之德”。老子依据“柔弱胜刚强”的道理，大力提倡“不争之德”。老子讲的“不争之德”，虽含某些消极因素，但它并不是纯粹消极的人生之道，而有着极其深刻的辩证法底蕴。在老子看来，道的本性是“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八章），所以“法道”者亦应“为而不争”，即是利万物而不与物争功，利他而不与人争名。正因它能“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六十六章）。这叫“不争即大争”。如果把老子的“不争之德”运用于企业，至少可以从中领悟出如下道理：一是提高企业家的精神境界。从个人修养看，企业家如能奉行“不争之德”，当他们为国家和企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之后，仍能在个人生活待遇和名誉地位上严格遵循“份外之物不可取，份内之物不可争”的道德准则，真正做到为国为民而不与人相争。这样，既可以缓解企业内部领导与群众的紧张关系，又可以营造企业外部的和谐关系，从而达到“夫惟不争故无忧”的理想境界，这对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二是从中领悟出企业的立业之道。创办企业当然要赚钱，但是赚钱并不是企业的立业之道。海内外许多企业的创业经验证明：“只有当我们的企业能够给社会给公众带去他们所需要的实际利益时，我们才能立住脚根。”三是从中悟出企业的经营策略。有些企业将老子的“不争之德”注入现代企业精神，把它诠释为“企业当立于无竞争领域”，证明是一条行之有效的竞争策略。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多在同一领域竞争同一个东西，必然有一部分企业在竞争中会被淘汰。因为将企业的“选点”放在多方竞争的领域，就无法把企业落在万众的利益需要上（他们的需要早已被满足），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努力发掘和寻找社会和民众的潜在需要，把企业的产品选在“无竞争点”上，才能保证企业的成功。那么，又在哪里寻找“无竞争点”呢？企业家从水“处众人之所恶”的品格中领悟到：企业的“无竞争点”就在“众人不愿涉足的地方”和“众人不愿干的事情上”，“而这些潜伏的没有人去管、没有人去设法满足的利益需要，恰恰是我们立业的根本点”。如能在这些“众人之所恶”的领域去开拓自己的事业，肯定会从社会和民众那里得到支持与回报。
“无为而治”的第三个要旨是要求企业家必须具备“无为”品格。老子所谓“无为而治”不止限于企业管理，而且也要求企业家在自身道德修养上努力达到“无为”的思想境界。老子对治国者提出的“四不”、“三宝”的要求，对于企业家也完全适用。什么是“四不”呢？从正面讲，即主张：“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二十四章）从反面讲，即认为“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老子》二十二章）从企业管理角度，即要求企业家以“四不”的“无为”来保证企业的成功，在企业管理中是极为重要的。自是者必败，自矜者必亡，在海内外企业发展中几乎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根据“无为而治”的原则，老子还向管理者提出了“三宝”的要求，指出：“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六十七章）主张企业家应具备仁慈、节俭、谦让的品质，这也是“无为”题中应有之义。以“不敢为天下先”来说，从表面上看，有德之人凡事谦让居后，这是“若退”，从本质上看，“退”是为了“进”，这是一种“进道若退”的策略思想。所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老子》七章）。“以其终不自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在现代企业竞争中，当弱者遇到强者或强者暂时处于不利的形势下，切不可硬拼，应以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为指导，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保存自己，以求发展。这是企业自我保护的一种重要方法，也是企业家在竞争中取胜的一个法宝。美国雪佛龙公司、阿尔可公司从公众利益出发，将自己利益放在一边，以大量资金聘请专家对某城市的垃圾进行分析研究，从中得出当地食品消费的相关的信息和数据，以此决策，推出新产品，取得了成功。这也就是运用老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现代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