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焦虑与理想——出版文化类图书阅读回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类图书论文,理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阅读书目：我在DK的岁月，[英]克里斯托费·戴维斯著，宋伟航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
编辑这种病，[日]见城彻著，邱振瑞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书史导论，[英]戴维·芬克尔斯坦、[英]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著，何朝晖译，商务印书馆，2012
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美]理查德·B.谢尔著，启蒙编译所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张元济，汪家熔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王建辉著，中华书局，2012
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俞晓群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1902-1949)，邓集田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冉彬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12
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陈昌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出版的品质，贺圣遂、姜华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
出版忆往，陈昕著，海豚出版社，2013
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何明星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
在文化与产业之间
如何在文化与产业、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之间做到平衡与结合，成了当下中国出版业最为纠结的公共性问题。因为相对偏重不同，对体制转型与技术升级两种力量驱动下的出版业发展现状的评价与本质探讨，业界出现了文化派与产业派两种价值观的潜在分歧与对话。按照何明星《从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中国出版的“革命”》中的说法，以1978年为分界线，中国出版最大的变化是编辑的外延、内涵、组织方式、工作效率等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60年来中国出版业基本上走了一条由文化政治到文化生意的轨迹。在今天，企业对资本的追逐，不自觉地淡化了长远的文化目标，使得资本与文化之间不同步甚至冲突。资本改变了出版链条上的诸多环节，但不能改变出版作为人类精神思想活动之一种理性、个性、自由的本质。中国的出版人依旧需要练就内功与定力，以在资本时代重建文化理性精神。陈昕的《出版忆往》则通过自身经历的出版个案忆旧，来表达自己的现实态度。其中包括“黄皮书”《当代学术思想译丛》《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中华文化通志》《辞海》等经典图书的出版史，以及与汪道涵、夏征农、王元化、巢峰、刘杲、胡道静等出版人、学人交往录。“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作者直言忆旧是出于对出版业现状的担忧。在陈昕这位出版“文化派”代表性人物看来，人类的出版史就是一部启蒙大众、追求进步的文化传播史与精神发现史，出版人的纯粹与温暖、尊严与自豪皆来自于此。而进入资本时代以来，出版的本质被扭曲，“传统出版业奉行的智性价值、审美价值、社会价值丧失了，进步主义的传统丢失了，娱乐主义开始主宰出版，出版有变成单纯营利工具的倾向”。回忆出版往事，看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那些人与书如何引领社会精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参与社会精神建构，是当下出版人守护出版神圣与纯粹的一种理想的方式。与陈昕惺惺相惜的出版人俞晓群则在《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中，以一腔文化理想主义情怀为主线，勾勒出了十一位出版前辈的出版生活与文化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吕叔湘、巴金、张中行三位大家一向为人忽视的编辑出版家身份。同样为出版的文化本位不断呼吁的出版人贺圣遂主编的《出版的品质》，以一种“出版人写出版人”的方式，约请当下中国出版界的有心人，为绥青、加斯东·伽利玛、岩波茂雄、张元济等二十一位中外出版家作列传、画群像，发掘出版的优秀传统与品质，试图为产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出版业提供一种参照。
问题是，焦虑之中，仅仅诉诸文化理想的追寻与呼喊是不够的。不可否认，无论是对文化产业的理解还是运作，国内与国外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突出表现在内容原创能力低下，版权相关产业的贡献率不足。从这个角度看，对文化产业开展研究不仅具有学理意义，更有现实价值。从文化产业的角度研究出版现状与转型，更攸关出版业这个脆弱行业的明天。放眼书坊，我们可见不少就体制转型、媒介融合、数字出版、资本运作等热点进行探讨的论著。但令人深思的是，或许因为行业变革太过剧烈，过于贴近现实的理论难免被视为雾里看花，这一类从产业角度来关注出版的著述，更多出自学院派，而在业界得不到足够的重视。
来自历史深处的发问
对于仍多在传统出版中打拼的出版人来说，历史似乎能带来更多的人文温情。矛盾与转型中的中国出版人安顿身心的习惯方式是回眸历史，从中接续历史深处的启迪。
出版史研究，首先固然是一种学术上的纯理论探讨，但在出版产业体制改革大发展，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这一当代大背景下，它往往更意味着隐幽的当下关联性与实践性品格。在《中国出版通史》完成之后，断代出版史研究更为精细化，代表作如周宝荣的《走向大众：宋代的出版转型》、郭孟良的《明代商业出版》等。但正如司马迁所说“法后王，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更能引起今天的出版人产生同情之了解的，无疑还是具有现代出版品格的民国出版。略古详今的倾向，在出版史研究中自有其合理性。张元济永远是中国出版人心向往之的标杆人物。从当年以启蒙为诉求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种，到今天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作为“中国近现代出版家列传”之一种修订出版，出版史家汪家熔的《张元济》后出转精，在江南世家、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等更深广的视野中体认张元济“既生此土，未能忘情”的深层文化情怀以及由此影响下的人生选择，在出版业的践行与经营等具体做法方面则可以看出作者关照现实、以史为镜的自觉意识。作者在书中发问：在今天，张元济能不能复制？刘杲先生在序中回答说：“不能不承认，我们今天做出版与张元济有很大差距。这差距不仅在出版项目的选择和策划上，不仅在出书的数量和质量上，不仅在人才培养和事业经营上。最根本的差距在人生目标上，在家国情怀上，在出版境界上。张元济的出版境界，可能至今无人达到。”
王建辉的《教育与出版：陆费逵研究》，改变了新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出版家专题研究集中于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等代表人物的不足，可谓填补空白。著作突出的启示是通过“好言教育”的陆费逵的一生，立足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真正理解教育与出版之互动关系。世人多知张元济“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终生“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王云五所说“教科书为教育之工具，亦即促进文化之要素”，以及叶圣陶所说“就广义来说，出版工作也是教育工作”。事实上，对教育与出版这一关系的深刻理解，陆费逵更具代表性。他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而且有深刻的教育理念，并以之自觉地指导其终生的出版实践。1912年元旦他创办中华书局时发表宣言书阐明其服务教育的宗旨：“国之根本，在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到也。”1924年为书业商会纪念册作序，他以教育为中介与核心申述：“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从《岁月书香：百年中华的书人书事》及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大事记等纪念性图书中，可以感受书局独特的人文魅力。在今天这个大出版时代，教育出版正由纯粹提供教材与教辅产品这一狭窄内涵、畸形发展重新变为提供多元教育服务，需要我们以服务精神、创新意识来重建出版与教育之间的正向关联，形成文化、经济、社会和谐的健康生态。在这一大时代语境中重读陆费逵，致敬之余，当更能生发一丝自我反省。
由国外观照自己
要说促人反思，因为整体上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国外出版业的探索无疑能带给后发的中国出版业更为深沉的思考。我们不仅需要从“术”的层面引入《西方编辑出版理论与实务(英文版)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一类的原版教材，更需要在“道”层面上体悟国外出版人的精神。
近年国内出版人身份自觉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国外出版文化书籍的大量引入。就出版人传记类图书来说，早已改变了此前仅见绥青《为书籍的一生》、马克斯·珀金斯的传记《天才的编辑》等寥寥数本的窘境，系列性的有机械工业出版社引入的安德烈·希夫林的《出版业》、迈克尔·科达的《因缘际会》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人书系》(包括贝内特·瑟夫的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皮埃尔·阿苏里的《加斯东·伽利玛：半个世纪的法国出版史》、汤姆·麦奇勒的回忆录《出版人》、阿尔班·米歇尔的传记《一个出版人的传奇》等)。最近值得关注的有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守书人丛书》。DK的创社元老戴维斯的《我在DK的岁月》，既是个人的出版回忆录，也如其英文原名Eyewitness：The Rise and Fall of Dorling Kindersley所示，是一部DK的兴亡史。从1974年由一间伦敦南区的小工作室发展为一家史上最成功的图文书出版公司、业务遍及全球的出版帝国，DK以“目击者”等品牌图文书，为世界贡献了一种图文并茂的美学风格，一种编辑理想的实践，乃至一种面对世界的态度。而意味深长的是，DK的衰败，根本的原因就是在文化理想与市场现实巨大的撕扯中放弃了内容。创社起家时，DK没有考虑“编—印—发”的传统出版模式，而以“创意选题—邀请作者—编辑加工—版面设计—版权营销”的模式专注进行内容建设，直到7年后才建立起自己的编印发生产线。很长时间里，“出版是内容产业，千万不要让营销人员主管出版社！”成为企业的共识。而及至鼎盛时期，奉行“营销胜于一切”的“营销王”出任总执行官。他反对以内容为王的传统出版理念，戴维斯也被赶回家养老。在“营销王”缺乏人文关怀的营销理念的折腾下，DK最终因现金流断裂被培生集团乘虚而入收购。DK的命运，让人想起美国出版人安德烈·希夫林《出版业》中为坚持人文理想的独立出版社被市场至上的跨国娱乐公司并购而吟唱的悲凉挽歌。渠道？技术？营销？资金？人才？内容？到底哪个才是今天出版业价值的真正体现？域外出版企业的兴衰浮沉，在当下的中国出版人听来，格外心有戚戚焉。见城彻1993年在角川书店发生人事变化后辞职，逆袭创办幻冬舍，14年间打造了14本百万畅销书，成为日本五大上市出版企业之一。与欧美出版人的回忆录更多总结市场经营稍异，他的出版回忆录《编辑这种病》读来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浓郁的日本特色的死亡意识。他记述了多位作者的死亡以及自己对死亡的思考。他频频引用兰波诗句“秋天。我们的船在凝滞的雾中飞腾着，驶向苦难之港——泥、火弥天的大城”(《告别》)，认为“直面苦难化为黄金的瞬间，是一种无可取代的狂喜”，正是他所追求的“名副其实的编辑症候群”。“是啊，只有决心驶向苦难之港，方能毅然启程航行。”“人活着就是不断地在黑暗中跃进。这么看来，我的人生也是在编辑这个漫长的旅程中度过的，而且始终与创作中的激情和救赎脱离不了关系。”在见城彻的笔下，职业激情与生命意识圆融一体。“编辑终极的生命意义，就是将自己感动的东西介绍给世人，为此鞠躬尽瘁而已。”人生每天向死而生，唯有不断地打造品牌、不断地创新，才能填补出版人内心的空虚，感受到充实与人生的意义。说什么现在出版业不景气，说什么社会读书人口锐减，“发什么神经病啊，事情才不是这样的。书卖得不好，完全是出版界的责任。正因为无法用生命和作家坦诚交流，才制作不出打动读者的好书”。日本出版业大崩溃一度成为全球出版业界的话题，而见城彻这位“最疯狂的编辑”的心路剖析、职业反省与志业激情，让人深信，日本出版人群体特异的个性与追求，终将给日本出版业带来新生。
何为出版？我们今天到底要一种什么样的出版？有着健全的市场制度、高度产业化、已经现代转型的国外出版业，以一种经验与教训并存的方式，给国内出版人以镜鉴。从他们的创新亦从他们的错误中学习，才是中国出版人的正道。
从文本到书籍
除了沉潜的务实，务虚也是出版人需要懂得的一种智慧。在以纸媒为主体的传统出版面临数字化这一个500年来最大变局的纷乱时期，放长时段来梳理人类知识与思想传播方式的变化，有助于出版人超越性地直面眼前的危机，作出顺应潮流的应对。就这一点来说，最重要的思想刷新来自域外方兴未艾的书籍史研究(The History of Books)。欧洲早期普遍信奉笛卡尔“阅读时要忽略书籍的外观、感觉和嗅觉”的观点，而书籍史研究则意在发掘从文本到书籍这一过程中丰富的文化史、社会史内容。年鉴学派的社会史范式、新文化史注重过程的研究方法，改变了传统的文献学、目录学等书史研究方法，而认识到“书籍联系着极其广泛的人类活动，它们是匠人的产品、经济交换之物、观念之舟以及政治和宗教冲突的要素”。文本意义的生产，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作者、印刷者、运输者、销售者、读者、评论者等链条中的传播、交流与循环等，都是文化实践的重要内涵。作为一门突破传统文献研究樊篱的交叉学科，书籍史研究综合编辑史、印刷史、发行史、藏书史、阅读史等各个领域，以书籍为中心，探讨书籍生产与传播、消费的各个环节及其与所处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关注从作者到读者“这一过程的总体和各个阶段、文字随时空转换而出现的每一次变化，以及图书与周边环境中其他系统(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一切联系”(罗伯特·达恩顿《阅读的未来》)。自费夫贺、马尔坦主笔的书籍史研究的发轫之作《印刷书的诞生》2006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以来，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著作与理论不断进入中国出版人的视野。对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法国哲学家阵营，此前国内引进了罗伯特·达恩顿的名作《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三联书店，2005)，而对于启蒙运动的另一阵营——苏格兰文人阵营，国人却相对陌生。西方学界公认，苏格兰启蒙运动创造出了现代性的基本思想，18世纪的苏格兰产生了现代特征的基本制度、思想、态度和思维习惯。“大体上说，苏格兰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了。”问题是，18世纪的苏格兰，弱小贫穷、地处边缘，为什么能诞生出包括大卫·休谟在内的知识分子，成为启蒙思想的发源地？理查德·B.谢尔的《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通过繁复的实证、鲜活有趣的细节记录，对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家、书籍、出版者及书籍流通过程中各个要素互动关系的精细复原，阐释了出版对苏格兰文人共和国的型塑作用、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决定性影响。商务印书馆《书史译丛》在2012出版有戴维·芬克尔斯坦、阿里斯泰尔·麦克利里著的《书史导论》与戴维·斯科特·卡斯顿《莎士比亚与书》两种。前者介绍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学术流变与理论方法；后者则对莎士比亚从一种大众娱乐变为英国文学经典的过程进行了追溯。
书籍史研究扩展了出版人审视图书与出版业的边界，让人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来打量图书的前世今生以及一个行业与社会的密切关联，超越工具理性来体认出版的价值理性。尽管也有如《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张仲民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这样出色的著述，但从整体上讲，国内对书籍史研究仍然处于理论输入的阶段。如何借鉴西方理论来刷新中国的图书史、出版史研究，仍然大有空间。2012年不约而同地推出了三册研究上海近现代出版的著作：邓集田的《中国现代文学出版平台(1902—1949)》、陈昌文的《都市化进程中的上海出版业(1843—1949)》以及冉彬的《上海出版业与三十年代上海文学》。尽管从细处讲各有可取之处，如邓著对中国现代文学出版物令人叹服的精细统计与分析，附录有数千种出版物、300余面表格统计，但从总体而言，除了“上海出版”这一集中的论题撞车，还有着普遍陷于现代出版与现代文学、都市化互动关系研究路径的雷同。这种不足，限制了出版文化研究视界的扩展与品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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