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想象中的上海城市身份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身份论文,国家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是讨论民族主义问题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特别是其“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提出，在阐释民族与民族主义方面具有极大的空间。他认为，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各民族“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是他们的虚假／真实，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①安德森指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modernity)过程当中的深刻的变化。②
在近代，民族国家运动使“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完成。有人认为，由于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力量的出现，民族主义作为历史潮流应运而生，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是现代化国家的衍生物。因为工业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一，是人们以抽象方式交往和沟通的能力，所以一个工业社会必须有普遍接受的文化以满足这一条件。这种文化不仅取决于人们共同拥有的语言，也取决于一套文化规则。同时，工业化、现代化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工程，都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进行的，一个社会的工业化与现代化，要求民族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文化的一致性上以及全民的政治文化认同上承担这种社会动员。因此，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工业化过程同样伴随着文化上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形成。③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还认为，伴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想象的过程也是一个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并主要依靠两种媒体——小说与报刊，“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④而且“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的是通过文字阅读来进行的。
一个现代化国家究竟是否凭借印刷媒体想象而构成，或者说，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究竟是否出自印刷媒体想象而来的文化认同，这属于另外的问题。⑤我所感兴趣的是现代国家想象如何赋予一个城市以意义？又是什么意义？这种想象又如何立足于城市，以及这种想象是怎样在城市知识中完成的？笔者认为，上海，不仅是经验中的，也是文本中的，即文本中的上海。很大程度上，它是一个被赋予意义的城市。在近代以来，主要表现为现代性意义的赋予，尤其是国家的现代化意义，进而导致人们对上海现代性夸大想象的理解。这一动机源于世界主义背景下国人对“中国现代化”这一“想象的共同体”，而上海则充当了这一想象的最大载体，而不能体现出这一想象的城市特性则被弱化了。于是上海城市复杂多元的身份与特性在这一层面上被统一化、普遍化了起来。
一、关于上海的两大形象谱系
民族国家的想象究意赋予上海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为简便起见，不妨从近代以来关于上海的形象谱系入手。
我们首先来看中国官方最权威的上海城市知识。
在1979年版《辞海》中，专设“上海市”词条，除了地理特征与物产的说明之外，大略如下：
唐属华亭县，宋始设上海镇，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设上海县。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辟为商埠。1928年设上海特别市，1930年改上海市。有光荣的革命历史：1927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此诞生，1925爆发“五卅运动”，1926-1927年先后三次举行工人武装起义，以及解放前夕进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革命斗争等。解放前，工业产品以消费原料为主，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解放后已改建成重、轻工业各个门类比较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基地，钢铁、机械、造船、仪表、电子、化学、石油化工、纺织、医药、印刷等工业都占全国重要地位。它是我国沿海南北航线的中枢和对外贸易港，是长江流域出海的门户，万吨轮可常年通航，并有国际航线和航空线通往国外。铁路经沪宁、沪杭等线，联系全国各地。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化中心之一……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 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旧址（“周公馆”）等，虹口公园内建有鲁迅纪念馆、鲁迅墓。解放后，逐步改善市区原有工业的生产条件，并在郊区陆续修建了若干新工业区。⑥
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关于“上海”的词条中，对上海的地理、气候、水文、土壤以及城治沿革、解放后的经济发展介绍都更加详尽。需要说明的是，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中方负责撰写纯属中国的条目，因此这一词条可以认为代表中国官方的观点。其在涉及上海近、现代化城市状况时有如下文字：
外国资本和中国买办资本在“租界”开工厂、设银行。缫丝、纺织、 日用轻工、印刷等近代工业兴起，导致原有的手工棉纺织业等的衰落。船舶修造和打包业已开始建立，以适应外国资本从这里大量输出原料和初级产品的需要。上海从此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上海人民在20世纪初期曾奋起抗争，血染南京路，并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45年收回“租界”，但仍处于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双重控制下，城市性质并未改变，民族工商业发展艰难。⑦
如此繁琐地引述这样的文字，是试图从中梳理出关于上海的形象谱系。从词条叙述的顺序来看，我发现依人们所认为的重要程度，上海被作了以下几种认知：
首先是其体现的革命的历史，即左翼史。这是《辞海》最为强调的。《辞海》用最简约的文字叙述其开埠这一最为重要的事件，但用了大量篇幅讲述关于建党、起义与反内战等左翼角度的政治事件。甚至于在介绍上海名胜时，《辞海》也仍然表现出左翼的政治视角，选取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与周公馆以及与鲁迅相关的胜迹；其二，附带的，《辞海》对旧上海的经济只是在殖民性角度作了“消费性”等简单判断。《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对旧上海的经济介绍文字稍多，也有一些中性文字涉及上海经济的全球化问题，但两者都最终归之于“半殖民地”城市的经济依附于西方的殖民性与边缘性。在介绍新上海的经济状况时，则强调经济的国家成分以及中心地位，不断使用“齐全”、“重要”、“改善”、“中心”、“中枢”等词汇。由以上分析可能看见，其对于上海的主导性阐述线索为：旧上海的半殖民地性造成了经济的畸形与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性与政治上的不断革命，而革命的成功使上海成为国家经济中心。这种从“边缘”到“中心”的阐释线索发生于政治学上的意义，其考察背景从世界性的转向国内的，经济角度的上海资本主义史是完全被否定的。
与滞重呆板的词典词条的政治性解析不同，新时期以来国内学界则着眼于上海特别是旧上海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的发达状况，考察线索转向了世界主义背景，上海的资本主义史在经济角度又给予了充分肯定。权威的上海史专家唐振常先生在其表述中溢美之状毕现：“与上海同辟为通商口岸的尚有四埠，惟只有上海日新月异，变化迅速，独耀其辉煌”⑧，“上海之所以成为上海，之所以成为名誉世界的城市，其飞跃的发展，无疑是在一八四三年开埠之后”。他甚至不无感叹地认为，1949年以后的上海“锁闭则死则衰”⑨。1988年，伴随着旧上海怀旧热的初步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编者在出版说明中说：“从荒凉偏僻的滨海小县，到五光十色的国际大都会；从苇荻萧萧的渔歌晚唱到声光化电的频率节奏，……上海滩与上海人所经历的这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是近代中国由闭关自锁到走向世界过程的缩影”。《上海的发端》前言说；“鸦片战争后，上海向世界开放，跨出了近代化的步伐”⑩。还有学者将上海百年历史总结为“从闭锁到开放”这一第三世界融入全球的图景：“通过这一切试图告诉读者：开放是历史的选择；开放，只能是主动地开放，别无他途”。(11)由以上表述我们可能看出，对上海的另一认知线索的阐释建立于上海城市的现代化的强大逻辑基础之上，不仅肯定上海在近代融入全球化（主要是西方）的过程，而且将其视为上海城市的最基本逻辑。
之所以大量引述有关词典与书籍的序言，在于这些文字的平易简短，最能代表国人对上海的一般性认知。由于近代以来，表达对上海特性看法的文字汗牛充栋，仅列名人文字，亦可汇成百万字巨册，本文只作简略引述。上海史学者熊月之曾对近代以来关于上海特性的讨论分为两个较集中的时期：一是清末民初，一是30年代。就讨论的内容上，熊月之分为“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西学窗口”、“天堂地狱”三种，(12)并作了详细引述。在他看来，第一种认知比较集中于对繁华上海的道德厌恶的主题上，旧中国关于上海题材或背景的文字，多种属于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一类。但也有对上海繁荣的盛赞。至1881年上海已有“东方巴黎”之称。《申报》社论曾说“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13)甚至有人赞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后，逐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甚至“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之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国也”。(14)第二种认识则视上海为中国面向西方文明的窗口。自19世纪以来，从郭嵩焘、刘光第、康有为、梁启超到20世纪初的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张元济、严复、章士钊、陈独秀、马君武等均有此类表述。康有为1882年途经上海，看出上海繁荣背后“西人治术之有本”，初步领略西方文明，大购西书而回。姚公鹤在1917年出版的《上海闲话》中说“上海者，外人首先来华之根据地，亦西方文化输入之导火线也”。蔡元培把上海看成是“黑暗的”中国的一线希望：“黑暗世界中，有光彩夺目之新世界焉。……此地何？曰上海。”(15)在于右任主持的《民立报》上，曾有这样的描述：“上海系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一有举动，辄影响全国……故一切新事业亦莫不起于上海，推行于内地。斯时之上海，为全国之企望，负有新中国模型之资格。”(16)由此，关于上海是西方文明的“窗口”这一说法也开始出现。此种看法，隐含着现代化逻辑上的上海知识。至20世纪初，关于上海城市的殖民地性以及其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开始提出。当时如《警钟日报》、《民立报》、《神州日报》等常有蔡元培等革命党人的文章，并提出上海形象是美丑合一的命题。其“丑”指白人统治下的主权丧失。至30年代，由西人撰写，并有中西版本的上海著作如《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出卖的上海滩》(1940)、《上海——罪恶的城市》(1945)，更加深了人们对上海殖民形态的认知。(17)总括上海开埠后百余年关于对上海的认知可以看出，19世纪末，人们对上海的看法，一方面承认其现代文明渊薮，一方面将上海恶的形象归之于道德方面；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恶的形象则主要表现在其政治上的殖民性。
由于上海是中国的首位城市，人们对他的理解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国家思维，某些时候甚至是关乎国体的重大事件。(18)因为对它的理解，事关独立、殖民、传统、现代等国家问题，上海最大程度地把国家近代历史与国家近代特性凸现出来。于是，国家逻辑不可避免地被移位于上海。这使人们对上海的认识较之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复杂得多，同时相应地，也要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清晰。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近代以来关于上海形象的两大谱系：一是从现代性有关民族国家意识出发，去认知旧上海作为世界主义殖民体系中的边缘性和它的消费性、工业畸形、道德沦丧等派生特点，以及它最终脱离殖民体系获得解放，并成功摆脱西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经济、文化遗存的国家元叙事；一是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心地位所包含的现代性普遍价值，其与西方的同步，引领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表现为物质与文明的扩张与物质乌托邦、大工业的组织化的以及超越传统的力量。
由上海的两大形象谱系，衍生出对上海城市文化身份的认同。上海被指认为充分具有或代表现代性的一座城市。在表述中，其现代性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民族国家的主权丧失与恢复，这一过程伴随着融入世界以及摆脱殖民而获得独立的现代国家形成的意义，并由此开始独立国家意义上的现代化；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心，发达的经济物质形态以及工业社会所呈现出的组织化特征。两者都共同建立于近代中国世界主义全球性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其曾有的殖民史与解放史，还是其发达状况，都无法脱离全球性的视野，或者说都是在世界工业一体化中所得到的结论。因此，在人们认识上海现代性意义之时，往往将上海视为现代中国的中心，将对上海形态与历史的理解上升为超越其自身与超越特定区域（包括国家区域、地域区域与文化区域）的文本性事物，具有了乌托邦的国家意义或世界意义，城市逻辑也被等同于国家的逻辑与世界现代化史的逻辑了。
在谈到现代性时，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域”(disembodying)。所谓“脱域”，“指的是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的’”，在“现代性条件下，地点逐渐变得模糊不定，即是说，场所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建构场所的不单是在场发生的东西，场所的‘可见形式’掩藏着那些远距关系，而正是这些关系决定着场所的性质。”(19)依据这一理论，文本的上海即是这种现代性结果，它不是地方知识，而是由现代性意义网络建构起来的，并进而扩大为普遍意义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上海自身的“在场性”业已屈居次要了。
比如，美国学者罗兹·墨菲的上海学名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一书，就表明了将上海问题国家化的方法。这本书对1843-1949年的上海进行了各种研究，书中认为：“上海，连同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钥匙”。(20)由此，“钥匙”一词被广泛使用，几乎成为学术界与公众公认的结论，在官修的上海史观念中也大量出现。比如上海研究中心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共同编著的《上海700年》，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龚心瀚作序，其中说：“上海——近代和现代中国的钥匙，这是史学界的普遍认识。诚然，上海是中国的上海，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缩影。《上海七百年》提供的历史事实和知识，可以帮助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填补一部分历史知识的明显的不足和缺乏，可以帮助他们认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历史真谛。”(21)这一情形说明，上海比任何其他城市都具有表达现代性意义上的优势，它常常被当作现代中国历史元叙事的文本，因此也就被赋予了民族国家的意义。
在上海形象的谱系当中，明显地具有中心性、统一性的知识特征。也就是说，在两大形象谱系的系统中，人们把上海特性中的一种即现代性特征整体化、中心化和逻辑化了，而上海特性当中的多元性、不统一性和非历史逻辑性被悄悄排除。这一情形来自于人们在上海形象谱系基础上形成的上海想象中的现代性中心心态，上海作为现代性城市的文化身份由此确定。
二、上海城市身份中的权力与想象叙述
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是，文化身份可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事实。我们不妨细加辨析。按斯图亚特·霍尔的看法：“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又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结构的再现。”(22)斯图亚特·霍尔所说的“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其实就是一种叙述，它来自于话语实践。按照后现代历史观的推衍：没有客观的历史，只有历史的叙述，而叙述不可能是客观的，因此，历史不可能客观呈现。历史的非客观性主要在于叙述，来自于语言。
文化身份是需要通过叙述才能表达出来的。按福柯的说法：“文本叙述是一种话语实践，它植根于社会制度的权力关系中”，也如斯图亚特·霍尔说的，文化身份“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霍尔认为，只有从这一立场出发，才能发现黑人民族与黑人经验怎样成为白人立场上的一种表述，它“被定位和被屈从于主导再现领域的方式是文化权力的批评实践和规范化的结果”。因此，“在欧洲的想象中，非洲已经被看作‘黑暗的大陆’”。(23)霍尔所看到的非洲大陆被西方人所想象，事实上源于西方民族与非西方民族之间殖民与被殖民的权力结构，而一般意义上，历史叙述中的权力因素，按海登·怀特的看法是“意识形态或宣传”的作用。他认为应当使“历史学家避免自己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不能把历史编纂学贬低到意识形态或宣传的地位上”，但是，情形恰恰是，“诸多历史学家往往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把意识形态先决条件当作评论‘真实事件’的‘正确’观点。”(24)
上海是一个城市，也是一个文化文本，既需要被表述也需要被阅读。我们是否也凭借了文化权力而在史学与文学中对它进行了带有权力因素的叙述呢？我认为是这样的。近代以来，依籍近代中国的国家逻辑，特别是其中由殖民形态到独立民族国家形态、由封建形态到资本主义形态与社会主义形态的“新民主主义论”式的基本思维，以及启蒙角度关于中国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基本脉络的认识，关于民族国家“革命解放”的历史逻辑与关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逻辑构成了对中国近现代历史阐释的两种最大原则，上海现代性文化身份中的多元性、差异性与未完成状态，分别在这两种原则下，由于“革命”与“启蒙”两种意识形态的需要而统一起来。恰如霍尔所说的对于文化身份理解的思维模式，即“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给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化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25)对于上海来说，我们对它的理解，总是要寻找到所谓“共有的文化”，这种“共有”，即是与近现代中国国家性一致的“共同体”。不管上海与近代中国有没有不一致性，不管上海有多少与其现代性主导形态不统一的、差异的边缘性特征，我们必然要按照这种模式去理解上海。否则，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如果对它的阐释不能与国家阐释相吻合，那么这种国家阐释又怎么能成立呢？
比如，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的现代文学总体阐释原则是基于进化主义原则上的新旧对立这一标尺。按这一标尺，现代文学基本上等同于中国新文学，这样一来，不仅把现代文学的古典传统渊源一笔抹杀，而且也把旧文学在现代的延续（如旧体文学）部分相应地取消了。上海，既是新文学的中心，又是现代阶段旧文学的中心，这便是文学中上海特性的复杂之处。如果完全抹杀文学中上海特性的多重因素，张爱玲小说的古典渊源（如《海上花列传》）便无法说明。同时，既使按现代性的标准，在西方文化强大的上海，旧文学作为母体中国文化，其对殖民性文化的抗拒，也是中国现代性之一种。不能理解这种文化上的差异与不统一性，我们的“上海文学史”一类著述，不过是“在上海的现代文学史”或“在上海的国家文学史”的各种变体罢了。
说到底，上海的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阐释从建立到巩固到稳定的过程，一个“稳定的、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一个“共有的文化符码”，一句话，是一个被中心性认知固定下来的意义主体。由于被国家逻辑与现代化逻辑高度规定，对上海文化身份的认知也基本上被限定于其政治、政权体制与经济、物质层面，或者说是以现代性为主导的国家政治、经济层面，而与现代性存有冲突的分裂、不稳定、不成熟状态，大都在理解中被排斥或被减弱了。
柯文曾谈到，在西方汉学界与中国学界，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存在着三种模式：一是费正清等人的“冲击——回应”模式(impact-response model)。此种模式认为，自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的冲击以及中国被迫的改变，从而夸大了西方冲击的作用；二是列文森等人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这种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norm)，因此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阐释为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近代式社会，而在西方社会进入之前几乎不发生什么变化；第三种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即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以来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因，也是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和无法发展的祸根。柯文认为，这三种模式，不论是哪一种，是对西方进入中国赞许也好，还是批判也好，在本质上同属“西方中心模式”，因为它们都认为19、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变化都是西方式的，或者说是由西方带来的，这样，便失去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26)
我们看到，在百余年来关于上海形象的各种认知中，大多数都包含着各式“中心”论（包括西方现代性中心、国家中心、经济与政治现代性中心）的痕迹(trace)，也就是说把上海自辟口岸而融入西方当作上海史的起点与历史基本线索。这一理解当然不错。但关键在于，在这一理解中，由西方进入中国（或上海）而造成的中西社会文明混杂、融合而呈现出来的复杂图景往往被忽略不计了，从而一个过分清晰的画面就这样被制造出来。
西方汉学界的上海研究与国内学界稍有不同，在相当程度上，他们看到了上海城市在现代性主体中的多元构成。上海“既非纯粹的现代化又非完全的西方化，”最好把它“看作是思想文化的前线和不同文化冲突的前哨。”(27)比如白吉尔与顾德曼都谈到上海资本家在整个经营事务中事实上是按东方的宗族伦理形式展开的(28)；而裴宜理在对上海工人的研究当中也注意到上海熟练工人中的地域性特征乃至中国传统中的帮会性质，有时会大于其阶级集团性质。(29)韩起澜的《姐妹们与陌生人》，则阐释上海女工社会关系的地缘基础大于其阶级身份认同。(30)即使是现代性的获得，也会不同时间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法国史学家白吉尔曾指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给上海带来的现代性是不同的。前者带来了市场观念、资本运作、科技与企业管理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后者则提供了市政管理、城市建设、保护宗教和公共利益与官僚主义统治样本。(31)有人甚至认为，上海是一个“马赛克”城市，英、法、美租界“再加上原来的县城及其背后的传统水乡，上海形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极为不合常规的城市空间”，“由于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出现了罕见的异文化的越界乃至融合的现象，产生了世界性大都市特有的极其‘混沌’的景观”。(32)因此，不论是将上海置于从殖民地形态到社会主义国家首位城市的国家逻辑上，还是置于现代性不断获取并充分巩固的现代化逻辑上，上海城市新旧纠结、分裂、冲突的一面自一开始便被完成形态、完成时态的结论式判断所剥夺，从而为各式的上海想象提供了便利。
柯文在对中国研究的几种模式进行批评之后，提出了几种纠正性的方法，如：“动态观点”、“历史描绘的精细化”、“内部取向”（即“中国史境”）、“个人直接经验的历史”、“移情方法的使用”、“对理论框架的戒心”(33)等等，也就是说，西方的介入不是“作为一把足以打开中国百年来全部历史的总钥匙”，而是应当“把它看成是各种各样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发生作用的几种力量之一”(34)。但这种方法在我们的上海形象谱系构建中是很难见到。由于普遍的“中心”性模式的拘囿，研究者在论及上海现代性时，使用西方中心思维；在论及上海与中国内陆的关系时，则使用上海中心思维。当然，这种情况并非指涉所有的上海研究成果与结论，而是指一种主导模式。一旦上海形象认知的中心性产生，想象性描述则不可避免。
三、被弱化的上海非现代性身份与特性
那么，在中心性的上海想象当中，人们究竟排除或减弱了哪些上海城市的特性呢？
首先是排除或减弱了上海作为中国城市的东方性。这又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上海城市史逻辑的“断裂”理解。上海建城虽有700年，但通常被看作鸦片战争后开埠的城市，其功能以工商贸易为主，并被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系之中。由于其起源与功能迥异于传统中国都市，因而被称为“飞地”。应该说，这是中国极少数不太具有古城记忆与城市史逻辑的大都市之一，它的历史起点，通常是在与古代中国的文化断裂中被人们给予了“历史终结”式的理解，也即上海史只是一部现代史，一部不断获得和已经获得现代性的历史。与此相伴随的另一方面是忽略东方传统在近代上海的遗留，甚至于传统城市形态几乎不作为上海城市形态的一部分。在多数理解中，人们把上海的近代特征理解为完成状态，而忽略了上海近代形态是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冲突、融合之中以不稳定、不成熟的面目出现的。也说是说，上海的近代形态并非统一和完整的，其传统文化的遗存使上海显得“拖泥带水”。情形恰恰如罗兹·墨菲所说：“就在这个城市，胜于其他任何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35)在上海，中西文化是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来达到平衡的”，它“并没像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城市那样丧失自我。她向全中国做出示范，何为洋何为中国”。(36)张旭东认为：“上海渴望由普遍现代性来界定自己的本质。然而它只能在有关现代性本质的一系列海市蜃楼般的幻影中去拼凑这座城市起源的神话。与巴黎或纽约的现代社会文化相比，上海的城市文本主要表现为物质、社会和政治意义都处于分裂状态和脆弱的现代性”。(37)其实，上海近代形态与特征并不表现为现代性的天然主流，而是在中西、传统与现代之间糅合而成的“奇异智慧”，这才是上海特性。如卢汉超博士所说的上海人“择善而从”，(38)并不以现代性为唯一标尺。由于对上海城市起源与功能夸张的现代性理解，城市的东方性即使被人注意到，也无法安排在一个“合适”的历史逻辑之中，也即是说，东方文化在上海是以什么形式存在：是在外在层面，还是潜在层面；是精英的形式，还是民间的形式？都不甚了了。
其二，重视上海城市形态中政治、经济层面的现代性主导，而忽略上海社会形态在传统民间形式上的存在。大量上海史或上海文化著作都以政治、经济精英阶层为主导展开，比如我们经常把上海近代政治理解为工人阶级同具有西方帝国主义背景的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斗争，在这里，“阶级”、“党派”与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并构成上海城市的“社会特征”。但顾德曼在《家乡、城市和国家》一书中认为：在移民占主导地位的上海，由于政府控制力量的弱小，在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同乡会组织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在近代上海，一方面同乡组织传统的功能继续存在，另一方面又有类似现代政府的功能（比如慈善会、赈灾会、救火会），有时甚至起了“半个政府”的作用。这与罗威廉、兰金等人指出的绅商社会就是中国的公共领域的观点是契合的。事实上，同乡会集传统乡村与现代城市诸多功能于一身(39)。这提醒人们，即使是上海城市主导性的政治、经济功能，有时也要建立于传统民间形式之中。又比如在劳资冲突、罢工与党派政治方面，宗族的、地域的成分有时要大于阶级成分。裴宜理的《上海罢工》一书认为：有时，上海工人的地域差异要大于其阶层差异，技术工人与半技术、无技术工人都有地域性特征，这与中国内地的教育、社会程度的差异有关；而整个工人阶级，都有行会、帮会背景。因此，经济斗争能否上升到政治层面，存在有复杂原因，而不是阶级性能够全然解释的。(40)事实上，包括同乡会在内的诸多民间形式，由于广泛吸纳政府公务人员、工人加入，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功能与社会功能的重叠。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后期，新的社会组织——如劳工组织、政党——才构成了主导性社会力量。
其三是忽略或减弱了对上海地域性的表述。这或许就是极其稳固的“飞地”意识。尽管也有一些认识涉及到上海文化与苏州、宁波以及上海周边地域文化的联系，但“差异性”总是理解上海与内地城市关系的主流观点。在这种认识中，上海作为资本主义近代城市的特征被当作了与其他地域的重要区别，即现代的中国与古代中国的分野，而相对忽略在地域文化上上海与其他城市或地区的一致与关联。从文学角度来说，上海文学的地域色彩通常不被强调，所谓“上海风味”实乃是“都市风味”的别称。《海上花列传》一类沪语小说，也因使用方言造成阅读障碍而无法普及，五四以后便基本消失。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上海文学中的“国际风格”有助于强化读者对上海的现代性、国际化想象，而地域性的存在只会削弱这一点。
美国全球化学者罗伯森在谈到全球化理论时说：
存在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的普遍性理论，会自动地导致文明（或者就此而言，导致社会的）独特性减少吗？我认为，对此问题作肯定回答的诱惑，是由于将理论的普遍性与经验的同质性等同起来而产生的。(41)
换句话说，我们只是将“同质性”经验推广才得到了“普遍性”认知，却没有认识到异质经验在普遍性中的位置。因此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既包含了源于西方现代性的“特殊主义”在全球的普遍化，同时也应包括已经成为“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在各个非西方文化中的“特殊化”。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对上海的认知，只注意到它在现代性移植过程中的“普遍化”，而没有注意到世界主义现代性建立时与本土结合的“特殊化”，忽略了上海也是中国母体文化的一个载体。一旦上海成为现代性“普遍主义”的文本，它的地方知识的一面也就变得微不足道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上海成为了一个“普遍性文本”，而非单纯的地方文本。鉴于此，罗兹·墨菲在70年代修正了他“上海是现代中国钥匙”的说法，而是认为上海是上海，中国是中国，上海的模式仅限于口岸城市，而未能推广到内陆，它未能像加尔各答与孟买改变印度那样改变中国。(42)墨菲前后观点变化很大，但仅从方法论上来说，他注重普遍性中“特殊化”的倾向值得借鉴。
注释：
①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世纪集团2005年版，第6页。
②同上，第8页。
③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④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8-9页。
⑤杜赞奇认为中国人的民族与民族认同在前现代就已存在，是印刷媒体与口头语言构成的混合体，而不是印刷资本主义，构成了中国民族想象的载体。“促使汉族中国人在与其他群体相遇时意识到‘他者’并相应地认识到自己的群体的，并不仅仅是，或主要不是印刷媒体。”见杜赞奇：《从民族中拯救历史》，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1页。
⑥《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1页。
⑦《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97页。
⑧唐振常：《文化上海·序》，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⑨唐振常：《沪城沧桑七百年》，《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⑩叶亚廉、夏林根主编：《上海的发端》，上海翻译公司1992年版，第1页。
(11)于醒民、唐继无：《从闭锁到开放》，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封底。
(12)熊月之：《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http://www.wslx.com
(13)《论上海今昔情形》，原载《申报》1881年12月10日。
(14)云间天赘生：《商界现形记》序言，商业会社1911版。
(15)蔡元培：《新上海》，载《警钟日报》1904年6月26日。
(16)田光：《上海之今昔谈》，载《民立报》1911年2月12日。
(17)参见熊月之：《近代关于上海城市特性的讨论》，http://www.ucs.org.cn；《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http://www.xslx.com部分引文来源于此。
(18)比如上海外滩申请“世界文化遗产”而导致的“民族性”风波。
(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第18-19页。
(20)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页。
(21)龚心瀚：《从历史中汲取教益》，《上海70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22)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8页。
(23)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分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3页。
(24)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张京媛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25)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页。
(26)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齐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
(27)柯文：《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王韬与晚清政治》，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6页。
(28)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顾德曼：《家乡、城市与国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29)裴宜理：《上海罢工》，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30)韩起澜：《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1)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王菊、赵念国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32)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人的近代“体验”》，甘慧杰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7-9页。
(33)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齐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1-28页。
(34)同上，第128页。
(35)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页。
(36)张仲礼：《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序》，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37)张旭东：《上海的意象：城市偶像批判与现代神话的消解》，载《文学评论》2000年5期。
(38)参见卢汉超：《霓虹灯外：二十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39)熊月之：《海外上海学历程》，熊月之、周武编《海外上海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
(40)裴宜理：《上海罢工》，刘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1)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86页。
(42)罗兹·墨菲：《通商口岸与中国现代化》，密西根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未有中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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