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兼对穆克登“审视碑”初立位置的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位置论文,穆克登查边论文,皇舆全览图论文,穆克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熙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两次前往长白山区踏查边界。特别是康熙五十一年的查界活动，是中朝两国对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区的首次会勘。这次会勘基本明确了两国长白山地区的边界走向，穆克登还在鸭绿江、图们江两江分水岭立“审视碑”（韩、日称“白头山定界碑”，中方称“穆克登碑”）作为查边定界的凭证。碑文内容为：“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笔帖式苏尔昌，通官二哥，朝鲜军官李义复、赵台相，差使官许梁、朴道常，通官金应瀗、金庆门。”① 朝鲜国王于当年十一月向清廷进《谢定界表》，将此事奉为“克正边疆”之举。②
光绪十一年（1885），为刷还越境朝鲜移民，清朝政府派员与朝鲜勘界代表对长白山地区两国分界进行正式勘定（又称“乙酉勘界”）。勘界过程中，两国勘界代表所见之穆克登审视碑，立于长白山东南麓。清朝勘界代表发现，审视碑所处方位并非两江分水岭，周边地理形势也与碑文内容不相符合，而两江真正分水岭小白山的地形却与碑文内容相符。鉴于当地有大量朝鲜移民定居，清朝勘界代表怀疑审视碑初立于小白山，后被朝鲜移民私移至长白山。由于原始档案的缺失，清朝勘界代表的怀疑只能从山川形势入手，并没有直接的文献依据，故这一看法不能为朝方接受。③ 两国代表因对审视碑初立位置的确认存在严重分歧，致使此次勘界活动无果而终。④
20世纪初，鉴于严峻的边疆危机，穆克登查边活动曾引起部分中国学者的关注。这些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审视碑展开，仍然坚持长白山并非审视碑初立所在。⑤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学界对穆克登查边研究逐渐升温，出现许多专著和文章。⑥ 这些研究通过引证《朝鲜王朝实录》、《通文馆志》、《同文汇考》等朝方文献，进一步澄清了穆克登查边的史实经过，但对审视碑初立位置仍未形成统一意见。如杨昭全、李花子本于朝方史籍的记载，认为穆克登确实立碑于长白山，审视碑从未被人移动。⑦ 而徐德源、刁书仁则对朝方记载持怀疑态度，通过对清末勘界官员边务报告的利用，两人进一步肯定审视碑初立于小白山。⑧ 总之，目前学界对审视碑是否曾被移动，还存在较大分歧。
相较中、朝史籍有关穆克登查边之史料，朝方记载较为丰富，但一些记载显然出于后人追记，在使用中应当审慎。有鉴于此，笔者欲对康熙帝派遣穆克登踏查长白山之用意做重新探研，通过对清代舆图资料的利用，再结合清宫档案和朝方文献，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审视碑初立位置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此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一、对穆克登长白山查边原因的再探讨
以往学界论及穆克登查边原因，多以为与频繁发生的边民越境事件有关。⑨ 中朝两国在长白山地区的分界向来不清，若能明确边界，确实可有效杜绝因边民越境所引发的边务纠纷。就此而言，穆克登查边活动带有划界定边之目的显而易见。但仅从这一角度看问题，一些现象却难以解释。比如，引发穆克登查边的直接原因是朝鲜人李万枝越境杀人事件。但在此之前，也多次发生过类似案件，不过这些案件从未惊动大清皇帝，而李万枝案却为何引起康熙帝的关注？再有，长白山南两国分界不清是历史遗留的老问题，可为何在康熙五十年前后，皇帝突然表现出对这一地区异乎寻常的关切？甚至在朝方一再阻挠下，康熙帝仍坚持于五十年（1711）、五十一年（1712）两次派遣穆克登勘查长白山区。这些都是研究中难以避开的问题。显然，穆克登的长白山之行，并非仅是查边定界这么简单，其中还有其他未受关注的原因。
康熙五十年的长白山查边活动，从表面看来是为了明确边界，但康熙帝还交付给穆克登一项更为重要的使命，即为《皇舆全览图》的编绘进行实地勘测。《清史稿·何国宗传》就明确提到穆克登查边兼带有测绘《皇舆全览图》的任务：
康熙间，圣祖命制《皇舆全览图》，以天度定准望，一度当二百里，遣使如奉天，循行混同、鸭绿二江，至朝鲜分界处，测绘为图。以鸭绿、图们二江间未详晰，五十年命乌喇总管穆克登偕按事部员复往详察。
《清史稿》中这条记载曾被多位研究《皇舆全览图》的学者引用，⑩ 但这些地图史界的学者鲜有将穆克登参与编绘《皇舆全览图》一事与他的查边活动联系起来。(11) 李花子女士在对穆克登查界交涉进行探研时，虽明确提出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的编纂有关，但未做详细论证。(12) 而笔者以为，穆克登所肩负的《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任务，不仅是探讨穆克登查边起因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利用舆图材料分析此次查边定界成果的重要切入点。因此关于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的关系，还有进一步厘清的必要。
从康熙四十八年（1709）开始，在康熙帝亲自督导下，清廷在全国范围内陆续展开《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工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利用西洋测绘方法编绘全国舆图。康熙帝对这一工程投以极大关注，并对测绘工程的顺利开展予以全力支持。负责主持该项工程的法国传教士杜赫德在给法王路易十五的报告中称：“他（康熙帝）视此为对国家至关紧要的事业，将不惜一切代价使之成功。”“皇上即诏令大臣选派官员督办，使他们（指传教士）能对所经地区的主要地点确定正确的地名，并使各地方官员率百姓在其所辖地区边境进行照料，同时提供测绘所需的各项资助。一切都以惊人的精确性按时进行，足证圣旨在全国都得到遵奉。”(13)
正如杜赫德所说，康熙帝不仅对《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提供全力支持，还为测绘工作制定了详尽的日程安排。传教士们的实地测绘工作正是在康熙帝周密安排下“以惊人的精确性按时进行”。
《皇舆全览图》的实地测绘工作首先从东北地区开始。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5月8日，康熙帝命传教士前往东北地区测绘。测绘工作先从辽东入手，继而向鸭绿江、图们江中朝边界展开。7月，测绘工作接近中朝分界地区，传教士杜德美记述：“1709年7月底，我们到了距高丽王国仅四法里之遥的一个村子，那里住着人称Calca- tatze的鞑靼人。”(14) 西洋传教士在两国分界地区的大规模测绘很快引起朝鲜方面的警觉。当年十月，朝鲜义州府尹权省向朝鲜国王报告：
五月间，皇帝特遣西洋国人善解天文地理者来到凰城，历览地理，图画山形，后转向水上云云，或曰往见白头山及宁古塔。(15)
自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命武默讷首次勘查长白山以后，朝鲜政府就对清廷在长白山区的活动异常关注。朝方一直担心，清朝欲借勘查长白山之机，窥谋朝鲜北疆，因此总是对清廷在长白山地区的勘查活动多方阻挠。(16) 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皇舆全览图》东北实地测绘活动中，康熙帝本想让西方传教士完成对长白山地区的测绘，但朝鲜政府坚决不同意传教士经由朝鲜国境前往长白山区。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写道：
他（康熙皇帝）想把鞑靼地区作同样的测量，于是把这任务交代给杜德美神父，还任命山遥瞻神父作他的助手……然而，高丽王国，还有西藏，是很难进行非常精确测量的。因为高丽人极端的猜疑陌生人，不愿让欧洲人进入。(17)
由于朝鲜政府的不合作，西方传教士在中朝边界地区仅仅实地勘测了鸭绿江、图们江下游，对长白山以南两江源头地区的测绘无法进行。康熙帝见朝方拒不配合，只好于四十九年（1710）命传教士先行测绘黑龙江流域。当年末，传教士从黑龙江流域返回北京，东北地区的测绘工作基本完成，但还缺少长白山等地的测绘数据。(18)
长白山地区测绘工作的搁浅，致使完整的东北舆图无法绘出，这势必影响《皇舆全览图》整体编绘工作，康熙帝须在短时间内另派人员前往长白山区，以完成《皇舆全览图》的编绘工作。可以说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的编绘，才是促成穆克登查边之行的重要原因。
二、穆克登查边与长白山地图测绘
康熙四十九年（1710），朝鲜政府请求清廷派官员参与会审李万枝案。康熙帝认为，这是完成长白山实地测绘的最佳时机。于是密谕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借会审李万枝案，对长白山地区进行实地测绘。五十年（1711）五月康熙帝对大学士说：
天上度数俱与地之宽大吻合。以周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时之尺算之，天上一度即有地下二百里。自古以来，绘舆图者俱不依照天上之度数推算地里之远近，故差误者多。朕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视之，混同江自长白山流出，由船厂打牲乌拉向东北流，会于黑龙江入海，此皆系中国地方。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前遣部员二人，往凤凰城会审朝鲜人李玩（万）枝事，又派出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同往。伊等请旨时，朕曾密谕云：“尔等此去，并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如中国所属地方可行，即同朝鲜官在中国所属地方行，或中国所属地方有阻隔不通处，尔等俱在朝鲜所属地方行。乘此便，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想伊等已由彼处起程前往矣。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19)
康熙帝对大学士讲的这番话，正与当时《皇舆全览图》编绘工程有关。他先从西洋测绘技术谈起，继而提到此前曾派测绘人员前往东北测绘地图。康熙帝所言“前特差能算善画之人，将东北一带山川地里（理）俱照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指的正是四十八年、四十九年西洋传教士在东北地区的实地测绘工作。传教士根据实地测绘数据绘制出的东北舆图精度很高，康熙帝完全可以通过此图洞察东北山川形势。但由于长白山的测绘工作没有完成，康熙帝所见到的东北舆图并不完整，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区还是一片空白。所以他才说：“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随后，康熙帝谈到已密谕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借会审李万枝案，前往长白山区阅视当地山川形势。康熙帝虽然在密谕中没有明确提及测绘地图之事，但从当时《皇舆全览图》测绘进程及其对大学士言及地图测绘来看，穆克登此行显然带有实地测绘长白山区的任务。
为了使长白山测绘工作顺利进行，康熙帝还命传教士对穆克登进行西洋测绘技术培训。对此，传教士马国贤曾有记录：
这部分工作是由一个满大人执行的，他有意地接受了传教士的指导，然后以使者的身份被派到那边。(20)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五十年，穆克登并没有从乌拉城直接前往凤凰城会审李万枝，而是先赴北京，后从北京经盛京（今沈阳）再往凤凰城。穆克登此次专程赴京，除了面受康熙帝密谕之外，还当与接受测绘培训有关。
康熙五十年的穆克登查边活动同样遭到朝鲜政府的层层阻挠。最初朝方不许穆克登进入朝鲜境内，后在穆克登出示皇帝圣谕的情况下，才不得不允许穆克登经由朝鲜境内勘查鸭绿江上游地区，但朝鲜国王仍暗地指示朝鲜官员指引穆克登由“绝险”的“废四郡路”成行。结果，穆克登一路备尝艰辛，吃尽苦头，行至满浦（今朝鲜慈江道满浦）一带便无法前行。当年七月，康熙帝在接到穆克登汇报后，下令中止查边。穆克登的首次长白山查边勘测之行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21)
此次查边，穆克登虽然没有到达长白山区，但仍将沿途所经山川测绘成图，带回面呈康熙帝。朝方记录：“胡差图画所经江山而去。”(22) 而康熙帝在当年八月谕大学士时也提到：“前差打牲乌喇总管穆克登等查看凤凰城至长白山边界，伊等业将所查地方，绘图呈览。”(23) 可见穆克登在查边过程中，一直在勘测沿途山川，绘制地图。
五十一年（1712）康熙帝再派穆克登前往长白山地区勘测。为了使此次查边勘测活动不再受朝方阻扰，康熙帝做了周密安排，一方面命大学士将穆克登查边之事通报朝鲜使臣，令其转达朝鲜国王；另一方面又命礼部向朝鲜政府移交会同查边的正式咨文，要求予以配合。朝方见查边活动无法推托，只好同意会同勘查，但对穆克登之行仍加以严密监视。马国贤记载穆克登此次勘测情形时写道：
他们（指朝鲜官员）也无时不刻地严密监视着他，他身边的陪员从未离开过他，记录下他所有的言行，以至于这位满大人不可能独立地采取任何行动。这样，由于不能用绳索测量经度，他只能按时计算里数……通过使他们（指朝鲜方面）相信他所使用的仪器是日冕，为了确定时间而停下来看看它，他能做到的仅是获悉了太阳的高度。(24)
传教士记录的内容并非杜撰，在《朝鲜肃宗实录》三十八年四月至六月的记载中可以看到，朝鲜会同查边的接伴使朴权、咸镜监司李善溥详细记录了穆克登查边过程中的一言一行，并不断汇报给朝鲜国王。朴权、李善溥对穆克登的测绘行为尤为关注，他们在五月十三日发回的奏报中提到：
总管所经山川地名道里，指点详问，似有纪录之事。行中又有画手，必是图绘之计也。同日发回的第二份奏报，朴权、李善溥又补充道：
总管到鸭绿上流，路险不得行，越江从彼境作行，而尝以千里镜照见山川。又有量天尺，一木板长可一尺余，广可数寸，背布象牙，刻以分寸，寸为十二画，分为十画，上设轮圆，中立一小板，似是测景之具也。译员愿得白山图一件，总管曰：“大国山川，不可画给。”(25)
朝鲜官员对穆克登一行所使用的西洋测绘仪器十分敏感，虽不知具体用途，但已猜到与测绘地图有关。从朝鲜方面的描述来看，穆克登所使用的测绘仪器应当是一种兼具“矩度”（geometric- square）和“象限仪”（quadrant）两种功能的合成仪器，可以与《皇朝礼器图式》所收录的“康熙御制方矩象限仪”相对照（参看图一）。(26) 这种仪器具有测量物体距离和天体高度两种功用。朝方将此仪器称为“量天尺”，说明穆克登主要使用此仪器来计测太阳高度，这也与马国贤所言满大人“仅是获悉了太阳的高度”相符合。根据传教士杜赫德的记述以及汪前进先生的研究，以天文测量方法编绘的《皇舆全览图》，其大地纬度值主要通过观测太阳高度来确定。(27) 而穆克登在绘图过程中对太阳高度的计测进一步表明，其所绘地图采用的是西洋天文测量方法，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山川舆图。
图一《皇朝礼器图式》所收录的“康熙御制方矩象限仪”(28)
五月十五日，穆克登在两江分水岭刻石立碑。五月二十八日抵达朝鲜庆源。六月一日又对图们江入海口进行复测。朴权与李善溥向朝鲜国王奏报：
本月初一日，总管驰往二十里许豆里山，登山颠望见豆江入海处，使其行中画工图形后，即为复路，还到庆源府。(29)
根据《朝鲜肃宗实录》和西方传教士的记载，穆克登于康熙五十一年的查边活动明确带有测绘地图的任务，而且使用了西洋测绘仪器，这与当时正以西洋测绘手段编绘的《皇舆全览图》有关。穆克登的实地测绘工作贯穿于查边过程始终，并已经绘制出实测地图。
可知，穆克登长白山之行除了查边定界外，还带有继续完成《皇舆全览图》长白山实地测绘的任务。而康熙帝之所以在五十年、五十一年连续派出穆克登前往长白山区，就在于长白山测绘工作不进行，完整的东北舆图就无法编绘，这势必影响康熙帝“费三十余年心力”(30) 的《皇舆全览图》整体编绘进程。而穆克登也深知康熙帝的良苦用意，所以在康熙五十年查边受阻时，不惜亲自跳入冰冷的江水中拉纤，以表明自己必不辜负皇帝厚望的决心。(31)
三、《皇舆全览图》对长白山地区中朝分界的标示
穆克登在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的查边活动，带有定界查边和测绘《皇舆全览图》的双重任务。既然穆克登的查边活动与《皇舆全览图》的编绘存在紧密关联，此次查边定界所取得的划界成果就应该反映在《皇舆全览图》中。那么《皇舆全览图》对长白山地区两国分界又是如何界定的呢？
从下文附上的《皇舆全览图》中《盛京全图》（图二）和《鸭绿江图》（图四）可以看出，长白山一带山川形势在《皇舆全览图》中有较为清楚的体现。而仔细对照两图可以发现，《皇舆全览图》所标绘长白山区两国分界，在长白山以南有一山，此山注明为小白山。可见，《皇舆全览图》是把小白山作为中朝两国分界所在，而长白山远在清朝疆界之内，绝非两国界山。考虑到《皇舆全览图》长白山地区实地勘测和绘图是由穆克登完成，因此有理由相信，《皇舆全览图》对两国分界的标定，反映的正是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界定边的成果，该图以小白山为两国界山的标绘方式便是建立在这一勘界成果的基础上。
《皇舆全览图》所标示长白山地区山川形势和两国分界也能得到文献印证。《钦定皇朝通志》载，鸭绿江“源出长白山南麓，有小白山水来注，南流左受朝鲜北境诸水折西北”。(32) 齐召南《水道提纲》记载更详，称鸭绿江“源出长白山南麓，两源分导合流，而南有小白山水自东来注之，又南流左受朝鲜北境数小水折而西流，又折而西北”。(33) 根据《皇朝通志》和《水道提纲》的记载，鸭绿江源出长白山，与流自小白山的河流汇合后，开始成为中朝两国界江，始“受朝鲜北境诸水”。再看《皇舆全览图》的标绘，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南麓，在与从小白山流来的河流汇合后继续南流，然后又与几条流自朝鲜的河流交汇，转而向西流去。《皇舆全览图》所标绘的鸭绿江上游河流走向及山川形势和《皇朝通志》、《水道提纲》的说法完全吻合。值得注意的是，《皇舆全览图》把流自小白山的河流完全画出，而对于小白山以下、源自朝鲜境内的河流仅画出其与鸭绿江汇合处的形势，并不画出河流全貌。这说明，该图的编绘者认为流自小白山的河流是清朝境内的河流，而小白山以下、鸭绿江左岸的河流是朝鲜境内的河流，对于清朝境内的河流必须全部画出，而对于朝鲜境内的河流只需画出与鸭绿江交汇位置即可。《皇朝通志》、《水道提纲》的记载和《皇舆全览图》这一区别性绘图方式再一次明确，小白山才是清朝与朝鲜王国的分界所在。
图二 康熙六十年刻本《皇舆全览图·盛京全图》(34)
图三 《盛京全图》长白山地区局部放大图
图四 民国刊印《内府地图》中所收录的《皇舆全览图·鸭绿江图》(35)
通过对《皇舆全览图》的利用，有助于确定穆克登审视碑初立时的方位。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查边活动中，穆克登所立“审视碑”是标示两国分界的重要依据。但就此碑初立于长白山还是小白山，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现在，根据《皇舆全览图》可知，康熙时期中朝两国明确以小白山为界，而这一分界成果应当与穆克登查边勘界活动有关。由此看来，标志两国分界的审视碑应立于小白山。而《皇舆全览图》所示小白山方位及周边江流形势与审视碑碑文“西为鸭绿，东为土门”也相吻合。《皇舆全览图》与审视碑碑文内容、长白山地理形势之间的相互印证，表明穆克登立碑之山应是小白山，而非长白山。
清朝与朝鲜王国以小白山为两国分界直到乾隆时期还十分清楚。乾隆四十一年（1776），乾隆帝谕旨内阁编绘《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在四十三年（1778）编绘完成的这幅地图中仍然把小白山标绘在清朝版图之内（见图五）。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内府地图的密不示人，穆克登所绘长白山图以小白山为中朝分界的事实逐渐为世人淡忘，以致光绪年间中朝边务纠纷发生时，竟无人想到利用内府舆图来判明审视碑方位所在。
图五 《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长白地区局部放大图(36)
四、对穆克登亲临小白山的考辨
在光绪十三年（1887）“丁亥勘界”中，清朝勘界代表便提出小白山应是审视碑初立所在，中朝两国当以小白山分界。(37) 但朝方对此坚决反对，勘界使李重夏向清朝代表诘责道：
《盛京通志》曰：“长白以南朝鲜界。”又《通典》曰：“朝鲜以图们江为界。”图志所载若是，则穆总管查边立石之日，何以舍长白而立于小白山，舍图们而立于洪丹水乎？(38)
朝方代表以清朝舆典方志为依据而提出，康熙年间以长白山为界是两国共识，穆克登既然来查边，就一定会直赴长白山，根本不会前往小白山，更谈不上定小白山为两国分界，清朝勘界代表提出审视碑原立于小白山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对此问题，李花子女士也有类似看法。她认为朝鲜方面关于穆克登立碑之山为长白山的记载是可信的。那是因为从穆克登的定界思路看，“其定界的主要依据是《盛京通志》有关长白山天池为鸭绿江、图们江源头的地理知识”。(39)
然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两份康熙朱批满文奏折，为判断穆克登是否到过小白山提供了宝贵的文献依据。由于康熙五十一年的穆克登查边直接关系到《皇舆全览图》编绘工作，故康熙帝对穆克登一行十分关注，在当年六月十三日发给盛京将军唐保柱的谕旨中询问道：
穆克登等启程前往之处，一次亦未奏报，理合频频取信具奏。今速补奏。钦此。(40)六月十八日，唐保柱回奏：
奴才等派骁骑校阿尔久前往探穆克登等之信……据穆克登等之信内称，自命笔帖式苏尔产任差以来，于五月十八日由小白山启程，二十八日抵清（庆）源，前行抵海口查看后，于六月初三日抵珲春……七月初可抵盛京等语，为此恭奏以闻。(41)
这两份奏折的记载十分重要，实际透露出在康熙五十一年的查边活动中，穆克登不仅到过小白山，并且一行人马还在小白山驻扎，而这一点任何朝鲜文献都不曾提及。穆克登曾经到过小白山的事实对于分析此次查界定边尤为关键。因为，如果确如朝方勘界代表李重夏所言，康熙年间两国明确以长白山为界，那么穆克登为何要到“深入朝鲜境内数十里”的小白山查边安营？(42) 康熙五十一年，当朝鲜国王得知穆克登要到长白山踏查时，曾三令五申陪同查边的朝鲜官员要谨沿两国边界而行。(43) 穆克登在查边过程中，曾打算让清朝地方官员预先派人到朝鲜会宁等候接应，却遭到朝方官员的反对。朝鲜译官金指南说：“此则不可奉行者也。小邦王法极严，未闻国王命令之前，虽道臣亦不敢擅自留住大国人马于我地矣。”(44) 由于朝方拒不奉行，穆克登此议只得作罢。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官员何以态度大变，允许穆克登一行在“朝鲜腹地”小白山安营停留？这些迹象实际表明，小白山是穆克登查边行程中的重要一站，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长白山并非明确的两国分界，小白山也绝非确定无疑的朝鲜疆土，穆克登既然到过小白山，就存在立碑于小白山的可能。
根据康熙朱批满文奏折相关记载，可以知道穆克登在查边过程中确实到过小白山，再结合《皇舆全览图》对长白山地区中朝分界的划定，我们有理由相信小白山才是穆克登审视碑初立所在。由此看来，光绪年间清朝勘界代表提出审视碑初立于小白山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而《清史稿·朝鲜传》“是年（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至长白，会同朝鲜接伴使朴权、观察使李善溥立碑小白山上”的记载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45)
五、对洪致中查验审视碑行程史料的解读
康熙五十一年六月，穆克登结束查边后，随及回京复命。朝鲜肃宗对两国划界之事仍不放心，当年十二月又命副校理洪致中前往长白山区查验审视碑。洪致中返回汉城后，就穆克登立碑之地向国王做详细汇报：
正月庚子，召对玉堂宫。副校理洪致中又陈白头山形便曰：“自茂山七十里至临江台，又十里渡渔阔江到山下，地广漠无人烟，路险百折而上，及其登览，则非山而即野也。白山渔江之间，杉树蔽天，不分天日者殆三百里。行五里始到立碑处，碑甚短狭，厚不过数寸，琢磨不精，竖之亦不牢，穆差以贵幸臣奉命定界，而虚踈至此，其无致力之意可知矣。自立碑处望见，有斗绝最高峰。攀附而上，十四峰罗立拱抱成一洞府。有大泽，色深黝，不知其几丈。于志中称以八十里周回，而以臣所见，亦当为四十余里。山体皆沙石，而草树不生，积雪四时不消，白头之名，似以此也。”(46)
洪致中所记述审视碑所处地理形势，曾引起刁书仁先生的注意。他指出，洪致中在立碑处望见的“斗绝最高峰”是长白山。如果审视碑确实立于长白山，那么洪致中又怎么会望见自己所处的长白山呢？刁先生从而得出结论：长白山与穆克登立碑之山必不是同一座山。(47) 笔者由此而受启发，对该史料再做梳理，发现洪致中的行程记录同样隐含着判断审视碑初立时方位的重要线索。让我们结合光绪年间清朝勘界代表的勘界报告，对洪致中的行程路线做一番解析。
康熙五十一年末，洪致中从朝鲜茂山府出发，行七十里至临江台。从地名来看，“临江台”应位于图们江江畔，洪致中当是溯图们江而上，前往两江源头地区。这与光绪十一年清朝、朝鲜勘界代表的勘界路线是一致的。清朝勘界代表秦烘曾向吉林将军报告：“自茂山而上七十里至江口地方，江水分为二流，其南流为西豆水……其北流为洪丹水。上游又分为南北两源（笔者按：即红丹水和红土山水，参见图六）”。(48) 可见，洪致中所提到的“临江台”正处于红（洪）丹水与西豆水的汇合之处。
此后，洪致中继续记述“又十里渡渔阔江到山下”。这一点值得注意。渔阔江又称鱼润江，即西豆水，西豆水自南向北汇入图们江。洪致中“又十里渡渔阔江”显然是溯西豆水南行了十里。这便出现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穆克登将“审视碑”立于长白山，洪致中应当溯红（洪）丹水、红土山水北行，但他为何要溯西豆水南行，这岂不是与审视碑的方位南辕北辙？
洪致中还说“渡渔阔江到山下”。可见穆克登立碑之山紧邻西豆水，而地处西豆水沿岸的正是小白山。西豆水沿小白山东麓向北汇入图们江，正因如此洪致中才说“白山渔江之间，杉树蔽天”。“白山渔江之间”一语与小白山和西豆水的地理方位正相吻合。而如果穆克登立碑的“白山”是指长白山，那么长白山与西豆水相距数十里，中间又有红（洪）丹水、小白山阻隔，“白山渔江之间”一语又从何谈起？
洪致中渡西豆水到“白山”，复行五里即见到了审视碑，说明穆克登立碑处距西豆水不远。而光绪年间双方勘界代表所见之审视碑却距西豆水有数十里之遥，这显然也与洪致中的描述相矛盾。
图六 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区山川形势示意图(49)
洪致中踏查所见的审视碑并不立于长白山，这同样可以得到其他朝鲜官员叙述的印证。朝鲜英祖四十三年（1767），朝鲜就是否以长白山取代朝鲜北岳鼻白山的地位有过一场激烈的讨论。朝鲜刑曹判书洪重孝坚决反对把长白山定为朝鲜北岳。他说：“白头山为我国山脉之宗，今此望祀之议，诚非偶然。而第念《礼》云，诸侯祭封内山川，臣未知此山果在封域之内欤？顷年穆克登定界时，立碑分水岭以为界，则岭之距山，殆一日程，恐未可以谓之封内也。”②洪重孝讲的很清楚，朝鲜把并不位于本国境内的长白山定为北岳，加以望祀是很不妥当的。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长白山远在穆克登立碑处之外，两地尚有一日路程。这恰好说明，穆克登立碑处与长白山之间至少还有数十里的距离。(50) 洪重孝所言审视碑与长白山的方位关系与洪致中踏查记录基本吻合，两相印证，足见审视碑绝非立于长白山上。
通过对朝鲜副校理洪致中查验审视碑一段史料的分析，再辅以英祖四十三年刑曹判书洪重孝的记述，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审视碑最初并非立于长白山，而只有小白山的地理方位才与洪致中验碑行程以及洪重孝所言“岭之距山，殆一日程”之语相吻合。
六、余论
以往学界在对穆克登查边活动进行研究时，大多关注其查界定边的用意，但康熙五十年前后皇帝所表现出对长白山区的急切关注，却是难以解释的问题。其实，康熙五十年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时间标尺。自康熙四十八年始，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皇舆全览图》实地测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展开。康熙四十九年，东北地区的测绘工作基本完成，但由于朝方的阻挠，长白山地区无法进行实测，这使康熙所得到的东北舆图还存在较大空缺。同年，朝方提出与清朝官员会审李万枝案的请求被康熙帝视为填补这一空缺的最佳时机。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穆克登两次长白山勘查活动正是这一特定历史背景所促成的结果。
由于穆克登的长白山之行肩负有查界定边和编绘《皇舆全览图》的双重任务，这就为我们利用《皇舆全览图》研究穆克登查边活动提供了依据。就目前所见《皇舆全览图》来看，其标示的长白山区中、朝分界在长白山以南的小白山，而根据康熙朝满文奏折的记载，穆克登一行确实到过小白山。《皇舆全览图》所标绘的长白山区两国分界，应当就是康熙五十一年穆克登查边定界所取得的成果。
在光绪年间“乙酉勘界”中，清朝勘界代表对立于长白山的审视碑产生怀疑，就两江形势而言小白山的地理方位与“审视碑”碑文内容更为符合。但由于清朝官方档案的缺失，使得清朝勘界代表面对审视碑立于长白山的既成事实十分被动，其仅凭山川形势而得出审视碑初立于小白山的结论当然不会被朝方接受。
当穆克登查边与《皇舆全览图》编绘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晰，便会发现《皇舆全览图》其实是研究穆克登查边定界活动的重要材料。而把《皇舆全览图》、康熙朝满文奏折和《朝鲜王朝实录》中的零散资料加以缀合，便会对审视碑初立方位得出新的认识。总之，从舆图资料、文献记载和山川形势来分析，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于小白山、中朝两国以小白山为界应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在康熙五十二年朝鲜副校理洪致中前往查验时，审视碑还立在小白山。到了朝鲜英祖四十三年，审视碑可能还在小白山原地。正因如此，朝鲜刑曹判书洪重孝才会以审视碑为依据，坚持长白山是域外之山。不过，由于清廷长期将长白山区的封禁作为基本国策，致使地方政府对长白山区的管辖形同虚设，而朝鲜方面却从未停止对长白山区的侵占与开发。当光绪年间“乙酉勘界”时，长白山山南地区的情形是“红丹水以北、红土山水以南，有旧居朝鲜民百余户”。(52) 而正是这些聚居于长白山区数量可观的朝鲜民户，日后成为影响长白山地区中朝边界划定的重要因素。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南开大学阎爱民教授、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曾提供宝贵修改意见。北京大学李孝聪教授协助提供康熙六十年刻本《皇舆全览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潘威同学为本文绘制“鸭绿江、图们江江源地区山川形势示意图”。特此为记，以志谢忱。
注释：
① 所录碑文见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长白丛书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对于穆克登查边能否视为中、朝划界，国内学界尚有分歧，不过新近发表的研究文章已基本趋向于认为穆克登查边带有定界性质。有关国内学界对穆克登查边性质的认识，可参见［韩］裴城浚：《中国的朝、清国境问题研究动态》，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7年版，译文见中国延边大学译：《东北工程相关韩国学者论文选》，第290—291页。
② 《同文汇考原编》卷48《疆界》，台北圭庭出版社1978年版。
③ 光绪十一年，清朝政府曾命吉林将军府和礼部调查穆克登查边的原始档案，结果吉林将军府回报：“吉林将军署内远年档案久已霉烂无存。”而礼部则回复：“自道光二年以前，因稿库失慎被灾，案卷荡然无存。”参见《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中朝边防界务·勘界》（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研院近代史所”1972年版，第1947、2041页。
④ 有关光绪十一年“乙酉勘界”情况，可参阅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八章“1885年中朝第一次勘界（乙酉勘界）”，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⑤ 如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张凤台《长白汇征录》、刘建封《长白山江岗志略》。以上三种俱收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1987年出版的“长白丛书”系列。
⑥ 如杨昭全：《中朝边务史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杨昭全：《清代穆克登查边及中朝两次勘界》，《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3期；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徐德源：《长白山东南地区石碓土堆建设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张存武：《清代中韩边务探源》，王崇时：《19世纪前中朝东段边界的变迁》，两文同载于《中朝边界研究文集》，吉林社会科学院1998年印；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另外李花子女士在其所著《清朝与朝鲜关系史研究——以越境交涉为中心》（延边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四章“康熙年间中朝查界、定界交涉”中也有同样论述。两相比较，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论证较为详尽，且作者增补了一些史料。故本文引述李花子女士观点，俱以《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为准。此外，还有吕一燃主编、杨昭全撰写：《近代边界史》第一章“中国与朝鲜的边界”，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⑦ 对于穆克登为何会把审视碑立于长白山，杨昭全先生认为这是因为穆克登才智不足，被朝方官员欺骗的结果（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195页）。李花子女士则认为，这是穆克登受传统地理知识局限所致（《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⑧ 至于审视碑被朝方移动的时间，两位先生都认为是在康熙五十一年朝方分界设栅之时。参见徐德源：《穆克登碑的性质及其凿立地点与位移述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1期；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⑨ 如杨昭全、刁书仁两位先生分别对顺、康两朝的边民越境事件进行统计、列举，认为，康熙帝派遣穆克登查边是为了明确两国分界，以杜绝边民越界。参见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170—171页；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⑩ 如葛剑雄：《清朝全国地图的测绘》，《百科知识》1980年第10期；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测绘出版社1984年版，第179页；秦国经：《18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赵荣、杨正泰：《中国地理学史》（清代），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5页。
(11) 汪前进先生曾经提及穆克登于康熙五十年的查边活动“与验证修改康熙《皇舆全览图》有关”，但并未做深入的论证。参见汪前进：《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
(12) 参见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五辑，中华书局2005年版。
(13) ［法］J·B·杜赫德著、葛剑雄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版。
(14) ［法］杜赫德主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2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页。
(15) 《朝鲜肃宗实录》卷47，肃宗三十五年八月丙寅。本文所摘录朝鲜肃宗实录均引自《朝鲜王朝实录》，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86年影印本，以下同。
(16) 参见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第二部分“康熙年间清朝历次查界与朝鲜的阻挠”，《欧亚学刊》第五辑。
(17) ［意］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18) 传教士杜赫德提到，东北舆图“于12月14日制成。尽管图上颇多空缺，皇上仍感满意，因为这使他得以了解这块新的领地，而该地对大清的安宁是如此重要”。参见［法］J·B·杜赫德著、葛剑雄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二辑。
(19) 《清圣祖实录》卷246，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以下同。
(20) Cordell D.K.Yee,“Traditional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the Myth of Westernization”,in J.B.Harley,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p.181。转引自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1) 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50，肃宗三十七年四月至七月。
(22) 《朝鲜肃宗实录》卷50，肃宗三十七年七月壬辰。
(23) 《清圣祖实录》卷247，康熙五十年八月庚申。
(24) 转引自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第40页。
(25) 《朝鲜肃宗实录》卷51，肃宗三十八年五月丁酉。
(26) “矩度”和“象限仪”是明末由西方传入中国的测量仪器，在清代这两种仪器得到广泛应用。明清之际，还出现了将两者加以合成、改良的新仪器。除了《皇朝礼器图式》所收录的“康熙御制方矩象限仪”外，这种合成仪器还见载于陈藎谟所撰《度测》（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崇祯十三年（1640）刊本清代旧抄本）及戴震的《算学初稿四种·准望简法》（张岱年主编：《戴震全书》（五），黄山书社1995年版，第43—4页）。有关“矩度”的传入及在中国的流传情况可参见冯锦荣先生：《陈藎谟之生平及西学研究》，《明清史集刊》（香港）第9卷，2007年9月。
(27) 参见［法］J·B·杜赫德著，葛剑雄译：《测绘中国地图纪事》，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历史地理》第二辑；汪前进：《〈皇舆全览图〉测绘研究》第二章第一节，申请博士学业论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1990年10月。
(28) 《皇朝礼器图式》卷3《仪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9) 《朝鲜肃宗实录》卷51，肃宗三十八年六月初四。
(30) 参见《清圣祖圣训》卷5。
(31) 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50，肃宗三十七年七月。
(32) 《钦定皇朝通志》卷28《地理略·水道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3) 《水道提纲》卷2《盛京诸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 ［德］福克司（Walter Fuchs）影印：《康熙皇舆全览图》，辅仁大学1934年出版。
(35) 李炳卫鉴定：《内府地图》，北平民社民国廿三年三月出版。
(36) ［日］佐藤四郎编辑：《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满洲文化协会”1935年影印。
(37) 光绪十三年，清朝勘界代表发回的报告中提到：“查朝鲜所呼之小白山，实是分水岭……再由小白山测鸭绿江上源相距四十余里，于‘西为鸭绿，东为土门’八字均能一一吻合……当年定界立碑应在三汲泡一段之分水岭上之意相符。”《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390页。
(38)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395页。
(39) 李花子：《康熙年间中朝查界交涉与长白山定界》，《欧亚学刊》第五辑。
(4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47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955条。
(42) 吴禄贞提到：“分水岭者，小白山顶也。距大白（长白山）数十里，稍偏东西。”见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长白丛书本），第72页。
(43) 参见《朝鲜肃宗实录》卷51，肃宗三十八年三月已丑、四月乙未。
(44) 金指南：《北征录》五月初七日。转引自《白头山定界碑资料集》，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2006年版。
(45) 《清史稿》卷526《属国一》。
(46) 《朝鲜肃宗实录》卷52，肃宗三十八年正月庚子。
(47) 参见刁书仁：《康熙年间穆克登查边定界考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
(48)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4卷，第2091页。
(49) 此图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2640000吉林省地形图改绘，中国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
(50) 《朝鲜英祖实录》卷109，英祖四十三年七月辛丑。
(51) 李花子曾注意到这条史料，但她分析：“洪重孝指出分水岭距天池一日程，应为误，实际上只有十余里。”（李花子：《朝鲜王朝的长白山认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这里，李女士实际是以光绪年间审视碑所立位置为预设前提加以评论。关于光绪年间审视碑所处方位是否为康熙年间穆克登立碑所在，目前尚不能明确。所以据此判断洪重孝指出分水岭距天池尚有一日路程的记述有误，恐显依据不足。
(52) 《勘界员德玉、秦瑛、贾元桂禀吉林将军文》，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长白丛书本），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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