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献章的处世之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道论文,陈献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陈献章把“仁”视为道德的最高准则，对“孝”、“忠”、“节”等道德规范表示认同。尽管他提出一些与先儒不同的看法，但在道德观方面毕竟仍然以儒家为主调。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然而，在人生态度方面，他却较多地接受了道家的思想影响。他将儒道两家的思想加以整合，提出了自己关于处世之道的看法。
一
陈献章认为，人生在世，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立世的问题。一个人只有在社会上站得住脚，才谈得上处世问题。一个人怎样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呢？陈献章指出，那就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本事的人，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在《戒子弟》中说：“人家成立则难，倾覆则易。”（见《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个人是否能够成才，他的父兄固然负有教育的责任，但关键还在于他自己是否肯努力。一个人只有掌握一门对于社会有用的专长，才能在社会上站得住脚。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村里有一户人家，以操琴为职业。弹琴本是一项高雅的艺术，用来陶冶情操未尝不可，然而在农村当作一项专门的职业显然是无法维持生计的。琴师不懂这个道理，他费尽心机，把弹琴的艺术传授给儿子，希望儿子继承父业，托琴而衣食。琴师的希望很快就破灭了，不但糟蹋了琴艺，还坑害了儿子，弄得家境败落，一家人几乎不能生存。村里人都瞧不起这户人家，不愿意同他家来往，使他家陷入孤立的境地。讲完这个故事，陈献章评论说，琴师家之所以在村里呆不下去，并不是琴师的道德品质有问题，而是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在农村没有用处的职业。他“既无高爵厚业以取重于时，其所挟者率时所不售者也，而又自贱焉，奈之何其能立也？”（《戒子弟》）看起来，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必须掌握一项对社会有用的本领，否则必将遭到无情的淘汰。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晚辈们：如果自己没有掌握一种社会需要的本领，肯定无法在社会上站得住脚；自己无法立于世上，却推诿于命运不济，那就更不应该了。
陈献章指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稍有不慎就可能身败名裂。有一种人，自以为才高意广，不愿意久居人下，虚荣心极强。他们附庸风雅，不自量力，讲排场、摆阔气，把钱都花在畋猎驰骋、宾客应酬、舆马服食等方面，只图一时的快乐，而不知穷之将至。乡下人把这种人称为“大头虾”。大头虾挺须瞪目，头比身子还大，看起来个头不小，其实没有多少肉，吃起来味道也不好，真是“丰乎外，馁乎中”。乡下人以大头虾讥讽那些不务实、图虚荣的人，陈献章评论是“言虽鄙俗，明理甚当”。他专门写了《大头虾说》，教导晚生后辈，希望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陈献章的立世主张是一种入世主义的人生态度，这也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生态度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出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以佛教为代表。佛教认为人生是苦，主张摆脱痛苦，放弃对人生的执着，看破红尘，归依佛门，到达涅槃寂静的无生境界，彻底脱离苦海。另一种是避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以道家为代表。道家不像佛教那样直截了当地否定人生的价值，但他们对社会生活并不热心，主张寄意于山林，以躲避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纷争，求得自身的长生久视。再一种是入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以儒家为代表。儒家肯定人生的价值，强调人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主张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在上述三种人生态度中，陈献章主要认同于儒家，他把“立世”视为人生的主要任务，他主张认认真真地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二
与立世问题相联系，人生在世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看待名利的问题。一个有事业心的人，对社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社会对他所作出的精神回报就是名，对他所作出的物质回报就是利。陈献章指出，由于社会是复杂的，社会所作出的回报未必妥当。有的人努力上进，贡献很大，却默默无闻，所得甚少；有的人投机取巧，善于钻营，却名利双收。由此看来，一个人不可把名利看得太重，应当学会淡泊名利，切不可自寻烦恼。他认为，名利并不是人生的目的；倘若把名利当作人生的目的，实在是一个可怜的鄙夫。“鄙夫患得失，较计于其实，高天与深渊，愁绝徒嗟吁”（《得何时矩书》）。一个人整天价患得患失，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实在活得太苦、太累。陈献章把名利看成身外之物，主张摆脱名缰利锁的束缚，堂堂正正地做一个人，决不做名利的奴隶。他在《送李世卿还嘉鱼》一诗中唱道：“富贵何忻忻，贫贱何戚戚？一为利所驱，至死不得息。夫君坐超此，俗眼多未识。勿以圣自居，昭昭谨形迹。”我们从陈献章关于名利的看法中，很容易发现道家对他的影响。庄子把对名利的追求称之为“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警告人们不要把自己“物化”了。陈献章的看法同庄子很相似，他们都不把个人的得失际遇放在眼里，主张在人生的道路上，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不为物所移，不受变于俗。不过，陈献章作为一个儒家隐者，同道家还是有区别的。基于入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他虽然反对把名利当作人生目的，但承认事功的价值。当然，他认同的事功必须服务于仁道原则。他强调，只有服务于仁道原则的事功才是有价值的，否则，即使名闻于世也不足称道。他在《书漫笔后》中写道：“文章、功业、气节，果皆从吾涵养中来，三者皆实学也。唯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务者小，所丧者大，虽有闻于世，亦其才之过人者耳，其志不足称也。学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内，到见理明后，自然成就得大。”可见，他反对为名利而求事功的态度，但不反对为实现仁道而达事功的态度。这样，他便在名利观上把儒道两家的思想综合起来了。
三
与名利观相联系，人生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如何看待苦乐问题。名利是来自社会的回报，苦乐是人生的自我体验，名利观和苦乐观是一致的。一个以名利为人生目的的功利主义者，他必然以有所得为乐，以有所失为苦。他有所得便沾沾自喜，有所失便愁眉苦脸。他的情绪完全受到外因的左右，已丧失掉自我意识，丧失掉独立的人格。陈献章认为，功利主义的苦乐观是不足取的。人不应当把苦乐同外物相联系，而应当把苦乐同心中之道相联系。唯有得道之乐、自然之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才不会让身外之物来骚扰平和洒脱的心境。他在《真乐吟效康节体》中以诗的形式抒发了自己关于真乐的看法。他写道：“真乐何从生，生于氤氲间。氤氲不在酒，乃在心之玄。行如云在天，止如水在渊。静者识其端，此生当乾乾。”
在他看来，真乐应当以得道为基础，同饮酒、嬉戏等外在刺激不相干。他追求的是一种动静自如的超然境界，讲究的是一种求道得道的哲人之乐。他在《湖山雅趣赋》中说：“富贵非乐，湖山为乐；湖山虽乐，孰若自得者之无愧怍哉！”明确地否定了功利主义的苦乐观。他一转笔，强调必须把湖山之乐提到自得之乐的高度，这样，便把道家的苦乐观同儒家的“寻孔颜之乐处”的说法贯通了。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以得道为真乐。尽管儒家的道和道家的道有不同的内涵，道家侧重于天道，儒家侧重于人道，但这种差异在陈献章思想体系中完全被化解了。在他的眼里，天道与人道本来就是一回事，由此看来，陈献章的苦乐观也体现出儒道合流的特征。
四
人生在世还会遇到的第四个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生死的问题。由于人生态度不同，人们对生死意义的理解和认识也不同。功利主义者以名利为人生的目标，他们对死亡抱着无比恐惧的心理，甚至临死时还闭不上眼睛，带着一种永远不得满足的可怜相。佛教否定人生价值，认为人来到世上，生、老、病、死无一不苦，主张跳出六道轮回，归依佛门，进入无生的涅槃境界。陈献章关于生死的看法，既不同于庸俗的功利主义者，也不同于虔诚的佛教徒。他以哲学家特有的慧眼，把生和死看成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并不抱有过分的欣喜或伤感。人生本来就是自然万象的组成部分。在自然界中，草木有荣有枯，人当然也会有生有死。面对枯荣、生死，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任何忧愁与焦虑都是不必要的。他在《盆池栽莲至秋始花》一诗中教导不懂事的小女孩，希望她明白花开自有花落时的道理，大可不必眼泪汪汪地自寻烦恼。他写道：“开花恨不早，花落却生愁。白露能消物，红莲不耐秋。频来痴小女，对此泪长流。不识荣枯理，哀乐空相仇。”
明白了植物有荣必有枯的道理，也就会明白人有生必有死的道理，从而对生死坦然相待。他在《奠何教授文》中抒发了这样的感慨：“於乎！生之谓来，死之谓往，往来之间，奚得奚丧？河岳星辰，鼠肝虫臂，大小则殊，由其所遇。”陈献章这种任其自然的生死观同庄子“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的看法相当接近，真正表达出哲学家的豁达与大度。
五
陈献章上述关于立世、名利、苦乐、生死等问题的看法，构成他的处世之道的部分内容，但还不是他论说的重点。他的处世之道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出”与“处”的关系问题。这乃是古代学业有成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一个最严峻的切身问题。在中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向度大体上有两个：一个是出仕，即通过科举或选聘的途径到朝廷去作官，古代叫做“现”、“用”或“在田”；另一个是处家，即拒绝到朝廷去作官，心甘情愿地保持平民身份，过着耕读传家的生活，古代称为“隐”、“藏”或“在渊”。对于这两个向度到底应当选择哪一种？这是古代思想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孔子认为，处理出处关系的原则应当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他的意思是说，如果当权者能够奉行儒道，就应当出来作官，为君王效力；否则，就隐居在家，绝不能为了一官半职而放弃儒家的原则立场。《易传·系辞上》说：“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同孔子所说的意思大体相同。儒家认为，一个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可以出仕朝廷，也可以隐居在家，究竟选择哪一种，必须视儒道是否得以实行而定。这就是儒家倡导的时中原则。道家的看法与儒家不同。他们基于避世主义的立场，抱着与当局不合作的态度，坚决拒绝出来作官。楚威王听说庄子很有才学，派使者带着很多金钱到庄子家拜访，请他到楚国任卿相。庄子笑着对楚国的使者说：金钱的确是重利，卿相的确是尊位。可是，你没有看到郊祭用的牺牛吗？平时喂养得很好，然而一旦被杀掉当作供品摆在太庙的供桌上，它就是想作一个平常的小猪也都不可能了。所以，请你赶快离开吧，别来打扰我。我宁肯在污泥中自得其乐，也不想受君王的羁绊。庄子的志向是“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在出处问题上，道家奉行清高原则，他们视出仕为污行。
陈献章在处理出处关系时，既认同于儒家的时中原则，又不拒斥道家的清高原则。他把儒家的时中原则同道家的清高原则合起来，提出“咸率乎自然”的处世之道。他在《与顺德吴明府》的信中说：“出处语默，咸率乎自然，不受变于俗，斯可矣。”这句话包含着丰富的哲理。他所说的自然，是指“天道自然”，即认清宇宙大化的根本道理，随时处顺，遵道而行。按照他的主张，在处理出处关系的时候，应当立足于本体论的哲学识度，认识到出或处都是体现天道的手段，既不要矫揉造作地拒不出仕，也不要煞费苦心地往官场里挤。“自然”的内化便是“自我”，或出或处，都应当自己拿主意，切不可受世俗之见的左右。无论是出还是处，都不能做违心之举，不能丢掉意志自由。
陈献章“率乎自然”的主张同儒家时中原则是相容的，其中包含着随遇而安、随时处宜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他在《复朱都宪》的信中说：“在亲为亲，在君为君，无所往而不然矣。夫天下之理至于中而止矣。中无定体，随时处宜，极吾心之安焉耳。”他认为衡量“时中”的终极标准是形而上的天道，而把握天道的主体则是自我。所以，到底是该出仕，还是隐居，归根到底是一种自我选择。依据心中之理，你觉得应该出仕，便当仁不让地出来作官；你觉得应该隐居，就理直气壮地在家赋闲，不必顾及闲言碎语。陈献章不像道家那样一概反对出仕，而承认选择的自由，这是一种儒家的处理方式。他在《客乞题随时子轩》中以诗的形式表达自己“随时处宜”的观点：“无雨笠且罢，未晴蓑不舍。蓑笠用无穷，我是随时者。”这首诗清楚地表明，随时处宜也就是顺乎自然的意思。到什么山走什么路，到什么时候办什么事，且勿拘泥呆板，正如雨天披上雨具、晴天收起雨具一样自然。到底是出仕还是归隐，陈献章很尊重每个人的自我选择。他的门人和朋友中，许多都是仕途中人，他并不因此而冷淡他们。他在《与罗一峰》的信中说：“应魁止于贫而已，若能进退以道，甚佳。至于其不得已为禄而仕，亦无不可，但非出处之正也。”尽管陈献章本人并不赞成出仕，但他还是坦然地表示尊重罗应魁的选择。即便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权宜之计，他也表示充分理解。他本人也游移于出处之间，他应过科考，因屡屡失败而放弃；他愿意过着江门垂钓的生活，可是还是接受了朝廷的招聘；他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却不肯到任。他以自己的行动为“随时处宜”做了最清楚的说明。
六
值得注意的是，从陈献章一生总的倾向看，他所选择的不是出仕之路，而是隐居之路。陈献章对道家的清高原则表现出很强的认同感。他在《与湛民泽》的信中袒露自己决意隐居不出的心迹：“古人托居，必有所见，倘今日之图可遂，老脚一蹬祝融峰，不复下矣。”他所倾慕的理想人物不是诸葛亮式的名臣贤相，而是历代闲云野鹤式的高才大贤。他在诗文书信中赞扬过巢父、许由、颜渊、曾点、严光、陶潜、李白、邵雍、林逋等等，这些人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处士或归隐者。他有时还把庄子当做自己的楷模，在《题庄子泉》一诗中唱道：“闲看千丈雪，飞下玉台山。争知白沙子，不是南华山。”诗中的白沙子指他本人，南华山指庄子，借以表示他要像庄子那样清高、那样逍遥、那样潇洒。
陈献章之所以选择了归隐的道路，有他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这主要取决于他对“时”的看法。在他看来，当时的政治是黑暗的，“忠信于人真可仗，爪牙当道却须还”（《鳄洲山遇虎》）。在这样的世道上，贤愚美丑都被颠倒了。他在《梦记》中慨叹：“西子蒙不洁，掩鼻过者疾趋而争先。虽有恶人，斋戒沐浴，被服鲜明，以祀上帝，执持周旋，与世骈肩。”在这爪牙当道、小人得志的年月，还能指望行道有为吗？莫不如抽身退步、远离官场。他作为一个儒者，当然希望有机会施展自己治国安邦的才干，可惜历史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走退隐的道路了。他在《处士陈君墓志铭》中抒发了生不逢时的感慨：“世无我遗，安以隐为？世不我须，其隐亦宜。”可见，他选择归隐之路，其实也是对当时昏暗世道的抗议。
陈献章不因不得志而烦恼，能够随时处宜，另辟人生蹊径。他住在“天高皇帝远”的南国边陲小山村，恰好为他归隐提供了方便条件。他可以远离污浊的官场和喧嚣的闹市，得到几分安宁。他很满意于归隐的生活，从自然中体味到无穷的乐趣。他在《南归寄乡旧》一诗中唱道：“山童呼犬出，狂走信诸孙。乳鸭争嬉水，寒牛不出村，墟烟浮树梢，田水到桑根。邻叟忻相遇，笑谈忘日曛。”在这乡居归隐的生活中，他获得了精神上的自尊，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甚至有几分自傲。在他的眼里，那些在官场中突突竞奔的人实在有点可笑，劝他们早点省悟，摆脱官场的烦恼。他的朋友王乐用罢官归来，他竟以《可左言赠宪副王乐用归瑞昌》一诗相贺：“可可可，左左左，费尽多少精神，惹得一场笑唾。百年不满一瞬，烦恼皆由心作。若是向上辈人，达塞一齐窥破。归来乎青山还我，白云满座。莫思量，但高卧。”
如果以为陈献章真的甘于寂寞，对于社会现实漠不关心，那也是对他的误解。他毕竟是儒家的隐者，在他那清高的外表里，仍旧挟裹着“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儒者情怀。他的眼是冷的，而心却是热的。他身在山村，心系国事，仍旧思考着如何革除弊政的问题。他的结论是：要想革除弊政，首先必须从“正淑人心”入手。他说：“在今日正淑人心、正风俗，扶世教之第一义也。”（《程乡县学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兴办教育事业。他的主张其实还是儒家一向倡导的老办法，“昔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大行于天下，孔子不得其位，泽不被当时之民，于是进七十子之徒于杏坛而教之，择善力行，以底于成德。其至也，于天地立心，与生民立命，与往圣继绝学，与来世开太平”（《龙冈书院记》）。他效法孔子，在白沙村办起颇有规模的学馆，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以期实现“庶政无不修，用人无不当，理财无不富，治兵无不强”的美好理想。他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把儒家的入世的时中原则同道家的避世的清高原则巧妙地统一起来了。
综观陈献章的处世之道，其突出的特点是：一方面弘扬儒家积极入世的价值意识，另一方面又从道家的学说中吸取精神营养，构成了儒道互补的理论体系。在他的处世之道中，洋溢着儒家的进取精神，又透露出道家的脱俗风范。他的学说源于儒学，又异于传统儒家；不属于道家，却带有道家色彩。他注重自立，也注重自然，主张养成我行我素的独立人格。这种独立的人格就是他追求的理想人生。他在处理立世、名利、苦乐、生死、出处等问题时，都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意识。在他的自我意识当中，包含着自然、自得、自立、自尊、自爱、自洁、自信等多种意思。陈献章糅合儒道两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理路。他像其他儒家大师一样，重视内圣工夫，却不主张一定要把内圣落实到外王。他反对强求功业，向往“无助无忘，鸢飞鱼跃”的人生境界。总的来说，他所倡导的是一个儒家隐者的处世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