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的探索与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战略目标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然遇到的也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建国五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曾先后把“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实现四个现代化、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这些不同时期的目标选择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一、“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战略目标
列宁曾经认为社会主义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发展阶段。1936年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即：第一，消灭剥削；第二，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三，实现国家工业化，即大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70％以上。据此1938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从这三条标准看，苏联只是建成了列宁所说的“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因为按照列宁的设想，“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是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的阶段，而斯大林宣布社会主义已经建成时的苏联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高度。
按照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在1953年党中央制定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提出了建成初级形式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工业化的预定标准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达到60％，比苏联的70％要低，但超过50％。其步骤和方法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并举。至于建成的时间，毛泽东和党中央设想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能基本同步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之日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建成之时。毛泽东指出，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估计“要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后来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通常讲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15年时间，到1967年完成[1]。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最初的设想基本上照搬了苏联。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完成，用了10年稍多一些时间，所以，毛泽东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安排是比较谨慎的。但是，毛泽东在作出这一时间安排时，只是单纯考虑了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和社会主义改造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即1924年以后的时间，没有考虑中苏之间经济基础尤其是工业基础上的较大差距，也没有注意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所带来的社会效果，这就使得这一时间安排仍显得有些仓促。因为按照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建成社会主义不仅指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还包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要在中国这样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的农业大国，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工业产值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60％以上，显然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实践的结果又由于在执行总路线过程中一再地“加速”、“加快”，以至到1956年底就基本上完成了过渡，社会主义工业化没有实现(到1956年底，我国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4.6％[2])，社会主义改造也做得比较粗糙。
二、“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目标
从1954年至1957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结合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论述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一方面，党提出要沿用斯大林的标准继续完成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另一方面，党又进一步提出了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建成列宁所说的“发达的社会主义”这一更高的目标。
1954年6月，毛泽东说：“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3]。”在毛泽东看来，我国是一个情况复杂、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的大国，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要建成的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对这一认识，毛泽东以后又作过多次阐述，并且所设想的时间又有延长。他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指出：我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可以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在党的“八大”期间，他又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5]。”在这里，毛泽东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需要十五年左右的时间；第二步是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五十到一百年时间。他把这两步分别作为中国人民的建成社会主义的近期奋斗目标和长远奋斗目标，认为第一步是第二步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步是第一步的继续和发展。这样，中国共产党就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两个不同的战略目标区分开来了。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即“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主义”阶段。毛泽东又认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不等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建成。他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因此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他还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6]。”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目标作了区分。
毛泽东在提出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更高目标即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战略目标之后，为中国人民找了一个参照物，那就是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用50到60年时间赶超美国的奋斗目标，他说：“我国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特别指出，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否则，“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7]！”在1957年他又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从根本上建成之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8]。”毛泽东以赶超美国作为衡量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标准之一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赶超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过程就是把中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而且，只有在经济上赶超美国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才基本算得上“发达的社会主义”。以上认识表明，和建国初期相比，毛泽东对我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已更进一步了。所得出的认识更接近实际了，应该说是比较正确的。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上述五十至一百年的各种时间估计，并不是指确切的时间界定，而只是代表一种长期性的说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还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只是这一认识还不牢固。
三、“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战略目标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缺乏深入的认识，同时也由于我国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以及1957年经济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胜利面前产生了盲目乐观，急于求成的情绪。
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建设速度问题上急于求成，大大缩短了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时间。毛泽东和党中央发动了“大跃进”运动，试图通过制定高指标，开展群众性生产运动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跃进，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早日建成社会主义。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了在十五年左右时间在钢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目标，虽然实现这一目标不是没有可能，但其困难之大是不容置疑的。1958年元旦，经毛泽东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又提出了在今后三十五至四十五年赶超美国的目标，把他原定五十至六十年时间缩短了十五至二十五年！这以后，超英赶美的时间被一而再地缩短，最后定为两到三年赶超英国、五到七年赶超美国。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把他们原先需要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建成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和需要五十至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正确估计统统搁置一边，他们原先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也不见了踪影。实践的结果是欲速则不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它不但没有缩短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时间，反而因为严重削弱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使这一时间进一步延长了。
另一方面，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毛泽东和党中央试图将中国早日过渡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在城市，追求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急于消灭非公有制经济，因此对残存的私营工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采取严厉的限制和改造措施，强行将它们过渡到社会主义[9]。在农村，追求公有制形式的大而公。1957年冬至1958年春，毛泽东提出将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小并大，而后中央又发动了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认为这种过渡不久即可以实现，快的地方只需三、四年，慢的地方也只需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之后再经过若干年，我们就可以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10]。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人民公社是“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方针”，进而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11]”。对于一些地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做法，毛泽东也持肯定态度。上述这些脱离我国生产力实际状况而任意拔高公有制程度的认识和做法，严重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的界限，而且，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显然大大超出了实际可能，其结果只能反而损害生产力的发展。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和党中央在1957年底至1958年11月这段时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目标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其实践是失败的，它说明想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在遭到挫折之后较早地觉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严重错误，并及时地开始纠正这些错误。在纠“左”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党中央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作了重新的探索。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对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作了较为明确的区分，提出了建成社会主义要经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阶段，特别是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又可能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重要观点[12]，1961年他在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13]。”1962年1月，他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想得短了反而有害[14]。”这些表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在绕了一个大圈子之后，终于又回到了原来比较正确的认识上来了。这些弥足珍贵的认识，对于我国六十年代国民经济的调整，特别是对以后我党的继续探索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四、“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在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4年12月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设想来实现四个现代化，即第一步，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本世纪末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5]。实现四个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可以看成是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只是在时间上取的是前面“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的最低下限，似乎还不够充分。提出这一战略设想的背景：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已开始全面好转并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遗憾的是，由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继续发展而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的错误，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被迫中断，没有能够实现。1975年1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第一步，在1980年以前，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进入世界的前列[16]。这一战略目标又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以及接踵而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而搁浅。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虽然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而没有成为历史的转折，但重申了“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并把这一战略目标写进了党章。在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党再次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始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和重新开始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而成为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一伟大转折的实现，使党长期以来多次重申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
五、从“两步走”到“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目标
从1978年12月以后，全党通过拨乱反正，完成了历史性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总任务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翻两番”的战略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战略重点是解决好农业问题，能源、交通问题和教育、科学问题。战略部署是：前10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后10年为进入一个新的振兴时期。这样，我党就明确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17]。邓小平提出的“两步走”目标是对前面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两步走”目标的继承和发展。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和“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目标。“三步走”战略目标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8]。
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是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制定的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它是“两步走”战略目标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这里的现代化包括了前面的四个现代化，但比四个现代化范围大得多，它更全面更具体，特别包括人的现代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党先后制定了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目标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一系列阶段性的具体目标。
八十年代末期以后，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面临严重困难；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在加快发展。我国能不能在九十年代加快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还关系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主要任务，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19]。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体制保证。
在党的各项工作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作为从现在起到下世纪的前十年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任务[20]。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既是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阶段性任务，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任务，它是“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具体化。到2000年，中国人民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两步走”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它的顺利实现，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也证明党提出的“两步走”战略目标是实事求是的。
我们虽然从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目前的这种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巩固和提高目前达到的小康水平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在此认识的基础上，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所谓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繁荣、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1]。其具体目标是：第一、在经济上，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基本实现工业化(这里的工业化当然是指前面所说的高级形式的工业化)，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第二、在政治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三、在文化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四、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上，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大还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要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一个为期二十年的奋斗目标，这二十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它虽然也是战略目标，但只是为“三步走”战略目标服务的一个阶段性目标。如果说，到2000年中国实现“两步走”战略目标是朝着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迈进了一大步，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我们将朝着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又迈进了一大步，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即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准备坚实的基础和提供可靠的保证。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224.
[2]龚育之.党史札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49-150.工业化应有不同的标准，除了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占百分之六十以上)、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人口在全体劳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两个数量标准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质量标准。如果仅以工业产值达到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就叫实现了工业化，那么，我们的工业化只能算是初级形式的工业化。在我国，这种初级形式的工业化也是直到1970年才实现的。
[3]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人民出版社，1999.329.
[4][6][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人民出版社，1977.216.462.462—463
[5]毛泽东外交文选[M].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257.
[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89.
[9]陈文彬.中国共产党执政五十年[M].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160—161.
[10]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360.
[11]人民日报.1958—9-10
[12]国防大学.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3册[M].278.
[13][14]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人民出版社，1986.827.828—829.
[15][16]周恩来选集：下卷[M].人民出版社，1984.439.479.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5.
[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15.
[19]江泽民.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C].1992-10-12.
[20]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C].1997-9-12.
[2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C].200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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