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研究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展望（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甲骨文论文,现状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
除了殷墟之外，50年代以来，中国境内的不少地方还曾发现过一些商代和西周时期的甲骨文。这些新的发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学者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
河南郑州的二里岗，是一处商代中期的文化遗址，其时代早于殷墟文化并与之相衔接。1952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兴办的考古训练班在当地发掘时曾发现卜用兽骨375片、卜用龟甲11片， 但均无文字。随后河南文物工作队在这处遗址发现了3片带字甲骨。 其中一片牛肋骨上刻有练习契刻的10个字， 是1953年4月在被翻动的地面上发现的，文字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大体相似，可能和殷墟甲骨文属于同一时期。另外一片是1953年9月在CIT30探沟内发现的，为一片呈扁圆状的牛肱骨骨片，出土于离地面大约半米左右的地层中。其一面平底，一面凸，凸起的一面刻有一个“屮”字。第3片是1954年4月发掘时发现的，上面也刻有一字（注：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4期；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1954年，山西洪赵县坊堆村的周代遗址中也发现了有字甲骨，人们开始认识到甲骨文并不限于商代。洪赵坊堆发现的有字甲骨仅1 片骨的背面臼部被削去三分之一，靠近臼处有钻窝16个，呈不规则排列数行，其正面相当于背面钻窝处有经过灼烧后显出的卜兆，兆旁刻有八个文字。对于这片卜骨的时代，学者间曾有不同看法，现在一般认为应属西周初期（注：畅文斋、顾铁符：《山西洪赵县坊堆村出土的卜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
继上述发现后不久，1956年1月， 陕西文管会又在西周京畿腹地的长安丰镐遗址范围内的张家坡，发现了西周的有字甲骨。这是一块肩甲骨的柄部，背面靠边处有三个钻窝，钻窝有极细的凿孔，正面相当于钻凿处均有卜兆，卜兆附近刻有极细的两行文字，一竖行，一横行。随后又在同一地区发现一块兽类肢骨，其上部相当于钻孔的正面，也刻有笔划极细的文字。据统计，陕西长安张家坡遗址先后共发现3 片有字甲骨，共刻有30个字（注：《长安张家坡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3期；又《澧西发掘报告》， 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1页。）。
1975年，北京昌平白浮村周初燕国墓地也出土了两批甲骨。其中一批出土于十座墓葬的人骨左上方，共10片，全是卜甲碎片，有腹甲也有背甲。其中刻有文字的共2片，分别刻有“贞”、“不止”等字。 另一批出土于一座墓葬的椁室右侧中部，约100多片，均为卜甲残片， 腹甲、背甲兼有；其中刻有文字的共3片，一片刻有“其祀”二字， 一片刻有“其尚上下韦驭”等字，另一片刻有“史告”等字。这一遗址共出土有字甲骨5片，共有13个字（注： 《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第4期。）。
以上几处周代甲骨的发现，使人们对于甲骨文的认识大为改观。人们看到，不仅在西周的京畿地区有甲骨文出土，而且在晋、燕等封国也有甲骨文发现。能否发现更多的甲骨文？1977年春天，陕西周原的考古工作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宫殿建筑基址进行发掘时，在其西厢房2号房基内的窖穴H11和H31 内发现卜用甲骨17，275片，其中卜骨16，371片，卜甲678片，经过清洗整理后， 共发现有字甲骨289片，总共刻有903字，其中合文字共12个（注：《陕西岐山凤雏村发现周初甲骨文》，《文物》1979年第10期。）。
周原的这批甲骨发现后，很快就引起学者的注意和重视，有关周原甲骨的讨论和研究从各个角度迅速展开。徐锡台曾就这批甲骨文中出现的人名、官名、方国名、地名和时代问题提出看法（注：徐锡台：《周原出土的甲骨文所见人名、官名、国名、地名浅释》，《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年；又《周原卜辞十篇选释与断代》，《古文字研究》第6辑，1981年。）；李学勤师、 王宇信也对其时代和有关文字问题进行了研究（注：李学勤、王宇信：《周原卜辞选释》，《古文字研究》第4辑，1986 年； 又李学勤《周甲骨的几点研究》， 《文物》1981年第9期。）； 范毓周则结合殷墟甲骨文和文献资料对灭商以前商、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注：拙著：《试论灭商以前的商周关系》，《史学月刊》1981年第1期。）； 王玉哲对其来源问题作了讨论和研究（注：《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的来源度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学者也先后撰文参加了讨论。 例如，吉德炜（David N.Keightley ）（注：Oracle- Bone InscriptionsFrom the Homeland of the Chou,Paper Presemted to the 190thMeeting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San Francisco,16April 1980。）、夏含夷（Edward L.Shanghnessy）（注：《早期商周关系及其对武丁以后殷商王室势力范围的意义》，殷墟笔会论文，1984年10月，复印件。）等人也都发表了专门研究的文章。美国汉学杂志《古代中国》（Early China）还专门邀请吉德炜、夏含夷、 李学勤师、王宇信、范毓周等人就周原甲骨文研究中的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注：The Early China Forum,Early China,Vol.11—12,1985—87。）。 此外，台湾的严一萍也对周原甲骨进行了探讨（注：《周原甲骨》，《中国文字》新1号，1980年3月。）。
正当岐山凤雏村出土的周原甲骨引起人们极大兴趣的时候，周原的另一处遗址扶风齐家村， 也于1979年9月发现和采集到卜用甲骨22片，其中有字甲骨6片，共刻文字102个。尤为重要的是，这里出土的一块较为完整的龟腹甲，仅缺甲尾和甲桥部分，背面有方形齿孔35个，正面刻有卜辞4条23字， 均在卜兆附近（注：《扶风县齐家村西周甲骨文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这片龟腹甲的发现， 弥补了过去由于出土的有字龟甲一般均很碎小，对其特征的观察受较大局限的不足，同时也开阔了人们对于周原甲骨原有面貌的认识。
总之，五十年代以来，在殷墟以外，各地相继发现了许多重要的甲骨文新资料，共发现有字甲骨307片，共有甲骨文1，080字。 这些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为商周历史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可信史料，而且还促进甲骨学产生了一个以周原甲骨为中心的西周甲骨文研究的重要分支领域。
四
甲骨文研究，如从1899年学者最初发现和鉴定算起，迄今已经一百年了。在这一百年间，由于中外学者分途并进、共同努力，甲骨文研究在各个分支领域中均已取得丰硕的成果。
根据目前不完全统计，殷墟历年出土现收藏于公私机关、个人的甲骨文资料，至少约在150000片以上，各种书刊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和论著已达180种以上，中外学者中先后从事于甲骨文研究的有400多人，共发表和出版有关甲骨文资料和研究文献5000余种（篇），既代表着甲骨文研究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给甲骨学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和任务。
首先，从甲骨文的资料整理方面来看，随着《甲骨文合集》和《小屯南地甲骨》等重要甲骨文资料书的出版，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文资料的范围将大大超越前人。如何充分利用这样丰富的资料，是每个从事甲骨研究的学者都在考虑的问题。目前，不少学者都已感到需要在已公布的甲骨文资料的基础之上，再做进一步全面彻底的系统整理工作。尤其是在整理中需要按照材料中的内在联系，将甲骨文资料进行系统的、有规律的编排，从中找出一些内在规律，这对于深入研究甲骨文本身的一些问题，将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与影响。与此同时，还应编纂一部便于检索的甲骨文类典。在这方面，虽然过去已有日本学者岛邦男编纂过《殷墟卜辞综类》一书，但已远远赶不上甲骨文研究工作的需要。新编的这种工具书应当具有类典的性质，无论从材料的取用范围，还是从使用的方便上，都应超过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综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促进甲骨文研究进一步发展的作用。令人可喜的是，由萧丁、姚孝遂主编的《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已由中华书局于1989年出版，所收资料基本涵盖了《合集》、《屯南》、《怀特》、《英藏》等主要甲骨文资料书，使用较为方便。可以相信，它的出版对甲骨文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安阳殷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带有明确科学目的的发掘工作。同时，考古工作者还需要结合自己有的资料，把凡是经过科学发掘的甲骨文，依照出土坑位和共存文化遗物，整理为成套的科学资料，以便海内外甲骨学者和考古学者共同合作，把目前的甲骨文研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来。
甲骨文本身的通读方面，识字问题仍然是需要学者再作努力的重要研究领域。一百年来，甲骨文考释工作虽已取得巨大成就，但就目前情况来看，在甲骨文出现的近4，000个字中，可以识读者不过1，500多个，其中真正比较可靠的还不足1，000个。这种情况显然表明，甲骨文的文字识读仍是比较薄弱的环节，甲骨文中还有大量未获解读的文字有待于学者们运用更加科学的方法进一步研究。为了有助于吸收前人考释文字的学术成果，李孝定曾经编纂过《甲骨文字集释》一书（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五十，1975年。），近来吉林大学一批学者也在编纂一部大型工具书《甲骨文字考释类编》。这些工具书的编集，对于今后甲骨文文字考释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甲骨文的分期断代问题，一直是甲骨学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领域。近年来这一领域中的讨论日渐深入，许多学者先后对“非王卜辞”和“历组卜辞”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得出了可喜的新结论。对董作宾原定为一期的卜辞，近年也有学者在作进一步分期的研究（注：拙著：《关于一期卜辞时期划分的几个问题》，《殷代武丁时期的战争》附录，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81年。又Fan Yuzhou ， Some Comments onZhouyuan Oracle-Bone in Scriptions:A Response
to Edward L.Shaughnessy,Early China,Vol.11-12,1985—1987。）。此外， 不少学者都在试图从以贞人为分期断代主要标准的传统看法之外，寻求解决分期断代的新手段和新途径。这些研究目前都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今后肯定会有新的重要突破出现（注：最近，上海古籍出版社又于1996年出版了李学勤、彭裕商合著的《殷墟甲骨文分期研究》。）。在关于殷墟出土甲骨文的上、下限问题上，也有学者在试图找出线索。学者们普遍感到，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加强以上各个方面的研究，同时还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理论进行系统的通盘整理，撰写出更高水平的甲骨文分期断代研究专著。
在利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代历史文化方面，也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过去虽然已有很多学者对商代晚期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国家结构、土地制度等问题作过研究和讨论，但所得结论目前还有不少问题，远远不能被视为定论。此外，商代晚期的对外战争和军事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商代疆域、历史地理等方面，目前的研究也还不够充分，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在有关商代的科技文化等方面，仍有许多重要课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甲骨文中有关日、月食的纪录，虽已有不少人进行过研究，但随着甲骨文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天文计算工作的进步，还需进一步讨论和推定。又如，甲骨文中的“日又戠”纪录，究竟是指日食而言，还是关于太阳黑子活动的记载，也是有待于再作研究的问题。再如，商代晚期的历法，也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置闰、合朔、月建、两分两至的有无等，都需要学者再作进一步探讨。
古代气候变迁，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商代晚期中国黄河流域的气候状况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内容。早在30多年前，甲骨学者虽曾就此问题发表过一系列文章，曾经得出一些重要结论。但在最近一段时间内，有关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冷寂，今后也有必要进一步加强。
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生产活动和农作物栽培技术的记载，是非常丰富的。过去在这方面已有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今后有必要作全面的综合研究，写出有一定水平的专著。此外，关于商代的酒类酿造、蚕桑纺织、医药卫生、动物与植物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也有待于进一步展开。
在利用现代化手段推进甲骨文研究方面，1987年12月，由范毓周设计、主持，郑慧生等共同参与完成的“计算机甲骨文信息处理操作系统”研制成功并通过专家鉴定（见《南京日报》）（注：《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12月28日报道。），为甲骨文研究的计算机处理提供了基本工具。今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开发一系列应用软件，把有关这一方面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
甲骨文研究有着极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有一系列的重要课题有待学者进一步开掘研究与探讨。可以预期，随着甲骨文研究在各个分支领域不断取得重要成就和重大突破，甲骨文研究必将会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甲骨学作为一门举世瞩目的国际性学科，必将吸引更多的中外学者投身到它的各个领域的研究中来，在不久的未来会有更加长足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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