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萧文学群体与梁代诗风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风论文,之变论文,群体论文,萧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7)05-0152-09在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父子数人雅好文学，又凭借自己的政治地位，通过理论主张、文学创作以及组织文人集团活动，在文学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莫过于建安时期的“三曹”与梁代的“四萧”。“三曹”指曹氏父子，“四萧”即萧衍和萧统、萧纲、萧绎父子四人。对于“三曹”的研究，已有甚多学者涉猎。而“四萧”虽然也已引起学界注意，但是将“四萧”作为群体性的组织来考察，研究其对梁代诗风之影响，还有待于深入挖掘。
文学群体①的定位标准并不像流派、集团那么严格，笔者认为，只要生活时代大致相同，彼此之间联系密切，并存在文学交流活动，就可视为一个文学群体。据此，具有家族血缘和政治命运联系并活跃于梁代文坛的“四萧”，显然可以被称为“四萧文学群体”。这一文学群体尽管成员不多，但存在时间比较长，从发轫之初到衰落消亡，前后将近五十年，几乎贯穿了有梁一代的始终。再加上群体的四位成员在梁代政坛及文坛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使得他们的文学倾向对当时的诗风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周勋初先生在《梁代文论三派述要》②一文中，主张将梁代文学分为以裴子野、刘之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以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以及由徐摘父子和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这一看法在学界获得了广泛的认同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功不可没。就大体而言，这三派可分别与萧衍、萧统以及萧纲和萧绎的文学倾向相对应。但具体来看，其实还是存在着许多差别。应该说，归属于同一群体的四萧，在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上既有相近相通之处，又存在着个体差异。如他们都主张文学是发展进化的，但就新变的程度，即文学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却存在着差异；又如他们都提倡在质文并重的基础上，追求以“丽”为主的形式美，但对“质”与“文”的内涵，以及“丽”的程度，各自又有不同的看法。而造成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四萧具有不同的文学倾向，这不仅影响到四萧的文学思想，也影响到他们的诗歌创作，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不尽相同的艺术风貌。因此，把“四萧”作为一个文学群体来研究，梳理四萧文学群体的嬗变情况，尤其是厘清各个阶段因其领军人物的变换而相应改变的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倾向，也就基本把握了梁代主体诗风的变化脉络。
一
梁武帝天监七年(508)八月丁巳，萧绎诞生。是年，萧衍四十五岁，萧统八岁，萧纲六岁。四萧文学群体由此进入发轫期。天监十二年(513)，六岁的萧绎奉敕为诗。据萧绎《金楼子·自序篇》：“余六岁解为诗，奉敕为诗曰：‘池萍生已合，林花发稍稠。风入花枝动，日映水光浮’。”[1]920而在此之前，萧衍早已是有名的文学家；萧统五岁就“遍读《五经》，悉能讽诵”，九岁“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2]165；萧纲六岁就能“属文”，七岁便“有诗癖”[2]109。由此可见，在天监十二年，“四萧”各人都已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另外，由“奉敕为诗”四字可知，萧绎此诗是奉萧衍之命所作，显然这是一次文学交流活动。因此可以确定，四萧文学群体于本年正式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天监十二年在当时便被人们视作齐梁文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间点。正如曹道衡、刘跃进先生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中所述：“钟嵘著《诗品》是以沈约作为入评的最后一位作家。萧统编《文选》所录作品也基本上都出于天监十二年以前去世作家之手，即止于沈约的卒年。看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沈约之死，标志着文学史上一个历史段落的结束。这个历史段落，就是永明文学。”同样，笔者认为，从对整个梁代文坛的影响度来看，四萧文学群体在天监十二年的诞生，才可以称得上是“预示着文学史上一个新的历史段落的开端”[3]401。
四萧文学群体从发轫之始到正式诞生的这几年，由于萧统三兄弟都尚未成年，也没能具备系统的文学思想，因此，他们的父亲，即梁武帝萧衍，毋庸置疑地充当了四萧文学群体之首。《梁书·武帝纪》称萧衍“下笔成章，千赋百诗，直疏便就，皆文质彬彬，超迈今古”[2]96。早在南齐永明年间，萧衍就与沈约、谢跳等同游竟陵王萧子良西邸，成为著名的“竟陵八友”之一。登基以后，萧衍更是以人主之尊，招揽并奖励文学之士，组织了以他为核心的萧衍文人集团。据《梁书·文学传序》记载：“高祖聪明文思，光宅区宇，旁求儒雅，诏采异人，文章之盛，焕乎俱集。每所御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善者，赐以金帛，诣阙庭而献赋颂者，或引见焉。其在位者，则沈约、江淹、任昉，并以文采，妙绝当时。至若彭城到沆、吴兴丘迟、东海王僧孺、吴郡张率等，或入直文德，通宴寿光，皆后来之选也。”[2]685萧衍大力倡导文学创作，经常召集众人宴饮赋诗。如《梁书·到沆传》载：“时高祖宴华光殿，命群臣赋诗，独诏（到）沆为二百字。”[2]686又如《梁书·刘孺传》载，刘孺“后侍宴寿光殿，诏群臣赋诗，时孺与张率并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题戏之曰：‘张率东南美，刘孺洛阳才，揽笔便应就，何事久迟回？’其见亲爱如此”[2]591。
凭借自己的帝王地位、通过频繁地组织文人集团活动，萧衍在四萧文学群体和中央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概而言之，萧衍的文学倾向主要表现为崇尚古典。由于萧衍没有专门的文学理论著作留存于世，所以我们只能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加以整理归纳。以下史实，略可证明：
第一，登基之初，萧衍便“思弘古乐”[4]287，下诏访求雅乐。之后，鉴于自晋室南渡以来“遗声旧制，莫有记者”，“乐器在库，遂至朽坏”等现实情况[5]540，萧衍便决定亲自主持定制“大梁之乐”。据《隋书·音乐志上》：“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又立为四器，名之为通……又制为十二笛……用笛以写通声，饮古钟玉律并周代古钟，并皆不差。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4]288-289萧衍本人的亲自参与，再加上萧衍文人集团成员如沈约等人的积极配合，天监四年(505)，梁朝便“礼乐制度，粲然有序”[4]304。又据《隋书·律历志上》，隋炀帝“大业二年，乃诏改用梁表律调钟磬八音之器，比之前代，最为合古”[4]392。可见萧衍定制雅乐之成功。
第二，萧衍经常在公开场合对那些辞义典雅的作品予以褒赞。如《梁书·陆倕传》：“又诏（陆偅）为《石阙铭记》，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陆倕所制《石阙铭》，辞义典雅，足为佳作……’”[2]402又如《梁书·江革传》：“中兴元年，高祖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距义师，乃使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高祖深赏叹之，因令与徐勉同掌书记。”[2]523当然，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对裴子野的赞赏。裴子野是梁代主张复古崇质的代表人物，史载其“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2]443。而萧衍称之为“其形虽弱，其文甚壮”[2]443。
第三，萧衍亲自主持定制乐府曲辞，雅化吴声、西曲。据《南齐书·萧惠基传》：“自宋大明以来，声伎所尚，多郑、卫淫俗，雅乐正声，鲜有好者。”[6]811受社会风尚的影响，萧衍对新声俗乐自然也发生了兴趣。但是，他又不满这些声曲的俚俗气息，因而对吴声、西曲加以改制，使其雅化。如《乐府诗集》卷五○引《古今乐录》：“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又沈约作四曲……亦谓之《江南弄》云。”[7]726又如《乐府诗集》卷五一引《古今乐录》：“《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7]744今存萧衍《江南弄》和《上云乐》各七首，内容多与道教的游仙长生有关。其中《江南弄》主要从女子的声色情态入笔，有些涉及男女恋情，用词清丽，情感蕴藉。萧衍还有《襄阳蹋铜蹄歌》三首留存。据《隋书·音乐志上》：“初武帝之在雍镇，有童谣云：‘襄阳白铜蹄，反缚扬州儿。’识者言，白铜蹄谓马也。白，金色也。及义师之兴，实以铁骑，扬州之士，皆面缚，果如谣言。故即位之后，更造新声，帝自为之词三曲，又令沈约为三曲，以被弦管。”[4]305据此可知这三首诗是萧衍应童谣而作。诗歌从儿女情态着笔，写义师的英姿功业，情辞真切，格调清健。事实上，萧衍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体现在乐府诗方面。这些乐府诗歌，占其现存诗歌数量的近二分之一。其中那些雅化西曲、吴歌的作品，大多具有自然清丽的特点。而那些模拟汉魏乐府古题的作品，如《有所思》、《长安有狭邪行》、《拟青青河畔草》、《拟明月照高楼》等，则大都以古题写古事，质朴古雅，风格浑成。因而，张溥称他的作品是“魏晋风烈，间有存者”[8]206。
第四，萧衍对所谓“博事”极为喜爱并十分看重。他经常组织文人隶事赛典，还非常争强好胜。《梁书·沈约传》以及《南史·刘峻传》都有相关记载。为此，沈约和刘峻都惹怒了萧衍。前者差点被治罪，后者更是令萧衍厌恶，不仅得不到萧衍的再次引见，甚至当刘峻编成《类苑》后，萧衍又故意下令撰写《华林遍略》，以显示高其一等，从中可见萧衍倾向古典的一面。
第五，萧衍还亲自编选了《历代赋》一书，身体力行地来表达自己崇尚古典的文学倾向。
众所周知，“因循”与“变革”是文学发展的两个最基本的问题。据此，相对来说，萧衍更侧重于前者，倾向于注重对前代文学精华的继承，从中再适当寻求变化。所以，在四萧文学群体的发轫期，萧衍的这种文学倾向自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萧衍的文学倾向又影响到萧衍文人集团的众多成员。如“永明体”代表诗人沈约，也创作了《江南弄》、《襄阳蹋铜蹄歌三首》等许多乐府诗；又如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2]698。这样，古雅清丽的诗风便成为梁初文坛的主流。这对前人诗风的传承十分有益，促进和推动了梁代文学的兴旺发展。据钟嵘《诗品序》所云：“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9]21虽是批评之意，却也反映出当时文学风气的真实情况。
二
天监十四年(515)正月乙巳，萧统行冠礼，开始踏上政治舞台并活跃于文坛。笔者认为，这是四萧文学群体进入成长期的标志，也是这一文学群体发轫期与成熟期之间的过渡阶段。这个阶段历时较长，约从天监后期开始直至中大通年间。之所以称其为成长期，具体表现在这段时间里萧统三兄弟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们的文学水平都逐渐有了提高。如普通三年(522)，萧统的作品已被编成文集。据《梁书·刘孝绰传》：“太子文章繁富，群才咸欲撰录，太子独使孝绰集而序之。”[2]480又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粤我大梁之二十一载，盛德备乎东朝……”[10]33312又如《南史·陆罩传》：“简文居蕃，（陆罩）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11]1205作品集编成之后，萧纲示集于张缵，张缵作书答谢，萧纲又作《答张缵谢示集书》。书云：“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10]3010可知当时萧纲为25岁，则其文集最迟当于大通元年(527)编成。再如萧绎也撰成了《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传》、《研神记》等著作。据《南史·阮孝绪传》：“湘东王著《忠臣传》、《集释氏碑铭》、《丹阳尹录（传）》、《研神记》，并先简孝绪而后施行。”[11]1895考《金楼子·著书篇》：“《丹阳尹传》一帙十卷，金楼为尹京时自撰。”[1]912可推知这些作品当完成于萧绎由丹阳尹改任荆州刺史，即普通七年(526)以前。由此而知，四萧文学群体已从最初“一枝独秀”逐渐演变为“三分天下”的局面。其中，以占据政治地位为绝对优势的萧衍和萧统联合为一方，居于文学群体主导地位；而萧纲和萧绎则各居一方为辅。四萧文学群体内部的这种演变，又进而影响到梁代文坛的格局。普通七年，当萧绎出任荆州刺吏后，梁代文坛开始逐渐形成建康、雍州和荆州三个文学中心。
应该说，从天监中后期开始，萧衍个人兴趣的重点就逐渐由“尚学”转向“慕法”[11]1720。另外，从萧衍《净业赋序》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天监后期，萧衍“四体小恶”，服用了刘澄之、姚菩提开的药后，“病逾增甚”[10]2950。由此可知，当时萧衍的身体也一度出现问题。这就必然导致他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引领文学的发展。于是，四萧文学群体的领军重任甚至整个梁代中央文坛的领导之职，自然就落到了时任太子的萧统肩上。
萧统“生而聪睿”。《梁书》载：“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2]165-166萧统对文学活动非常喜爱。因此，加冠以后，他便凭借自己的地位、人品以及才学，组织起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篇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闲则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2]167萧统文人集团的成员，最主要的是“东宫十学士”。据《南史·王锡传》云：“时昭明太子尚幼，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使入宫，不限日数。与太子游狎，情兼师友。又敕陆任、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11]640-641萧统经常与门下学士游宴赋诗。如《梁书·庾仲容传》载：“（庾仲容）当出随府，皇太子以旧恩，特降饯宴，赐诗曰：‘孙生陟阳道，吴子朝歌县，未若樊林举，置酒临华殿。’时辈荣之。”[2]723-724又如《梁书·王筠传》载：“昭明太子爱文学士，常与筠及刘孝绰、陆任、到洽、殷芸等游宴玄圃，太子独执筠袖抚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见重如此。”[2]485
同样的，通过组织文人集团活动，萧统逐渐取代萧衍，在四萧文学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考察萧统的文学倾向，概而言之，主要表现为主张通变。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篇》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堪久，通则不乏。”[12]167所谓“通变”，就是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有所变化。萧统主持编撰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诗文总集《文选》，而《文选序》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学思想。《文选序》云：“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10]3067萧统认为，文学发展进化的过程，就是在吸取并融合前代文学精华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更为华美繁复的文学作品。这正是典型的通变思想。同时，萧统认为，一篇好的文学作品，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精美的形式。为此，他力主追求一种典丽相宜、温雅结合的文风。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云：“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尝欲为之……”[10]3065综观萧统现存的诗作，大多呈现出雍容典丽的风貌。如《宴阑思旧》是萧统为悼念明山宾、到洽、陆倕和殷芸所作，温雅真挚，哀而不伤；《和武帝游钟山大爱敬寺》是萧统为萧衍《游钟山大爱敬寺》所作的和诗，以描绘山寺庙宇四周的自然景色为主，鲜活生动而又有疏朗之致，体现了其对温雅相宜风格的追求。
萧统在承继萧衍尚古文学倾向的同时，又主张通变，把“因循”与“变革”看做是同等重要的互动的两个方面。于是，萧统的文学倾向自然占据了处于成长期的四萧文学群体的主导地位。同时，主张通变的文学倾向以及倡导雍容典丽的诗风又影响到萧统文人集团的众多成员。代表者如刘孝绰，《颜氏家训·文章篇》称其诗风具有“雍容”[13]942的特色。《梁书》载，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2]483。这种诗风逐渐发展成为梁代中前期文坛的主流。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到普通末年萧纲和萧绎也已成长起来，并各自在藩镇驻地组织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但是，就当时对整个梁代文坛的影响来看，他们还无法与萧统相提并论。而且这时的萧纲和萧绎显然也唯萧统马首是瞻。最突出的表现如天监十七年(518)，萧统在玄圃园讲经，萧纲参与讲席并作《玄圃园讲颂》。萧统称：“所制讲颂，首尾可观，殊成佳作，辞典文艳，既温且雅。岂直斐然有意，可谓卓尔不群。”[10]3060可见萧纲的作品符合萧统的审美观念，因而得到赞誉。又如萧绎作于普通年间的《内典碑铭集林序》云：“能使艳而不华，质而不野，博而不繁，省而不率，文而有质，约而能润，事随意转，理逐言深，所谓菁华，无以间也。”[10]3053这段话与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的语句意思非常接近，都是强调中和之美。于此也可见萧绎对萧统文学主张的接受和认同。
三
时至中大通年间，四萧文学群体经过了十多年的成长，其主力成员萧统三兄弟的文学修养和文学创作才能都日趋成熟，左右梁代文坛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四萧文学群体稳步向成熟期迈进。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身为领军人物的萧统因溺水惊吓而染病暴亡。最终，萧衍选择了立萧纲为太子，应该说，这是客观上促进四萧文学群体发展成熟的一项重要举措。
萧纲“幼而聪睿”，喜好写诗，“读书十行俱下，辞藻艳发，博综群言，善谈玄理”[11]232。四岁时，便被封为晋安王。天监十三年(514)开始外任刺史，历居藩地，其中在雍州七年，历时最久，对于萧纲来说也最为重要。萧纲在雍州组织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文人集团。据《梁书·庾肩吾传》：“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时肩吾与东海徐摘，吴郡陆杲，彭城刘遵、刘孝仪，仪弟孝威，同被赏接。”[2]690由此，萧纲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因而，在接任太子之位后，萧纲以原晋安王府的幕僚为主力，重组东宫官署，又进一步扩充了萧纲文人集团。据《梁书·庾肩吾传》：“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2]690萧纲“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2]109。他也经常与文士们宴集赋诗。如《梁书·萧恺传》：“（萧）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太宗在东宫，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宴饯，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2]513又如《陈书·张正见传》：“梁简文在东宫，正见年十三，献颂，简文深赞赏之。”[14]469从而将雍府以来的文学活动推到更高层次。
于是，继任太子的萧纲很快地领军四萧文学群体，并成为梁代中央文坛的领袖人物，其文学倾向亦随之占据了主导地位。概而言之，萧纲的文学倾向主要表现为追求新变。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云：“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6]908在“因循”和“变革”面前，萧纲明确反对盲目拟古，认为在向前人学习时，不可拘泥不化。其《与湘东王书》云：“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10]3011他又大胆创新地提出将立德修身和文学创作彼此分立的观点。《诫当阳公大心书》云：“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10]3010萧纲还提倡文学创作题材的雅俗并重，认为对审美客体的选择重在“寓目”，无拘古今或雅俗。其《劝医论》云：“又若为诗，则多须见意，或古或今，或雅或俗，皆须寓目。详其去取，然后丽辞方吐，逸韵乃生。”[10]3013这是对女性艳情这一俗文学题材合理性的肯定，实际上也就是对传统“文质观”中“质”的内涵的重新界定。萧纲推崇华艳绮丽的诗风，他在《答新渝侯和诗书》中称赞那三首和诗为“性情卓绝，新致英奇”[10]3011之作，足见其对宫体文学的推崇。综观萧纲现存的诗文作品，最能体现其文学主张的，自然是那些表现艳情的宫体诗。这些作品以女性为题材，一类是直接描摹展现女性本身风情之美的作品，如《美女篇》、《美人晨妆》、《咏内人昼眠》、《戏赠丽人》；另一类则表现女子的内心世界，属于传统的“闺怨”题材，如《怨歌行》、《和人爱妾换马》、《乌栖曲》、《咏人弃妾》、《金闺思》。两类作品都描写精细，注重情采，韵律谐美，具有华艳绮丽的风格。
萧纲为了推行自己的文学主张，在中大通三年(531)的冬季，写了《与湘东王书》，呼吁萧绎与他一起倡导新变文风，推动宫体诗的写作。对此，萧绎给予积极回应，并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2]135，七岁时被封为湘东王，之后经历与萧纲大同小异。普通七年，萧绎出任荆州刺史。据《梁书·刘缓传》记载，萧绎在“西府盛集文学”[2]692，也组织起萧绎文人集团，其成员有刘缓、刘孝绰、刘孝胜、刘孝先兄弟以及徐君茜、鲍泉、萧淑等。萧绎也经常组织开展文学活动。《北史·王褒传》载：“（王）褒曾作《燕歌》，妙尽塞北寒苦之状，元帝及诸文士并和之，而竞为凄切之辞。”[15]2792
就追求新变的文学倾向而言，萧绎与萧纲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萧绎提出区别“文笔”，将类似杂文学的“笔”分离出去，使文学的内涵更加纯化。从其“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911的定义可以看出，萧绎主要是从文学的抒情性和艺术性入手来认识与把握文学本质的。为此，萧绎十分强调形式美。其《金楼子·立言篇》云：“至如文者，唯须绮毂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1]911即讲究文采绚烂、音韵谐美、语言精致、情感动人。这具体涉及用典、声韵、辞藻、对偶等诸多方面。从中亦可见出萧绎对文学审美的自觉追求。综观萧绎现存的诗作，表现艳情的宫体诗如《夕出通波阁下观妓》、《咏歌》、《和林下作妓应令》、《寒闺》、《代旧姬有怨》等等，大多倾吐闺中女子的哀怨情愁，写得“婉丽多情”[8]215，与其“流连哀思”、“情灵摇荡”的新变主张正相一致，呈现偏向于华艳绮丽的风格。
很明显，在萧纲、萧绎追求新变的主张中，“变革”的地位已远远超过了“因循”。为倡导新变的宫体诗风，萧纲还命徐陵选录了《玉台新咏》一书，“以大其体”[16]10。而萧绎也命萧淑编录了《西府新文》一书。据《颜氏家训·文章篇》：“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史记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13]942可见，《西府新文》所录应为当时流行的新变诗文，很有可能是为了呼应《玉台新咏》而编。
追求华艳绮丽的新变诗风，在四萧文学群体的成熟期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又影响到萧纲、萧绎组织的文人集团成员，代表者如徐陵和庾信。据《周书·庾信传》：“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17]733所谓“徐庾体”，正是宫体诗的样本。于是，华艳绮丽的诗风逐渐成为梁代中后期文坛的主流。
虽然萧统的不幸身亡使四萧文学群体失去了一名重要的领军人物，但是，并没有因此停止这一文学群体发展成熟的步伐。在文学修养上并不逊色于萧统的萧纲，及时承担了领军四萧文学群体的重任，并得到萧绎的全力配合与支持，使四萧文学群体很快形成了以萧纲为主、萧绎为副，建康东宫和荆州西府两个文学中心的格局。可以说，是萧纲和萧绎联袂主导了四萧文学群体向成熟期的发展，也合力促成了梁代后期诗风的改变及宫体诗创作繁荣的新局面。《隋书·文学传序》云：“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41173‘虽语含贬义，但从中也可以看出萧纲和萧绎“遂移风俗”[2]151的重大影响。这也正是四萧文学群体成熟的主要表现。
至于萧衍，从天监中后期开始，其个人兴趣的重点就逐渐转向“慕法”。除了坚守政权统治者的位置之外，便是沉迷于“菩萨”的角色，“大弘释典”[11]172、“溺情内教”[11]1720，再加上年老体衰，健康状况一直不佳，因而在文学方面已无太大作为和影响了。四萧文学群体进入成熟期后，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稳定发展。直至太清二年(548)八月，侯景之乱发生，使得梁代社会陷入战乱危机，也使四萧文学群体迅速步入了衰亡期。此后，随着萧衍、萧纲和萧绎的相继离世，四萧文学群体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综上所述，四萧文学群体大致经历了以萧衍为首的发轫期、以萧统为首的成长期、以萧纲与萧绎联袂为首的成熟期这样的嬗变过程。由于文学领军人物的变换，使得四萧文学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倾向亦相应改变，进而促使整个梁代诗风的转变。即文学倾向经历了“崇尚古典——主张通变——追求新变”的发展过程，并相应出现了“古雅清丽——雍容典丽——华艳绮丽”的诗风嬗变。这种变化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学的繁荣，使得梁代文学之盛与文学人才之盛，成为南朝之冠。正如《南史·文学传序》所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11]1762由此可见，四萧文学群体是梁代诗风的主导者，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群体。
四萧文学群体的作用影响不但在梁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后代文学发展也产生了深远意义。如萧衍的乐府诗“风格浑成，意象独出”。陆时雍《诗镜总论》云：“梁人多妖艳之音，武帝启齿扬芬，其臭如幽兰之喷，诗中得此，亦所称绝代之佳人矣。”[18]1408王夫之也赞云：“其风神音旨，英英遥遥，固已笼罩百代。”[19]56又如萧统的《文选》成为唐代以及北宋前期文人的诗赋范本，以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而且至迟在唐代，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研究《文选》的学问——“选学”，可见《文选》一书影响之巨。再如萧纲、萧绎倡导的宫体诗风，不仅成为陈代文学的主流，其流风余韵还延及初唐甚至晚唐五代。因此，对于四萧文学群体，我们应予以充分重视并加以认真深入的研究。
［收稿日期］2007-03-28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注释：
①关于“群体”的概念，参见贾晋华在《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一书序文中的论述。他说；“诗人群虽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长期以来一直与‘诗歌流派’的概念混淆不清，从而影响了研究的深入和规范。本书为诗人群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即指在一定时间段里，曾经聚集于一定地点从事诗歌唱和或其他文学活动，彼此联系密切而相互影响的一定数量的诗人所形成的群体。”
②参见《周勋初文集》第3册《文史探微》，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79-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