迭演博弈与精诚培植：诚信体系建构的逻辑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诚论文,路径论文,逻辑论文,体系论文,诚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在我国关于诚信危机的报道日益增多，诚信成了一种供应不足的商品。这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瓶颈。如何建立一套完整的诚信机制，使人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信任彼此真诚的社会环境中，这是理论和现实都必须正视的问题。
一、诚信的生成和运行的经济学分析
人类从诞生那天起，就有与同伴合作与协调生活的倾向。在人们合作和协调的过程中，总是建立在共同认识、共同的价值取向上。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共同的认识和价值取向基础的维系则需要不断的强化，诚信则是这种不断强化的一种“心理契约”。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诚信产生于社会的需求，它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是主客体双方不断选择、磨合、认同和检验的结果。
一般来讲，诚信的形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诚信形成的基础是主客体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利益是人们交易的根本的动机，并且人们之间的交易总是在利益一致或相似的基础上进行。利益愈趋于一致，交易愈容易达成，也就是说主客体双方的交易基础是共同利益的拥有，因为只有这样双方才机会和动力去信任对方并相信对方能为自己带来长期和最大的利益。也许这种利益在刚开始的时候不大明显，但有足够的理由使双方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信任你，因为我看到了预期的利益。利益的一致或相似促使了交易的形成和诚信发生的可能，相反交易的形成和诚信的不断强化又进一步的促使利益一致的程度，正如帕特南所言“信任水平越高，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而且合作本身能带来诚信。”第二，主客体双方的诚信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动态发展的，它需要主体用大量而又真实的诚信事件去感化客体。感化的向度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诚信发生的过程一般是沿着暗示诚信信号、显示诚信倾向、疑虑诚信、确认诚信和沿袭诚信的逻辑路径进行的。在暗示、显示诚信信号和倾向的初始阶段，必然会引起客体的怀疑和思忖，客体需要一段时间的观望和衡准，方可确信主体的诚信动机和真正的目的。这就需要主体用大量的诚信事件行动去使客体不再怀疑而真心愿意接受主体的诚意，否则客体相信主体的根基是不存在的。持续不断的诚信事件过滤了客体的怀疑和不确定的心理成本，使诚信进入下一个阶段。同时这种感化的强度还必须足够的大，感化的强度直接决定了客体的信赖、信托的心理强弱，感化的强度的减弱和放慢都会破坏先前业已形成的诚信心理倾向，影响诚信的成熟的生成过程。第三，诚信还需要在真正的交易中得到锤炼。真正的交易是检验诚信的试金石。主客体双方需要不断的相互践约来换取对方的诚信。也就是说，诚信的维护维度是相互的，任何一方的放弃或消极履行都可能导致诚信继续发展的中断，使整个交易失去合理性的基础，交易流产，整个诚信活动失去存在的理由。
根据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诚信的形成过程也是主客体双方不断重复博弈即迭演博弈的过程，“博弈次数很少的情况下，失信将成为博弈参与人双方的纳什均衡，而在博弈次数非常多的情况下，守信将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下面我们举例说明，我们假设有这样一个的博弈模型，A代表委托人，B为受委托人。在这博弈得益矩阵分析过程中，对A而言，有相信和不相信B两种决策，同样，B也有失信和守信两种策略。如果A选择不相信B，那么双方的收益为0，这样的纳什均衡是不会有诚信产生的，因为交易根本没有进行。如果A选择相信B的策略，用博弈进入第二个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B做出决策，B选择失信则获得2个单位的收益，A的收益为0；B选择守信则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同时A也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和交易处在的“无知之幕”中，理性的B会选择失信，从而获得2个单位的最佳收益，整个交易由于B的失信而中断。如果在交易前A能预测到B会选择失信，A则会做出不相信B的决策，原因在于A不仅不能得到1个单位的收益，反而会失去1个单位的收益，同样B也获得不到1个单位收益。如果情形如此演绎，则AB之间的合作不能成效，永远是0收益的纳什均衡，双方利益的获取路径也随之停止。由受委托人的理性经济人的倾向而导致整个交易的无法进行，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本流量也随着减少，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非理性，即0个收益的纳什均衡，而不是帕雷托最优状态，这样的后果是我们不愿看到的。寻求双方理性的整体最优，即双方各获得1个单位的收益，必然要求AB双方做到相信和守信的逻辑契合，而不是不相信和失信的不利倾向。这种诚信的预设支持必为双方带来长期合作收益，即各1个单位的收益。反过来，催发诚信的不断生成和强大则需要AB双方迭演博弈来演绎，并且迭演博弈愈深入，双方的诚信合作基础就愈牢固。双方任何一次的不相信或失信都会导致0收益的失望收局，诚信的危机意识就会发生，并为下一次的不成功博弈埋下祸根。只有AB双方互付诚信，才能保证双方长期最优利益的获得。我们把AB主体的范围扩大，那么社会整体的利益也获得最优，守信成为博弈的纳什均衡。
在经济学的另一视角中，诚信生成是由诚信需求、诚信供给和诚信消费的构成。首先，诚信的需求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在交往中对诚信的基于现实的期望和希冀。人人都有得到别人认可和信任的心理倾向，这源于人们交往和人性的需要。在人们交往中，一旦一人被众人抛弃或认为不可信任，那么它的利益也随着减弱，同时还必须付出巨大的心理成本。渴望付出诚信和得到诚信回报的意愿，还会使人们获得意想不到的利益，而社会整体也会因这种行为的正外部性而实现社会总体成员的利益最大化。在不断强化和放大这种行为的基础上，种种利它互惠的利益关系形成，进一步加深和协调了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诚信需求。一般情况下，诚信的需求有三个现实的参数考量。第一，诚信的需求与社会的发展背景有关。诚信是历史的、具体的，它的需求总是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这说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诚信的需求状态是不一样的，诚信的体系必需同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例如，由一社会向更高社会的跃迁过程中，诚信活动也许会因为诚信的主体为规避各种风险和心理负荷而降低对诚信的需求，诚信的总需求量呈下降趋势。第二，诚信的需求弹性与充足的诚信供给有密切的关系。诚信的需求弹性是指人们心理对诚信的感受程度的变化而引起诚信需求量变化的比率。它与诚信的充足供给成正相关函数。当一个社会有成熟的诚信供给体系，足够使人们放掉戒心，用诚信接纳诚信，使诚信惠顾到各方，那么人们的心理对诚信满意度就会维系在一个较为恒定的位置上，诚信的需求量变化趋势不够明显，诚信的需求弹性较小，反之，则相反。第三，诚信的需求量与诚信的外部性有关。在人们的交易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形，诚信未必能带来双方交易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双方按诚信的过程进行交易中所达成的结果会损失第三的利益，我们把这种由诚信交易所带来的外部性称为诚信交易的负外部性。诚信交易的负外部性会引起第三方的阻止，使诚信的需求量减少。相反，诚信的正外部性即“诚信的正面信任半径”[3]会引起诚信需求量的增加，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诚信需求量加大。
其次，诚信的供给是指社会成员对诚信的博弈、遵守、践行的选择。根据前面的论述，当诚信的信号显示时，人们会经过迭演博弈，最终会选择对诚信遵守和践行，这是诚信供给的全过程。它与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的成熟度有密切的关系，社会资本的成熟度愈高，诚信的供给愈强大，反之，则相反。
再者，诚信的消费主要包括诚信的主体消费、客体消费和社会对诚信的贬低和践踏所造成的消费。诚信主体的消费是指主体在交往中放弃诚信或因相对方放弃诚信、不遵守诚信所造成的消费。这种消费大多出于交往双方不合理的利用和不珍惜诚信的结果。在交往中，主体的诚信消费会使相对方和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受损，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诚信总量减少，诚信的供给和需求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从这个意义上讲，诚信主体的诚信消费是对诚信的摧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诚信客体的消费主要是指因社会诚信价值的形态转移变化而引起的诚信消费。主要表征有二，一方面，它大多发生在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人们为规避经济的风险和道德风险所引起的消费。另一方面，与诚信主体的诚信消费相比，因社会环境变化的客观性、必然性而使诚信客体消费也具有很大的客观实在性和必然性。第三种诚信的消费是因社会某些成员对诚信抱有贬低态度，甚至公开践踏诚信而造成的诚信间接消费。在现实社会中，总有一部分人对社会普遍盛行的诚信价值嗤之以鼻，把人们践行诚信的行为称为“傻瓜，笨蛋”，对诚信报有极端排斥的态度，这种态度造成了诚信消费的两种形态，一方面是某些人直接利用他人或社会大多数人业已成型的诚信价值理念“搭便车”，来为自己谋利益，而自己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的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我们把这种诚信的消费称为诚信消费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这种因贬低诚信而引起的消费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它不断向社会各个方面渗透和延化，引起社会普遍的贬低诚信事件的发生，会造成整个社会诚信消费量的增加，也使社会整体诚信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发生扭曲。
二、冷静的反思：寻求建构我国诚信体系的合理路径
在我国，诚信危机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它既有历史的因袭，又有现代因素的浸入。远因，封建社会的长期压抑，由于人们之间交易范围的狭小及交易主体的单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们的正当利益难以获取，人们的思想也遭到的无辜的扼杀，形成了“逢人只说三句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诚恐诚惶的社会心理，扭曲了人们的社会诚信意识。同时，重农抑商的政策使人们形成了“无商不奸”的心理敌视，社会诚信的自主性空间得不到有效发挥，严重阻碍了人们之间大量的交易的形成和完善，造成诚信需求和供给的短缺和不足。中因，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对诚信的压抑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诚信的破坏和摧残。这两方面的影响深深的固化在人们的心智理念中。由于计划经济模式几乎是政府操纵了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单个的社会成员无需介入也根本不可能介入到人们遂心所愿的交易中，政府成了人们一切生活的主导，人们只需坐享其成，诚信的需求和供给几乎处于一成不变的均衡状态，诚信的释放和生成空间几乎压缩在单个的自然个体间，它的社会能量不能得到有效的交换和催生，整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单一而有封闭，难以形成社会全方位的诚信体系。同时在“文化大革命”中，畸形的集体主义利益模式和“无我”的价值导向，完全抛弃了人的自利性倾向假设，使整个社会诚信根基被抹煞，人们生活在没有根基的“大又空”纯粹的诚信环境中，与其说是高尚的诚信，不如说是对诚信的极端摧残。近因，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名”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后，个人利益得到了空前的张扬，交易的方式和手段日益隐形化，交易主体的距离和空间不断扩大，为诚信危机的发生提供了一个偌大的自由空间。再加上我国市场经济本身的不完善和外在制度的保障滞后，使失信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无疑助长了诚信危机的发生的概率和机会。
消除诚信危机，必然要求我们寻求合理的逻辑路径。从诚信的生成机制和诚信的需求、供给和消费的以上分析来看，要求我们努力为迭演博弈创造一个良好的外在制约空间，同时不断培养社会成员的诚信意识和理念，促进社会诚信资本的不断生成和发展，建构一个全方位的诚信体系。
第一，制度安排和供给：为迭演博弈的顺利进行创造外在环境保障。
(1)建立、健全完备的刚性法律体系。“一种普遍的公正实施的法治，给不相关的陌生人提供了相互合作和解决争端的基础，以此便可大规模地扩大信任的半径”，而真正的公正实施的法治，则需要完备的法律制度，从而确保迭演博弈顺利的进行。这里的法律体系，不仅指基本的法律，还包括为诚信立法，具体应有诚信本体的立法诸如诚信的保障法等和诚信的程序法诸如诚信的补救和惩罚法筹，不断完善诚信主体的权力和义务，明确交易主体的法律关系，克服产权不清，责任不清的混沌的交易状态，促使交易规范化制度化和法治化。同时加大诚信的信息立法，对诚信信息的采取、披露、反馈、修补做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阐释，避免交易双方受“无知之幕”状态和信息不对称情形的困苦，保证交易在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中进行。同时还需要在原来的法律基础上再整合、再分析，充分利用现代先进的法律价值因子，改革不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理念，为诚信做出适应当下社会发展的学理性阐释并使之普适化，不断建立和完善社会成员伸张诚信的法律环境，形成人人诚信的良性运行的法律实施空间。
(2)充分支持和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发挥它们的协调、监督和制约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的进展，人们之间的交易手段日益多样化和隐蔽化，诸如票据，存折和电子商务等，主体间面对面的交易日益式微，主体间的距离的放大无疑为交易主体失信铺展了道路，而社会中介组织本身具有多方参与自治自律的特征和在交易中保持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的独特优势，它们大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监督和沟通的作用，例如具有公正和监督功能的公正处仲裁处质量检测处计量认证处资产评估处等，具有沟通功能的各行业协会和商会等，都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直接全面的提供交易主体完备的信息，监督双方的行为，迫使双方守信，按规定履行交易的职责。由于我国的中介组织的发展较晚，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就一方面需要我国政府明确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地位，规定其职能范围，为培植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制度保障，充分发挥它们的监督职能，确保诚信的机制不断生成；另一方面利用现有的中介组织的资源，建立完备的检测设备、监督制度、并公示检查结果，发挥中介组织的“缓冲过度调节”作用，帮助客户控制失信的风险，促使交易的良性运行和失信惩罚机制的形成。
(3)建立独立的诚信管理机构。国外的实践证明，单一的诚信管理机构，独立行使其职能，有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一个独立的诚信机构主要包括诚信机构体制模式、组织形式、管理制度，利用现代的先进技术手段，构建诚信网络平台，建立社会化的个人档案，主要由银行信用、违法记录、特殊行业记录等构成，每个人都有一个诚信的完整记录体系，详细的记录个人“前科”失信经历，使失信者不仅要荣誉和暂时的利益受损，还要付出未来的预期失信成本，使其彻底的放弃失信动机，打造完整的个人自我约束机制。在此基础上不断的修正记录，使个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一旦失信，就使之成为过街之鼠，并难已“正名”。在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管理上，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进行行业自律，对诚信问题进行教育，联手组成行业的互律组织，对各种各样的机构进行评估，搭建不同行业的信息管理平台，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上网了解查询情况，逐渐形成行业自律机构间互律和全社会共同监督的局面。在诚信管理的权限上，同行政管理的彻底脱钩，充分发挥独立诚信管理机构的优势，防止行政权力的渗透和人为的干涉，并不断建立诚信完整的绩效评估体系，不断的检测组织和个人的诚信风险预期、风险管理、风险转移等，并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特征，为诚信管理提供动态的信息资源和有效方法。最后诚信的管理机构还承载着信息资料的及时、公开发布和反馈的功能，需要管理机构通过各种媒体定期的公布各组织、个体的诚信情形，控制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频发，营造诚信的良好的氛围。
(4)加大失信的惩罚和守信监督的强度和力度。失信的边际成本越是小于边际收益，失信的发生的概率就越大，因此加大对失信的惩罚力度是防止失信发生的直接手段，克服失信者的侥幸心理，这也是诚信补偿机制的主要内容。惩罚手段是多样的，可以直接的物质罚款，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强制道歉，国外的做法给我们了很好的启示，当欺诈行为发生后，政府有关部门首先对欺诈者给予重罚，然后责定到指定的媒体刊登广告，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广告费由欺诈者承担[5]。同时，市场经济运行过程是一个诚信不断发生的链条，一旦一环中断，其运行的前后、左右、上下都难以发挥正常的作用，因此必须对每一个环节严密监督。利用现代先进的传媒技术和电子网络手段，把交易双方的行为置于高密度的检视中，迫使双方遵循交易的规则和程序，对其中有丝毫怀疑的地方就给予警示，随时随地防止失信的发生。
第二，精诚培植：进行一场诚信的革命。
一般而言，诚信按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诚信、企业诚信和个人诚信。诚信的形成贵在建设，它需要外在的推动力去规约、塑造和完善。这需要我们大力的弘扬优秀的传统自然道德资源，吸取国外的先进的诚信理念交换诚信的资讯挖掘诚信的资源培育诚信的主体传播诚信的文化提升诚信的意识，不断催发诚信主体成熟的诚信意识。
(1)活化传统自然的道德资源。我国有着传统优秀的诚信道德基因。在历史上，诚信成为衡准各种关系的重要指标，例如在朋友关系上，提倡“与朋友有交，言而有信”；在评价商贾上，要求“经商有德，奉公以便”；在选拔人才上，讲究“忠诚”；在治理国家上，也重“以德施政”等等，都反映了人们对诚信的期望和寻求。我们应立足现实，充分活化传统的道德资源，把传统的诚信理念植入到现代的交易活动中，培养人们健全的诚信意识和诚信理念。(2)建立具有现代文明的诚信文化。诚信文化是由诚信意识、诚信承诺和践行、诚信保障等为一体的文化理念，其奉行的标准是外在诚信形式和内在的诚信本质相契合，是建立在理性选择、明朗的契约和良性的法治运行机制之上，旨在塑造诚信主体有贯彻诚信到底的高度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并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保证主体从理性自觉到情感自愿的去完成诚信使命。
建立诚信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首先，政府自身应率先示范，践行政府的承诺，对行政不作为、消极作为和违法作为追究行政责任，培育自觉的行政伦理文化，把政府的诚信纳入到政府的绩效管理中，制定诚信考核的标准，提高行政主体的自律意识和自觉理念，不断的提升政府的公信度和亲和力。同时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和回应型的行政理念转化，把诚信当作一个产业来经营，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在运行层面上，政府主要的任务是为公众营造一个公平、公正的诚信文化环境，使社会信用信息透明化，解决由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诚信环境差的问题。在培养的目标是上，其核心是培养公务员的诚信意识和奉献意识，塑造独立的行政伦理人格，强化行政责任意识，建立个人诚信和电子稽查制度，对有悖于诚信理念和对民不负责的行政行为，严格处理，使行政主体真正树立现代的行政伦理意识。并且，要打破行政主体的承诺和行动的临界点，在实践中提升行政主体诚信的精神蕴涵，在行动中锤炼诚信的高贵风格。
其次，完善企业的诚信制度建设，全面推行“企业信用标志制度”，[6]把反映企业的信用信息公开化透明化，用市场的力量约束企业的信用行为。企业信用标志是一个名牌效应，也是诚信文化在企业中的具体体现，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企业的生存生命线，在规约企业行为方面有监督和纠偏的作用，有利于督促企业按照法律和契约履行承诺和合同。具体建设由政府引导，各方配合，在企业的财务管理审计管理市场行为等方面，从制度上创造对企业信用信息的需求，进而示范性的引导市场对企业信用标志的认可。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企业间组织的治理诚信缺失的好方法，诸如组建企业之间的“俱乐部规范”和加强企业与银行的有效合作的主银行形式[7]，加深企业和企业企业和银行的相互信任程度，建立市场主体间良好关系，不断的拓宽和强化诚信的发生空间，培育完整的社会诚信体系。再者在个人的诚信培养上，应以培养完整的诚信人格为基础，加强教育和内化的培养路径，诚信应从娃娃抓起。并对良好践行的主体可以进行表彰，树立诚信模范，发挥正面的宣传作用。
三、结论
诚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不断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的总结经验和吸取国外的先进的诚信理念及成功的诚信管理技术，建立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和基本国情的诚信规范及精神蕴涵的价值模式，不断完善适应社会发展并为自身文化形态所接受的诚信管理方式。在为诚信主体创造迭演博弈的外在环境的同时，着力培养诚信主体的诚信意识和自觉践行诚信的理念，从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方面入手，全面的塑造的社会诚信的氛围，努力做到诚信价值的补充和践行诚信工具手段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