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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满族的形成与发展
满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曾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起到过重要的作用，也曾创造出了辉煌灿烂的文化。
满族原称为“满洲”，满洲是民族的自称，出现于公元1635年（明朝崇祯八年），在此之前则称为“女真”。
满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民族的发展衍变历史可以说与汉族的发展衍变历史相始终。据史书记载，满族被记录下来的最早的先人被称为“肃慎”，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东滨大海以及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在周武王时期已与中原有了交往。他们以狩猎为主，已有了原始农业和饲养业，这个时期达到的文化水准以“石砮楛矢”为代表。在汉代肃慎被称为“挹娄”，《后汉书》记载：“挹娄，古肃慎之国也”。挹娄人生活的区域大致与肃慎人相同，此时“砮楛矢”仍是其文化发展水平的代表，不过已经会织麻布了，农业和饲养业也有了发展。北魏时期肃慎中的勿吉部兴起，《魏书》说：“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狩猎仍是他们的主要经济形式，而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会酿酒，与中原的关系也较密切，已使用铁器。北齐时期，勿吉又称靺鞨，分为七大部，此时与中原的关系更为密切，其中粟末部度地稽被隋朝封为辽西太守，入唐之后封燕国公，赐姓李。唐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以粟末靺鞨人为主体建“渤海”国，渤海建国二百多年，政治、军事均按唐制设立制度，几乎每年派贡使入贡唐朝首都长安，广泛吸收了汉族文化。当时渤海使用汉文，大量使用铁器，农业已很发展，手工业中之纺织、制陶已开始兴起，矿业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后被辽太祖所灭。与此同时靺鞨七大部中的黑水部逐渐壮大，辽代的契丹人称之为“女直（真）”，女真这一称谓便代替了靺鞨。女真这一称谓在辽、金、元、明时期一直沿用。在这一阶段，女真人各部中奴隶制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其中完颜部发展迅速，起兵反辽，建立了“金”，这是自“渤海”以来建立的第二个政权。这时的统治地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大海，西与蒙古为邻。大量女真人进入中原，也有大量汉人被徒往东北，女真与汉族的文化融合形成了一个高潮。此时除东北地区的女真人还比较落后之外，进入中原的女真人已经基本封建化了。十三世纪初蒙古兴起，金朝被灭，进入汉人居住地区的女真人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留居于东北的女真人分为黑龙江女真（明朝称其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三大部分。在明代建州女真迅速崛起，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起兵，开始了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
努尔哈赤首先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控制了抚顺以东，至鸭绿江、长白山南侧的建州女真地区。而后又开始了与海西女真的扈伦四部（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的战争，打败了叶赫、哈达、辉发、乌拉、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纳殷九部联军，随之灭朱舍里、纳殷以及哈达、辉发、乌拉诸部，最后灭掉了叶赫部，至此海西女真被统一。与此同时，努尔哈赤还进行了征抚黑龙江女真人的活动，黑龙江女真当时被称为“野人女真”，分布在松花江、牡丹江、图门江、黑龙江流域的广阔地域之中，有时也称为“东海女真”，这些女真人的大部分也相继被征服或招抚。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建立了八旗制度，陆续被降服的女真人都被编入八旗之中。八旗是具有行政、军事和生产三方面职能的组织，女真人的各个部落被编入八旗，使他们能够密切相处，增进感情，以往各部之间的矛盾逐渐减弱，而统一的文化和民族意识则在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满族的旌便在孕育之中了。女真各部被基本统一之后，他们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终于产生了建立政权的意图。公元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称汗，建立了“后金”政权。后金是在肃慎至女真这个发展系统过程中继渤海、金之后建立的第三个政权。后金政权的出现，标志着女真社会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同时也证明了女真内部关系的稳定与融洽，从某种意义上说后金政权的建立，鼓舞了女真人的民族精神，对满族的诞生起到了催化作用。
努尔哈赤去世之后，皇太极于公元1626年即位，他将过去没有被征服的黑龙江女真余部及其他民族都统一了起来，（这些人的一部分被迁徒到辽沈地区编入八旗，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新满洲是相对于早期编入八旗的“佛满洲”，即“老满洲”而言的。）同时还展开了与明朝、蒙古、朝鲜的战争，至满族进入山海关之前，他们已占据了中国整个东北地区。随着八旗的强盛，满族也在发展壮大，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民族文化传统得到巩固和发扬，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也更鲜明和强烈，特别是努尔哈赤时期创制了满文，经皇太极时期完善之后，满文被推广使用，这对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被编入八旗特别是满洲八旗中的人，除了绝大部分是女真人外，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人，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他们逐渐融为一体。在这种形势之下，皇太极于公元1635年11月22日（天聪九年十月庚寅）宣布定族名为“满洲”。不过满洲并不是对女真的简单重复，或者说仅仅是名称上面的变化。从肃慎发展到女真进而至满洲，都不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在他们的实质方面也都有所改变。从其发展过程看，自肃慎以来居住于中国东北的部族相当多，比如自明代以来除了女真人之外，还有达斡尔、赫哲、鄂温克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他们或合成分，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随着外族人的加入和他们内部的分化，民族成份的结构也都会有一些变化，挹娄不能等同于肃慎，勿吉、靺鞨也不能等同于挹娄，女真也不能等同于勿吉、靺鞨。而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后，东北民族处于一个大融合的时期，随着汉人、蒙古人、朝鲜人、达斡尔人、赫哲人、鄂温克人等等的被编入八旗，使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趋于一致，而思想和文化也互相濡染，一个新的民族的诞生也就非常自然了。所以满洲虽然以女真人为主体，但是又不与女真人完全相同，也就不能说满洲就是女真。尽管如此，各个民族的发展变化仍然有一条主线，从肃慎到女真依然是满族形成的基本线索和脉络。
皇太极在定族名为“满洲”后的第二年，即公元1636年5月15 日（天聪十年四月乙酉），建国号为“大清”，此时距定族名为满洲仅相隔半年的时间，可知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的联系。“满洲”和“大清”出现之后，一个新的民族和一个新的政权便崛起于中国历史舞台上了。从表面看大清是承接后金而来的，似乎只是名称的变化而已。但从实质上来看，大清与后金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从政权性质上讲，后金只是一个地方性政权，它甚至没有达到像宋朝时金国那样强盛的程度。而清政权在它出现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成为了全国性的中央政权。从政权机构的完善程度上讲，后金政权机构极不完善，当初是立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并设立大臣八人，判官四十人处理政务，只不过是初具规模的水平。皇太极即位之后开始加强政权机构的建设，先是设立了文馆，公元1631年仿明朝中央官制设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公元1636年改文官为内国史、内秘书、内弘文三院，并设都察院。公元1638年设管理蒙古的理藩院，这样一套比较完整的政权机构便建立起来了。这套机构在清定都北京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与后金时期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从民族上讲，后金是女真人建立的政权，他们一直自觉地承认是女真人的后裔，后金的建立即有承接宋代女真人建立的金国之意。而清则是在满洲这个民族产生之后出现的，在满洲这个称谓出现的前后，皇太极已经开始否认与金朝的关系，不再承认与金朝女真人的联系，皇太极以后的历朝皇帝也采取了同样的态度。从以上这些原因考虑，“大清”政权应该是从肃慎到满洲这一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第四个政权，而不能简单地将后金和大清等同起来。清朝出现之后，满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满族生活在广袤的东北大地，荒原峻岭的环境，盘弓跃马的生活，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他们具有自己的风俗习惯、道德崇尚、语文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和经济形式。在进入汉族地区之后，满族善于学习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满族文化迅速发展起来，逐渐达到了汉族文化的发展水平，满族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涌现出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满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内，满族的政治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相继建立了十三个满族自治县，在辽宁省的有新宾满族自治县、凤城满族自治县、岫岩满族自治县、本溪满族自治县、宽甸满族自治县、清原满族自治县和北镇满族自治县、桓仁满族自治县，在河北省的有丰宁满族自治县，青龙满族自治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和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在吉林省的有伊通满族自治县。满族人口也在逐年增加，在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是241万。在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是270万。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是430万。在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满族人口已达到982万。他们主要聚居于辽宁省、 河北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北京市和内蒙古自治区。由于清代八旗驻防的原因，在其他一些地区也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满族。在这个时期的满族活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之中，他们为丰富满族文化和中国文化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二 满族文化的形成发展与特色
满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文化，这种文化与满族的形成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肃慎到女真再至满族，民族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系统，文化的发展也形成了一个系统。不过一个民族的发展情况其非常重要的方面表现在文化的发展上，所以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发展经历和发展水平，并且能够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某些基本特征，满族文化的发展经历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知道，满族作为一个新产生的民族，并不完全等同于他们的先人，她是在从肃慎到女真这一长时期经过多次分化与融合基础上形成的，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看也是如此。满族文化不能等同于从肃慎到女真的文化，但是又与从肃慎到女真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满族文化中，可以找到许多从他们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痕迹，其中一些内容成为满族文化的基本成份和核心。渔猎和农耕是满族先人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在满族形成的初期也基本是这样。这种相近的条件使满族无可选择地继承了其先人的文化传统。例如骑射是女真人的文化特征，他们以善于骑射而生存，也以擅长骑射而立国。在满族形成时期乃至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骑射一直被强调和坚持，成为满族最具特色的文化特征之一。自清太宗皇太极说过“我国家以骑射为业”（注：《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页二十四）之后，历朝帝王无不大力倡导，在满族中形成风气。与骑射有联系的是服饰，满族的服饰与女真人也大体相同，为骑射、御寒方便，穿长袍马褂，衣为箭袖，身束腰带，对服饰的要求在后金天聪年间就有定制，这种服饰在整个清代都被坚持保存下来。语言的继承性更加明显，这种后来被称为“满语”的语言，不仅成为保持民族文化的工具，也成为满族内部联系的纽带，皇太极就曾以语言来区分是否为本族之人。后金天聪八年十二月（公元1635年1月），皇太极命管步兵梅勒章京霸奇兰、甲喇章京萨穆什喀，率兵往征黑龙江时即说：“此地人民，语言与我国同，携之而来，皆可以为我用。攻略时，宜语之曰：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一，页十四），这些被征抚之部落，被编入八旗，称新满洲。而对于蒙古，皇太极虽然认为是衣冠相同，但语言相异，也就不是“我一国之人”。这里所说的“国”，实际是满洲的代名词。由此可见语言在民族乃至民族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正由于满语是满族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它被作为满族的特征而继承保留下来。可以说骑射、服饰、语言这三种被直接继承下来的民族传统，成为满族最为直观、最为根本的特性文化。对此皇太极曾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昔金熙宗及金主亮，废祖宗时衣冠仪度，遂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言语。迨至世宗，始复旧制衣冠，凡言语及骑射之事，时谕子孙勤加学习。如元王马大郭，遇汉人讼事则以汉语讯之，有女真人人讼事，则以女真语讯之。世宗闻之，以其未忘女真之言，甚为嘉许。此本国衣冠言语，不可轻变也。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不时亲弓矢，惟耽宴乐，则田猎行阵之事，必致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乎？盖射猎者演武之法，服制者立国之经，朕欲尔等时时不忘骑射，勤练士卒”（注：《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页二十七）。皇太极的这段话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三个方面在满族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
除了以上这三个方面之外，在满族文化中另一个最具有直观性的内容是民族风俗。满族风俗在很多方面也是承接女真人而来的，如满族形成初期的火葬习俗，婚娶不论辈份的习俗，房屋居室的构造与习惯，饮食的制作与喜好等等都是如此。
满族文化并不是仅仅继承了女真文化，它在满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和变化着。
满族在入关之前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涉及到了满族社会的各个方面。首先在对待他们先人女真的态度上就经历了一次根本的变化。建州女真崛起之时，努尔哈赤一直认为自己是女真人的后裔，所以对完颜部女真人建立的“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据黄健彰《奴儿哈赤所建国号考》载：“奴儿哈赤建立国号，并不自万历四十四年始。从万历二十四年起，直到他的死，他的国号凡五变。最初系称女直，旋改女真，又改建州，后改后金、最后改称金。”（注：《清史论丛》，文海出版社，第一集）这一段历史以及表现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都与女真和金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到了皇太极时期，在对待女真的态度和认识上便发生了变化。公元1635年，皇太极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名。何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在满语中诸申与女真同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锡伯）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诸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原名，不得仍前妄称”（注：《清太宗实录》，卷二十五，页二十九）。这是满族出现的最早声明。在这段话中，皇太极否定了“诸申”的称呼，将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平行列举，回避与女真的关系。而“我国建号满洲”的提法在此之前没有记载，过去是否有满洲，满洲居处何地，至今无法确定。不过推而论之，皇太极在当时情况下不至于创造出个谁也不知道的“满洲”来，如果真是这样，怕也难以服众。“满洲”的出现具有这样几个作用和效果：（1 ）以往女真各部相互争王称长，部落间的矛盾根深蒂固，被统一于八旗之中的时间不久，矛盾与隔阂怕是依然存在，同时八旗之中又有一些其他部族之人，甚而包括蒙古、锡伯、朝鲜和汉人，如仍以人们所熟知的“诸申”称之，各种矛盾不易化解，而以与各大部落都不相干的满洲称之，则具有了平等的意味。故以“满洲”相号召，则增加了这个新兴民族的凝聚力。这可以说是在民族性上所起的作用。（2 ）“满洲”的出现突出了这个民族或者说这个社会集团的独立性。在满洲这个称谓出现之前，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明朝，都是将他们当作女真看待的，而女真过去臣服于明朝，而且不如朝鲜的地位，拥有八旗劲旅的皇太极不甘心于这种处境，欲图大业就必须提高自身的地位，故满洲这一称谓的提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强调他们的独立性和不依附性，这对于巩固和增强民族精神无疑会起到巨大作用。（3）为改国号为“大清”创造条件。皇太极在提出“满洲”称谓的第二年即公元1636年，改国号为“大清”，满洲的出现为此制造了舆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不过是有续接金朝之意，皇太极则另有雄心，大清的出现表明了欲与大明直接抗衡的决心。清政权的主要力量是满洲，而蒙古、汉军以及其他不能纳入满洲之人的作用仍很重要，以满洲为核心，以大清为旗帜，其政权的巩固当然会得到增强。所以“满洲”的出现对“大清”的建立，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总而言之，满洲称谓的出现是民族发展的结果，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必然趋势，其中既有民族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
满族文化有对女真文化继承的一面，也有不断发展丰富的一面，越到后来这种发展丰富的成份也就越多，而在入关之前这种发展就已经开始了。从原则上讲，满族文化是随着历史和民族的进步而变化发展的。从具体方面讲，则主要是受到八旗制度的影响。
八旗制度是努尔哈赤创立的兼有政治、军事、生产三种职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建立对满族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过程中初设四旗，至明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已统一了哈达、辉发、乌喇，东海女真的许多部落被征服，仅乌喇降俘人口就不下数万人，由于军卒的大量增加，便由四旗扩展为八旗。八旗建立之后，陆续被征抚的女真人及其他部族人口被充实进来。至皇太极时期，黑龙江各部族也基本被征抚，其中绝大部分也被编八旗。八旗把原来分散的女真部落组织起来，进行统一的政治、军事、生产方面的管理，这样本来联系并不密切的各个女真部落在八旗之中加强了联系。在这统一的组织中，他们的思想文化得到了直接交流的条件，而且渐渐趋于一致，这样具有共同文化特征的新型文化——满族文化便产生出来了。另外，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设立，也成为满族文化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尽管他们的民族不同，但是政治、经济利益是一致的，关系是密切的，在这种条件下，蒙古文化和汉文化势必会对满族文化产生作用，换句话说，满族文化在发展中一定要吸收蒙古文化和汉文化。
满族文化产生的最重要基础是具有了鲜明统一的民族自我意识。八旗制度的建立，尤其满洲八旗的单独设立，以及给予满洲更为优等的待遇，使满洲人的民族意识自然得到加强。后金以及大清的建立，与明军的频繁战争，使满洲与明朝处于鲜明的敌对状态之中，政治（包括民族）矛盾的激化，也势必使满族的自我意识得到增强。为了增强民族自我意识，他们采用了种种做法，如异常重视《三仙女的传说》就是一例，这是唯一记录于《满文老档》的一个传说。关于《三仙女的传说》，最早记载于《满文老档》天聪九年五月档中，后经修饰渲染记录于《满洲实录》等书中。这个神话传说源出于一个被征抚的黑龙江女真人口中，据他说古时传说有三个姑娘恩古伦、正古伦、佛古伦在那布尔和里池沐浴，佛古伦吞下神鹊衔来的果实而受孕，生下布库里雍顺。在后来的衍变中，布库里雍顺成为爱新觉罗氏乃至满洲的始祖（注：见《满文老档·天聪九年五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这种神话传说大约是唯一被记于正史的例子，它对族源的解释和它的神秘性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在经过数千年发展变化的女真或满洲无法寻找到他们的始祖和起源过程的时候，对这个神话传说的宣传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或许对将要出现的满洲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宣传材料（这个传说在被记录于《满文老档》之后大约半年，皇太极就有定名“满洲”之语）。这个神话传说对满洲民族心理和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其积极作用是不容低估的。从文化角度增强民族自我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创制并改进了满文。女真人在金代曾参照汉字创制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金亡元兴，女真文字逐渐消失。明代中叶以后，女真人已经不会读写女真文字，转而借用蒙古文字。这样一来，他们虽然说的是女真语（满语），但是“文移往来，必须习蒙古书，译蒙古语通之”（注：《满洲实录》，卷三，页二），这种情况不仅增加了许多的麻烦，而且对作为一个与明朝对抗的政权来说，毕竟有些欠缺，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创制满文，后来皇太极又下令改进，使满文更加完善。满文的出现是满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在政治、外交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满族文化的保持与发扬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在满族社会生活中的推行使用，加强了内部的联系，与此同时也严格了与其他民族如汉、蒙古之间的界限。满文的出现、满族文字与语言的统一，使满族自我意识得到进一步加强。自满文创制以后，许多官方史书都以满文记录著述，即便民间传说、萨满神本等也多有采用满文者，这种现象都可以说是满文在满族文化和民族自我意识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从另一个角度说，满文也是强化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工具。例如后金天聪八年（公元1634年），皇太极曾下令不许八旗官名和城邑之名采用汉文，一律改用满文。他说：“朕闻国家承天创业，各有制度，不相沿袭，未有弃其国语，反习他国之语者。……今我国官名，俱因汉文，从其旧号。夫知基善而不能从，与知其非而不能者，俱为未得也。朕缵承基业，岂可改我国之制，而听从他国？嗣后我国官名及城邑名，俱当易以满语”（注：《清太宗实录》，卷十八，页十三），这一规定使八旗人等生活于浓郁的满洲氛围之中，满文的作用也由此可见一斑。满文出现之后，便与骑射列于同等地位，如果骑射算是继承女真文化的话，满文就是创新了，直至清未，“国语骑射”一直都是满族文化大厦的两大基石。
八旗制度对属于文化范畴的满族风俗之变化，也起到了影响作用。女真各部在未被统一之前散居于东北广大地域，加之联系不甚密切，长期以来风俗略存差异。统一于八旗之后，相互影响机会增多，渐趋一致，这从东北各县的县志中的记载中能够看到这种情况。同时八旗制度具有政治职能，能够通过行政命令移风易俗，这样就使一些不好的风俗得到控制，而好的风俗则得到提倡。努尔哈赤曾说过：“吾国之风俗，主忠信，持法度，贤能者举之不遗，横逆者惩之不贷，无盗贼诈伪，无凶顽暴乱，是以道不捡遗，拾物必还其主，皇天之所以着顾，吾国之风俗，盖如此尔”（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页二）。这里所说的风俗虽然主要指社会风气和民族崇尚，但是对这些方面的提倡，不能不影响到满族的其他方面。至于皇太极则下令制止陋习，如在祭祀、婚嫁、丧葬等方面，以节俭为原则规定了所用器物的数量，另外还明令禁止殉葬的习俗。如在丧葬方面他曾命令说：“丧葬之礼，原有定制。我国风俗，殉葬燔化之物过多，徒为糜费，甚属无益。……俟后，凡殉葬燔化之物，务遵定制，勿得奢费”（注：《清太宗实录》，卷四，页二）这就使陋习得以有效的控制。
入关前的满族文化还包涵其他一些内容，如初步开展了文化教育，更新了伦理道德观念，制订了法律并提高了法律意识，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生产关系因素开始出现，手工业中的冶炼、纺织、造船、煮盐等技术都有所发展，与明朝、蒙古、朝鲜的商业贸易在规模和物品种类上逐渐扩大等等，在这些方面满族文化与女真文化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
满族入关之后，满族文化得到了更加迅猛的发展。在有清一代，不仅满族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而且其文化层次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满族的入关，将他们自己置于各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面对这种环境，他们自然地吸收各民族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众多的影响因素之中，满族文化的发展主要受到了两种文化的制约，其一是满族自身的传统文化，其二是汉族文化，这两种文化的制约决定了满族文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和内容。
在这个时代之中，满族仍然保持着他们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如“国语骑射”、服饰形式、祭祀的方式与内容、居住饮食习惯、婚嫁丧葬的习俗等等，依然别具特色。而较之入关之前，满族文化发展最迅速最突出的，则表现在对伦理道德、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的重视和成就上。
从伦理道德方面看，明代女真的三大部分发展并不平衡，建州女真较为先进，但也仍然处于奴隶社会末期，伦理道德观念的发展阶段较为原始，这从萨满教的盛行以及一些风俗中可以看得出来。入关之前随着封建经济因素的增长和对汉文化的吸收，伦理道德开始受到重视。在《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中，努尔哈赤对八旗的训谕很多，其中有不少是有关伦理道德的，至皇太极时期也是如此。清崇德五年十一月壬申（公元1640年12月7日），是皇太极的生日，这一天大赦天下， 惟“十恶”之罪不赦，这十恶的内容是“谋危社稷，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谋背本国潜逃他国，盅毒魇魅，盗大祀神器及上服御器物，欧辱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告夫，与宗族通奸、杀人强劫财物”，在这十恶之罪中，有一半涉及到伦理道德，对十恶之罪的严厉态度，也是对伦理道德进行规范的一种手段，故满族社会民性笃厚、风俗淳朴，与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直接关系。
满族的伦理道德观念也受到汉族的很大影响。在努尔哈赤时期即开始尊崇《三国演义》中的关羽，而后八旗驻地无不建有关帝庙，在他们眼中，关羽是勇武、忠信的化身，对他的崇拜达到了神化的程度，关羽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具体化身，满族对他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满族人的伦理道德倾向。对孔子的尊崇则使满族伦理道德更加完整和规范化了。皇太极非常重视学习汉族的儒家曲籍，命达海等人译成满文，这些书的翻译在各个方面都对满人产生了影响。《清太宗实录》载：“初我国未深谙典故，诸事皆以意果行。达海始用满文，译历代史书，颁行国中，人尽知晓”（注：《清太宗实录》，卷十二，页十四）。从这段话中可知汉族典籍对满人思想和伦理道德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满族入关之后，汉文水平迅速提高，直接阅读和理解汉文书籍已无障碍，四书五经、二十二史等书成为他们的必读课本。他们除了经常演讲这些书外，还有诸多著述，如简仪亲王德沛著有《周易补注》、《易图解》，多隆阿著有《易原》、《易蠡》，宝延著有《尚书持平》，肫图著有《诗解正宗》，性德著有《礼记陈氏集说补正》等等，这些著述都能独抒己见。另外汉文《三国演义》、《左传》等书也都有满译本，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什坦在康熙初所即翻译了《清文孝经》，并得到康熙的同意在八旗中推广，另外如《朱子家训》、《列女传》等书也在满人中广泛流传。儒家“忠孝节义”的伦理观念深深影响了满族人，在《八旗通志》的“忠烈传”和“列女传”中，便记载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典型人物。在婚嫁方面满族的伦理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比如以往的“乱伦”婚，入关后基本消失。学习汉族谱写家谱之后，同祖同宗的婚姻也不再出现。总之在满族入关之后，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不过在这个过程中，满族原有的一些优良的伦理道德观念，比如尊敬老人、注重友情、讲究信义、不欺弱小，以及仗义输财、耻于偷窃等等，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一切使满族的伦理道德比入关前有了很大的进步。
满族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表现在对文化教育的重视和完善上。满族在入关之前已经初步开展了对八旗子弟的教育，入关之后则立即开展了对八旗子弟的大规模教育活动，从顺治至雍正，各类八旗学校相继建立，除京城之外，不仅各地驻防八旗都有学校，即便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也设立了学校，对培养八旗各种人才起到了重要作用。八旗学校的种类繁多，皇子读书有上书房，宗室子弟有宗室学，觉罗子弟有觉罗学，八旗子弟有八旗官学、八旗义学，内务府子弟有景山官学、咸官宫官学等等。满族兴办教育有自己的目的。皇太极曾说：“朕令诸贝勒大臣子弟读书，所以使之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实有赖焉。（注：《清太宗实录》，卷十，页二十八）”这个时候处于教育的初级阶段，其教育目的主要在于“忠君亲上”。入关之后在北京建立都城，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要求培养大批高层次的满族人才，此时的教育目的有所变化，其核心内容为“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关于满族的教育思想，康熙在《御制训饬士子文》中说得很清楚，“从来学者先立品行，次及文学；学术、事功，原委有序。尔诸生幼闻庭训，长立官墙，朝夕诵读，宁无究心。必也躬修实践，砥砺廉隅；敬孝顺以事亲，秉忠贞以立志。究经专业，毋杀荒诞之谈；取友亲师，悉化骄盈之气。文章归于醇雅，毋事浮华；轫度式于规绳，严防荡轶。……苟行止有亏，虽读书何益”（注：转引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这段话中反映出的教育思想主要在于“先立品行”和“躬修实践”。从这种教育目的和教育思想出发，满族学校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与汉人的书院多有不同。对满族子弟的教育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满文，一是汉文，一是骑射。学习满文的内容，一种是编定的满文教材，一种是满文圣谕，一种是翻译的汉文书籍。学习的方法是除学习满语满文外，勤加翻译的练习。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曾谕令“设立官学，原欲清汉兼优，精通翻译，以备部院衙门补用，……将官学生内习满文者，教以书写本折字画；习文章者，讲论圣贤经传；习翻译者，熟翻《古文渊鉴》、《大学衍义》等书”（注：《八旗通志·学校志二》初集，卷四十七）。学习汉文的内容，除学习汉文的字划文义外，主要是经史一类的书籍。骑射则是八旗学校的必修课，同时还规定八旗人考取进士，首先考试骑射，合格者方可入场考试。以这种教育内容培养出来的八旗学生，一般都是满汉兼备和文武兼备的人才。教育的广泛开展，使满族整体的文化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并且在不算长的时间内达到了同汉族相近的水平，许多人成为满族乃至清代的知名人物。如帝王中的康熙、乾隆，既可称为政治家、军事家，也可称为文学家、艺术家，另外象清代满族名臣尹继善、德保、高斌、铁保、那彦成、英和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同时八旗学校还为庞大的国家机构培养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文职人员。清代官制，宗人府、理藩院、坛庙、陵寝、内务府、銮仪卫等处官职，皆用八旗之人。内阁、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詹事府、太常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国子监、钦天监等等机构，都专设一定数额的满，汉官职。如六部中的工部，设尚书满、汉各一人；左、右侍郎满、汉各一人；营缮司郎中满四人，蒙古、汉各一人；营缮司员外郎满五人、汉一人；营缮司主事满、汉各二人，蒙古一人；笔贴式满九十三人，蒙古二人，汉军一人，……。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中设官职的情况是：国子监祭酒满、汉各一人；司业满、汉、蒙古各一人；监丞满、汉各一人；博士满、汉各一人；典簿满、汉各一人；八旗官学满十六人，蒙古八人；笔贴式满四人，蒙古、汉军各二人，助教汉六人，学正汉四人。在地方官中，满官的数额也很大，这就需要人数众多的满族文化人才去充任，而八旗学校则承担了这种培养人才的主要任务，随着满族文化人才的大量增加，满族入主中原后的地位也得到了巩固。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清代的满族教育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对满族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和深远的影响。
在满族文化中，文学艺术也是成就裴然的一个重要方面。满族的文学艺术家约有五、六百人之多，加蒙古、汉军则近千人，这种盛况是女真乃至其先人以往不曾出现过的。可以说满族文学艺术的繁荣是从他们入关之后兴起的，入关之后接触汉族文化更加广泛深入，随着满族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开始对丰富绚丽的汉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加上满族政治、经济地位的逐渐巩固和改善，对文学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在他们入关后的不长时间内，就已经能在诗词、小说、文斌、戏剧、曲艺、书法、绘画等等文学艺术领域中任意驰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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