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南地区人口素质的提高与贫困的缓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南地区论文,贫困论文,人口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C92
一、引言
中国属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向来比较多。1978～1995年间，中国的农村改革和政府开发扶贫，使大约1.85亿农民摆脱了贫困，这一成就使中国在农村消除贫困方面，为整个世界特别是贫困人口数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的努力树立了榜样。然而，我国各地区的脱贫进展并不平衡，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西部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近年来，虽然扶贫投入不断增加，但贫困人口减少速度却在放慢，中国扶贫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在内的西南地区，贫困人口数量多，扶贫难度大，成为这场攻坚战的主要战场。
西南地区的贫困人口具有以下特征：一是贫困人口多。1995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为6 500万人，西南四省区分别为四川875.89万人， 云南537万人，贵州806万人，广西620万人， 四省区贫困人口总数占全国贫困人口的44.23%；二是贫困人口集中于山区。 西南地区的重要地形特征是喀斯特山区，贵州、云南、广西有60%的县为岩溶地区，这里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活环境十分恶劣，但却聚集着数量很大的贫困人口。据测算，目前西南喀斯特山区贫困人口达1841万人，其中特困人口713万人（潘文灿，1995）， 贫困发生率高达50.6%；三是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问题突出。西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少数民族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云南为33.34%、贵州33%、广西39.2%。 西南地区的贫困也主要是少数民族的贫困，如广西全区少数民族人口1 543万人，有67.7 %聚居在贫困地区，云南贫困人口中70%以上为少数民族同胞（云南省以工代赈办公室，1995），可见，西南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在全区扶贫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实现了西南地区的脱贫，我们就有足够的信心在本世纪末解决全国农村贫困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来解决西南地区的贫困问题。主要因为人们对贫困产生原因的认识有失偏颇，以致造成扶贫政策的偏差。论及贫困产生的原因，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出发，阐述了形成贫困的根源，包括人口压力论、环境条件恶化论、自然资源贫乏论、政策不公论、资本短缺论等等。基于这些认识，在扶贫对策上提出三种主张：一是加大扶贫投资力度，以解决贫困地区资本短缺问题，加快贫困地区的资源开发；二是进行开发性移民以解决贫困地区人口压力大，环境条件恶劣，自然资源缺乏问题；三是调整国家政策，变向东部倾斜为东西协调发展，或是制定特殊的扶贫倾斜政策以缩小东西差距。这些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形成原因作了有价值的分析，提出的扶贫对策对缓解贫困起到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些理论都侧重于强调形成贫困的外部原因，而对贫困形成的深层原因——人口素质低下的探讨着力不够，以致于所提出的扶贫对策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消除贫困的作用，80年代以来“三西”移民50万人，但返迁率一直在5 %以上就是由于人口素质差而无法适应迁入地环境变化所致。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素质低下是贫困落后地区发展的最大阻力，缓解贫困的低效率和贫困的恶性循环等问题的出现，都与贫困地区人口素质低下密切相关。本文拟通过对西南地区人口素质现状的考察，探讨提高人口素质对扶贫攻坚的意义。
二、人口素质与缓解贫困关系的理论验证
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讨论的贫困，不是指那种由天灾人祸等突发事件造成的短期或个别现象，而是某些人群长期性的贫穷。从理论上讲，贫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资源或条件制约型贫困，另一种是能力约束型贫困（吴国宝，1996）。但不管哪一种类型的贫困，其基本特征都是表现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国家统计局农调队，1989）。因此，缓解贫困，就是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促成经济增长和发展，扶助这部分人口走出贫困。传统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把国民财富增长的主要因素看成为物质资本积累，甚至不少人把它看作是唯一源泉，提出“物质至上”的经济发展观，而忽视人的作用。直到本世纪30年代，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研究发现，物质资本积累只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不是唯一因素，从而对传统的“物质至上”经济发展观提出了疑义。柯林·克拉克明确指出：“我相信，种种情况已经摧毁了一个至今流行甚广的观点，即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够积累的速度”（柯林·克拉克，1937）。到本世纪60年代，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具有较高知识水平的劳动者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使西方经济学家不得不转换视角，从物质资本决定论转向重视人力资本的研究。舒尔茨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创立的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区域的经济实力取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质量，即人口素质，强调了人口素质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论及人口素质与缓解贫困的关系，舒尔茨从长期的农业经济问题研究中得出结论：“改进穷人的福利之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知识水平”（舒尔茨，1990）。这就把人口素质在缓解贫困中的作用提到了相当的高度来重视。
那么，为什么人口素质的提高对缓解贫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呢？首先，从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人口素质的提高会导致经济产出的增长，从而起到缓解贫困的作用。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的主体要素，人能够根据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创造和运用生产资料，并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发现人与物之间的矛盾，不断积累生产经验的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来解决矛盾，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获得经济产出的增长。而人的生产经验、科学知识、劳动技能等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就是人的素质提高的过程，可见，人的素质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现代经济发展证明，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而言，物质资本的多寡固然重要，但人的素质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物质资本的增加重要得多。这一方面反映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可以弥补物质资源的不足，另一方面反映在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可以发挥倍数效应。据测算，1900～1957年，美国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 利润只增加3.5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利润却增加17.55倍，利润增加是人力资本投资的5倍（吴光炳，1996）。更为重要的是， 通过提高人口素质获得的经济增长具有持久性特征。因为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使用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就在于，物质资本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磨损，自然腐蚀或损坏等原因，效率和收益是递减的，而人力资本由于体现在人本身，它的积累越多，效率和收益越高，是递增的（张朝尊，1996）。因此，提高人口素质，推行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使贫困人口永远彻底地摆脱贫困的困扰。
其次，从人口素质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来看，人口素质的提高是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从而也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的关键。我们已经看到，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增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人口膨胀使人类生存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并导致全世界范围内贫困人口持续增长。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与经济发展、人口与资源利用、人口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突出与恶化。人口膨胀是这一系列矛盾形成的核心，而人口膨胀又与人口素质低下密切相关。有研究表明，在一定时期内，决定育龄夫妇生育水平高低的主要因素是文化程度，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反之，文化程度越低，生育率越高（刘长茂，1993）。与发达地区比较，贫困地区全体人口平均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因而具有较高的人口生育率，从而更容易形成人口素质低→人口增加快→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日趋恶化→经济发展受阻的恶性循环。为扭转这一局面，人们提出了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思路。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戴维·皮尔斯等，1996）。如何才能保证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呢？1994年开罗联合国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指出：“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是人”，强调了人口尤其是人口素质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可见，通过提高人口素质来遏制人口增长过快，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日趋恶化，经济发展受阻的恶性循环，实现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现象的必由之路。
以上关于人口素质与缓解贫困关系分析的结论，可以从我国的实践中得到验证。国务院扶贫办（周彬彬，1993）的调查分析表明，劳动力素质和贫困之间有较强的相关性，劳动力素质高的农户，经济收入高，相反，劳动力素质低的农户则更容易陷入贫困。有鉴于此，致力于提高人口素质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的扶贫攻坚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世界银行在其发布的《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所提出的：如果不对穷人的人力资本作较大的投资，那么，从长远来看，减轻贫困的努力不太可能取得成功。
三、西南地区的人口素质现状
人口素质是形成人的能力的各项要素的综合质量，它表现为人的知识、智力、技能、经验、健康、组织、管理水平及综合各种生产要素、创新技术的能力等。概括起来说，包括人的文化知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和人口健康素质三方面内容。下面我们从这三方面来考察西南地区人口素质现状。
（一）人口文化知识素质
衡量人口文化知识素质水平的因素很多，如人均受教育年限、文盲率、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等。表1 列出了西南四省区和全国人口文化素质有关因素的比较。
表1.西南四省区与全国人口文化素质因素比较
项目 人均受 占全国平 文盲 占全国平
小学在占全国
教育年 均数比例
率
均数比例校生 平均数
省别 限(年) % %
% (人/万人)%
贵州 4.15 75.234.5167.5 1355 124.4
广西 5.37 97.316.6 80.6 1408 129.3
云南 4.14 75.035.0169.9 1159 106.5
四川 —
— 23.7106.3 882
81.0
全国 5.52100.020.6100.0 1089 100.0
项目
中等学 占全国 高等学 占全国
校在校生平均比例
生在校生
平均比例
省别 (人/万人) %
(人/万人) %
贵州
35068.6 10
41.7
广西
47793.5 13
54.2
云南
37673.7 12
50.0
四川
36070.6 18
75.0
全国
510
100.0 24 100.0
[注]资料来源：康晓光，《中国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上述资料显示，西南四省区人口文化知识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的差距，表现在：（1）人均受教育年限短， 四省区中最长的广西也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97.3%；（2）文盲率高，西南四省区除广西外，文盲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贵州、云南文盲比重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50%以上；（3）文化程度构成低，在各类学校在校生人数中， 仅有小学生在校生占总人口的比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四川除外），高中以上在校生比重无一例外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大多数省份每万人拥有的大学生数只接近甚至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二）劳动技能素质
表2.西南四省区与全国人口劳动技能素质因素比较
项目乡镇企业投资效果
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批准量
百元资产原值百元资金 申请受理量
批准量
省别实现利润(元) 实现利润(元)
(件/万元) (件/万元)
贵州 2.61 1.20 0.61
0.078
广西 16.67 8.59 0.27
0.146
云南 5.26 2.52 0.24
0.24
四川 9.75 4.35 0.28
0.178
全国 19.46 8.84 0.56
0.341
项目每万人拥有科学家
省别 和工程师(人)
贵州
1.27
广西
1.42
云南
1.58
四川
3.14
全国
3.54
[注]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资料整理。
从表2看出， 西南地区人口劳动技能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也有差距，表现在：（1）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低。表2中乡镇企业每百元资产原值实现利润和每百元资金实现利润是用来衡量投资效果的两个重要指标。影响投资效果的因素很多，劳动者劳动技能的高低是其中关键的一个。从这两个指标来看，西南四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很大，只有广西与全国平均水平接近，其余三省则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0%。（2 ）技术创新能力差。1995年，西南四省区中每万人拥有三种专利申请受理量和批准量最高的四川省也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0%左右，最低的贵州省这两项指标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8.6%和22.9%，（3 ）高素质人才少。1995年，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每万人拥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5.9%、40.1%、44.6%和88.7%，除四川省外，其余三省区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50%。（4 ）从业人员的职级比例构成低。一般认为，从业人员中高级和中级职称的比例应在10%和50%左右，而在经济发达国家里从业人员高、中级职称的比例可达40%和50%，但从西南地区来看，远远达不到这一水平。以广西为例，1993年，广西科技人员中，高级职称比例为4.43%，中级职称占34.29 %，初级职称占52.86%，具有高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不足科技人员总数的一半，仅占38.72%（肖永孜，1996）。
（三）人口健康素质
人口健康素质的高低可用人口死亡率、婴儿死亡率和人均预期寿命等指标来衡量。表3 列出了西南四省区与全国平均水平的上述有关因素的对比。
表3.西南四省区与全国人口健康素质因素比较
省别
贵州广西云南四川全国
人口死亡率 7.6 5.708.037.21
6.57
婴儿死亡率61.00
43.20
70.50
46.40 32.90
平均预期寿命(岁) 64.29
68.72
63.49
66.33 68.5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其中人口死亡率为1995年数，其余为1990年数。
以上资料表明，西南地区人口健康素质也较全国平均水平为低。从人口死亡率来看，除广西外，贵州、云南、四川分别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5.7%、22.2%、9.7%；从婴儿死亡率来看， 四省区无一例外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而且云南省的婴儿死亡率竟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14.3%，超出一倍以上，贵州也超出85%；从平均预期寿命看，除广西比全国平均水平略高外，其余三省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岁。可见，西南地区人口健康素质状况已到了令人堪忧的地步。
以上分析表明，西南地区人口素质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有相当的差距。而且，我们还应强调的是，西南四省区都是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如果具体到这些少数民族人口，这个差距将会更大。以广西为例，少数民族人口文化素质比汉族低得多。据统计资料显示，1990年广西平均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的人数，少数民族仅为汉族的56%，具有高中文化的人数仅为汉族的75%，而1992年广西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比例为20.99%，比汉族的13.26%高出7.73%，高出幅度达到70%，有的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率更高，如苗族为40.92%，彝族为32.25%，仫佬族为36.82%，高出汉族好几倍（肖永孜，1996）。同样，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健康素质也比汉族要低，这就必然导致少数民族的贫困程度大于汉族。有研究表明，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发生率远高于汉族地区，前者比后者高出15%，后者的贫困发生率相当于前者的51.5%，汉族地区的贫困程度相当于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程度的61.6%，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比例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91.9%（李实、古斯塔夫森，1996 ）。所以，提高人口素质是西南地区尤其是西南民族地区扶贫攻坚的重要战略举措。
四、政策建议——西南地区扶贫战略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知，人口素质低下是西南地区缓解贫困的最大障碍之一。从长远来看，政府的反贫困战略在强调物质救济和区域发展援助的同时，应重点加强西南贫困地区教育文化卫生工作，提高贫困人口素质，使其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以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为此，政府的扶贫战略和政策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
（一）治贫先治愚：西南地区反贫困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的扶贫实行的是一种区域增长带动战略，其指导思想是，在区域经济增长中带动区域内贫困人口的脱贫，其实现途径则是利用扶贫资金兴办扶贫经济实体（企业），由企业直接安排贫困户的劳动就业，并带动周围大批贫困户发展商品生产。在这种战略思想指导下，出于急功近利的偏好，各级决策层将区域经济总量快速增长作为资源分配的目标，从而大量扶贫资金流向直接生产领域，而对长期才能见效的人力资本投资却持冷漠态度。可以认为，政府的决策偏好是导致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和保健服务不足的重要原因。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政府每年向贫困地区注入40亿元的援助资金，用于资助这些地区的“生产性”基础设施和农村基础产业，但支援贫困地区教育支出的资金每年仅为1亿元左右（高玉喜，1996），在西南地区，这种情况更为突出。 据了解，西南地区所得到的各项扶贫资金，几乎都是用于重点扶持乡镇企业或修建生产性基础设施，用于扶持教育的资金微乎其微。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在这些地方数个自然村才有一个教学点，数个年级才有一名教师，小学生要到数公里以外地方上学的现象十分普遍，因而大多数贫困家庭的孩子难以读完小学（康晓光，1995）。忽视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造成这些地区人口素质极其低下，他们文化程度低，缺少求生技能，商品意识淡薄，自我约束力差，缺乏勤劳节俭的品质，没有参与竞争的勇气，再加上地域偏远，交通闭塞，必然使这里的乡镇企业失败多于成功，从而使扶贫目标落空。因此，西南地区反贫困战略必须进行调整，树立“治贫先治愚”的指导思想，改变扶贫资金的单一流向，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二）面向西南地区经济发展，深化教育体制改革， 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表4.西南四省区与全国教育基本情况比较
项目 教育事业费支出(亿元)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比%
省别 90年 95年 90年 95年
贵州6.68 15.1213.75 17.7
广西
11.58 25.1817.8
17.9
云南
12.28 31.7413.5
13.5
四川
22.62 51.4415.8
18.5
全国
352.61 193.84 10.2
17.5
项目学龄儿小学毕初中毕6—14岁青少年
童入学业生升业生升 失(辍)学率
省别 率% 学率% 学率%%
贵州 96.04 70.03 66.04 33.97
广西 98.5 86.7 18.6
23.58
云南 97.4 73.9 52.4
35.35
四川 98.4 88.3 44.7
20.52
全国 98.5 90.8 48.3
19.07
[注]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6》；《改革开放十七年的中国地区经济》，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教育的发展是减轻贫困的关键之一。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全体人口平均受教育的时间增加1年，可能会使GDP提高3%（世界银行， 1990）。从表4来看，西南四省区的教育支出额一直在扩大， 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也稳中有升，但投资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全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尽管西南地区（除云南外）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学龄儿童入学率、中小学毕业生升学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青少年失（辍）学率却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许多。失（辍）学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农村，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例如，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广西西部地区，小学入学率不足80%，而且从一年级开始上学的儿童只有60%能读到五年级（康晓光，1995）。教育投资增加和乡村教育状况恶化这一强烈反差的产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支出中的“城市偏向”，使政府教育投资较少惠及农村地区。教育投资中重城市轻农村，重高等教育轻初等教育的“城市偏向”在改革前就已存在，而且在改革中，由于乡村原有的社会组织功能的弱化，大大削弱了城市竞争公共资源的能力，从而使这种偏向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有所加剧。二是财政体制及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影响。财政体制改革后，主要由地方政府承担当地的教育支出。由此，在中国农村基础教育大多采取“三级办学，两级管理”的分级管理模式。所谓“三级办学”即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所谓“两级管理”就是由县乡两级政府统一管理，这样，农村基础教育费的筹措就落在县、乡两级政府的肩上。贫困地区由于乡镇企业少而且效益差，农业的财政贡献又极为有限，政府的财政收入极低，能用于教育投入的资金就十分有限，必然造成农村教育投资的严重不足。在许多贫困地区，农村小学的运转基本上靠社会维持，大大加重了农民负担，对本来就穷的农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三是教育体制改革滞后的影响。现有的农村教育以学院性导向的普通教育为主，缺乏投资回收较快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这样，除非子女有望考取高等学校，否则即使收入状况较好的农民家庭也倾向于让孩子早日参加劳动，而不愿资助他们接受普通中等教育（朱玲，1994）。四是求学成本与收入水平反差大。虽然贫困地区的学校收费并不高，大约每个学生每学期20～25元（黄伟金，1993），但是，这一费用已占贫困家庭收入的较大比重，许多贫困农户，不堪重负，不得不让子女中途辍学。因此，近期内在贫困地区实行强制性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不可能的。
有鉴于此，面向西南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来改变其教育落后的状况：第一，转变扶贫方式，突破对单一物的开发的落后观念，把人的开发和物的开发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扶贫方式的转变突出两个重心，对对象主体致力于提高人口素质，对对象客体致力于提高物力（环境）资源禀赋。第二，实行投资倾斜政策，变教育投资的“城市偏向”为对贫困农村教育的重点扶持。加大农村教育投资力度。今后新增加的教育经费应主要用于农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城市和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应由他们自己解决。第三，加速教育体制改革，发展各种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促成贫困人口知识结构合理化。第四，加大对贫困农村教育的援助力度。国家应增大“贫困地区义务教育专款”的额度，用于贫困地区基础教育建设，各级政府在扶贫发展资金安排上也要增加用以专门改善贫困地区教育状况的项目，并确定适当的份额，而不能将全部资金用于直接生产领域。第五，继续采取特殊政策和特殊措施扶持民族教育，加速培养各民族干部和各种专门人才。
（三）通过政府直接干预和援助， 改善西南贫困地区人口营养、健康状况
人口营养、健康状况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事实。有人在塞拉利昂农村对农户劳动力做了一项关于营养、健康与生产率或收入水平之间相关性的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劳动力摄取的卡路里水平每提高1%，家庭农产品产量就增加3.3%（strauss，1986）。 由此可见，改善贫困地区人口营养健康状况，提高人口健康素质对扶贫攻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然而，如前所述，西南贫困地区人口健康素质令人堪忧，这与他们的营养、卫生保健状况恶化密切相关。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和北京儿科研究所曾对1987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在250 元以下的农村家庭儿童中间有45%以上营养不良，而西南地区这类收入状况的人口高达2 818万人。另外，1987年的全国儿童状况调查表明，6岁以下的城市儿童有60%以上都已对四种疾病全部免疫，这一比例在农村是33%，而在西南贫困山区只有10～30%（康晓光，1995）。这种状况的产生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和教育经费分配一样，政府的医疗卫生保障费用支出多惠及城市居民，对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居民的关注严重不足。这可以从国家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城乡分配上得到说明。据统计，1990年在我国全部社会保障支出1 103亿元中，2亿多城市人口开支的社会保障费用达977亿元，占全部支出的88.6.%，而用于8 亿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支出仅有126亿元，仅占11.4%。 这导致了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医疗机构缺乏，装备水平低，卫生技术人员少且素质低的后果。二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基层的集体保障功能大大削弱，合作医疗名存实亡，许多地方的卫生服务改由私人经营，贫困人口能够获得的卫生服务就更少了。三是政府当前推行的建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计划，由于要依靠地方筹集资金才得以推行，而贫困农村的财政来源十分有限，农民收入又低，因此，这个计划对于贫困地区的卫生健康服务状况没有什么作用。而且，目前农村的预防性工作靠乡村或县政府的公共支出维持，但在贫困地区，由于财力的限制，几乎没有这方面的支出。 在广西， 有273个镇没有保健中心，占整个自治区总镇数的20%， 这些镇大部分是在贫困地区。
由上可见，西南贫困地区人口健康素质的提高，单靠贫困乡村自身力量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中央和省级政府必须对此实行直接干预和援助。一方面要制定一套关于贫困地区人口健康素质提高的卫生计划，并强制地要求贫困地区严格执行；另一方面，要为贫困地区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援助，如加大贫困地区卫生保健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为贫困地区培训专门的医务卫生人员，帮助建立农村医疗保障中心等，只有实行政府的直接干预和援助，这种状况才会有所改变。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中国西南民族区域扶贫开发综合经济效益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该课题由广西大学商学院院长刘朝明教授主持研究。本文作者是该项目主要研究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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