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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专制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了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而且也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孙中山一生虽然没有写过专门的教育论著，但作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中国国民党的领袖，他一贯重视教育，并在有关论著和讲演中，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阐述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诸多问题，形成为深刻的教育思想，制导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决策，揭开了民国教育史的新篇章。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
1897年，当孙中山在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和洋务运动的弊端时，已经尖锐地指出：“用输入物质文明的方法不能改良中国”，以为把整套机器输入中国，“中国人新生就会开始”，那是一种“荒唐”的设想①。孙中山认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世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以后人类的知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愈发快。”②事实上，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而现代化的有知识的人，需要由现代化的学校教育从小加以培养。从这个意义上看，孙中山关于“立学校以育人才”③和“学校者，文明进化之源泉也”④的论断，特别值得人们深思。
孙中山一生勤奋读书，好学不倦，主张“从学问着手，拿学问来救中国”⑤。在他看来，革命要成功，离不开学问，建设要成功，也离不开学问；“世界进化，随学问为转移”，“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所以，“学问为立国根本”⑥。鉴于学校是求学问、求知识的主要基地；“教育为立国之本，振兴之道，不可稍缓”，⑦因此，孙中山一贯强调发展教育，兴学养才。他还深刻地指出：“学者，国之本也，若不从速设法修旧起废，鼓舞而振兴之，何以育人才而培国脉。”⑧民国肇始，百业待举。孙中山于日理万机之中，以其高瞻远瞩，倡导教育为本，认为一个国家只要振兴教育，就能培养大量人才，有了大量人才，就能掌握国家民主富强的命脉。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也一再告诫人们，教育者，人才所由出，国脉所由系。只有确立了教育──人才──国脉的发展机制，才能促进国家现代化大业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快速前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要振兴中华，就一定要振兴教育！
世间一切，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最宝贵的。早在《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把“人能尽其才”列为中国“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首位；而“人能尽其才”的基础，则在“教养有道”。他说：“夫人不能生而知，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只有“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国家才能化贫为富，转弱为强。“故教养有道，则天无枉生之才；鼓励以方，则野无郁抑之士；任使得法，则朝无幸进之徒。斯三者不失其序，则人能尽其才矣；人既尽其才，则百事俱举；百事举矣，则富强不足不谋也。”⑨基于上述认识，1912年2月，孙中山便在给教育部的命令中指出：“民国新造，凡有教育，应予提倡，乃足以启文明而速进化。”⑩3月，更将“普及义务教育”，列为中国同盟会的政纲(11)。
二、批判封建教育，倡导教育改革
孙中山认为，革命既是一种“非常之破坏”，又是一种“非常之建设”，“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12)按照这一基本思路，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从批判和破坏封建教育入手，倡导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建设。
在分析封建教育和科举制的危害时，孙中山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以文为尚，“其弊也，乃至以能文为万能。多数才俊之士，废弃百艺，惟文是务”。这种“弃艺尚文”的传统教育，是“国势所以衰，而民事所以不进”的重要原因(13)。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善于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政治礼俗”、“天算地舆”、“格物化学”等各种有益的学问；不仅如此，更要注意探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这样，孙中山就在中国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之学中”的广阔知识领域。(14)
在孙中山看来，封建教育“阻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使人民陷于“穷苦愚昧”的境地(7)。他尖锐地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后，所谓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文字”，以“养成其盲从之性”(15)。由于封建教育“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因而“所智者无以称其职，而巧者易以饰其非”。为此，他提出要借鉴欧美国家教育成功的经验，按照培养目标，设置不同专业，做到学以致用，使文官“其途必由仕学院”，武官“其途必由武学堂”，“文学渊博者为士师，农学熟悉者为农长，工程达练者为监工，商情(*#0992)习者为商董”(16)。只有这样，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为社会培养出文官、武将、文学家、农艺师、工程师、企业家，用他们的智慧和才能为振兴中华服务。
目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下教育废弛的现象，孙中山深刻地指出：“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关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18)中国欲转弱为强，反衰为盛，与西方各国并驾齐驱，自立于世界之林，“必俟学校振兴”。孙中山认为：“方今中国之不振，固患于不能行之人少，而尤患于不知之人多。”(19)要能培养出建设国家的有用之才,并做到“人尽其才能”，必须变革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废除旧式私塾、书院，创办各类新式学校，做到“教养有道”。
为了倡导教育改革，推进教育建设，孙中山从培养目标上比较了新旧两种教育的差别。他说，旧教育是为了培养效忠封建统治者，为虎作伥，骑在百姓头上的官老爷；民国新教育则是体现国民平等、人格独立，为国家造就建设人才。孙中山还精辟地指出：“共和政体，以教育为根基。”(20)后来在广东女子师范学校讲演时又具体阐发说：培养人才，教育学生怎样做人，是学师范者的任务。但“做人的最大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怎么样可以管理国家。”(21)这番话揭示，新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是为共和政体打基础，把受教育者培养成爱国者，培养成能够当家作主，管理国家事务的共和国公民。
孙中山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培养目标，才能使受教育者明确求学的目的。他分析说：封建专制时代，“一般士子求学之心思，皆以利权为目的，及目的达到，由是用其知识剥害民权，助桀为虐。是学问反为贼民贼国之根由”；“今国命既革，诸君求学之心思，亦宜更改。”共和民国，首重民权，诸君“于学问一途，尚当改良宗旨，着眼于文明，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22)为此，孙中山明确提出，学生当以“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作为求学方针，而不应“为一己攘利权”(23)。
正是依据上述破坏与建设相辅而行的认识，孙中山勾画了以国民教育为中心的新教育体系。
三、规划国民教育新体系
孙中山以三民主义学说为指针，倡导人格平等、人权平等的国民教育，主张“凡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权”；认为“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24)。
民国建立伊始，孙中山便明确指出：“现值政体改革，过渡时代，须国民群策群力，以图振兴。振兴之基础，全在国民知识之发达。”(25)他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对全民普及教育、女子和儿童教育、师范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等，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性意见，绘制了国民教育新体系的蓝图。普及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基础。孙中山多次强调，建设民国，“非从事于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26)“教育之道，首贵普及”。他认为，受教育的对象不应当是少数人，而应当是全体国民，只有全体国民“皆有受教育的权利”，提高科学文化程度，民族才能兴旺，国家才能富强。他不无感慨地说：“吾国虽自号文物之邦，男子教育，不及十分之六，女子教育不及十分之三，其中有志无力者，颇不乏人。其何故在？国家教育不能普及。”(27)孙中山抨击封建统阶级对“贫贱者”受教育权利的剥夺，认为“圆颅方趾，同为社会之人，生于富贵之家即能受教育，生于贫贱之家即不能受教育，此不平之基也。”(28)为体现国民权利和人格平等，“四万万人皆应受教育”(29)。以后在1923年1月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又重申，必须“励行普及教育，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可见，孙中山始终重视普及教育，一生执着追求。
实行普及教育，尤其注重女子和儿童教育。女子占中国人口之半，儿童是民族的未来，女子和儿童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伦理观念的束缚，“男尊女卑”和“女子无才便是德”成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训条。因此，“中国女子虽有二万万，惟于教育一道，向来多不注意，故有学问者甚少。”(30)孙中山强调，“女子教育为最要之事”。只有提倡女子教育，使女界知识普及，始可与男子平权，“女办平权，然后可成此共和民国”(31)。孙中山十分重视儿童教育，认为“无论贫富，凡是十岁以下的儿童，都要给他们教育。”以后又把“励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的教育”，列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宣言，表现了他对社会未来寄予的极大希望。
实行教育普及，不能离开师范教育。1912年3月，孙中山在给教育部的命令中指出：“欲兴办中小学校，非养成多数教员不可；欲养成多数中小学教员，非多设初级优级师范学校不可。”(32)办好师范学校，是实行普及教育必不可少的条件。接着孙中山又在广东女子师范第二校作演讲时强调，欲使中国四万万人能受教育，“必倚重师范，此师范学校所宜急办者也。而女子师范尤为重要”。他谆谆教导师范生说：“惟必有知识，方可担任教育，盖学生之学识，恒视教师以为进退。故教师之责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诸君谨慎小心，养成国民之示范，即教育乃可振兴。”(33)可见，孙中山非常重视提高师资质量，认为教师必须有学识，能为人师表，做国民的模范，才能担负起培养学生、振兴教育的重任。
孙中山相当关注教育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他认为，普及教育，首先应普及普通教育（即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然后再普及中等教育。教育的顺序应该“由幼稚园而小学而中学，当陆续按级而登，以至大学而后已”。(34)他还强调：“作人之道，尤重童蒙，中小学校之急应开办，当视高等专门为尤要。”(35)这些论述表明，孙中山不仅注重普通教育，而且尊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认为发展高等教育应以坚实的初等中学教育为基础。
孙中山指出，发展实业是“中国存亡之关键”。从振兴民国实业的需要出发，他十分关心职业教育。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问题基本解决，应集中精力解决民生问题。他号召学界要努力谋求“建设之学问”；让学生“尽其聪明才力，各分专科，即资质不能受高等教育者，亦按其性之所近，授以农、工、商技艺，使有独立谋生之材。卒业以后，分送各处服务，以尽所能”。(36)孙中山主张，发展职业教育应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学校之目的，于读书、识字、学问、知识之外，当注重于双手万能，力求实用。凡能助双手生产之机械，我当仿造，精益求精，务使我能自造，而不依靠于人，必期制造精良，实业发达，此亦学校所有事也。”(37)这里，孙中山阐明了一个重要观点，即办学目的之一是加强手脑并用，促进实业发达。
社会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也被孙中山纳入国民教育的视野。他认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应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教育。除学校教育之外，“当开设公共讲堂、书库、夜学，为年长者养育知识之所”。(38)他主张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教育，内容方面应着重“共和国民之权利、义务、尚武、实业诸端，而尤注意于公民之道德”。(39)孙中山把受教育的对象，从适龄学生扩大到一般社会成员甚至年长者，反映了他实行全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理想。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教育问题十分突出。孙中山从民权平等的观念出发，强调凡属蒙、藏、青海、回疆同胞，“皆得为国家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国家参政权。“(40)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是使他们真正成为“共和国主人翁”的必要措施。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内，指令教育部特设蒙藏教育司，专管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教育事宜；要求汉、满、蒙、回、藏五族“相与和衷共济，丕兴实业，振兴教育”，(41)共同担负起建设民国的重任。
国民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把理想化为现实，并非一蹴可就。教育振兴与政治民主、经济发展互为表里，因缘而生。孙中山并没有孤立地谈论教育，而是强调要综合考虑。首先，他认为革命需要教育，教育应该为革命事业服务；只有革命成功，才能推进教育的根本发展。其次，他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经济建设需要科技知识，“要知识就要有教育”，因此不能等到经济发展以后再来抓教育，而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勤俭办学，培植建设人才；另一方面又从国民教育的艰难步履中深切感受到，只有中国“生产力充分发展”，“文化及教育等问题，至此方不落空谈”。归根结底，孙中山指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实业发达，民生畅遂，此时普及教育乃可实行矣”。(42)
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对知识价值的肯定，对人才的渴求和尊重，渗透于孙中山教育思想之中。他从振兴中华的崇高使命出发，论述知识、人才与国运盛衰的密切关系，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对人才培养的重大影响，提出“求知”和“用才”的积极办法，洋溢着爱国爱才的满腔热忱。
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语重心长地指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43)“非学问无以建设”。以后他在《建国方略》中又强调：“一切人类进步，皆多少以知识（科学计划）为基础。”孙中山的知识观，大体包含三个方面。
首先，孙中山肯定知识来源于实践。他列举谚语“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认为人“所经历之事既多，知识遂亦增长，所谓增益其所不能者，此由于经验也。”(44)这里，孙中山明确揭示知识不要靠实践的积累，知识依赖于经验。从这种认识出发，他高度评价了科学实验和实地考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通过实验、观察等手段，可以使学生洞察“理至幽微，事之奥妙”的事务本质，并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在考察中了解社会。然而，孙中山丝毫不低估书本知识的重要。正由于此，孙中山一生总勤奋地从书本追求知识。他曾对人说过，平生只有革命、读书两种嗜好，一天不读书，就活不下去。勤奋读书，勇于实践，造就了孙中山的渊博知识。
其次，孙中山尊重知识的科学性。他说：“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45)在孙中山看来，只有科学才称得上是“统系”、“真知特识”，离开了科学，谈不上“真知识”。他从人类文明的演进阐明科学知识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积极作用，指出：“日本自维新以后几十年来，其社会之文明，学术之发达，工商之进步，不独超过于其彼数千年前之进化。且较之欧洲为尤速，此皆科学为之也。’(46)要适应世界文明进化的潮流，就得不断学习和掌握科学知识。
再次，孙中山不仅指出治学必须有恒心、专心、苦心，而且阐发了获取知识的门径。他说，人们欲获得知识，必须“由浅而深，自简及繁”(47)认真读书，积极思考，“触类旁通，举一反三”。在谈及“举一反三”时，孙中山说，要造就高深学问，“不但是每日在课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三隅反，自己去推广”(48)。事实上，各门知识都有它的共性、贯通性和可融性，真切地把握了某项具体知识，就能对其他知识触类旁通；推广“已知”，就能开拓的把握更多的“未知”。因而“举一反三”的求知方法，完全符合人的认识规律。
孙中山的人才观，也别具一格。他提出的“立学校以育人才”，“人能尽其才则百事兴”，培养人才为民国建设“当务之切”等重要观点，发人深省。
孙中山在早年就意识到，人才的盛衰是由教育的发达程度决定的。广设学校，“使天下无不学之人，无不学之地，则智者不致失学而嬉；而遇者亦赖学以知理，……如是，则人才安得不盛，风俗安得不良，国家安得而不强哉”！(49)他强调，教育是人才成长的关键，办学是培养人才的必由之路，人的“质有遇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遇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50)因此，发展教育才能造就更多的人才。
孙中山一贯尊重人才，主张对各种人才要“取其长”、“久其用”，做到“任使得法”。“取其长”的办法是，“皆就少年所学而任其职”，根据各人所学专业，发挥所长，做到学以致用。“久其职”的办法，一是任用人才“恒守不途”，不要随意更调，使各行各业人才专门化；二是给予优厚俸禄，解除后顾之忧，使其专心致志工作，发挥最大效能。民国始建，用人之际，孙中山又告诫下属：“务当悉必考察，慎重铨选，勿使非才滥竽，贤能远引。”(51)此后，他一如既往地注意重用各种专门人才，并借鉴欧美各国重用人才的做法。孙中山说：“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用专门家。”“只要他们是有本领，忠心为国家做事”，就应该用而不疑，“事事由他们自由去做，然后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请了专门家，“一举一动都要牵制他们，不许他们自由行动，国家还是难望进步”(52)。
如何使人才脱颖而出呢？孙中山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因材施教”的优良传统，认为对人才的培养，“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无以学而自废，以致于湮灭而不彰”(53)从“人之禀赋各有不同”出发，孙中山主张在教育上不能强求一律，应该因人而宜，因材施教。这些尊重教育规律的思想，对于造就特殊人才，使专才脱颖而出，发挥其潜能和作用，具有显然的积极意义。
孙中山的教育思想，虽不如职业教育家那么完备和系统，也缺乏对教育内在规律的专门探究。但作为革命领袖和民国的创始人，他一直主张，要振兴中华，就必须振兴教育，坚持将教育置于国家发展之本的战略地位。这些力透纸背的真知灼见，远非一般教育家的论述所能比拟。
孙中山先生离开人间快70年了。面对21世纪的竞争与挑战，振兴教育事业，批判旧教育，发展新教育，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依然是中国人民迫切的时代使命。“温故而知新。”当我们研究孙中山的教育思想，从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时，不能不对他的高瞻远瞩和沉潜精思，产生由衰的敬意！
注释：
①《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04-105页。
②《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68页。
③《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页。
④《地方自治实行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4页。
⑤《学生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是做大官》，《孙中山全集》第八卷，第541页。
⑥《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2-424页。
⑦ 转引秦孝义：《国父思想学说精义录》第二编，第429页。
⑧《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学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53页。
⑨《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10页。
⑩《命教育部核办女子蚕桑学校令》，《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17页。
(11)《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60页。
(12)《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7页。
(13)《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179页。
(14)《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9页。
(15)《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2页。
(16)《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1页。
(17)《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
(18)《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5页。
(19)《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5页。
(20)《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致词》，《孙中山集外集》第76页。
(21)《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53─554页。
(22)《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424页。
(23)《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424页。
(24)《在广东师范女子第二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358页。
(25)《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3-424页。
(26)《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2页。
(27)《在杭州五十一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52页。
(28)《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523卷。
(29)《在广东师范女子第二学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58页。
(30)《在广东师范女子第二学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58页。
(31)《在广东师范女子第二学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58页。
(32)《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53页。
(33)《在广东师范女子第二学校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358页。
(34)《地方自治实行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3页。
(35)《令教育部通告各省优初级师范开学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53页。
(36)《在上海中国社会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523页。
(37)《地方自治实行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4页。
(38)《地方自治实行法》，《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223页。
(39)《辛亥革命资料》，第35页。
(40)《在北京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30页。
(41)《布告国民消融意见蠲除 域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105页。
(42)《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页。
(43)《在北京湖广会馆学界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422-424页。
(44)《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
(45)《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00页。
(46)《建国方略》，《孙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28页。
(47)《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页。
(48)《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56页。
(49)《致郑藻如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页。
(50)《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10页。
(51)《令内务部总长慎重用人文》，《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59页。
(52)《三民主义》，《孙中山全集》下卷，第739-740页。
(53)《上李鸿章书》，《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