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制约因素与路径选择
曲延春，郑泽玉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250014）
〔摘 要〕 农民获得感是农民基于客观物质获得的一种主观感受。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获得感普遍较低。在新时代，制约农民获得感的主要因素包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增速放缓、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以及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政策的断裂。提升农民获得感应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加强农村公共产品投入，畅通农民政治参与渠道，扎实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关键词〕 新时代；农民获得感；制约因素；提升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
2015 年2 月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指出：“要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这是获得感的首次提出。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城乡发展之间的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就是农村发展的不充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获得感普遍较低。长期以来，在城乡二元结构下，我国城乡之间不仅城乡面貌差距明显，而且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十分显著。基于此，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要求，“把维护农民群众根本利益、促进农民共同富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获得感”有别于“幸福感”，它是基于客观获得基础之上的一种主观感受，是一项主观指标，体现为“拿在手里，喜在心里”，“是指实际社会生活中的人们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多寡和对于这种成果享受的主观感受与满意程度，它包括客观获得和主观获得两个方面，二者缺一不可”[1]。农民获得感是广大农村居民切切实实的物质得到和心理认同，是与失落感相反的内心感受。从内涵上讲，获得感应该是多层次、多方面和动态的，其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第一，获得感具有多层次性。获得感的多层次性是指获得感并不是单纯体现在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在新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物质层面的满足，农民愈发追求精神层面的获得感，且随着社会发展，农民对精神层面的质量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二，获得感具有多面性。获得感来源于广大农民在经济、政治、文化娱乐、生态环境和居住条件等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满足，是一种多维度多方面的实际获得和心理感受。第三，获得感具有动态性。所谓动态性也就是说获得感的高低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方面，农民的客观获得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另一方面，对于同样的物质获得，农民在一定时期可能获得感较高，但随着时代发展，获得感也有可能降低。
二、新时代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制约因素
“人民获得感绝不仅仅是单一的物质获得感，而是全面的，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的获得感。”[2]改革开放四十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21 世纪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调整，农村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质量和数量与城市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尤其是农村医疗、养老和教育公共服务的供给难以真正满足农民的需要。同时，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不完善，这些因素都制约了农民获得感的提升。
1.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农民收入增速放缓
农民获得感是农民基于客观获得的主观感受，而客观获得的首要指标就是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 年的133.6元增加到2017 年的13432.4 元，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78 年的100.5 倍，收入增长可谓迅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由2009 年历史最高的3.33：1 下降到2017 年的2.71：1。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即使2.71：1 的城乡收入差距也较大，如日本在1972 年已经成功地使城乡收入实现无差距，至今城乡收入的比值基本在0.86 至0.97 之间波动[3]。另一方面，近几年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表1 2013 年至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从表1 可知，农村居民2014 年至2017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上年度增加1059.3 元、932.8 元、941.7元和1069 元，较上年度的增幅分别为11.23%、8.89%、8.24%和8.65%。农民收入放缓直接影响农民的物质利益获得，从而制约着农民获得感的提升。
2.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
“农民的政治参与体现着新时代的发展状况，是衡量基层民主良性发展的重要指标。”[7]政治参与是促进农民获得感进一步提升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农民对自身权益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政治诉求逐步提高。但是，农民在政治参与中的获得感并不高。如张铤根据对浙江省7 个行政村的调查认为，“仅有38.4%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基层投票选举中‘起了作用’，高达61.6%的调查对象认为自己在基层投票选举中‘不起作用’。”[8]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以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为例，仅仅从代表结构和代表身份来看，问题就比较严重，“比如代表结构严重失衡，真正来自基层的农民、工人代表很少，有的企业负责人占了接近一半以上的数量。”[9]同时，农民的政治参与更多的呈现出一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而进行的问题性的参与[10]，而不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参与，这就直接导致了农民的政治冷漠。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的一份调查显示，“有一半的农民没有参加过村民会议，在参加村民会议的农民中，有69.9%的农民从没有提过意见或建议，当农民对国家政策有意见时，会试试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的比例就更低了，为34.6%”[11]（P4-6）。
其次，应将公共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向农村倾斜。在公共医疗资源方面，应加大对乡镇卫生院、农村卫生室的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配齐基本的医疗卫生设备和仪器，提高医疗诊治能力。同时，应制定相应政策吸引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服务乡村，通过构建医疗综合体等方式使乡村能够共享城市优质医疗资源。在基础教育方面，应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为目标，建立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投入机制，在撤点并校的背景下，进一步优化学校布局，重点增加农村学校多媒体、教学仪器、图书以及学生食宿等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持续改善乡村学校办学条件。在乡村学校师资队伍建设上，应通过职称、工资等方面的政策设计稳定乡村教师队伍，通过城乡教师轮岗交流不断提升乡村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水平。
3.农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
获得感“必须具有公平公正的特征，保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公平、公正地共享发展成果”[4]。目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是制约农民获得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在医疗和教育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在医疗方面，农村医疗水平和医疗技术远不及城市，医疗条件整体偏差，有些村庄甚至都没有保障农民基本医疗的卫生室，农民生病必须往县城甚至市里跑。较差的医疗条件给农民生活造成了不便，影响了农民的获得感。在教育方面，农村大部分学校教育资源匮乏，师资力量短缺，乡村教育水平整体偏低，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农村学校已经实施了大规模的撤点并校。撤点并校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但随之而来的学生上学放学路上的安全隐患、家庭教育负担增长等问题十分突出。
4.城镇化进程中社会政策割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应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视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善治标尺”[13]，从农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出发，科学施策，提升农民获得感。
三、新时代农民获得感提升的路径分析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已经开始在城镇工作生活。但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传统的户籍壁垒严重阻碍了农民的就业与生活，影响了农民获得感的实现。虽然我国已经实施了户籍制改革，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发展理念并没有实现完全扭转，尽管农民与城镇居民在同一片蓝天下工作与生活，但农民却被当作城市的“过客”而非“主人”。很多农民不仅是城市的“候鸟”，而且也是农村的“候鸟”，徘徊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农民工可能面临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的待遇。在社会保障方面，“农民被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系统之外，导致流入城镇的农民在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方面都大大低于城镇居民。”[12]农民工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也存在上学难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55.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认同率分别为26.4%、24.4%和23.8%。因此，虽然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快速推进，但是在城镇化进程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城乡之间社会政策的割裂严重阻碍了进城农民获得感的实现。
1.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直接影响着农民的获得感。以农村公共卫生为例，根据学者研究，“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对民生获得感的提升具有较为明显的正向影响。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每提升1 个百分点，将会促进民生获得感提高0.825 个百分点。”[17]阳义南根据CGSS2013 年数据考察了我国8 项民生公共服务带给民众的“获得感”，提出未来民生资源配置的次序依次应为城乡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共文体、基本社会服务、住房保障、公共教育等[18]。基于此，首先，应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农民对于美好生活有了更多需要，随着人民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农民对生活质量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应继续提高农村交通道路、农田水利、垃圾处理、健身娱乐等基础设施的供给数量和质量，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需求，提升农民获得感。
再次，应增加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一方面，应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的主体作用，通过培养乡土文化精英，传承好我国优秀乡土文化。乡土文化根植于乡村、生长于乡村，农民喜闻乐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亦应利用互联网、现代传媒手段等，通过创新表现形式、艺术载体等方式为传统乡土文化注入现代元素，激发乡土文化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应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鼓励专业文艺剧团、专业文化技术人员以及各种文化志愿组织等深入农村，活跃农村文化生活。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标准化，让广大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一样能够享受到完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
第二，扩大农民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也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从2013 年至2017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可以看出，从2015 年开始，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就超过了经营净收入成为农民的第一收入来源。因此，工资性收入对于推进农民持续增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和农业经营规模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会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为了扩大农民工资性收入，政府要深入了解农民的职业技能需求，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政府财政支出范围，强化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确保农民适应新时代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要。同时，政府应及时为农民提供市场用工信息，解决农民与企业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土地是农民拥有的主要财产，因土地产权让渡获得的非生产性收入应当是农民主要的财产性收入来源。”[15]据统计，“参与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农民工资性收入以及财产性收入）呈正相关，工资性及财产性收入尤为显著，参与流转比未参与流转农户家庭的各项收入均值高6.1%、30.5%、40.9%。”[16]党的十九大提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经营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基层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并规范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的提高。
（2）焊材选择 选取合适的焊材能控制焊后组织铁素体和奥氏体比例，使两相比例合理，且获得力学性能大于等于母材的焊接接头，经过对比焊材采用BOHLER公司ER2594焊丝，直径为1.6～2.4mm。选用的主要原因是ER2594焊丝化学成分中镍元素含量较母材中含量相对提高，能在焊后快速冷却过程中促进奥氏体形成，稳定两相比例，若只选用与母材成分相同的焊材，则焊缝中铁素体含量较高。焊材化学成分如表3所示。
2.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
实现农民收入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目标，也是提升农民获得感的首要措施。在新时代，推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就需要把握住农民增收这一着力点。
伴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趋于完善，但其中的薄弱环节也非常明显。如在山东省，至2019 年初，全省还有400 个省定扶贫工作重点村饮水安全条件需要巩固提升，1617 个村饮水氟超标，2826 个村没有可正常使用的公共供水设施，还有一些村供水规模化、集中化程度不高[5]。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居民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和需求越来越高。而当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依然显著，有学者在农村文化建设调查中发现，61.58%的农村居民认为当地文化产品不够丰富且很多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认为文化产品完全匮乏的比例高达31.97%[6]。
第一，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土地自古以来一直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当前，农业规模经营已成为农业经营的趋势。“伴随着土地流转的持续推进，我国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总量达到了280 万个；同时，新型职业农民不断壮大，总数超过1270 万人，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引领力量。据农业部对全国3000 多户家庭农场生产经营情况的典型监测，家庭农场的年均纯收入达到25 万元左右，劳均纯收入近8 万元，高于普通农户收入。”[14]基于此，我们应积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具备规模经营能力的农户，应通过农业集约化经营和机械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农产品产量，进一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政策性农业保险费用是由中央和地方财政统一承担，中央占40%，省级占20%，市县占20%，农户占20%。如果财政部门补贴资金由于当年的财政发生问题而没有发放，保险公司对农户的理赔将无法顺利进行，这会对农户正常利益造成影响。甘肃省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建设发展速度过慢。由于近几年各种农业保险险种的增加和范围的扩大，很容易导致财政预算过大、无法及时发放的问题，不但会影响保险公司进行理赔，也会对地区创新保险险种造成影响。如果政府在当年财政预算中对于农业保险的补助相应减少，也会影响保险的发展。
实际上，使用积累平均背景相消法在理论上是准确度最高的背景均值估计算法，但是按照式(3)分析，该算法只能事后处理，不具有在线实时处理的能力，同时也对雷达数据处理设备的存储容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使该算法具有实时处理能力，同时减小其对存储容量的要求，改写式(2)，使得兼顾实时性的同时解决存储数据大的问题：
3.畅通农民政治参与渠道
政治参与“能够促进获得的切身感，有利于增强获得感的满足程度”[19]。农民的政治诉求与利益表达渠道畅通与否直接关系着农民的获得感。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农民获得感，畅通农民政治参与渠道，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第一，确保各级人大真正具有农民身份的代表数量，让农民代表能够真正代表农民利益。切实提高农民群体代表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农民代表在各级人民代表中的数量，增强农民话语权，使农民能够充分表达本群体的意志与诉求，保证农民平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第二，继续贯彻村民自治、自我管理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建设。村民自治是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进行政治参与的重要方式，农民获得感的提升需要进一步推进落实村民自治实践，加强政策引导，不断健全与完善村民自治章程，确保章程落到实处。第三，拓宽网络参政渠道，加强农村人口的网络普及与教育宣传。“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传统村务公开的形式和渠道已难以满足农民尤其是异地就业农民对获取村庄政治活动信息的需求，以电子信息化作为大数据时代村务公开的新途径、新形式能有效解决当前农村面临的村务信息时滞和信息盲区问题。”[20]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民在网络上获取相关政策信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畅通网络参政渠道是极为必要的，因而应继续加强农村人口的网络普及和教育宣传，与此同时，各部门也要以更简单易懂的方式及时、准确地更新相关政策信息，让农民更好更便捷地通过网络参政议政。
此外，中国文物研究所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也收藏有一定数量的敦煌文献，惜未公布相关目录。
4.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农民获得感得以实现除了拥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平等的社会权利、完善的社会保障外，还特别需要城镇社区的接纳和城镇居民的尊重。”[12]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民获得感的实现与提升是农民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体现。根据《2018 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 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8836 万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 万人，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 万人，增长0.9%。从总量上来看，农民工还是个庞大的群体。如何实现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政策意义重大。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关键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内涵，新型城镇化之所以“新”，其根本就在于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突出的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城”的城镇化。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首先，应尊重农民主体地位。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把农民最关心最想解决的热点问题放在首位，切实为广大农民群众办实事、实办事、事办实。通过政策设计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自觉参与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其次，应完善城乡政策体系。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要切实保障进城农民的根本利益，健全完善农民就业、再就业以及失业农民补偿政策，健全与完善农民在住房、教育、医疗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大力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共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共享发展成果。最后，应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要通过体制机制设计，实现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与城乡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和均等化，建立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参考文献[18]进行酿酒酵母培养条件和培养基成分进行优化，包括接种量、初始pH、培养温度、氮源和无机盐，确定最适的培养条件以及培养基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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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曲延春（1974—），男，山东武城人，法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府管理与乡村治理研究；郑泽玉（1996—），女，山东日照人，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治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 D2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155(2019)05-0038-05
DOl： 10.3969/j.issn.1671-7155.2019.05.007
收稿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2019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内生动力研究”（项目编号：19BZZ080）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李淑芳）
标签：新时代论文; 农民获得感论文; 制约因素论文; 提升路径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