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各国城乡差别和矛盾无例外地都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扩大。作为工业化发祥地和先行者的西方，历经数百年后的今天，虽然已是后工业化时代，城乡差别和矛盾也没有能得到完全弥合和消弭。我国虽然是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但走的却是高起点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就同时重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这在世界工业化历史上是纯属中国特色的首创。这里就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蓝图问题作个探讨。
一、开创工农业共同发展的新途径
西方城市化是工业化片面发展的消极产物。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①工业化必然要吸纳大批农民进厂做工，生产和生活聚集在一起就自然形成城市。这个过程通常是以伐乡扩城、损农益市的行径单向独进的。先以牺牲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致使乡村长期处于落后贫困状态。同时，大批农民潮水般地涌进工厂后，原来的小城镇规模就急剧膨胀和空前扩大起来，有关工人的社会设施和生活条件十分短缺和恶劣，造成严重的城市病，住房拥挤、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疾病丛生等。住房困难尤为突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因为“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②。恩格斯为此还写过《论住宅问题》。“本来就很恶劣的工人的居住条件因为人口突然涌进大城市而特别尖锐化；房租大幅度提高，每所房屋里的住户愈加拥挤，有些人简直无法找到住所。”③城乡矛盾战后虽然开始得到一些修复和调整，但已付出了巨大的历史代价。而我国现阶段的城市化是沿着工农业关系与城乡关系统筹协调发展、并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路子进行的，因而从根本上消除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祸害。我国一直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将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相提并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三农尤为重视，率先在农村进行农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解放农业生产力，首先让广大农民切实得到改革的实惠，随后制定一整套重大决策和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农业发展、推进农村建设和提高农民生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绘制了和谐美好的蓝图，是七亿农民的莫大福祉。
因为历史的原因和农业的特殊性，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还落后于工业化，农业生产方式、农产品销售组织、农民生活水平都还相当初级，从而影响农民主力军务农的积极性，出现奇特的“剩余劳动力”。都说农村有两亿“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多地少，有剩余劳动力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剩余的”都是身强力壮、文化水平比较高的青壮年农民，而留在农村务农的却一般是老残病弱者呢？这只能说明，目前农业缺乏利益引诱，心理预期滑坡，希望普遍不在田野上，无奈才务农。谁不想在城里歌舞，谁甘愿在田里辛苦？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具体模式还值得研究。根据全球对绿色农产品的偏好和我国三农特点，我坚持认为发展机械化大农业与劳动密集型园艺小农业相结合的现代化生态农业，仍然是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④不能一讲中国农业现代化就只想到机械化、自动化和大农场，有渺茫感。
二、开创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农村城市化滥觞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写的《经济学手稿》中就说了：“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⑤不过，象古罗马那样的“古典古代”（马克思语）社会的城市，是“以土地财产和农业为基础的”⑥纯粹的农业城市，而资本主义的城市主要是工商业的城市，因为工商业的聚集发展使许多乡村迅速扩张为城市。
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发展是单向进行的，就是农民不断进城转化为市民，使农业人口减少到最低限度。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说：“大工业在农业领域内所起的最革命的作用，是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⑦现代西方也把从事非农产业人口高比重当作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如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就把这一指标定在70%以上。非农人口主要集中在城市，城市人口占比大小也就成了城市化程度的标志。当今世界的城市化水平是50%，发达国家一般在75%以上。但并非城市化水平越高现代化水平也就一定越高。如巴西的城市人口比重比美国大，但它仍属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不完全由经济发达水平决定，还要看历史和现实的其他许多因素。2008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只有45.7%，但城镇总人口突破6亿，达到6.07亿，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世界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比美国城市人口多1倍、比日本多6倍、比德国多8倍、比英国多9倍、比法国多11倍！与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均GDP相比，我国对城市人口的经济承受力已十分巨大。如果照搬国外城市化模式，我国今后还需要4亿左右的农民进城落户，这需要多大的迁徙成本！同时城市至少需要增加提供2亿个就业机会。有人说我国“城市化滞后工业化”。这个结论在今天已不符合我国实际。因为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缺口大，远远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而现在却是工业化水平吸纳不了过多的劳动力。就是农民进了城，大量的也还是不能扎根城市而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入不了城市户口。城市化规模必须与工业化对劳动力的吸纳力相适应。
所以，从我国人口多的国情出发，城市化水平不宜与发达国家攀比，只要达到和超出世界平均水平(50%)就足够了。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口城市化发展很快，提高了27.8个百分点。其中，1978年到1988年增加7.89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1.1416亿；1988年到1998年增加7.54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1.2947亿；1998年到2008年增加12.35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加1.9059亿，使城市总人口比1978年增加2.5倍多。中国工业化的城市人口占比若以51%计算，只要再提高5.3个百分点，城市人口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就可说达到了实现工业化所要求的城市化水平。这也符合古典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恩格斯说：“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断定说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这完全不是空想。”⑧
这样，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就应该有自己特色，这特色按我的理解就是《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这意味着城市化建设不单是只有农民跑向城市的途径，资金、技术、人才往城市集中，还有农村自身也有个城市化和准城市化建设的问题。就是说，我国城市化和新农村的建设可以是双向同步、互动相促进行的。一方面，今后还需要有1亿左右农民转业走向城镇参加城市化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把全国农村建设成城市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应该视为是个泛概念，包括农村生活条件和环境上城市档次，逐步把农村也建设成星星般闪亮的微型“小城市”，村村良田美池、绿树明瓦、村容整洁、公路相通、网络连接，比古人憧憬的桃花源还美好的农家乐园。这应该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
三、开创为劳动力大军建设美好家园的新思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和有健全的宏观调控机制，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眼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就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样也存在景气循环现象。一方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波动性，另一方面有外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蝴蝶效应的连动影响。因此，我国也只能实行有弹性的景气就业政策，失业率曲线走势时高时低就属正常现象。改革开放以来，百业勃兴，劳动力需求强劲，于是大批农民进城务工，形成一支上亿众浩浩荡荡的农民工队伍。他们以亦工亦农的双重身份，为我国城乡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支举世无双、能张能缩、能进能退，特别具有职业转换灵活性的劳动大军，是我国经济转型期不可缺少的机动力量。可以肯定地说，至少在我国转型期结束之前农民工都将存在，不会短期内消失，甚至会永远存在。有的研究报告提出要力争实现农民工“返城不返乡”的目标⑨。这是不合中国国情，也不合经济周期律的。广大农村就担负着我国劳动力资源最大蓄水池的作用，在转型期对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和缓解失业问题、减轻城市压力，起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目前因受世界金融危机造成外需缩小的影响，有2000万农民工返乡，就消解了失业滞留在城市的压力。这也是农民工的独特就业方式对社会的贡献。农民工是户籍在农村而介于农民与工人之间的特殊阶层，因为他们的艰难境遇与他们的贡献严重不对称的弱势景况，长期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原来的三农加农民工，可以说是四农：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农村的城市化准城市化建设，也就是我国最大一支劳动力大军的家园建设，意义重大。当然农村的城市化建设有别于城市，不是摩天大厦、商业广场、宽阔马路、高架路桥等的建设，而是把广大农村处处建设成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莺歌燕舞、桃红柳绿、具有乡风民俗特色的宜居舒适的美好家园，与城市的生活质量没有本质差别。而且只要按《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去做，坚持不懈地搞好“城乡规划”，合理筹办“村落分布、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和“鼓励农民就近转移就业、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能逐步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就已陆续出现有不少城市型的新农村，如烟台的新牟里村、苏北的华西村、厦门的马塘村等等。温州的龙港镇是农民自费造城的奇迹。20多年前只有6000多农民的10个小渔村一起规划、联合行动，建成现在20多万人口的“农民城”。现在农村洋楼式新房盖了不少，但布局混乱无章，环境芜杂污秽，却是普遍现象。而且，一般不是拆旧房盖新楼，却是延外盖新留旧，将大量老屋空置着。市里有城建局，乡里也可成立个类似的村建公共服务管理机构，把村建规划得好些。20年前，我就曾提出为规划农村建设可以考虑建立“村建局”⑩加以指导。农村有许多独具文化价值的古建筑、古树，有现成的青山绿水、飞禽走兽等资源。只要统筹规划，科学管理，就可将农村建设为田园般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四、农村城市化建设的支撑点
农村城市化建设虽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由之路，但若没有强有力的物质力量的支撑，就无异于缘木求鱼、挂画自娱而已，意美而实难至。这里就从生产力和人口布局的角度，特别提出两点。
一是在民营经济中分列出乡镇企业，将其纳入三农范畴，充分发挥其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11)中的作用。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曾率先在产权制度改革、活跃城乡经济方面起过突破性作用，只是后来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以后，乡镇企业才逐步消融在日益繁荣的民营企业中，与三农的关系也疏淡了。为调集建设城市化的新农村的力量，有必要重新唤起乡镇企业的历史功能，凡落户乡镇域内的以三农为依托、直接为三农服务的企业，特别是返乡农民工创办的乡镇企业，都属三农企业。按“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12)，可考虑给三农企业以特殊政策，在税收、贷款等方面予以优惠。
二是在确保耕地、生态不受侵蚀危害的前提下，允许城市居民回乡购建自用住宅和创业，以利于开发荒芜的宅基地和更新闲置的老屋旧房。三农建设是全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城市也要尽义务做贡献，为此三农要为城市居民提供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的平台，吸引他们到农村创建非农产业和过休闲生活。就城市建城市、三农建三农，城乡二元经济的分割状态恐难有个尽头。农村是城市的故乡，城市居民有浓厚的乡恋情结，“叶老归根”、“荣归故里”是永恒传统。相对说城市居民比较富裕（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3∶1），如能逐步拆除农民进不了城、市民下不了乡的户籍藩篱，也将能逐步形成一支城市居民回乡的金归族，对繁荣农村经济会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市场、资金跟人跑，是规律性的现象。
这两点比任何下乡举措更有利于扩大农村需求市场。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21-72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37页。
④参见拙文：《我国农业现代化应该怎么“化”》，《人民日报》2006年6月16日。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0页。
⑥同上书。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13页。
⑨中国社科院“农民工返乡机制研究课题组”：《徘徊在城乡之间的中国农民工》，《光明日报》2009年4月9日。
⑩参见拙文《农村土地要设专门管理机构》，《经济日报》1989年4月7日。
(11)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12)《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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