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资本主义社会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问题的探索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一个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失效；作为俄国特殊历史条件产物的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不适应于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在他们看来，必须立足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发展变化，去探索一条适应于这个社会现实的新的革命道路，并重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他们在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战略及策略问题上提出了种种新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理论。在此，我们对这一理论作简要的评述。
（一）变革的“新”动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卢卡奇、科尔施等人在20年代采取了一种左倾激进立场，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和前景持乐观的看法，也未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或动因的观点。然而，他们却片面强调革命主观条件的作用，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将革命的动因归结为心理、意识和思想这些主观方面的先河。在卢卡奇和科尔施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激起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和危机，在20年代初，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已经激化，即生产关系日益变成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么，为什么当时的中欧革命没有取得成功呢？原因不在于客观条件不成熟，而在于主观条件不具备，即存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是完全可能而且迫在眉睫的，关键是要克服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形成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也就是说，革命的前景主要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否成熟。这正是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这两部著作中所显露出来的基本观点。
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在30、40年代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前景的看法比较悲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并不象正统马克思主义所讲的那样，阶级冲突和危机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和革命的转变；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可以被潜在地加以包容，阶级斗争的效果可以被处理。因此，在这种现实条件下，社会变革的前景是暗淡的。阿多尔诺在《对阶级理论的反思》（1942）一文中所表述的就是这种观点。60、7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转为比较乐观，弗洛姆、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及前景持肯定的态度，对变革的动因、条件等问题作了较多的分析。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或动因的理论是建立在对社会基本矛盾及工人贫困分析的基础上，将革命的条件仅仅归结为经济和政治的方面，是一种“经济主义”观点，已不符合当代西方社会的实际。弗洛姆和马尔库塞力图将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结合”起来，从人的本能、心理和意识这些主观的方面探索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从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的压抑、人性的异化上去说明这个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途径，将这种社会的变革称为“产生于压抑的革命”。马尔库塞在《反革命和造反》等著作中还宣称马克思主义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因归结为贫困，而由于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已变成了富裕社会，无产阶级已不再贫困，所以这种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适用了。
哈贝马斯在《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几个条件》、《合法化危机》等著作中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的条件在于：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明朗化，并且无产阶级已具有革命意识，能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二是行政机构强行以私有形式使用资本，使经济制度不断面临不可解决的问题，即出现经济危机。哈贝马斯认为，这两种条件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存在的，因而革命是可能的；而在晚斯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国家日益干预经济生活和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两大历史趋势的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两个革命条件不存在了，甚至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两个最重要的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也不能到处搬用了。这两种条件的消失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获得相对的稳定。因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爆发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了。归根结底，乃是革命主体出现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的乌托邦力量衰竭了。然而，哈贝马斯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条件不存在，并不等于其他的革命条件不存在。实际上，晚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革命的条件，特别是这个社会的统治基础削弱了，出现了合法化等方面的危机趋势；另外的几个条件是：发达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社会财富的规模以及生产这些财富的技术和组织的条件，使实际的分配愈来愈同评价个人成就的机制联系在一起；不是物质的贫困，而是物质的过剩成了小资产阶级的需求结构崩溃的基础；对可实现的福利的厌恶心理，敏感地觉察到了官僚化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所具有的压抑。这些新动因尤其是人的本质受压抑的动因，使得社会变革成为必要，这种变革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产生于厌恶的革命”。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本能、心理和意识等主观的方面去寻找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萨特力图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去说明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的根源。他认为，人类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而其需要却是无限的，因此，匮乏是人类全部活动的根源、异化的基础和历史发展的动力；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已是丰裕的社会，这个“后匮乏社会能使人类物质需要得以满足，因而克服异化的需要就成为一场新的社会变革的动因；革命是一件广泛的事情，必须以思想和感觉的改变为前提，也要以生产形式和所有制的变革为前提；革命不仅意味着改变社会和经济，而且意味着改变人自身。
诚然，主观因素（心理、意识和思想等）是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动因或条件，“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主观因素在革命的发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揭露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繁荣”、“富裕”背后的人受压迫控制、人的压抑和人性异化的事实；比较深入地探讨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思想文化方面的条件，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夸大思想文化方面的动因的作用，甚至将之变成唯一的革命动因，排除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客观条件，因此，是不可能真正全面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动因及前景的。
（二）变革的“新”主体
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体，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因为它是新生产力的代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的历史使命是由其来完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失效，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变化尤其是阶级关系及结构的重大变化，使得无产阶级不再成为历史转变的动力。因此，必须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找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主体或“新”力量。
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或不再是革命的主体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理由。主要有：在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进步已彻底改变了该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结构及无产阶级的地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传统工人阶级的数量越来越少；在生产和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低；劳动与生活条件的改善或提高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使之丧失了阶级意识和革命性等。以尔库塞宣称，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仍然是当代西方发达工业社会的基本阶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即它们不再以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他认为使无产阶级的结构和作用改变的四个“主要决定性因素”是：（1 ）机械化日益减少消耗在劳动中的体力的数量和程度；（2）职业分层中白领工人增多， 蓝领工人减少；（3）劳动与生产工具特征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 劳动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日趋整合；（4 ）新的劳动技术手段进一步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它不再表现为现存制度的活生生的对立面。〔1〕马尔库塞还说，无产阶级曾是最卓越的革命阶级， 因为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否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异化及受社会的排斥，促使它搞激进的暴力革命，而这种革命也正是马克思的学说所要求的。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同化，它便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它不再是革命的动力或主体，因而也就不可能指望他们去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了。哈贝马斯也认为，无产阶级有两大特征，即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化。由于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人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操纵仪表进行管理的“白领工人”；由于物质的丰裕，匮乏消失了，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甚至实现了消费上的同一。同时，工人由于外在的物质欲望得到了满足，对这种“虚假的满足”感到心安理得，因而对社会制度在文化、心理上的种种压抑表现得无比顺从，已经麻木不仁地感受不到日益加剧的异化现象；他们已丧失了革命意识，再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使命了。因此，无产阶级已不再是作为革命主体的无产阶级了，甚至客观上、主观上都不再是无产阶级了。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用生产手段的现代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利益的趋同化，来淡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削弱其革命性，使得工人阶级丧失了革命目标，不再在任何意义上是直接革命的，而变得逐步非政治化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秀马勒则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工人阶级已不再是同质的，只有“蓝领工人”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展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蓝领工人”的数量越来越少，其地位和作用也日益降低，而“白领工人”（“新工人阶级”）的队伍却日益壮大、地位和作用与日上升。因此，传统的工人阶级（“蓝领工人”）已不再是社会变革的主体了。
既然无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主体，那么，当代西方社会变革应当由谁来承担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作了分析。马尔库塞认为，必须在现存制度之外去构筑革命力量，发展有组织的激进左派，即从未被现存制度所同化、厌恶现存生活方式的社会阶层中去寻找革命的新主体。这主要有两部分人：第一部分是没有特权和为生存挣扎的人，包括少数民族和少数种族的被压迫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遗弃者、失业者、流浪者、嘻皮士等，他们是被现代社会所抛弃的贱民，厌恶现存的生活方式，充满对现有制度的不满和抗议，是现存社会的否定力量；第二部分人是知识精英，包括技术人员、工程师、科学家以及青年大学生。这些知识精英在物质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他们也分享到富裕社会或消费社会的好处，但他们对现存的生活方式不满，具有拒绝资本主义的意识，具有批判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因而也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马尔库塞将这两部分人称为“新左派”，把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哈贝马斯则把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即以中间阶层、职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为主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原来的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把“新无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新主体。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作为革命新主体的“新无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白领阶层、未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工人等等，而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在马勒和高兹看来，作为西方社会主义变革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是一种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受过专门训练的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这些“新工人阶级”成为反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70年代高兹放弃了“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观点，转而提出一种所谓的“非工人的非阶级”作为后工业社会革命主体的论点，“非工人的非阶级”主要是由失业者和潜在的失业者所组成）。
“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然注意到了新技术革命给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阶级结构及阶级意识带来的某些变化及新特点，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却借口这种变化而否定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历史作用，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主体理论的“过时”，并错误地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历史重任寄托在“新左派”、“新工人阶级”或“新无产阶级”身上，将它们视为革命的“新”主体。事实表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并未消失，它不仅在数量方面，而且在社会政治作用、觉悟和组织程度以及同其他劳动者的联系上都有所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也从未停息，无产阶级仍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同时，60、70年代西方国家的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尤其是法国的“五月风暴”、美国的反战运动及校园骚乱、西德的学生运动的实践表明，新左派或“新工人阶级”（“新无产阶级”）难以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新左派及学生造反运动尽管给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威胁和冲击，但并未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的根基。
（三）变革的“新”战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既反对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也反对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道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他们提出了种种关于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新途径、战略及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葛兰西和普兰查斯等人对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加以评价，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适性，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葛兰西在《反〈资本论〉的革命》（1917年11月2 日）一文中称十月革命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因为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逻辑，在象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但是已发生了事件战胜了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否定了“卡尔·马克思，并用毫不含糊的和所取得的胜利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并不象人们可能认为和一直被想象的那样是一成不变的。”〔2〕在《狱中札记》中， 葛兰西讨论了十月革命模式在西方的适应性问题，说明这一模式是俄国具体历史条件的产物，不适应于西方社会。他认为，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社会经济落后，市民社会不发达，这有利于把革命力量组织起来投入革命斗争中去，并可能通过暴力手段或“运动战”而夺取国家政权，俄国的工人阶级和人民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宣传下，通过这一手段，取得革命胜利的；而西方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不能采取这一革命途径。
“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普兰查斯在《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等论著中也批评十月革命道路或他所说的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状况不相符合；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必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绝境。普兰查斯指出，十月革命的经验是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组成的，因为列宁当时必须同沙皇专制的俄国国家进行搏斗，因而不得不采用双重政权和使用暴力从外部正面夺取政权的形式；这种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的程序是：革命前的危机，国家机器的腐败和瘫痪，群众的普遍和集中的自发组织，双重政权，革命赢得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各种自发组织的多数，起义性的总罢工，工人委员会的国家政权的建立。在普兰查斯看来，这一模式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当代西方社会现实有着根本的不同，即该社会已排除了列宁所说的革命危机的可能性；发达的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克服弊端，缓和各种经济政治危机，这些危机现在都是可以预见的，不再导致国家政权的崩溃；广大群众的政治活动的恢复不是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而是采取把工人运动的传统机构集中的形式（各种工会党派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而提出了种种新的变革途径、战略及策略理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总体革命尤其是注重主观革命或文化意识革命的理论，强调掌握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导权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其中，葛兰西的观点最引人注目。他认为：在西方革命中，关键是掌握文化领导权，这是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先决条件，即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标并不是夺取国家的领导权，而是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逐步破坏资产阶级在文化、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无产阶级取而代之，先进行预演，然后在有可能、适当的时候顺利掌握国家权力；而无产阶级在上升为统治阶级之后，也要重视对市民社会或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在葛兰西看来，西方革命要达到这一目标，不能采用“运动战”战略——即面对面，直接向敌人发动进攻，直接发动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战略，而必须采取阵地战战略——即坚守自己的阵地，并逐步扩大，以逐渐夺取敌人的阵地，也就是说，在资产阶级政权未陷入危机的稳定时期，无产阶级在文化战线上不断渗透，颠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庞大机构，攻克一个个市民社会机构（新闻传媒、学校、工会、教会等），然后才夺取国家政权。
马尔库塞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革命途径或战略。他既不同意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提倡一种“非暴力的反抗”。这种非暴力反抗的途径，或者通过意识、本能和文化革命进行（《爱欲与文明》），或者通过“大拒绝”——拒绝一切从事苦斗和充当帮凶，拒绝对统治者服从的战略（《单向度的人》），或者靠穿越机构体制的长征——在为现存的体制服务时做反对这种体制的工作《反革命与造反》。高兹提出一种“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或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拒绝在一个晚上就夺取政权的观念，它包括一系列可以导致的夺取政权的改良措施，首先是争得由工会控制整个劳动场所和工资规模的权利，以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的变革为主要基地，注重权力的革变，即注重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这种战略与总罢工的方式不同，它以合法斗争和逐步变革来进行。普兰查斯提出一种“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即“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大量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国家内部的斗争与国家外部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战略反对彻底砸烂和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做法，主张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列斐伏尔主张通过日常生活革命或克服日常生活异化来实现西方社会主义的变革。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通过日常生活领域，而不是生产关系来维护自身，现代化的日常生活使无产阶级失去革命意识，而与现存的制度同化，为此，必须通过日常生活批判来唤醒民众。所谓日常生活批判也就是要变革现存的生活方式，变革现有的习俗、礼仪、价值观念，变革人的思想意识，因而就实质而言，日常生活批判的道路也是一种主观革命的道路。此外，赖希主张通过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来实现西方社会主义变革，阿格尔等人主张走生态革命的道路。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和战略等问题的分析，力图回答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向何处去的问题，确立起一种属于“第三条道路”或“第三种选择”的社会变革理论。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变革理论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背道而驰的，其中包含了许多原则性错误，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一是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失效；二是在革命的动因、主体等问题上，宣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不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也丧失了，因而在主观的心理、意识和本能等方面去寻找革命“新”动因，在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找革命的“新”主体或动力，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新左派、知识分子、大学生、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或“新无产阶级”、“新工人阶级”身上；三是在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问题上，否定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主张改良主义的变革战略及策略，不是主张先变革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主张先变革思想文化及意识形态的结构，反对用暴力手段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主张渐进改良；四是在变革前景问题上，虽然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变革的可能性，但找不到变革的真正出路及近期的希望。显然，这些观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有本质区别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代表人物都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充满异化、矛盾和危机的社会，甚至断言它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指出这一社会具有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承认社会主义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仍有其前景，是摆脱这一异化、压抑社会的出路所在。他们基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体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变化及新特点，进而探索这一社会变革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力图形成一种适合于当代西方现实的革命“新”理论，其中包含一些合理或有益的理论见解，并提出了某些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他们注意到当代西方社会中的种种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及力量，注意到“白领阶层”或中间阶层的崛起及其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作用，及时地将“生态运动”、“和平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纳入其理论视野之中，提出了如何看待革命的新动因、新主体新战略及策略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问题时可以作为参考的。
注释：
〔1〕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第22—33页。
〔2〕《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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