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经济论文,劳动力论文,模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是按照两个改革战略向前推进的，一是在传统的计划体制部门中逐步地引入市场机制，使其逐渐地转化为市场引导型的经济部门，这一战略的主要表现是在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方面作出的种种努力和尝试。二是在传统计划体制之外发展新型的市场主导部门，改变过去的部门和企业的单一所有制结构，以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虽然这两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战略是相辅相成的，构成了中国渐进式经济改革的一大特征（樊纲，1993），但是从改革战略的成本—效益分析上看，也正如中国十几年来经济改革的实际经验所显示的那样，我们不能不承认后一种改革战略是更为成功的[①a]。新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快速发展既是产业和企业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是生产要素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因而，在现有的经济制度条件下，对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资源是如何从传统的政府控制部门流向新兴的市场主导部门的过程和机制进行研究和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和一般意义上的渐进式经济改革过程都是有意义的。本文选择劳动力的流动机制作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的一个范例进行分析和研究，是为了使得研究的主题相对集中，具有分析的边界和研究上的可行性，同时又不乏有一般意义。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农村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经济中的二元体制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从中试图发现劳动力流动与经济结构变迁和经济体制变迁之间的关系。
二、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的制度性特征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与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是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二元结构。在经济改革初期的1980年，占全国劳动力75%的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就业于农村这块土地上；仅占全国劳动力25%的城市劳动力在城市中享有就业优先权。这种优先权是以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排斥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就业来实现的。到了8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增加，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放松和劳动力流动经验的积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流动并非意味着城市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虽然农村劳动力流动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但是并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政府的认同，各级城市政府对外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或者采取“总量控制”的措施，或者采取“划地为牢”的政策。因而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的机会是有限的，也是不公平的。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限制仅仅是一种城市政府行为，并非是企业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农村劳动力除了具有供给价格低这一绝对优势之外，还具有品质和行为上的一些相对优势。因而企业对农村劳动力有着更大的需求。由于制度和相应政策的限制，只有那些较少受到限制的，新兴的市场化程度高的部门和企业才有可能为农村劳动力提供较多的就业机会。
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中，城市经济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体制部门。一种是政府控制部门，一种是市场主导部门。这两种部门在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制定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制度性差异。政府控制部门所吸收的就业者主要来自城市劳动力，在招收农村劳动力方面受到严格的限制。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就业者一般都享有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就业保障。部门内部的工资受到统一的控制，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小，个人人力资本的报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职工的一般工资水平具有刚性的特点。与此相反，市场主导部门对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不采取歧视的做法，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劳动力。对就业职工不实行终身雇佣制，企业和职工都可以根据雇佣合同保留着解雇和辞职的自由和权力。企业有充分的制定工资的自主权利，根据职工的劳动生产率和贡献的大小实行有差别的工资水平。
与任何现代经济社会一样，中国城市经济也存在着劳动力的异质性的现实。造成劳动力异质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劳动力之间人力资本禀赋的差异。劳动力就业前受到的教育程度的高低，就业后技术培训和工作经验积累都是产生这种差异的直接来源。中国传统的劳动管理体制对劳动力异质性的重视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一般市场经济的国家。“干部编制”与“工人编制”的严格划分，“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分离都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三、基本理论模型
1.模型的假定条件
以上讨论的中国劳动力就业和工资决定的制度因素是我们理论模型建立的背景条件，同时也是我们模型所依据的假定条件的经验前提。据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抽象出以下四个假定条件。它们不仅是我们理论模型必不可少的前提，可以说又是中国劳动力就业制度的特征表现。（1）城市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政府控制部门，该部门的特点是政府实行统一控制的较为平均的工资率，并且不考虑或者低估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另一个部门是市场主导部门，该部门就业人员的工资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2）城市经济中存在着两部分异质劳动力。一部分是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员基本上受到过专业教育和训练。拥有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另一部分是非专业技术人员，是指无需专业训练，或经过简单训练就可以从事生产活动的工作人员。在短期内，后者对前者不产生替代效应，即替代率＝0。因此，即使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由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劳动力市场仍被“分割”为两个分市场。两部分人员的市场工资率完全是由两个分市场的劳动力的供求决定的。（3）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工资率明显高于其在农村就业的工资率，其差异足以诱使他们无限地流向城市劳动力市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假定农村劳动力流动在我们的模型中仅仅被看作为一个外生变量。（4）农村劳动力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技术型。他们流入城市后，主要进入市场主导部门。而政府控制部门对他们的进入采取了严格限制的措施。因而他们的流入只对市场主导部门的工资率产生影响，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
2.市场主导部门模型
首先讨论的是计划体制部门和市场体制部门之间不存在劳动力流动情况下的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价格的决定。在以上假定条件下，首先我们可以用图1中的劳动力价格决定模型描绘出城市经济中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中的价格决定机制。横轴为劳动力数量，纵轴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率）。D[，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曲线，同时也表现为这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LMP[，p]；S[，p]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供给曲线；均衡点E[，p]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率为wp，就业量为L[，p]。同样，D[，n]和S[，n]分别为非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它们所决定的工资率和就业量分别为wn和L[，n]。专业技术人员和非专业技术人员之间的工资率差异为wp－wn（＝0[，wp]－0[，wn]）。它一方面反映了两部分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力边际生产率和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供求的相对变动情况。对于非专业技术型的劳动力分市场来说，由于存在着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的问题，其结果是使得S[，n]曲线向右移动，工资率wn也就相应地存在着不断下降的趋势。因此，在农村劳动力无限进入和非专业技术人员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替代率为零的假定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两个劳动力分市场上的工资率差异是在不断扩大的。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上面提到的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压低了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这个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两种异质劳动之间的互补性，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就业的增加会扩大市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需求。
图1.市场体制部门劳动力分市场的工资率决定模型
当两种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率分别为wp和wn时，我们可以计算出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private returns）为wp－wn，收益率为（wp－wn）／wn。根据上述判断，我们不难推论出这样一点，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进入，城市经济中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不断上升的。这一论点也是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
3.政府控制部门模型
计划部门的工资制度的特点是，（1）在工资制定时基本上不考虑或很少考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差异，因此一般实行无差别的工资率；（2）工资率的决定并不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或工资线，它应该是一条水平直线，即图2中的直线D[，g]。由于这条需求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n]分别相交于p点和n点，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就业量分别为L[，p]和L[，n]，而决定的工资率是相同的，为wg，这样一种情况更符合于传统体制下的工资制度。在该种体制下，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的个人收益率被压得很低。改革以后，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是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市场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价格的决定机制并没有截然分开，仍处在一个统一的“计划”机制管理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画出另一条稍为倾斜的直线D[，g]’[①b]。它与两条供给曲线的交点分别为p’和n’，由此决定的两种劳动力的工资率分别为wg1和wg2，就业量为L[，p]’和L[，n]’。由需求曲线D[，g]’决定的劳动力人力资本的收益率是大于零，即（wg1－wg2）／wg2。
图2.计划体制部门劳动力分市场的工资率决定模型
4.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共存的模型
进一步的研究是把政府控制部门和市场主导部门的劳动力工资率放在一个模型中进行考察。模型可以用图3来表示。为了避免复杂化，我们在模型中假定政府控制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和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统一的工资率。由图3中可以看出，政府控制部门的需求曲线D[，g]或工资率wg是处在两种市场工资率wp和wn之间。由此而引出的问题是，这种情况是必然的吗？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既不可能在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p水平之上，也不可能在非专业技术人员的市场工资率wn水平之下。当wg＞wn，意味着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远高于他们的边际生产率，其差额是政府控制部门难以负担的。同时，根据我们上面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市场的分析，工资率wn是不断下降的，而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是刚性的。因此，即使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初始工资率wg等于wn，只是由于wn的下降也会使得wg＞wn。
图3.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价格决定的综合模型（Ⅰ）
第二个相关的问题是政府控制部门的统一工资率究竟应该处在wp和wn之间的哪一点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取决于对政府控制部门行为的分析。一般而言，政府控制部门会将统一工资率wg确定在这一点上，使得其从专业技术人员那里获取的人力资本的收益能够补偿其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支付的高出市场价格的那部分支付额。换句话来说，统一工资率是根据所有劳动力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制定的，而与劳动力内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无关。
四、进一步修正的模型
在上述模型的讨论中，我们隐含的另一个假定是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不受其工资率影响的。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力不论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还是市场主导部门就业，其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相同的。显然，这一假定是与经济现实有差距的，也是与劳动力的理性行为不符的。因而我们这里将讨论这一假定放松后工资率的决定情况。首先讨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情况。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对其工资率的反应是敏感的，特别是对其工资率与市场工资率的差额要作出反应，那么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可以看作为是这一差额的函数。用上图来说，LMP[，p]＝f（dw），其中dw＝wp－wg。从劳动力的理性行为的假定出发，f（dw）应该是一个递减函数。计划部门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压低程度越高，他们的实际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幅度就会越大。这种解释也是与“效率工资假说”相一致的[①c]。它是“效率工资假说”的一个反论。在图4中，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使得整个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LMP[，p]下移。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条下移的曲线LMP[，p]’。这条曲线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p]也有一个交点E[，p]’。该点所决定的工资率为wp’。该工资率是指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在政府控制部门就业时贡献的劳动生产率的市场价格。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差额dw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价格差异，即图4中的wp’－wg，二是同一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差异，即wp－wp’。用公式表示为dw＝wp－wg＝（wp－wp’）+（wp’－wg）。
图4.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价格决定的综合模型（Ⅱ）
这里我们有必要对dw的两部分差额进行分别讨论。劳动生产率的价格差额（wp’－wg），对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构成了一种价格上的损失。但是对于全社会来说并非是一种损失，因为这个差额被政府部门拿去后，用于支付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高估的工资，实际上是一个收入再分配过程。然而，对于劳动生产率差额（wp－wp’）来说却有不同意义。政府部门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专业技术型劳动力也没有得到这部分差额。实际上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部分差额白白损失掉了[②c]。我们把它称之为制度效率损失，并且可以知道制度效率损失率等于xp＝（wp－wp’）／wp（1）
既然“效率工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那么它是否也可以用来解释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呢？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对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实行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资率就会激励他们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如果他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后产生的效益能够补偿由专业技术型劳动力降低劳动生产率带来的损失，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得”也有“失”，因而上述提到的制度效率损失可能是不存在的。应该说这种情形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是可能出现的。但是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两部门模型来说它是不可能出现的。理由有两点。第一，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力进入实行控制，存在着制度上的进入障碍。这样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涌入不会冲击到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更不存在对原有劳动力替代的可能性。其次是政府控制部门实行的“铁饭碗”就业制度。这对于就业于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意味着市场工资率不会成为他们现在就业的机会成本，他们现有的工资率也不会成为其将来失业的机会成本[①d]，因为他们失业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存在的。
五、理论模型的经济含义与结论
根据以上对几个模型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济含义和结论。
（1）由于政府控制部门制定的统一工资率与两个劳动力分市场的工资率之间形成两个落差，这会引起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的流动，从而进一步引起两部门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这里劳动力流动的主要特征是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受到市场主导部门较高的人力资本收益的吸引，会纷纷从政府控制部门向市场主导部门转移。相反，政府控制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则不会流向市场主导部门，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市场主导部门中的工资率低于他们已有的工资率。更可能的情况是市场主导部门中的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却有着想进入政府控制部门的强烈动机。
（2）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市场工资率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在受到流动制度障碍时会降低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造成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制度效率损失。由于这部分损失起因于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因而它的规模和程度是会受到劳动力流动限制条件强弱的影响。具体来说，如果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流动受到的限制越大，因此而产生的制度效率损失就越大。
（3）政府控制部门的工资率会直接造成劳动力配置上的偏差。从图4中不难看出，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市场工资率，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会相应地从wpEp降低为0L[，p]’。这意味着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就业量低于其在市场规则下的应有水平。相反，对于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他们的工资率高于市场工资率使得他们的劳动力供给量从wnEn上升到0L[，n]’，这一点表明就业量超出了政府控制部门在市场规则下的需求量。这两种情况都意味着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不当。
（4）由于政府控制部门中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低于其劳动生产率、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率高于其劳动生产率，这会激励政府控制部门去努力发展使用较大比例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以获取较多的财政收入和发展资金。同时忽视那些使用较多非专业技术型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样一种发展战略所产生的消极效应是多方面的。政府控制部门一方面对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有着很强的需求动力，另一方面对这部分劳动力进行低效率使用。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控制部门的一大难题。政府控制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忽视，加上市场主导部门中同类产业的竞争，会使得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企业的境况每况愈下，这可以说是政府控制部门面临的又一大难题。
（5）模型隐含的收入分配的含义是，在现行收入分配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劳动力转移过程会加速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扩大的过程。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过程是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上升为主导因素的。因此，它是对传统的工资政策和分配政策的一种修正。
六、相关体制和政策选择的模拟分析
上述的模型分析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一方面农村劳动力的无限进入会压低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也就意味着拉大了政府控制部门与市场主导部门之间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工资率差异。另一方面政府控制部门的专业技术劳动力不断地外流。这不仅降低了该部门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也导致了该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下降。由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政府控制部门中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平均工资率会分离开来，也就是说在前者不断下降的同时，后者却会由于其刚性而保持不变或上升。这在图4中政府控制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和平均工资线不再是一条直线wgDg，而是如图5所示的那样，分离为两条直线wgwg’和D[，g]D[，g]’。
图5 市场主导部门和政府控制部门劳动力价格决定的综合模型（Ⅲ）
政府控制部门中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工资率的分离给该部门带来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分离或者会导致该部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或者表现为部分企业的亏损。在后一种情况下，政府为了维持亏损企业的正常运行，不得不拿出一定的补贴。不论是利润率的下降，还是补贴亏损企业，都会给政府部门带来财政上的压力。有了压力也就有了改革的动力。因而，我们接下来逐一地考察政府部门可能做出的几种相关的政策选择。
（1）政府部门采取控制实际工资的办法，使得工资率的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也是目前普遍采用的办法。这种办法适用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况，但是对于我们所考察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情况，政府部门是难以下调实际工资的。另外，这种办法并不能阻止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2）政府部门采取冻结名义工资的措施。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冻结名义工资也就意味着压低实际工资。在上图它表现为wgwg’和D[，g]D[，g]’两条直线的不断接近。这样做可以减少对亏损企业的补贴，以缓解财政上的压力。但是它也可能带来另一个问题，即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会对实际工资的下降作出消极的反应，从而会引起政府控制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此外，它也同样不能解决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
（3）政府部门对亏损企业采取积极破产的办法，以提高整个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从而减少政府的财政补贴。这样一来，破产企业的职工被迫进入劳动力市场或市场主导部门。应该看到，在工资决定机制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这样一个过程将是长期的。
（4）按照市场工资率的水平，政府部门采取微调的办法使得专业技术劳动力和非专业技术劳动力各自的工资率不断地接近于其平均劳动生产率。这在上图中表现为工资线wgwg’逐步地倾斜，wg端逐渐上移和wg’端逐渐下移，直至与E[，p]和E[，n]两点相交。这样做的结果可以抑制政府部门中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和激励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自愿流出。同时政府控制部门可以逐步放松对外来劳动力进入的控制，这样至少在城市经济中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考虑到的四种政策选择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在现实中，政府部门完全可以同时选择四种政策。相比而言，四种选择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前两种选择属于控制型政策。后两种选择则属于机制调整型。综合四种选择来考虑，改革的含义是非常明确的。如果政府控制部门不进行第四种选择，即按照市场规则确定工资率，那么专业技术劳动力的外流，企业的亏损、破产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意味着政府控制部门的萎缩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第四种选择能够得以实施并获得成功，那么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上政府控制部门也就完成了向市场主导部门的转轨过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随着这一过程的完成，政府控制部门的低效率问题和规模萎缩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全面解决并不仅仅是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问题。
然而还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哪一种选择，都是既有收益，有代价和风险的。采取控制实际工资的增长或者冻结名义工资的办法会影响到职工的劳动积极性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会加剧国家与职工分配上的利益冲突。采取积极破产的办法不免会导致失业率的上升，是不利于社会稳定的。采取微调工资率的办法自然会影响到非专业技术劳动力的积极性，同时也会扩大专业技术劳动力和非专业技术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也许正是由于这些代价的存在，才致使我们在工资制度改革，劳动就业制度改革以及企业改革方面踌躇不前。然而，从长期的眼光来看，一种维持现状的选择只能会使得将来的制度效率损失更大，改革的成本更大。
注释：
[①a] 关于两种改革战略的成本—收益以及体制外改革研究的文献，请参阅盛洪（1996）的综述文章。
[①b] 在这里我们仍使用一条需求曲线，而不是两条互不连结的需求曲线，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两种劳动力面对的是同一个需求者，都是政府控制部门。（2）政府控制部门在对两种劳动力制定工资时，一般不会孤立地考虑一种工资的制定而不顾及另一种工资的高低。（3）政府控制部门会带有更为强烈的平均分配的倾向，因为它还承担着社会稳定的职能。
[①c] “效率工资假说”认为企业以高于劳动力市场价格支付给工人工资的行为是可以解释的。较高的工资会激励工人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会减少监督成本（见C.Shapiro and J.Stiglitz,1984）。中国企业是否也有类似的行为呢？在这方面，李实、尚列（1993）和拉萨、辛格（1996）做了一些经验研究。他们都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高工资率与其高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但是对“效率工资假说”的验证还需做进一步的经验分析。
[②c] 对于专业技术型劳动力来说，他们降低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之一可能是为了换来一些“在岗闲暇”。即使如此，这种闲暇的替代完全是强制性的，而非自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此讨论“在岗闲暇”的价值是没有意义的。
[①d] “效率工资假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机制上的。获取高于市场工资率的工人会尽力工作，唯恐失去现有的工作机会，因为他们失业后再找到的工作的工资率要低于现有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失业的机会成本要高于一般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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