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吐鲁番出土文书中突厥语的汉字译音 看 6-8世纪西北方音声母之特点
曹利华
[提要 ]通过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6-8世纪汉语突厥语对音词的对音分析，发现吐鲁番所代表的西北方音在声母方面有三个显著特点：轻重唇音的彻底分化、“晓”“匣”二母由舌根音向喉音的转变、“日”母音值由[
]到[r]的转变，这些比汉语史通常认定的时间早约2个世纪。这对汉语史进一步研究有积极意义，也提供了详实例证。
[关键词 ]西北方音；吐鲁番出土文书；突厥语；对音分析；声母
使用对音材料研究相互接触的语言之间的语音状貌或相互影响，是被学界认可并且一直延用的研究方法。汉语史上早期的对音研究主要集中在梵汉对音，①[俄]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1923)、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1923)、罗常培《知彻澄娘音值考》(1930)、[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1920)②等，均是对音研究典范之作。之后，这种方法得到延伸，学者们利用各种对音材料研究不同时期各种接触语言之间的对音情况，如龙果夫《八思巴字与古汉语》(1959)、金基石《朝鲜对音文献中的微母字》(2000)、孙伯君《胡汉对音和古代北方汉语》(2005)、聂鸿音《西夏语音商榷》(1985)及《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2006)等。总体而言，学界对汉语和西北民族语言的对音资料关注较多，聂鸿音、孙伯君等先生称之为番汉对音材料，并定义为“用汉语为汉族以外的主要是古代北方少数民族语言记音的资料”[1]。
吐鲁番地处丝绸之路要冲，民族间交流融合影响深远，民族语言的对音研究也尤其重要。吐鲁番在高昌国时期和突厥交往甚密，深受其影响。政治上，臣服突厥，受其封号，长期联姻，客使往来不绝。“希堇、时多浮跌、无亥、希利发、吐屯发”③等皆突厥对高昌王之封号，“吐屯发”一般由突厥族将领担任，此职由高昌人充当，一方面说明高昌对突厥的附属地位，同时也说明突厥对高昌的重视，及双方关系之深厚。《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载高昌王麹宝茂迎娶突厥木杆可汗之女当为高昌国与突厥最早的一次联姻[2](P.434-439)。之后，麹乾固依突厥“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的收继婚制度，复尚麹宝茂所娶木杆可汗女，麹乾固死，麹伯雅迫于政治压力“妻其大母”，并继续与突厥维持交往。这种婚姻制度在高昌统治阶层逐渐延续下来，并且在与非突厥族的婚姻中加以推行，630年麹文泰携妻宇文氏入朝之宇文氏，乃当年隋炀帝赐予其父麹伯雅之华容公主[3](P.199)，是一明证。生活习俗方面，高昌民众胡服辫发，尚骑射之风。“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袴”[4](P.811)成为高昌男子的典型装束，虽高昌王下令“解辫削衽”[5](P.1847)而不能禁。语言方面，高昌“文字亦同华夏，兼用胡书，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6](P.915)。总之，汉族为主体民族的高昌国，统治者曾臣属突厥，受其封号，长期联姻，甚至改变婚姻习俗；社会民众则着胡服，为胡语，尚骑射，披发左衽，足见受突厥影响之深，双方交往之密。这在语言上必然有所反映，而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大量的突厥语借词便是很好的印证。这也是我们选择突厥语与汉语对音分析的重要原因。关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中的突厥语借词，王启涛先生在《吐鲁番出土文献语言导论》中有系统论述，共分析突厥语借词58个[7](P.16-17)，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5.明确处罚制度。有监管必然要有处罚，对于不能及时退押的共享租赁企业，应该根据退押延迟的时间以及延迟退押的数额分别给予警告、经济处罚以及吊销执照等处罚。如果只是偶然且个别的退押延迟，且延迟时间不超过一周，应给予警告，并责令公司对客户按一定利息率进行经济补偿。如果大面积退押延迟，则应给予经济罚款。对于大面积长时间不能退押的，则应吊销营业执照。对新型租赁押金性质与功能的界定是决定监管方向的基础。在明确监管方向的前提下，配押金准备金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以及明确的处罚制度，才能在保证押金安全的基础上有效利用社会资金，促进新型经济的发展。
一 、所使用的对音材料
研究中古方音最主要的材料有两种：“汉字在外国语里的译音，或外国语在汉字里的译音”[8](P.16)。而吐鲁番出土文献目前尚未发现篇幅较大的汉语与突厥语的直接对音或译音材料，故我们的对音研究只能在前辈研究基础上稍作推进。聂鸿音先生《粟特语对音资料和唐代汉语西北方言》[9]直接使用缪勒整理的汉语译成粟特语、粟特语译成汉语两个不同译音方向的汉语粟特语对音词，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岑仲勉先生在前人考证基础上制定了《突厥语及其相关外语之汉文译写的考定表》[10](P.1125-1135)和《突厥(回纥)语及伊、印语之汉文译写表》[11](P.238-252)。两个译写表主要收录“北朝末年至中唐所见突厥译语”[10](P.1125-1135)，我们从中选出见于吐鲁番出土汉文文书的突厥语译音词进一步研究，这样就将汉语-突厥语对音材料的范围初步限定在北朝末年至中唐时期(5世纪末至8世纪中叶)的吐鲁番地区。而历史上高昌国(460年—640年)与突厥汗国(552—657年)的密切交往起于6世纪中叶，并且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突厥语译音词所在文书的写定年代基本在6世纪以后(见表1)，所以我们将对音材料的时间范围进一步限定在6-8世纪中叶。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以岑先生以上词表为基础的同时，也将其《麹氏高昌王外国语衔号之分析》所论突厥语汉译衔号纳入其考定之词[12](P.235-237)。同时参酌相关研究成果④，对词表有所调整：
(1)对岑先生因综合各家研究成果致使一个突厥语词有几种写法的情况有所取舍，如“突厥”就列有几种写法，我们以现在突厥碑铭研究基础上的学术共识为准，只保留“Türük”一种形式。
(2)以通用书写形式为准对个别突厥语词的书写形式有所微调，如“提勤”，一般认为突厥语形式为“tigin”，我们就不取对音词表所列的“dihqan”等形式。
突厥音“h”，由喉清擦音“晓”母([h])和喉浊擦音“匣”母([
])对译，“晓”“匣”二母只有清浊之分，语音差别不大，可以共同对译“h”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晓”“匣”二母字对译“h”音，或者反过来说突厥语的“h”音全部由“晓”“匣”二母字对译，这说明该历史时期吐鲁番地区“晓”“匣”两母的音值已经由原来的舌根音[x]、[
]变为喉音[h]、[]。再考察对音词表(表1)，不难发现这些h音所在的对音词在6世纪中叶已经出现。所以，可以说“晓”“匣”两母音值的变化在6世纪中叶已经完成。如果这一推论成立的话，那么“晓”“匣”二母音值的变化时间较一般认为的晚唐五代时期早约2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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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吐鲁番文书出现而岑先生未列的突厥语译音词，参考相关研究成果⑤，匹配相应的突厥语转写，补列于后，如“bilga kagan，毗伽可汗”等。
根据以上材料和方法，我们共得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应的6-8世纪汉语突厥语对音词46组，列对音词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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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上表可知，突厥语中清塞音t以及与之相对的浊音d与中古汉语“端”组字对应非常严整。30组对音中28组用舌音对译突厥语d、t、n，所用舌音字全部为舌头音，而无一例舌上音，即全部选用“端、透、定、泥”四母的“端”组字，而未选用属于舌上音的“知”组字。可见，舌上音在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已经彻底从舌头音分化出来了。王力先生认为，“知、彻、澄”三母由“端、透、定”三母分化出来的时间“乃是唐天宝年间”[17](P.166)，李荣认为《切韵》中舌音已划分出舌头音和舌上音[18](P.85-86)。从对音材料看，吐鲁番地区的语音发展状况或界于两者之间，6-8世纪的吐鲁番地区这一分化现象已经完成。
表 1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应的 6-8世纪汉语突厥语对音词表 ⑥
二 、古突厥语特点及汉语翻译特点
在作汉语与古突厥语的对音分析之前，我们先简述古突厥语的语音特点及汉语对古代民族语言翻译的特点，这是我们进一步分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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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突厥文是一种音素、音节混合文字，一般由38-40个符号构成。这些符号多由竖线、斜线组成。突厥语有8个元音，其中a、i、o、u是后元音，ä、ï、ö、ü是前元音，但是8个元音只用
四个符号来表示。共有p、b、t、d、s、š、z、y、m、n、
、
、l、r、k、g、q、
、等19个辅音，其中b、d、l、n、r、s、t、y 8个辅音音位，根据所组合元音的不同，各用两套不同的符号来表示，一套只和后元音相拼，一套只和前元音相拼，可看成8对辅音。突厥语本身有一些字母在使用过程中经常互换互通，如“d”“t”之间的互换[13]，ɡ、h、k三个辅音经常相通[14]。重叠的辅音往往只写一个，如ïtï<ïttï[15](P.23-44)。
汉语与古突厥语的对音方面，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律是，突厥语中第一音节为is或iz时，汉文音译常省略第一个元音字母i，如始波罗(isbara)、室点密(istämi)等[16](P.91-100)。另外，汉译民族词汇往往省去轻音节和尾音，如突厥语的“zabendar”，汉语对音为“栈头”，省去了中间的轻音节“ben”[16](P.91-100)。
在以上对音词表及对音规律的基础上，我们将对音具体到每个汉字，列汉字与突厥语的对音字表，得对音字160组。后文分析中将分类列表显示。
三 、从突厥语的汉字译音看汉语声母特点
汉语突厥语的对音分析，可从两个角度来看问题：以突厥语音为参照点考察汉语的语音特点，以汉字音为参照点考察突厥语的语音特点。限于篇幅我们只考察前者，重点考察汉语声母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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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唇音
唇音字对音共23组，其中b音13组，p音8组，m音2组，共使用“帮、滂、并、明”4种唇音声母字对音。具体列示如下：
表 2汉语突厥语唇音对音字表
从上表可知，突厥语中的唇音有b、p、m三个，清塞音p和浊塞音b，鼻音m，汉语均以“帮、滂、并、明”等帮组重唇音声母字对译，非常严整。23组唇音字的对音中⑦，全部由重唇音对译重唇音b、p、m，无一例轻重唇音混用现象。可知，该时期吐鲁番地区轻唇音、重唇音的分化已经非常清晰，甚至已经完全分化。
关于唇音的分化，一般认为晚唐五代时期(836-960)轻唇音从重唇音中彻底分化出来[17](P.228)。而从对音材料看6-8世纪吐鲁番地区的轻重唇音之分化已经非常彻底。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被其他材料证实，将可以推断吐鲁番地区轻重唇音分化的时间较汉语史一般结论早约200年。
(二)舌音
“舌音”现代语音学称作舌尖中音和舌面前音。对音材料显示的突厥语舌尖中音有d、t、n三个辅音，材料所见汉语对音共30组，其中d音8组，t音22组，n音1组，共使用“端”“透”“定”“泥”“章”5种舌音声母字对音，具体列示如下：
表 3汉语突厥语舌音对音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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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层主要包括集成数据库和数据的补充优化处理。集成数据库包含以不同病毒物种为主题创建的数据集市，如基于流感病毒数据集市、基于艾滋病病毒数据集市、基于乙肝病毒数据集市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突厥语的“taš”音是由开口三等的章母字“者”“柘”对译的，即用正齿音对译“端”组舌头音，这应该是钱大昕所言“正齿字多数古属舌头”的保留。另外，从语音演变的实际看，“知”组和“章”“庄”组在现代汉语中都合流为[tʂ][tʂ
][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种对音做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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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牙音
牙音，现代语音学中指舌根音。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汉语对突厥语的译音，使用了“见”“溪”“群”“晓”“余(喻四)”牙音字，对音也较规则。具体如下：
表 4汉语突厥语牙音对音字表
突厥语中的舌根音g、k、q由汉语中的牙音“见”组声母字对译，共31组，其中26组由“见”“溪”“群”三母字对译，而未出现“疑”母字。
值得注意的是，对音材料中“匣”母字出现6次，对译g音2例、k音2例、q音1例。这说明在6-8世纪的吐鲁番地区“匣”母字与“见(k)、溪(kh)、群(ɡ)、疑()”等“见”组字在读音方面有相似相通之处。这与汉语史上一般观点：“晓”“匣”在隋唐时期为牙音，晚唐时期才变为喉音是一致的[17](P.164)，音值也由[x](晓)、[](匣)变为[h](晓)、[](匣)。吐鲁番出土文书对音材料为“匣”母语音演变提供了有力佐证。另外，从发音方法看，擦音“匣”母出现6次，均对译g、k、q等塞音，这说明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已经出现塞音擦化现象，即塞音除阻擦音化。塞音擦化现象在海南、江西[19]以及江苏、安徽、福建部分地区的现代汉语方言中多有体现，如“环”的声母读为[k]，而上海崇明读为[g][20](P.3060-3061)。
对音材料中用明母的“莫”字与g对音，需作解释。我们发现，从整个对音材料看，“莫”作为对音字见4次，其中3次对译了“bag”音，明母的“莫”字与重唇音字“b”相对，是正常对音情况。而对译g音仅此1例，“莫﹤g”源于对音词“阿都莫﹤iltug”的拆解，“莫”字读音受前字“都”的合口高元音影响而发生脱落，仅保留韵尾“k”与“g”相对。
(四)齿音
半舌音，指“来”母，半齿音指“日”母。从对音材料看，突厥语中这类音有边音l和闪音r两个辅音。对音材料共得l、r对音字11组，几乎全部用来母对译，非常严整。具体如下：
表 5汉语突厥语齿音对音字表
突厥音、š共13个全部由正齿音对译，非常严整。而13组正齿音的对译中，11组使用了正齿三等即照组三等章、昌、船、禅、书母字。2组使用了正齿二等即照组二等初母字；可知，当时吐鲁番地区正齿音照二、照三组的使用尚未明显区分。具体看，突厥音s共2个均由齿头音“心”母字对译，š音共4个全部由照组三等字对译，音由照组字对译的共8组，其中照组三等6例，照组二等2例。可知，照组字分化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突厥音“zab”由入声“叶”字对译，这里的“余”母是“喻”母四等的特定写法，喻母四等来对译齿音字，说明喻母四等发音部位与“书”“心”等正齿音相同。另外，“处月、屈阈”对译“uguaq”，“月、阈、屈”分别是疑母、晓母、溪母字，属喉、牙音，用来对译齿音不好解释，俟再考。
(五)半舌半齿音
突厥语中的字母ž、、š基本相当于国际音标舌面后音[tʂ][tʂ][ʂ]，z、s相当于舌面前音[s][
]，这些在中古汉语中称作齿音。根据汉语突厥语对音材料共得齿音类对音19组，其中的对音10组，š对音4组，ž对音1组，s对音3组，z对音1组。具体列示如下：
表 6汉语突厥语半舌半齿音对音字表
11组对音中有2组使用了非来母字对音。一组是突厥语中的“rük”由见母的“厥”字对译，即用“见”组字对译“日”母字，“见”组字为舌面后音，“日”母字为舌面前音，发音部位相近，故可互用。一组用明母的“门”字来对译突厥音“li”，当为特例。该组对音字，源于对音词“移浮瓠门头﹤ephthalit”的拆解，以“门”对译“li”于音理无据。我们考察了对音材料中“门”的其他对音情况，发现“门”皆对译“mān”，故“门﹤li”可视为特例。
一般认为汉语史上隋唐时期“日”母字多与鼻音互切，多把它归为鼻音字，拟音为[
]，而晚唐五代时期，“日”母的音值有所变化，和“来”母读音非常接近，其音值演变为[r]⑧。那么，吐鲁番地区汉语突厥语对音词所体现的来、日两母换用现象，可证该地区这一语音现象出现较晚唐五代至少早2个世纪。
l音用“来”母字对译非常准确，r音也用“来”母字对译，而未出现1例“日”母字。表明当时的吐鲁番地区，在音值上“来”母完全可以替代“日”母字使用，或者说两者音值非常接近以致可以互用。
电网工程推行通用造价方案具有以下意义：（1）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项目建设效率。通用造价融入了模块化的设计理念，经由基础方案、基础模块、子模块的相互协调，能够明确实际工程相对应的通用造价水平，为实际工程造价的可行性分析提供可靠依据。（2）有助于成本控制。通用造价能够对工程技术指标水平做出评估，可将此作为基础对项目投资给予控制，促使建设成本降低。（3）有助于强化工程造价管理水平。通用造价的应用满足统一管理要求，同时也能够有效控制人为管理因素的影响，促使整体造价管理水平得以提升[4]。
(六)喉音
下面我们按守温三十六字母将“影、晓、匣、喻”四母列入喉音一起讨论。“影”母，是上古至隋唐时期汉语中唯一的零声母字。一般认为“晓”“匣”两母由牙音演变为喉音，音值也由原来的[x](晓)、[](匣)变为[h](晓)、[](匣)。另外，南北朝时期喻母三等已经由舌根擦音[]演变为半元音[j][17](P.111)。“影、晓、匣、喻”四母字对译突厥语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 7汉语突厥语喉音对音字表
材料中，元音开头的对音共15组。其中“尼﹤il”“俟﹤ir”两组分别源于对音词“尼利珂汗﹤illigqaghan”“俟利发﹤iltäbär”的拆解，形式上用泥母、崇母字对译元音“i”，实则汉语对译时忽略了音节开头的元音，而直接对译其后的辅音。其余13组皆由喉音字对译。“影”母字的对音在整个对音材料中共出现8次，全部对译了突厥语元音开头的词语。于(喻三)、余(喻四)两声母的字对译的是突厥语中元音开头的音节。
(3)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对汉语音译词的异写形式有所增补，如“apa”，词表只有“阿波”一种译音形式，我们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增补了“阿博、阿搏”等异写形式。而对未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译写形式则一律删减。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把吐鲁番出土文书所反映的6-8世纪汉语突厥语对音词作对音分析，发现吐鲁番地区声母发展演变的进程和《切韵》《广韵》所记基本是一致的，不过，重唇轻唇音的彻底分化、“晓”“匣”二母由舌根音向喉音的转变、“日”母音值由[]到[r]的转变三个方面，比一般观点所认定的时间要早，约早出200年，这对汉语语音系统的研究及补充完善有积极意义。我们认为这应该与该地区民族交往、文化融合有密切关系，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讨论。
注释 ：
①上世纪2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关注梵汉对音，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发刊词提出“用梵文原本来对照汉文译音的文字，很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古音学上的许多困难问题”。
②[法]马伯乐《唐代长安方言考》，不仅用到了梵汉对音，还用到了日译汉音、越南译音、敦煌藏汉对译写卷。
③《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第54页附录文)正面为麹宝茂建昌元年(555年)十二月廿三日《折冲将军新兴令麹斌造寺布施记》，其中记高昌王麹宝茂及其世子高昌令尹麹乾固署官。吐鲁番阿斯塔那64号墓所出《高昌延昌酉岁屯田条列得横截等城葡萄园顷亩数奏行文书》(2-169)也有所记载。
④主要有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之第四部分“古代突厥文字母和主要拼写规则及其来源”、附录部分“古代突厥文时期的突厥语《字典》”，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7-91页、第229-264页。韩儒林《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4-220页；韩儒林《突厥官号考释》收入韩儒林《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第304-325页。蔡鸿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中华书局，第88页；[法]勒内·吉罗著，耿昇译《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101页。吴玉贵《阿史那弥射考》，《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第64-70页；薛宗正《后西突厥两厢可汗始末》，《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第35-42页；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王启涛《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巴蜀书社，2012年。
⑤内容同上一条脚注。
1．金融产品日趋复杂。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金融创新不断加速，金融业竞争进一步加剧，众多金融新工具、新产品随之诞生。由于金融产品种类不断增多，交易环节日趋复杂，而普通居民自身的金融知识有限，时间精力也有限，因此，如何有效配置家庭金融资产，挑选合适的金融产品，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专业理财咨询服务面对着巨大的市场需求。
⑥表中译音汉字均见于吐鲁番出土文书，为方便检索核查，我们于词后“()”内注明该词所出现的刊布著作的册数、页码、文书写定年代，多次出现的只标示一次。具体为：见于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的，采用“年份(年代)，(册数-页码)”格式，如“乌纥(637年，2-78)”，表示“乌纥”一词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2册第78页出现，所在文书写定年份为637年。文书写定年份不明者，标注写定时期，如“珂敦(高昌，1-239)”，表示该词所在文书写定年代为高昌国时期，“磨贺吐(西州，4-115)”表示该词所在文书写定年代为唐西州时期。若某词在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未出现，而在其他材料出现的，则一一注明，如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沙知、吴芳思主编的《斯坦因第三次考古所获汉文文献(非佛经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我们于页码或册数前标作“荣”或“沙”。如“俟斤(西州，荣312)”，表示“俟斤”一词见于荣新江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12页，文书写定年代为唐西州时期。该标示方法借鉴了王启涛先生《吐鲁番出土文献词典》。
在台北迎接跨年，有很多民众涌上街头，看台北市政府前广场举办的免费的跨年演唱会；在101大楼周围的大街小巷穿梭逛夜景，品尝夜市香飘四溢的小吃；在街头看艺人的花式表演……这一切，都是为了等待101大楼的烟火秀和新年的到来。
⑦对音材料中重复出现的对音重复计算，以保概率统计的准确性。其它所有声、韵的对音分析同此。
⑧“来”“日”两母互用的例子很多，等韵图中也常常把两母排在一起，详见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6、234页。
回屋的路上，大梁说，我把事情原原本本都跟慢成讲了，他说二丫看到的那个东洋人，应该可以肯定是狼剩儿。他们查到，从二十一年开始，东洋人就假装看风水、货郎担，到湖北来找矿。除了铁冶，大冶、阳新、荆门、宜昌，都有。东洋人顺带拐走狼剩儿，养大了又让他当兵，这完全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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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H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9)04—0182—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吐鲁番文献合集、校注、语言文字研究及语料库建设”(17ZDA3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晋唐时期吐鲁番地区民族交往的语言学考察研究”、四川省高水平研究团队资助项目(2018202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曹利华 ，攀枝花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汉语史、吐鲁番学。四川 攀枝花 617000
收稿日期 2019-02-10
责任编辑申 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