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下的中亚国家“去美元化”研究
王 炜1,2，秦放鸣1，刘 琴3
（1.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2；3.新疆大学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摘要：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结构正经历深层次转变，“美元化”与“去美元化”博弈正酣。中亚国家作为全球美元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近年来积极推行“去美元化”战略，背后具有其特定的历史根源和政策逻辑。研究回顾了“美元化”和“去美元化”概念的提出、发展及相关研究成果，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中亚国家“美元化”高企的主要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对中亚国家近年来“去美元化”成效加以分析和评估，进而总结出对该地区区域结算货币体系构建、人民币国际化等命题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 国际金融；美元化；去美元化；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中亚国家
国际货币体系指国际支付结算的相关规则和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以美元主导，1976年建立并延续至今的“牙买加体系”在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方向上有所进展，但美元依然独大，在国际储备中占据60%以上的份额，且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如石油）均以美元结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国际货币体系正经历深层次转变，从以美元为主的单极向多极转变，以人民币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稳步快速融入国际货币体系，逐步但深刻地影响全球货币体系格局。具体到一个地区或国家，也同样存在“美元化”与“去美元化”之间的博弈。以中亚国家为例，长期以来“美元化”高居不下，产生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对此中亚国家普遍推行“去美元化”策略，为中亚地区货币结算体系多元化、推动我国与中亚国家双边本币结算带来新的契机。
一、文献回顾与评价
（一）“美元化”概念的提出及相关研究
“美元化”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关于“美元化”历史起源的研究甚少。Kurt Schuler（2005）列出了近100个“美元化”的案例，其中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美元化”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如印度尼西亚在1794—1807年间有过一次短暂的“美元化”，由于许多案例都是发生在人口基数很小的经济体，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太大关注[1]。现代意义上的“美元化”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发生的货币替代现象。当时，由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泛滥，在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人们开始用外币（通常是美元）替代家庭和企业本币资产。之后，“美元化”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充，成为一个含义丰富、广泛引用的术语。Dean,Salvatore和 Willett（2003）指出大量书籍、文章和网站都在探讨“美元化”的政策问题[2]。从“美元化”定义的内涵上讲，美元化是指在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外币(通常是硬通货)取代了本国货币,履行货币的主要职能,即作为价值储存的工具、记账单位或者支付手段。多数情况下,使用的外国货币是美元。“美元化”概念的外延也很广，如 ：Reinhart（2003）[3]、Nkunde Mwase（2015）[4]、Enrique G.Mendoza（2001）[5]等认为按对象划分，有金融美元化、存款美元化、贷款美元化、资产美元化、负债美元化、交易美元化等；Nan Geng等（2018）研究指出，按驱动因素划分，有套利驱动或存款驱动的美元化等[6]；Asaim M.Husain(2006)对“美元化”的程度进行了系统划分，指出按程度划分有完全美元化、部分美元化，高美元化、中等美元化和低美元化等[7]；蔡辉明、易纲（2003）指出，按发起主体划分有官方美元化、半官方美元化、民间美元化等[8]。“美元化”曾经被很多中小发展中国家视作应对通货膨胀、稳定金融市场的“良方”，如Queen Mary（2008）指出，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曾饱受恶性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资本外逃等问题困扰，为此1990年阿根廷政府积极推行美元化，推出了“可兑换计划”，即以美元作为锚货币的固定汇率机制[9]。除此之外，厄瓜多尔也曾于2000年实行美元化。Enrique G.Mendoza(2017)认为“美元化”对新兴经济体有两大潜在收益：一方面可以消除由于缺乏稳定政策而造成的价格和财富扭曲，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金融市场效率[10]。Asel Isakova（2010）[11]、Sami Ben Naceur等（2015）[12]指出，中亚国家的金融体系普遍存在高“美元化”的情况。
（二）“美元化”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研究
关于“美元化”的驱动因素，学术界主要围绕通货膨胀、外部因素、汇率走势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开展研究。Annamaria Kokenyne等（2010）对“金融美元化”驱动因素进行回归分析，选取通胀率、M2/M1比率、实际有效汇率等驱动因素作为回归模型的自变量 [13]。 Garcia-Escribano 等（2011）[14]和 Luca 等（2008）[15]认为，一些转型经济体如拉美国家的“美元化”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表现为贷款美元化和存款美元化，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相关性，存款美元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贷款美元化。Nendis和Sarva(2009)指出，短期贷款美元化很大程度上是银行为了实现货币匹配而推动的[16]。Isakova Asel(2010)在研究中指出，拥有高度“美元化”存款的银行倾向于以美元对国内公司进行放贷，以避免货币不匹配的投资组合，存款美元化比率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贷款美元化[11]。Luis A.V.Catao等（2016）指出全球外部性因素也是推动“美元化”和“去美元化”的重要因素，对一些资源型国家，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对“美元化”程度有一定影响[17]。Nan Geng等（2018）还将28个欧洲和中亚经济体的“美元化”或“欧元化”驱动因素分套利驱动型和存款驱动型，并通过最小方差投资组合模型对“欧元化”和“美元化”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6]。
(4) 丁同学的观点是消除叶中原有淀粉和____________对实验结果的影响，体现了实验的科学性。消除叶片中原有淀粉的方法是____________。
（三）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背景下“去美元化”研究
总体看，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暴露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风险，近些年“去美元化”提议在全球范围呈此起彼伏之势。2009年3月俄罗斯首先提出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实施改革、呼吁建立“超国家储备货币”的构想。同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反映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提出应“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18]。2011年4月，在G20戛纳峰会前的一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研讨会上，时任法国总统的萨科奇表示：应在保持世界主要货币地位的基础上，支持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的国际化，尤其应将人民币纳入到IMF特别提款权的篮子中。2014年3月，美国和欧洲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政府提出扩大与其他贸易伙伴国的本币结算，逐步弃用美元，俄罗斯财政部等部门开始着手完善本币结算法律和制度基础。
2．估计结果及分析
有趣的一点是，“美元化”并不特指“美元”，还可以指除美元外其他外币在一国或地区的使用程度如“欧元化”，“去美元化”却似乎更多特指的是“去美元”。从大的背景上看，“去美元化”揭示了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与风险，代表了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已逐步从单一国家的举措发展为关系到国际货币体系范围内的命题，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推动本国结算货币多样化、推动形成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也是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中亚国家）曾经或正在尝试推动的战略。目前，学术界对“美元化”的研究虽然不少，但存在一定程度的“扎堆”现象，在一些方面存在研究的薄弱环节。如针对“美元化”的地区研究，中亚国家“美元化”主要表现为“金融美元化”，按照外币存贷款分别占其存贷款总量的百分比衡量，虽然中亚国家的“美元化”程度不亚于一些拉丁美洲和欧洲国家，但对其研究程度却远低于对拉丁美洲和欧洲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研究[29]。再比如，相对于“金融美元化”现象及其影响的研究，针对“金融美元化”的动力和成因的研究要少很多。本文在充分借鉴前人对“美元化”和“去美元化”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补充，在借鉴全球其他地区“美元化”成因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对中亚主要国家的“美元化”驱动因素建立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推动中亚国家“美元化”的主要因素。在确定成因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背景，进一步拓展了新形势下“去美元”的内涵，结合中亚主要国家“去美元化”策略，分析相关策略的不足与提升空间，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人民币国际化在中亚地区推进中应当注意的相关启示。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连贯性，以及研究课题的针对性和即时性，本文重点研究2000年以来（第三阶段）和2010年以来（第四阶段）中亚国家“美元化”驱动因素及各国“去美元化”的做法和成效。
中亚国家① 本文所指的中亚国家是狭义上的中亚五国，即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美元化”主要表现为金融领域的“美元化”，即“金融美元化”，主要按照外币存贷款占存贷款的比重加以衡量，其“美元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四）文献评价
Dobson等（2009）指出，长期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都被认为是相当遥远的未来，但事实上并未如大家设想的那么遥远[19]。Marcel Fratzscher等（2013）认为，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再次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推到了政策讨论的前沿，特别是G20中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对目前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提出了质疑，认为全球金融危机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给予美元过度特权有关[20]。Annamaria Kokenyne等（2010）指出，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限制“美元化”的程度主要是由于“美元化”会对宏观经济政策和金融稳定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其中包括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效果的降低甚至丧失、损失铸币税、增加金融业及其他行业的外汇风险，高美元化的金融系统会更容易诱发金融危机，并会对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影响[13]。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趋势愈发明显，近年来“美元化”开始更多地从“去美元化”角度去解读。在史蒂芬斯数据库（EBSCOhost）中的 Academic Search Premier、Business Source Premier和Regional Business News等数据库中检索关键词“dedollarization”,1990—1999年相关文献仅1篇，2000—2018年初相关文献21篇；在中国知网全文数据库（CNKI）中检索“去美元化”关键词，2008年相关文献仅为1篇，随后逐年递增，至2014年最高达38篇。
二、中亚国家“美元化”发展阶段与现状
近年，全球范围内从欧洲到拉美，再到亚洲，“去美元化”呼声此起彼伏，并主要表现为两大趋势：一是在理论上再度提出建立超主权储备货币的构想；二是在实践中逐渐减少对美元的使用，推动形成国际多元货币体系[21]。Iikka Korhonen和Aaron Mehrotra（2010）指出，随着独联体国家通胀预期下降和“去美元化”的推进，其他的名义锚也变得更加优化[22]。Marcel Fratzscher和Arnaud Mehl（2011）通过构建全球汇率因素模型，证明人民币已经成为新兴亚洲汇率变动的关键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人民币主导假说理论，认为人民币地位的稳步提升，将与欧元一起推动全球货币体系多极化，最终可能形成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的三级化国际货币体系[2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在研究报告中指出，根据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拉丁美洲和欧洲一些国家去“美元化”经验，相对成功的“去美元”措施需要宏观经济稳定政策和微观经济措施相互搭配[24]。宏观层面，如波兰在20世纪90年代末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克罗地亚提高外汇贷款利率；土耳其、埃及、匈牙利和波兰在1990年初提高本币存款对外币存款的利差；智利、墨西哥、以色列、土耳其等实施深化金融市场政策，如引入本币计价证券。微观层面，Cayazzo等（2006）[25]和Kokenyne等（2010）[26]认为一系列审慎措施对提升本币吸引力十分必要，如外币信用风险最低资本金要求、要求信贷机构提供所有债务的币种结构信息等。如：2000年初，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克罗地亚、秘鲁、罗马尼亚、土耳其等纷纷提高了外币存款的准备金率；2000年代克罗地亚、海地、塞尔维亚允许外币存款准备金以本币缴纳；2000年代中期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莫桑比克提高了外币贷款标准；秘鲁针对美元存款提高了保险费用，并积极发展对冲货币风险工具市场；20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国家要求银行针对其短期负债保留一定比例的流动资产，并提高了银行的外币负债标准。Koji Kubo（2017）对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四个东南亚国家的“美元化”和“去美元化”进行研究，通过对四国的外币存款占比情况进行测量指出四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美元化”，指出要实现彻底的“去美元化”，需要一系列的政策推动本币具有和美元一样的吸引力和实用性[27]。Johannes F.Linn和Leo Zucker(2019)从“由内而外”视角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亚和南亚国家的影响，指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等中亚主要国家间的货币合作正逐步深化，尽管大多数合同仍以美元计价，但双边都在积极推进更多地以本币计价[28]。
（一）第一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元化”的积累期
图1 中亚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没有1992年数据，http://www.worldbank.org/
苏联刚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亚国家新成立伊始，外币的来源很少，外汇储备匮乏，总储蓄率大幅波动、基本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外币使用非常有限。如中亚国家除哈萨克斯坦之外其他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年净流入额基本都在1亿美元以下，199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甚至为-0.24亿美元（见图1）；中亚国家经济领头羊哈萨克斯坦1993年的外汇储备约为4.6亿美元，1994年哈国国外净资产额也为负值，约为-5.3亿美元② 世界银行WDI(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2018-6-1,http://databank.worldbank.org/data/reports.aspx?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除乌兹别克斯坦外其他中亚国家的总储蓄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93年和1994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总储蓄率（总储蓄占GDP比重）为-27.9%和-2.2%，1993年塔吉克斯坦的总储蓄率为-3.8%（见图2）。限于这一阶段中亚国家是成立之初，数据统计披露尚未形成体系，相关“美元化”数据无法获得，但考虑到该阶段中亚国家经济基本面的巨大波动，各国货币的吸引力快速下降，可推断该阶段中亚国家“美元化”处于积累期。
3.2 BI在高龄ACS患者中的应用情况 BI是目前信度、效度较佳且应用最广的个人日常生活能力评估量表。其由10个项目组成，总分为100分，分数越低，表示依赖性越强。BI目前一般用于脑血管意外以及老年人失能状态的评价。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其中相当比例的老人日常生活能力受限。2010年的统计资料[13]表明，我国失能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2.95%，达522万。
图2 1992—1995年中亚国家总储蓄率（%）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土库曼斯坦没有数据，www.imf.org/en/data
图3 1995—2000年中亚国家年均通货膨胀率（%）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EO数据库，www.imf.org/en/data
（二）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元化”快速攀升
其中，fxloani,t表示哈、吉、塔三国t年内的外币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数据来自三国央行网站统计的本外币贷款数值；fxdepositi,t表示哈、吉、塔三国t年内的外币存款占存款总额比重，数据来自三国央行网站统计的本外币存款数值；minfi,t表示哈、吉、塔三国t年内的名义通货膨胀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网站、三国央行发布的名义通胀率指标；exi,t表示t年内美元对哈、吉、塔三国货币的官方名义汇率，数据来自三国央行网站统计的美元对本币的年均名义汇率；wtit表示t年内的wti即期原油价格① WTI，即West Texas Intermediate（Crude Oil），美国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是北美地区较为通用的一类原油，是NYMEX（纽约商业交易所）原油合约的定价基准，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原油定价的基准。 ，数据来自万德数据库中的WTI即期原油年均价格；spreadi,t表示哈、吉、塔三国t年内的本币存款与外币贷款利率差值，数据来自三国央行网站统计的本币存款年均利率和外币贷款年均利率；sfdpi,t表示表示哈、吉、塔三国t年内的私营领域贷款占GDP比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εi,t为随机误差项（详见表2）。
（三）第三阶段（2000—2009年）“美元化”反复震荡，整体略有回落
图4 2000—2009年哈、吉、塔三国外币存贷款占存贷款总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哈萨克斯坦央行网站数据库http://www.natioanalbank.kz/，吉尔吉斯斯坦央行网站数据库http://www.nbkr.kg/，塔吉克斯坦央行网站数据库http://www.nbt.tj/en/，2000—2002年哈、吉、塔三国的外币存款占比数据无法获得
2000年代以来，中亚国家“美元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和反复，但整体程度仍相当高，并集中体现在金融领域。由于中亚国家“金融美元化”程度高企，给中亚各国政府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包括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被极大地削弱，引发资产负债表效应，加剧资本流入急停和资本流出等。为此，中亚国家开始采取“去美元化”政策，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③ 由于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数据披露管制较为严格，无法获得相关数据。 外币存贷款分别占存贷款总额的比重总体有一定回落，但由于“美元化”的根深蒂固，形成了2000年以来哈、吉、塔“美元化”上下波动的反复期，外汇存贷款占比基本在40%—70%的区间内波动（见图4）。
（四）第四阶段（2010年至今）“美元化”仍有反复，近年推行“去美元化”成效较显著
2010年以来，中亚国家“美元化”仍有较大程度的反复，如2014年哈萨克斯坦外币存款占比同比增加22个百分点，2014年吉尔吉斯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同比上升8个和4个百分点，2015年塔吉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同比上升4个和3个百分点，2017年乌兹别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同比上升25个和19个百分点，土库曼斯坦限于数据披露严格管制，无法获得相关数据。随着近年国际上“去美元化”逐步壮大，加之美元进入加息周期大规模回流，美元流动性日益趋紧，长期受到“美元化”负面效应的中亚国家纷纷加大“去美元化”力度，中亚国家“美元化”程度普遍快速下降。截至2018年6月底，哈萨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较2017年底分别下降6个和2.4个百分点，吉尔吉斯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下降5.7个和1.1个百分点，塔吉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下降1.3个和2.8个百分点，乌兹别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下降6.6个和5.2个百分点（见表1）。
1．单位根检验
表1 中亚国家“美元化”程度衡量指标
三、中亚国家“美元化”驱动因素实证检验
（一）模型和数据
按照前人对“美元化”驱动因素的研究，中亚国家主要是金融美元化，通过存款美元化和贷款美元化进行量度，而贷款美元化更多反映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推动“美元化”的力度，一定程度上受到存款美元化驱动，故以贷款美元化程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存款美元化作为解释变量之一。中亚国家中，土库曼斯坦限于数据披露严格管制无法获得相关数据，乌兹别克斯坦近年积极推动经济改革，数据披露逐步放宽，但2013年以前的历史数据无法获得，无法形成完整的时间序列数据，因此本文选取中亚国家中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2000—2017年间的数据建立模型如下：
精确称量1 g硝酸铜、硝酸镉粉末，分别充分溶解于去离子水后置于1 L容量瓶中定容，配置得到试验的标准储备溶液。按一定量分别吸取上述标准储备溶液，使用容量瓶定容至100 mL，配置得到各种不同浓度试验工作溶液。分别将吸附剂加入各试验工作溶液，控制炭化温度、投加量、pH、初始浓度等试验条件，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仪(ICP-OES)检测吸附后待测液中Cd2+浓度。
伴随社会经济转型，中亚国家普遍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本币大幅贬值、宏观经济大幅波动，中亚国家“美元化”程度飙升。1995—1996年间，中亚国家通货膨胀率最低都在30%以上，1995年土库曼斯坦通胀率甚至高达1005.26%。1997年以后通胀率虽然快速下降，但仍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见图3）。在恶性通货膨胀等因素的驱使下，各国民众对本币的信心迅速丧失，纷纷选择美元等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主要手段。这一阶段中亚国家的“美元化”程度大幅攀升，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① 由于中亚国家历史数据的可获得性较差，2000年以前的“美元化”数据不全，因此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进行分析。 ，外币存款占存款总额的比重从1996年1月的34.1%，上升到2000年12月的57.91%，外币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则从1996年1月的20.1%飙升至2000年12月的80.6%② 吉尔吉斯斯坦央行数据库，2018-5-9,http://www.nbkr.kg/index1.jsp?item=42&lang=ENG#. 。
“在人的实践过程中，合目的性原则才真正成为统率全局的主导性原则。”[18]与此相适应，在刑法中，解释方法之桂冠当属合目的解释，并且刑法首要追求法益保护，因此就法目的性而言，对被保护法益以及刑法规定的保护范围的认识就有着重要意义[9]。在司法实践中，对这种法益性质的理解直接关系着定罪处罚。
表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二）实证分析
按照国际学术界观点，“高美元化”经济体至少10%的广义货币或国内公共债务是以外币计价的，以及私营外债占总债务的比重至少为10%。两项条件都达到即为“高美元化”，只达到一项就是“中等美元化”，如果一项都没有达到，就是“低美元化”[7]。以此为准，截至2018年6月底中亚国家除土库曼斯坦外，外币存款占广义货币的比重基本都在25%—30%的区间，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私营外债占总外债比重分别为92.18%和49.52%，基本都远远高于10%的标准（见表1）。由于数据披露原因中亚国家私营外债占总外债比重难以全面统计，但考虑到中亚国家外债水平长期高企，广义货币中的外币占比是“高美元化”标准（10%）的2—3倍，基本可以推断当前中亚国家属于“高美元化”国家。
为尽量避免回归分析中的伪回归现象，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故利用单位根检验法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分析。本文选取同质单位根检验中的LLC和异质单位根检验中的ADF-Fisher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以验证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见表3）。
表3 单位根检验结果
通过上述检验结果发现，除了ex、wti和sfdp序列，其余数列均为水平序列平稳，由此可以推断出因变量和自变量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对此，本文采用Kao检验方法判断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P值为0.0007，证明存在协整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建构主义文化给我们展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状态，使我们了解到了现代世界的稳定性，同时也向人类指明了光明的前景，虽然存在一定的主体性，但我依然相信在未来世界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会诞生出新的更为合理的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通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方法选定最佳回归模型。首先，采取F检验确定选择混合效应模型或固定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统计量F大于临界值，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其次，根据hausman检验确定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原假设为建立随机效应模型，检验结果P值显示拒绝原假设，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如下（括号内的数值代表t检验统计量，***、**、*分别表示通过1%、5%、10%的显著性水平）。
该模型是基于前人对“美元化”和“去美元化”研究而设立的，根据文献综述中对拉丁美洲国家、中东欧等国家“美元化”主要成因分析，选取主要因素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以分析中亚主要国家的“美元化”驱动因素。整体看，该模型拟合优度较好，fxdeposit、wti和spread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ex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minf和sfdp未通过检验。fxdeposit的系数为0.3048，表明中亚国家的“美元化”集中在金融领域，“存款美元化”对“贷款美元化”有较大的推动作用。ext前的系数为-0.06，显示美元与中亚国家货币汇率走势对贷款美元化有轻微的抑制作用，与Luis A.V.Catao等对秘鲁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17]。wti前的系数为-0.109，显示2000年以来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对中亚国家贷款“美元化”程度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背后原因比较复杂，但是总体上美元和大宗商品价格存在负相关关系，石油等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计价，中亚国家主要是油气等能源出口国，国际油价的大幅波动对中亚国家的“美元化”程度具有抑制性。spread前的系数为-1.7407，按照Nan Geng等的观点[6]，本币存款与外币贷款利率之间存在较大正利差时，存在较大的套利空间，会加深“美元化”程度，中亚国家的本币存款与外币贷款利率自2000年以来基本保持着两位数的负利差，基本不存在套利空间，因此对fxloan存在很大的抑制作用。minf和sfdp未通过检验，表明“美元化”成因的复杂性，“美元化”研究的国别经验对中亚国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并不完全适用。总体看，中亚国家的“美元化”主要受“存款美元化”驱动，本外币存贷款之间的利差、国际油价、汇率波动等是推动或抑制中亚国家“美元化”发展的因素。
四、中亚国家“去美元化”成效分析
近年来，中亚国家中哈、吉、塔三国已将“去美元化”作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加以持续推进，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米尔季约耶夫当选总统以来，积极推行经济金融改革，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磋商中已涉及“去美元化”议题，土库曼斯坦官方尚未提出“去美元化”举措。针对中亚国家“美元化”主要受汇率波动大、本外币存贷款利差大、存款“美元化”高企等因素驱动，本文重点从中亚国家的“去美元化”官方表态、稳定汇率和通胀、采取本币优先措施和维护金融稳定等四个方面全面梳理并分析中亚国家“去美元化”的举措（见表4）。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去美元化”态度明确，积极贯彻本币优先政策，并针对造成“美元化”的汇率、通胀等因素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去美元化”成效比较显著。2017年10月底哈国外币存款占比降至49.4%，首次跌破50%。截
至2018年上半年末，哈国外币存贷款占存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46.84%和24.6%，较2016年分别下降14.53个和7.89个百分点；吉国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为45.3%和37.62%，较2016年分别下降5.74个和6.9个百分点；塔吉克斯坦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为54.1%和56.12%，较2016年分别下降8.04个和5.51个百分点。此外，以吉国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为例，2014年至2017年，美元在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中的占比从62.9%降至58.1%，下降4.8个百分点（见表5）。乌国尚未将“去美元化”正式作为国家经济发展计划中的内容，但2016年以来积极推行经济金融改革，特别是外汇改革力度较大，短期内汇率波动较大、通胀水平呈两位数高企，“美元化”程度也呈现较大的波动态势，2017年乌国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为47.79%和60.55%，同比分别上升了25个和19个百分点，但2018年以来随着乌国经济改革稳步推进，外币存贷占比又快速下降，截至2018年上半年底，外币存贷款占比分别为41.21%和55.38%，分别较2017年年底下降6.58个和5.17个百分点。土库曼斯坦经济相对封闭，数据披露管制严格，无法判断其“美元化”程度高低，因故也无法判断是否有采取“去美元化”的必要，唯一可知目前土国政府在国内外政策制定和实施中未提及“去美元化”。总体看，中亚国家“去美元化”做法比较务实，基本针对了“高美元化”的驱动因素，并已初见成效。但另一方面，中亚国家“去美元化”尚属于起步阶段，离“摆脱对美元的高度依赖，实现定价、结算和储藏货币多元化”还有漫漫长路。
表4 中亚国家“去美元化”态度、举措和成效
表5 2014—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外汇市场即期交易币种结构（%）
五、中亚国家“去美元化”的相关启示
一是中亚国家“去美元化”的实质不仅是交易货币的转换，还涉及经济结构、生活习惯和法规制度等多层面的转变。“美元化”在很大程度上已融入了大多数中亚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亚国家政府对“美元化”普遍持“既想改变、又离不开”的矛盾心态，不能将“去美元化”简单地理解为“只要脱离美元，一切问题皆能迎刃而解”，应当从宏观经济的整体层面考虑“去美元化”的措施、障碍、影响及收益。
二是中亚国家“去美元化”不仅是“如何去”，还涉及区域结算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虽然一些中亚国家主动选择“去美元化”，但“美元”背后代表的国际货币计价、结算和价值储藏需求依然客观存在，“去美元化”之后的中亚地区结算货币体系又将如何构建？目前来看，中亚地区尚未出现能够取代美元的货币：俄罗斯作为中亚地区传统势力影响最大的国家，近年来积极谋求“卢布国际化”，但受西方制裁、国际油价“腰斩”等影响，货币大幅贬值，难以扮演地区“锚货币”的角色；哈萨克斯坦虽然是中亚国家经济的“领头羊”，但经济较多依赖石油出口和来自俄罗斯的侨汇收入，近年来货币波动很大，货币尚不具备“国际化”条件；中国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中亚各国对此高度评价、积极响应，人民币目前已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成为国际货币储备货币，最有潜力成为中亚地区结算货币，但在认知度、影响力和便利性等方面与美元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亟须进一步加强双边货币合作，在我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结算中持续深化本币优先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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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已经越来越离不开网络计算机了，对于传统的报纸来说受到网络媒体的影响，销量有些下滑，受众在逐渐流失。新形势下，传统报业在市场中的份额在降低，很多市场类的报纸发行量在减少，有些报纸甚至出现了停刊，传统报纸的收入在降低，一些传统报纸由于对于新媒体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反应不及时，不愿意进行创新和改革，这样就导致了传统报纸失去了转型的最佳时机，非常被动。
三是为“人民币国际化”路径提供发展思路。当前，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和中亚国家金融体系中仍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美元在价值储藏（应对通胀和贬值）、交易媒介（国际贸易中的主要结算货币）和价值尺度（国际大宗商品结算货币）上具有较大的优势。未来，人民币还要进一步练好“内功”，提升人民币在价值储藏、价值尺度和交易媒介等职能方面的竞争力，丰富并完善人民币的货币职能，增加货币吸引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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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tructure has undergone a deep-seated transformation,and the game between“dollarization”and“de-dollarization”has been faltering.As one of the regions with the highest level of dollarization in the world,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actively implemented the“de-dollarizing”strategy in recent years,with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roots and policy logic behind.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dollarization”and“de-dollarization”with its initiation,development and related studies scrutinized.The main causes of the“dollarization”in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re analyzed through the panel data fixed-effects model,based on which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ies’“de-dollarization”measures have been analyzed and evaluated.Then a set of inspirations related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ettlement currency system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Renminbi Internationaliz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in the paper.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finance;dollarization;de-dollarization;diversif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central Asian countries
文章编号： 1003-4625（2019）06-0109-10
中图分类号： F832.6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02-22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2017年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2017年配套资助项目：哈萨克斯坦第三次现代化与中哈产能合作研究（项目编号：ZYYJY201700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西亚国家产能合作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17D01C032），新疆大学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招标课题：“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中亚产能合作研究（项目编号：XJEDU010116A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王炜（1984—），男，甘肃甘谷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心支行主任科员，中级经济师，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人民币国际化；
通讯作者： 秦放鸣（1957—），女，湖南宁乡人，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中亚经济；刘琴（1988—），女，江苏泰州人，新疆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外国语言文学，俄罗斯及中亚国家概况。
（责任编辑：张艳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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