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的兴起与方志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方志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地方志自宋代定型以来，历元、明、清三代稳步发展，形成了普遍编修，代代相传的格局。随着方志编纂实践的进展，探讨方志理论之风日盛。章学诚从整体史学观出发，系统阐述方志学原理，被称为古代方志学之集大成者。梁启超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18号。）。章学诚的方志理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形成的，其核心是以“方志乃一方之全史”来界定方志性质，并由此以史法论志。十九世纪后期及二十世纪初期，西学东渐， 中国历史学发生巨变， 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倡导“史界革命”，中国方志学随同“新史学”一道在二十世纪前期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傅振伦在1928年曾指出这种趋势：“书之作也，必应乎潮流。则方志之修订，不宜专详沿革与地舆矣。即虽不能完全与新史学相吻合，亦必求其近似而已。”“今则新史学出而志亦当与之俱变其体例矣”。“志犹史也，近世且有科学化之趋向矣。则今之修志，其必以社会体相之‘志’为重心也审矣。”（注：《修志刍议》， 载《傅振伦方志文存》， 黄山书社1989年版。）1935年他出版了《中国方志学通论》，在自序中说：“近人即昧于先哲志乘精义，又不讲求新史因素，操觚修志，每斤斤于文字之雕饰，抹煞事实，或广录载籍，忽略现代，自以为工，实深乖史体，余则极力矫成之。”从中可以看出本世纪前期方志学理论变革的路标走向，是紧紧跟随“新史学”而反思、扬弃传统方志观，以求与中国历史学同步向现代转型。而二十世纪后期方志学理论研究，发生新的路标转向，总的趋势是脱离历史学而力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了与历史学截然不同的方向选择。面临新世纪的到来，很有必要反思这段历史、以助于找准方志学的发展方向。
进化史观的反响
西方史学理论最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介绍到中国来。清末民初的一些方志编纂者，已在他们的序文中对“进化论”观点表示赞同。如1908年成书的《开原县志》罗保书序云：“且旧志目例，于现时观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删者删，务期于人心社会进化概念能相合，而借以鼓吹其精神”。同书保清序云：“有可以引起其进化心，渐而为进化之实行者，曰惟本邑之历史志成。”1926年成书的《兴城县志》王恩士序云：“县奚为而有志？所以写一邑之事情也，犹之个人之传记，国家之历史也。人类生活有继续之进化性、永存性。因今知古，以旧生新，物情所以而有进益。一县为一国之缩影。县志者，即所以将此县之历史、地理、政治、教育、交通、人物、古迹、民风等，自原始起至今日止，记一段落，存作凭借，此后始再能由此段落起点，更行推演，以觇进步，以抵无极。”方志之性质是地方之史，其发展变化就是人类的“进化性，永存性”。以进化史观来指导编志，来看待历史发展，比起古代方志观无疑是一种进步。
李泰棻是20世纪初期接受西方史学理论较有成就者之一，他于1926年出版《史学研究大纲》一书，被认为是本世纪初期对史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之一。他于1935年出版《方志学》一书，从理论上阐述进化史观与方志学的关系。他认为：“一切现象，不外二种。一曰循环状，一曰进化状。”“学之属于循环状者，谓之天然学，学之属于进化状者，谓之史学，故史者，研究进化之现象也。”方志“必为记载及研究一方人类进化现象者无疑。”李氏还特别指出：“山岳河湖，固属自然生成，研究其造成原因，此乃地文学家责任，若研究其与人类之关系，为史学应有叙述。”以人类进化之观点，否定了方志为地理书之看法。李氏还认为：历史学发展到今日，“始进化而为史学时代，即以史为科学，排比史实而整理之，以阐明其因果。而各时代学者对于史之观念，亦各不同。”接着他据中山久四郎《东洋史研究法》所载，列举了十种史观，并认为人类进化现象是“综合文化史观”。
修志目的之重新审视
中国古代方志理论，认为方志主要是用以资治垂训、教化褒扬和为国史取裁之用。随着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传入，史学界开始重新认识历史功能，传统史学的“垂训”和“资治”观已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而借助西方史学新观念，认为史学的目的在于改良现在与规划未来，体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因果内在联系。这些看法也促使方志学者重新审视方志的功能。如傅振伦在《编辑北平志蠡测》一文中说：“吾国史乘之滥，在于重个人而轻社会。”“史重个人，而垂训、资鉴诸种史观大兴。一部二十四史，几同伦理书，初非切实之学。”由于“垂训谬见，流传至今。切实之学，反成虚玄之篇。居今修志，应加改革。宜除道德之空谈，侧重物质方面。自马克思唯物史观表扬于世以来，而社会嬗变（社会之嬗变，即人类之历史），恒视经济之变更为转移之理大明。故欲阐明事理，须求当代经济状况。今后必加详于地理之自然资源、人文地理以及扩充旧日史志食货门类目。”（注：载《傅振伦方志文存》。）
方志编纂的目的从资治垂训转向反映一地之历史发展情况，象过去那样仅仅靠当地档册资料已难以得到正确的认识。当时中国饱受列强侵略之苦，一些有识之士力图通过方志增强爱国之志。主张方志记述，要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出发，从更广阔的背景下反映真实的历史情况。以反映“社会嬗变”，取代道德空谈，这是对方志功能的推陈出新。张元奇在1915年成书的《铁岭县志序》中说：旧志“皆矜矜于文字之雅驯，其于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以语于体国经野得失之原故，未易言深切著明也，况其下焉者乎。”“斯志之目例，故亦不无文胜，而详于民事，谂于中外优劣强弱之势，其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圉，以保我子孙黎民之心，盖亦亟矣。”有的方志纂修者还具体分析形势变化，指出修方志可起到让人们了解进化道理，催人奋起的作用：“（前志）盖续修于咸丰七年者，距今已六十一年矣。此六十年间，世界潮流风云变幻，创千古未有之奇局。开原僻在一隅，亦随潮流俱进。……本邑地居要冲，内蒙部落控其北，南满铁道枕其南，形势修广，实为辽阳北门之管。登高俯瞰，市廛栉比，汽笛鸣鸣，北通欧洲，南达海岸。古为边塞荒凉之区，今当欧亚交通之冲，进化之速，有如是哉！嗣兹以往，竞争愈烈，天演公例，适者生存，邦人君子其亦有所感而兴起乎？”（注：《开原县志序》（1919）章启槐序。）有的公开批评“闭关自守”之士，不可能反映一地之历史变化。“运会不同，见闻互异，闭关自守之士，难语于交通进化之时。以言舆图、轮轨有今昔之异；以言政治、风气有中外之殊。教育不尚夫科名，实业竞争乎欧美。自治则区村有制，司法则独立有权。赋税也，有国家地方之分；法律也，有平等自由之例。他如天然物之发明，人造物之研究，无不日新月异，随时势为变迁。”（注：《绥中县志》文益序。）所以黄炎培在主纂《川沙县志》时，特别强调从世界整体形势研究记述一地之历史发展。他认为：“一地方之治乱盛衰，往往根于其国运，苟地位特殊，或且进而随世界大局以为转变。治方志者仅仅着眼于所在一隅，而不能驰神全国乃至全世界，则所窥见之因果关系，必失之偏隘，而莫能真确。”（注：《川沙县志·导言》。）
方志内容的拓展
梁启超倡导“新史学”，重点是提倡民史观，他认为“有君史，有国史，有民史。西人近专重民史，中国如九通之类，可谓之国史矣，然体裁犹未尽善也。第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耳。”（注：《湖南时务学堂札记批》，转引自王也扬《清末外国史书的引进与中国史学观念的变化》，载《社会科学探索》1994年第5期。 ）而“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是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博集起来，分别部居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注：《历史统计学》，载《史地学报》第2卷第1期。）提倡民史观，强调人民在志书中的地位，为一些方志编纂者所重视，一些方志学者也从理论上给予说明。如“近半世纪来，世界史家，咸重唯物，故作史非重社会关系，民生尤贵生产样式。方志既为地方之史，则于时代史潮，岂能独外。”（注：李泰棻：《阳原县志》自序。）“往者欧洲浮海东来，谈及中国史事，每以君史多、国史少为吾国之诟病。”（注：《复县志略》魁升谨序。）“旷观我国古史所载，除君主一姓之谱牒，治绩，及少数佐治者言行录外，什之八九与民众进化生活无关。即号称良史如马迁，亦未能脱此窠臼，别为史界开一新纪元。此二千年来民众进化之所以迟迟也。”（注：《重修开原县志》（1929）李毅序。）“吾国史志，大率详于政府而略于闾阎，遂使数千年社会状况及变迁因果，尽归淹当，良堪浩叹。兹特辟民事一门，刻意求详，俾我邑人生活习惯、盛衰良苦情形，一一呈露楮上，为此后修民史者基础。”（注：《吉安县志·例言》。）公开宣布特立一门为修“民史”之基础。《南康县志》以辛亥革命后之事为第二编，凡例中说：“旧志共十二册，序、艺文占五册，职官、选举、人物、愍壮占四册，而于全民状态记录寥寥。二编力矫是弊，是详志人群演进之史实原委，他从略焉。”有的方志编纂者进而从各个门类的内容说明与“民史”之关系。“凡所记载，纯从人民起见。为民即为国，而为治之道寓焉。舆图之精绘、新政之旁搜博集，罗列无遗。志地舆，人民之所处也；志建置，人民之所为也；志职官，人民之所爱戴也；志宦绩，人民之所歌颂也，志户口，人民之所生聚也，志财赋，人民之所输纳也；志学制，所以教化人民也；志民事，所以观察人民也；志选举，所以拨乎人民者也；志人物，所以表乎人民者也；志艺文，示人民以可经也；志武备，示人民以可卫也；至于记大事，有鉴于前，有儆于后。凡以为人民也为洽之道尽在志矣。”（注：《义县志》赵兴德序。）
提倡“民史观”，必然拓展方志记述内容，使社会经济成为方志的“主干”。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应增社会经济之资料”一节，强调“社会经济，在今日应为全志骨干。吾人之衣食住行，商工各业，经过先民若干努力，始有今之文明。修志者，自应将以上各事，追述经过。至少亦须将现代社会经济，全部编入。”万国鼎对章学诚所撰方志提出批评，认为：“惟观章氏所撰，犹有偏倚，详于政事及人物，而略于关系一般平民生活之社会经济状况，实为美中不足，盖时代异而观念不同也。”（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于乃仁也主张社会经济是志书的主干，强调“扩充社会及经济史料”。他在《方志学略述》一文中说：“国家基本，在于人民，社会机构，系于经济。往往食货、风俗各志，佥不足以尽人民、社会、经济、生活之纪实。今后修志，自应以此点为主干。”（注：载《建国学术》创刊号（1942）。）《南康县志》凡例中说：“中国以农立国，南康近日农村贫瘠，竟山濯濯，改良振兴，刻不容缓。今特附记简要学理切实易行者，以供邑人之研究。”“邑人不善经商，对于工艺更少研究。今记其实况，以资观察。”“南康矿产丰富，今于黄金、钨、锡、铁矿特详其产地及价格。”可见一些志书已十分重视经济部类的记述。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如黄炎培主纂《川沙县志》，黎锦熙主纂《城固县志》，经济部类的比重大大增加，占全书20%以上。
编纂方法的革新
方志编纂方法的革新，主要表现在与“新史学”一样，重视一地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反映历史发展的因果关系，运用多学科知识，建立方志学的辅助学科，扩大资料来源，全面反映地情，提倡述论结合，借鉴西方史书体裁，出现了一些章节体志书。
傅振伦认为：“自唯物史观之说兴，历史始可以一定之法则解释之，而史学遂成专门之学。唯历史之科学化也，则必：第一，须为实录；第二，须注意进化方面；第三，须作真理规律之探求。此外又须兼重科学之记录。”他认为志书中各种专志，“凡独立成为专门之学者，亦应叙其源流，详其嬗变之理。”（注：《傅振伦方志文存》。）《中国方志学通论》自序中指出古代方志之不足：“尝观已往之志书，书事多昧于因果之定律，取材少客观之精鉴，叙事更鲜主观之制断。”黄炎培认为：“史之为用，明因果而已，一般方志偏于横剖，而缺于纵贯，则因果之效不彰。必将若干年间事实串列焉，其同时并列焉，以玩其彼此先后间之消息。”（注：《川沙县志·导言》。）
要反映因果联系，体现编纂者“主观之制断”，还应该破除“述而不论之旧规。”万国鼎从古代方志的局限性提出方志应有论述，他认为旧志之大病，仅为片段之簿录，有似不完全的类书。因为往日修志，“不知有系统之调查，社会科学未兴，文人知识有限，各项专才不可得，宜其所志狭矣。”而今日修志，“宜请具有相当专门学识经验者，于各项专门问题，分别详订调查计划，调查整理后，撰为有系统之论述。”并建议“每门尤贵有概论，例如商业，宜先论本邑各项商业以何者为重。”（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
更新方志体裁，主要是引入章节体，以便反映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纵横交错关系，并且叙事情晰。如1949年2月出版的《海南岛新志》， 采用章节体，设绪言、沿革、自然环境、本岛与国际间之关系、行政、社会组织、文化、资源、产业、交通和结语共十一章，严谨简明。在文字表述上，有的主张：“文字应力求通俗，至少用通俗的文言，再加以新式标点。”（注：胡行之：《论方志的编辑》，载《文化建设》2 卷12期（1936）。）
方志编纂方法能否革新，关键之措施就是要能运用多学科知识，要有各方面的专门人才，而不能局限于传统的资料考订功力。李泰棻在《方志学》一书中，专列“修志之辅助学识”一章。他认为“史既为记载并研究人类进化现象之学，广义言之，非一切科学知识具备者，不能为功，即不能作志。狭义言之，但备以下各种知识，即可执笔矣。”他列举的辅助学科有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年代学、考古学、古文学、古泉学、言语学、系谱学、心理学、经济学、法政学以及商学、农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工厂组织管理等法、银行簿记统计等学。吴宗慈也说：“方志工作，岂易事哉？从作方志之人选言，其最低限度，非有三十年以上之旧学（即掌故学）根柢，不足以应付过去事物。非有现代各种科学之充分常识，不足以融通现在之事物，而为未来之事物植根基，非有专门之史学研究与素养，不足以提纲挈领，撷要删繁，以成专门不朽而切合时代之创作。”（注：转引自陈圣：《论吴宗慈的方志理论》，载《中国方志学家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1945年顾颉刚、傅振伦主持编纂《北碚志》时，就与当时迁往后方的中央研究院的气象、物理研究所以及地质、矿冶、地理、农业、工业研究单位和大专院校密切合作，充分利用了科学调查资料和研究成果。
改造旧志的呼唤
二十世纪前期，一些学者主张借鉴西方年鉴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传统方志进行彻底改造。
年鉴是反映上一年度发展情况的年度性连续出版物，十九世纪在欧美有较大的发展。在十九世纪后期，美国和英国分别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至今仍是最有影响的综合性年鉴。随着西学东渐，年鉴被介绍到中国来，起初是编译国外年鉴，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部反映我国情况的《中国年鉴》，其主编阮湘在序言中称此年鉴“吾国实为创举”。年鉴的传入引发了对中国方志学转型的一场争论。1929年，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提出解散方志旧体，分编年鉴、专门调查、省史三书的建议。这些建议当时虽未付诸实行，但在方志界引起了关注。万国鼎认为：“所谓省史，实即省志，不如兼及自然环境，仍然通志。”“年鉴及各种专门调查，各自为书，尽可并行不悖也。”“绝对认为一书之三部分”。至于“不必再有县志”的说法则“期期以为不可”。因为，“县志所详者，决非省志所能尽容。且二者各有其体裁，决非集合县志可称省志”（注：《方志体例偶识》，载《金陵学报》5卷2期（1935）。），瞿宣颖认为方志是地方之史，不能等同于年鉴，年鉴是“备修史之史料”，是“地方史之长编”，二者是史与史料的关系（注：《志例丛语》，载《东方杂志》31卷1期（1934）。）。提议在完成修志任务之后， “便可以每年出一种年鉴，以记载流动的事实。其他的事也可以在这里附带的补充修正，使其日异而月新”（注：《读李氏（泰棻）〈方志学〉》，载《禹贡》3卷6期（1935）。）。黎锦熙于1940年出版的《方志今议》一书中，就方志与年鉴的关系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蒋氏之议与章学诚“志立三书”说用意相仿，年鉴及专门调查作用近似“掌故”和“文征”，“特其目标一重在存史，一重在致用耳。”在谈到方志的功能时，黎先生提出“广四用”之主张，其中之一就是年鉴，他认为年鉴也是方志的“长编”，即方志之重要资料。有此“长编”，即县志之基已奠，只须益以沿革考证，而损其繁称琐录而已。所以“年鉴之用，仍须存于方志之中”。
至80年代，兴起地方年鉴热，许多地方修志机构编辑出版年鉴，并被誉为是“两届修志中间的最佳选择”。志、鉴结合正是中西文化在中国方志界的首次完全融合，而在理论上阐述这一趋势者，功不可没。
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方志学的影响，不仅反映在进化史观点上，也反映在对方志改造的探讨中。1909年庚款奖学金设立后，大批中国学生赴欧美留学。一批留学归来的学者以西方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写出一批显示中国社会学水平的代表性著作，被外国社会学家引用，成为国外了解中国各民族社会的参考书。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就是其中之一，当时著名社会学家吴景超发表《中国县志的改造》一文（注：载《独立评论》60期（1933）。），以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范本，提倡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中国的县志。
吴景超也是从资料角度来谈县志改造的，他认为研究中国社会，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材料。而中国县志的内容，则对社会情况记述不多。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其分十七章，一、地理，二、历史，三、县政府及其他地方团体，四、人口，五、教育，六、康健与卫生，七、农民生活费，八、乡村娱乐，九、乡村风俗与习惯，十、信仰，十一、赋税，十二、县财政，十三、农业，十四、工商业，十五、农村借贷，十六、灾荒，十七、兵灾。吴氏认为：“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县志，这真可以作别种县志的模范。”
在编修时间上，吴氏认为应当象欧美各国调查人口一样，隔五或十年编修一次。在编修方法上，重点是统计表，中央统计局可以领导新县志的编纂。在各县教育局下，设一县志科，搜集该县中各项社会事实及统计。逢五或逢十年，编纂县志。平时可择主要问题，作精密的研究。
以社会调查代替地方志仅仅是一种设想，但运用社会调查方法编写方志则应提倡，以统计资料为主要内容的地方简要概况式的地情书引起了人们重视，80年代修志初起一些省市编写出版概况，一时概况性的地情书大量出现，使地方志在众多的地情书中间显示出了自己的特点，不致淹没其中。
从西方引入年鉴或以社会学方法编写地方概况，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反映了中国方志学在中西文化交汇中以新的视角来审视古老的中国地方志，并力求寻找新的体型或体系。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种尝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但在本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修志热潮中却得到了反响。新的地情书体系的形成，大大拓展了方志事业的范围。现在虽然有人发出“方志危机”之叹，但却促使方志学界深思方志事业的发展方向。
从上边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方志学的近代转型是对古代方志学的批判与继承，是在中西文化交融中实现的，不象古代方志学那样仅仅是在本土文化环境中构建的学科理论。这说明方志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系统，只有不断吸取新的科学养分，才可能前进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