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巨灾与农民风险态度：行为经济学分析与调查佐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佐证论文,经济学论文,态度论文,农民论文,风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306(2010)09-0040-07
一、引言
特殊的地理位置、地形及地貌，加之全球气候变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面临日益严峻的农业巨灾风险威胁。近年来农业巨灾更是呈现日益加剧态势。2009年，全国自然灾害共造成农作物受灾面积4 721.4万公顷，绝收面积491.8万公顷；2010年初的新疆特大暴雪，以及西南地区罕见极端干旱等恶劣自然灾害，都已造成了严重的农业损失。农业巨灾风险的存在严重威胁着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基于此，国内学者关于构建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的呼声愈来愈高，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是，笔者认为有效的农业巨灾风险管理制度构建的前提，应是基于农民这一农业生产群体风险偏好的科学合理判定。正如Miller(1975)所指出的那样[1]，农民风险偏好的研究，不仅能有效拟合其选择行为，还有助于了解和把握公共灾害援助项目的需求和影响。
近年来，国外学者(包括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等)越来越关注农民的风险偏好问题。其中，具有开创性的是Frank Cancian(1989)关于墨西哥农民的经济状况对其风险态度影响的研究[2]，他指出，非常富裕的农民更倾向于冒险，中间阶层的较低收入者也倾向于采取冒险行为，因为他们有希望进入更高收入阶层。而非常贫困或稍富裕的农民则往往倾向于风险厌恶，前者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承担风险，后者是因为他们怕失去目前的财富。Dillon(1978)则基于预期效用理论框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对巴西东北部农户的风险偏好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多数农民是风险规避的[3]。但是，也有学者认为贫穷会导致风险偏好(Winter-halder，1999)[4]，人类社会学家Lawernce A.Kuznar(2001)的研究则表明富裕农民和贫困农民都是风险偏好的[5]。Binswanger(1980)使用两种方法对印度农户的风险态度进行了度量[6]。第一种方法是通过访问引出确定性等价，第二种是采用具有真实支付的实验赌局方法。第一种方法显示，在所有的支付水平上，个体均表现出了一定的风险规避，其程度根据个体特征的不同而略有差异。财富水平与风险规避程度负相关，但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第二种方法则显示，在低支付水平上，风险态度从规避到中性或偏好均有体现；在赌局支付水平与农民月收入或小额农业投资水平相当时，风险态度多呈现规避和偏好两种情况，没有风险中性；在高支付水平时，财富对风险规避没有显著影响。整体而言，国外对农民风险态度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也许正如Metter wik和Stein Holden(1998)所说[7]，农民的风险规避行为非常复杂，不同程度的风险影响也存在差别，不可能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因此，选择更加微观的视角研究农民的风险态度或许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基于此，本文试图借鉴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对6省(市)36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对农业巨灾风险影响下的农户风险态度问题进行尝试性的判定和佐证。
二、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本文对农民风险态度的分析，前提假定有：1.遵循农民个人主体的“有限理性”；2.农民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实质上是理性选择和非理性选择博弈的结果，这种结果最终会主导农民的风险态度；3.农民受农业巨灾影响的理性行为视为积极增强对农业巨灾的认知，获得相关信息；非理性行为视为消极应对农业巨灾的偏差性行为；4.农民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决策取决于概率意义上的个体选择行为的“大数定律”。我们借鉴Kahneman和Tversky在1979年提出的“展望理论模型”[8]，这也是Kahneman荣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思想浓缩。
根据展望理论解释，人们评价事物的时候总是以一定的参照物作为主观评价标准，即所谓的“参考点W”(设W=0)，若未来事件的预期效用W[，0]大于W，则曲线S落在凹区域；若W[，0]小于W，则曲线S落在凸区域。而W是行为选择转化的关键点。因为，当W[，0]大于W，风险厌恶主导人们的行为选择，行为经济学称之为“赢项”。但是，当预期不确定时，也就是“输项”出现时，人们就转向为“风险偏好”，并认为等量损失给人们造成的伤害大于等量收益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损失和收益的主观感受是不对称的。Kahneman和Tverskv(1992)利用幂函数刻画了决策者由于主观感受而形成的效用函数[9]。其中v代表效用价值，W是相对参考点，0<α，β<1表示敏感性递减，λ>1表示函数在损失区域相对于收益区域更加陡峭。
三、数据诠释与基本观点
(一)调查情况与样本特征
根据实际情况，调查从我国东、中、西部分别选取了山东、河北、安徽、江西、重庆和贵州6省市，并在其中随机选择了9个乡镇12个行政村①，于2010年2月至3月进行了实地调研。调查员共计取得360份调查问卷，其中有效问卷351份，有效率为97.5％②。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1所示。受访者以男性为主，文化程度以中学文化为主，家庭规模多为4～5人，因为调查时间是在春节期间，返乡人员较多，样本年龄分布较为平均。同时，农户家庭拥有耕地规模较少，农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受近年外出打工，兼业经营等因素影响，普遍偏低。
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
(二)调查结果与诠释
预期理论有关决策过程的分析分为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编辑”(editing)阶段，这是人们对相关信息的收集整理阶段；第二阶段是“评价”(evaluation)或“译码”(code)。我们将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对农民受农业巨灾风险影响下的风险态度和行为选择过程进行分析，并通过实践调查结果进行诠释。
1.农业巨灾认知和信息获取能力较低
造成农民农业巨灾风险认知和信息获取程度较低的原因，主要有：(1)农业巨灾风险的关注度不高。现阶段，农民农业生产仍然延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模式，生产和家庭规模具有明显的“小农”色彩，农民受教育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受农户兼业经营及外出打工等补偿性收入因素的影响，农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例不高(见表1)。这些因素均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的关注度不高。调查就发现(见表2)，农民更多的关注疾病健康风险和收入风险。仅有59名农民明确表示农业风险是目前最关心的风险，占总样本的16.81％。这反映了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认知和信息获取的动力和能力不足。
农民目前最关心的风险调查
(2)农民采取的农业巨灾风险防范措施有效性较低。调查发现，有247名(占比为42.36％)农民明确表示在农业巨灾发生时会积极施救。但就采取的措施对降低农业巨灾损失的有效程度而言，73.79％的农民表示措施有一定的效果，但不是很理想。正如丁士军等(2001)所指[12]，农户应对自然灾害主要采取“事前”多样化策略和“事后”消费平滑策略，有一定的分散风险的功能，但在系统性风险面前，大多数农户风险处理策略失效，农户将会面临严重的风险后果。这种现象将固化农民对农业巨灾“听天由命”的思想束缚，进而导致其主动避灾、减灾的意愿降低。
(3)农业巨灾风险信息获取产生对政府的“强依赖”。调查发现，农民对农业巨灾相关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是政府直接宣传和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占调查总频数的56.06％(见表3)。而这两种渠道受政府主导程度较大，政府在灾前、灾中和灾后不断树立的“全能”形象，很容易产生框架效应，进而强化农民巨灾面前“无作为”的思维惯性，并产生对政府的“强依赖”行为③。这种惯性很容易导致心理学中所涉及的一些认知的偏差，并使农民的理性分析很难达到最大化。虽然在有的情况下，有些认识不足是由于客观因素造成的。这可以用“信息不对称”原理来分析这些问题。但有个结论几乎可以肯定，那就是，在农业巨灾难预测，低概率等风险特征影响下，农业外部环境具有不确定性，农民并没有能力和动力去充分了解和获得农业巨灾的防范、管理和补偿等信息。因此，处于认知上和信息上的劣势。
农民获取农业巨灾相关信息主要渠道的调查
2.从众心理造成的行为偏差
从众心理指人们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决策时，会受到身边其他行为人决策的影响，当自己的观点与群体的观点不一致时，往往认为主流观点信息充分或预测正确，从而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追随群体观点的心理行为。现实中，亲朋好友告知也已成为农民获取农业巨灾相关信息的第三大渠道(见表3)。事实上，现阶段受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制约，农民依靠自身能力不可能对农业巨灾采取有效的预防措施，并且这部分群体在农村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种“无作为”很大程度上会通过从众效应扩散到了更大的群体范围内。农民的这种从众心理在调查中也得到了反映，在被问及“巨灾发生时您最想得到的帮助”时，351名受访者中，40.74％选择了救灾、抗灾资金或设备的及时帮助；25.92％选择了村干部及时出面，安抚民心；19.08％选择了农业科技人员的帮助；11.4％选择了亲朋好友的支持和心理安慰；2.3％选择了合作组织(或专业协会)的帮助。可见，以村为单位对农业巨灾进行统一的预防和规避，不仅有利于提高风险管理效率，更是农民从众心理影响的必然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Stein Holden & Binswanger(1983)的研究结论“一个耕作区村民的风险偏好往往非常相似[13]。”当然，我们不能排除农民在对农业巨灾认知过程中表现出的“从众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农民自身在信息和判断力方面的不足，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众行为未必符合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原则，他们有可能因此丧失了独立判断自身需要的能力，也就不容易做出理性的决策。
3.非贝叶斯法则造成的偏差
Kahneman和Tverskv对非贝叶斯法则预期的解释是，行为人面对不确定情况进行预期时，会体现出非贝叶斯法则。所谓贝叶斯法则，是指当分析样本足够大，大到接近总体数时，样本中事件发生的概率将接于总体中事件发生的概率。而非贝叶斯法则不遵循上述原则，认为在有些场合，人们可能会把小样本的概率分布当作总体的概率分布，从而夸大小样本的代表性。现实中，不排除部分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等原因，会比较关注农业巨灾的相关信息，也会采取一定的防范性措施，如购买价格较高的抗冻抗旱苗种，积极收集灾害信息或是购买农业保险等。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民虽然支付了相对高昂的生产成本，但是措施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本次调查也印证了这一推断(见表4)。以农民选择参加农业保险防范巨灾风险为例，351名受访者中有262名回答了此问题。其中，没有参加农业保险的占比为54.96％；参加过，效果较差或是不理想的102名，占比为38.91％；而对该措施比较满意的，仅有16人，占比为6.1％。这种现象会强化其他农民产生采取防范措施无关紧要的错觉，并继续在巨灾面前保持一种无作为的态度。其次，近年来，政策性农业保险虽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但“个别保险公司理赔难、诚信欠缺”的观点仍广泛流传。虽然这只是个别现象，但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传播会击败媒介，农民往往会将少数不诚信行为的代表性，扩大到整体行业④。这说明，农民受自身文化程度和外部环境的束缚，极易产生“以点带面”的思维，并影响其行为方式，即所谓的非贝叶斯法则下形成的行为偏差。
农民采取相关农业巨灾防范措施的评价
4.锚定效应和代表性法则引起的行为偏差
锚定效应偏差指人们对特定对象预测估计进而决策时，倾向于选择一个起始点或参考点(如历史信息)作为判断的参照系，若对参考点的选择或调整不充分，便会在决策中产生锚定(anchoring)效应偏差。锚定效应会使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常常根据一些典型特征或过去的经验对特定事件的发生产生某个锚定值，虽然会根据情况做一些调整，但是调整的范围仍然在该锚定值的临近领域，这就导致在判断中倾向于高估连续事件发生的概率，低估独立事件发生的概率。代表性法则指的是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会关注一个事件与另一个事件之间的相似性(代表性)，以判断第二个事物与第一个事物的相似之处。之所以将这两种效应对比，是因为他们均会导致主体受历史信息的影响，出现行为偏差的后果。现实中，农业巨灾风险的发生具有低概率特征，但农民在实现中会通过新闻、报纸等媒体了解其他时期或地区发生农业巨灾时的各方行为，尤其是政府的“全能”行为，进而在潜意识中产生对政府的依赖。大致而言，农业巨灾发生后，农民最关心的是灾后农业收益状况。由于生产规模较小，传统农业产出收益较低，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不高⑤，巨灾发生对单位个体造成的农业损失较容易被灾后收益所补偿，如替代性收益(外出打工等)、政府救助和社会无偿捐赠等，甚至会出现令人难以相信的“盈利现象”。正如栾存存(2003)所指[14]，在一定程度上，巨灾风险的存在对低收入群体(如农民)来说可能未必是一件坏事，他们有喜好巨灾风险态度倾向，这种风险态度类似于人们对赌博和博彩的态度，他们微薄的财产相当于赌资，政府补助和对原有基础设施的改造与投资则是他们的收益。由此可见，政府和社会灾后的行为会影响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民)面对农业巨灾风险时的行为决策，目前政府在巨灾面前的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农民面对农业巨灾风险时的非理性选择。
用本文的函数模型来解析以上经济行为，函数(2)有关认知、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决定行为人理性选择的现实过程，就是农民在“风险厌恶”的心理状态下展望农业巨灾风险，从而发挥自己的认知并对不确定性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但是由于外界环境的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的认知能力不足，农民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偏低。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农民即便发挥了有限的认知能力，但受编辑和评价阶段外部因素的偏差干扰显著，就有可能导致他放弃对信息和环境等不确定因素的初始认知，以至于在评价阶段利用捷径做出选择。结合外部因素来考察函数(3)，变量
就是对外部因素导致农民在非理性心理支配下否定自己理性思考而产生偏差行为的理论描述。在以上例证中，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的行为选择，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行为经济学概括的非贝叶斯法则、代表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框架效应的偏差规定。通过前景理论来解说该农民的选择行为，他的效用函数可以用价值函数S形曲线中的凸状区域来说明。由此可见，在自身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较低和外界偏差性行为干扰显著的情况下，农民面对农业巨灾风险，非理性行为会主导个体的选择(即f(X，Y)>0)，此时农民极易出现风险偏好的倾向。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基于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通过对传统风险偏好实验的借鉴，设计了农民面对农业巨灾风险时的风险偏好判定实验。(1)假设农业巨灾发生时有两套收入方案：方案A是确保您能获得正常农业收入的1/2；方案B是50％的可能您获得全部农业收入，50％的可能是一无所获。(2)假设农业巨灾发生时有两套损失承担方案：方案A是承担全部农业损失的50％；方案B是50％的可能您将承担全部农业损失，也有50％的可能是一点也不损失。事实上，以上两种方案的本质是一样的，只是表述的方式不用。通过351名受访者的调查结果发现(表5)：在(1)种情形下，选择方案A的农民253名，占比为72.8％，选择方案B的农民98名，占比为27.92％，说明绝大多数农民在面临获得的时候是风险规避的；在(2)种情形下，选择方案A的农民66名，占比为18.8％，选择方案B的农民285名，占比为81.19％，说明绝大多数农民在面临损失的时候表现出了风险偏好的特性。进一步的统计分析显示，在两种情形下，均选择方案A的41名(风险厌恶型)和均选择方案B的73名(风险偏好型)，占调查总数的32.48％。这部分农民的风险偏好没有发生变化，具有一致性。而更为重要的是，第一种情形选择A，第二种情形选择B的农民212名，占比为60.4％。即该部分农民在面对损失时，风险偏好发生了变化，体现出了明显的巨灾风险偏好性特征。这一农民群体的存在也印证了上述理论分析的相关结果。
农民农业巨灾风险态度判定实验结果
四、小结与讨论
以上我们通过借鉴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分析框架，对农业巨灾风险影响下的农户风险态度问题进行了尝试性的判定，并在实践调查中加以了佐证。分析表明，面对农业巨灾风险，农民有限理性实现程度较低，受非贝叶斯法则、代表性法则、锚定效应、从众行为、框架效应等外界偏差性行为显著干扰的情况下，农民非理性选择很大程度上会主导个体的行为，农民极易出现风险偏好的倾向。调查印证该部分农民群体的存在。而农业巨灾发生后，政府的全能救助色彩和社会的无偿捐赠，作为对巨灾风险的补偿，会影响甚至替代农民的农业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会继续保持对农业巨灾风险的非理性行为，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府原有的政策意图，导致现有农业巨灾管理模式的低效率。研究还显示加强村级组织的应急管理能力，普及农业巨灾风险防范知识，规范农业保险公司等涉农企业的行为，加强农业巨灾风险管理的社会舆论引导等，对于提高农民的应对农业巨灾的有限理性程度，提高现有农业巨灾风险管理方式的运作效率都是有正面效应的。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文对农民有限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进行了抽象的界定，但在现实中两种选择往往是相互交融。因此，如何对理性和非理性行为进行较为精确的度量，以及如何测度有限理性的实现程度问题，仍是本文尚未解决的问题，本文的分析也希望能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注释：
①调查地分别为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涧头集镇李庄村和张山子镇关牧村；江西省丰城市铁路镇红星村和艾湖村；河北省遵化市团瓢庄乡吴家坑村和团新店子镇马店子村；安徽省利辛县汝集镇周园村和城关镇新河村；重庆市涪陵区龙潭镇铜岩村和先锋村；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新蒲镇山坝村和文武村。
②为了避免农民对“农业巨灾风险”和“普通农业灾害风险”概念的混淆，影响调查结论。本次调研首先对“农业巨灾风险”进行界定，即一般能导致农业灾害损失为正常年份农业收入50％或者更多的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并要求调查员在进行调查之前，向受访者进行概念解释，以保证调查结果尽量可靠、有效。
③对于这种“强依赖”行为，陈雨露，马勇2009年曾撰文分析：内生于中国特殊整合和社会结构的农户弱势心理，使农户总是希望借助或等待“外力”的输入来改变现状，使其在任何时候都希望政府施以援手，并认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等待。这种强依赖心理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市场化和商业化的运作，因为任何通过政府运作的事情都会勾起农户对政府援助的习惯性“遐想”，并最终形成一种特殊的预期。详见陈雨露，马小勇，关于农户信用和风险偏好的几个注释，财贸经济，2009(1)。
④根据张维等(2008)对山东省400农户针对农业保险的调查，保险公司的信誉不高及保险业务程序过于复杂是农户参保比重低的重要影响因素。农户因“保险费太高”、“买保险的程序及保险条款太复杂”、“索赔困难”、“信不过农业保险”这些原因而没有购买农业保险出现的频率分别是11.28％、12.16％、12.28％和10.65％。详见张维，胡继连，农户参与农业保险的意愿与需求：山东的调查，改革，2008(3)。
⑤根据国家统计局(2008)的数据，1978年-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提高到4 140元，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生产经营纯收入人均2 194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53％，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比重稳定上升，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2007年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人均1 596元，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38.6％，比上世纪80年代初期提高了近20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