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基本问题，寻求根本对策——中国出版的基本问题与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出路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基本问题的认识非常重要。任何一项工作，一项事业，首先要明确什么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被忽略，工作就会茫无头绪，没有重点，没有纲领，或者把非基本问题当作基本问题，导致混乱和失误，严重影响事业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搞社会主义建设，首先要搞清一个基本问题，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期中，我们忽视了这个基本问题，以为它十分简单明白，而没有老老实实地去弄懂弄清，结果犯了错误，走了弯路。邓小平同志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时才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提出来，并作了实事求是的论述。
我国出版业目前最基本的问题应该是确立现代出版观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什么是出版，怎样建设中国出版”的问题。
弄清什么是出版，就是要对出版这个概念有一个准确的理解。这要从出版实际、出版现状出发。本文先看看国外出版的一些情况，尝试从世界出版的一些概约情况中整理出关于现代出版的一些思路。（注：于友先同志在今年第1 期《出版发行研究》上发表文章说：“现在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我们对国外新闻出版业的基本状况了解不够，掌握资料的准确性和及时性都明显存在问题，进行中外新闻出版业的对比性研究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也算是一个对比研究的尝试，但资料的不足也是明显存在的问题。）
先看日本讲谈社的情况。据有关资料，1995年，讲谈社销售总额为203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46亿元。其中杂志销售折合人民币约100亿元，图书销售折合人民币约29亿元，广告收入折合人民币14亿元，其他收入折合人民币3亿元。讲谈社出版物在售品种的情况是：图书14000种，漫画单行本4500种，录像带400种，其他900种。共19800种。 讲谈社的年出版情况是：图书1847种，漫画单行本869种，期刊53种。 期刊印数在50万以上的有10种，印数最高的是《少年漫画杂志》，每周平均发行426万册，列全日本第2位（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2日第5版。）。从以上数字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出版规模大，无论是销售额还是品种数量，都是我国出版社望尘莫及的。第二，在收入构成上呈多样化特征。第三，图书销售收入仅占19.85%，杂志收入占68.43%，杂志收入大大高于图书收入。
上海的陈昕先生对进入世界500 强的传媒集团的发展作过分析之后，发现这些庞然大物的形成有这样几条路线：（1）以电影、 杂志为主体，逐步发展到电视、广播、音像、电子、报纸和图书等产业，其代表是美国的Time Warner／Turner和Viacom，它们1996 年的销售额分别为209亿美元和121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的第1位和第5位。（2 ）以娱乐业为主体，逐步发展到电影、电视、广播、杂志、报纸和图书等产业，其代表是美国的Disney／Cap cities，其1996年的销售额为187 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第2位。（3）以电子工业为主体，然后发展到音像、电视、广播，涉足图书、杂志出版等，其代表是日本的Sony，1996年的销售额是143亿美元，居世界传媒业第4位。（4）以图书、 杂志的出版和印刷为主体，逐步发展到报纸、音像、唱片，再到电子出版物、电视、广播等，德国的Bertelsmann是最成功的代表，1996年销售额145亿美元，位居世界传媒业第3位（注：陈昕，《论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的若干问题》，载《编辑学刊》1998年第1期。）。 我们可以从这些发展中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出版业是传媒业的一部分，从世界出版业的发展趋势看，图书与电影、电视、广播、电子、音像、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的交叉互动以至融为一体已是传媒产业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第二，传媒产业是支柱产业。
让我们再来看另一事实。据欧盟信息监测局（Euromonitor ）发布的数字，全球各种版权收入估计在1100亿美元左右，英国每年的版权总收入为180亿英镑，而英国每年的图书零售总额仅为25亿英镑。 在各类版权交易中，平装书版权、合作出版权和书中形象使用权是赚钱大户。书中形象使用权（Merchandising Rights）就是允许其他商品或媒介使用图书中人物和动物形象，比如在文具、玩具、食品、服装等商品上使用。据估计，英国通过这种途径在全球获得的收益，1989年为100 亿美元，1993年增至700亿美元。在这方面， 使用方一般向出版社支付其销售额的6%—15%。（注：杨贵山，《英国出版社的收入》， 《出版发行研究》1998年第3期。） 这一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出版业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关，版权交易使出版成为全球性产业，这是因为，作为传媒业一部分的出版业是最能体现知识经济的特征和活力的。我们所说的知识经济是对知识和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知识和信息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现在我们可以概括出现代出版的一些特征。现代出版是现代传媒业的重要构成因素，是最具知识经济活力和特征的。现代出版必须具备产业规模，必须是对出版资源的多元开发，必须能最有效地把社会资源开发为出版资源。
有了关于现代出版的初步认识之后，再反过来认识我国出版的一些现状，发现我们对出版概念的理解存在很大偏差，我们理解的出版概念不能概括现代出版的基本特征，不能反映现代出版实际。我国现在的出版观念是一种狭隘的出版观，我国的出版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一种初级阶段。
狭隘出版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出版概念的狭隘理解 我国对“出版”概念理解有两种， 一种是语义上的，以《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为代表：“把书刊、图画等编印出来；把唱片、音像磁带等制作出来。”这种理解实际包括了两层含义，一是出版物的概念，一是出版的概念。出版物在这里就是“书刊图画、唱片、音像磁带等”，出版就是“编印和制作”。另一种是法律上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为代表，《条例》把“出版”界定为“将作品编辑加工后，经过复制向公众发行”。这种界定将出版物泛化为“作品”，将“出版”界定为“复制、发行”。《条例》对“发行”的界定为：“为满足公众的合理要求，通过出售出租等方式向公众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复制件。”虽然法律上的界定较之前面语义上的界定更宽泛，《条例》实际上是以“发行”定义出版，把“出版”“发行”视为同义互存的两个概念，这比《现代汉语词典》在“编制”环节上定义出版前进了一步，理解问题的方向是对的，但仍不能反映现代出版实际情况。前面我们已经知道，现代出版已不是简单的编制和发行，而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十分广泛的传播。而从我国出版的现状来看，我们真正接受和实践的出版内涵，则仅仅是“编印图书”而已。这一点可在杨牧之同志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充分反映。杨牧之同志在1998年4月16 日的《新闻出版报》上发表了题为《开创出版事业新局面的条件与思路》的文章，讲的是出版，实际上只是图书出版。
科学的准确的出版概念要能从整体上概括现代出版状况和实际，而这一概念实际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产生。出版就是“公之于众”，将信息或知识等“公之于众”，向大众传播。“公之于众”是一个大的社会行为范畴，它可以包含各种各样用意在于将信息或知识传播给大众的社会现象。（注：参见刘辰：《“出版”概念与出版史》，载《中国出版》1997年第3期。）
（2）对出版资源的狭隘理解
对出版资源的狭隘理解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出版资源仅仅理解为图书出版资源，二是把出版资源片面地理解为出版产业的某一环节某一方面的资源。这种误解，很典型地体现在下面一段论述中：“出版资源，是指有待挖掘的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能满足和丰富人民不同层次的文化生活需要，促进人类思想道德发展的一切精神产品。图书出版，即是对出版资源的开发。”（注：《新闻出版报》1998年4月20日第3版，《改善出版资源开发软环境》。）这段在逻辑上有欠严谨的论述明白告诉我们，出版资源就是图书出版资源。
给出版资源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我们要探讨的是对出版资源的全面、完整的理解。出版资源应该是指一切能以出版方式开发利用的资源，一切与出版产业相关的，制约出版产业发展的资源。从这种最广泛的视角来认识出版资源，出版资源就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和所有方式都产生了联系，出版就能真正做到与时代和社会同步，就有了最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出版资源不再仅仅是科技知识和文化积累。与此同时，编辑、书店、制作技术甚至纸张，都是出版资源或者说是出版资源的组成部分（注：杨牧之同志在《开创出版事业的局面的条件与思路》一文中说：“平均分配的结果是十分缺少作者、编辑、印刷条件等出版资源的地方，也要与出版资源丰富的省攀比。”显然，在这一点上杨文与本文是一致的。）。
（3）对出版功能的狭隘理解 第一， 片面强调出版物的教化功能，忽视了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出版物作为一般信息载体的特征，认为出版物就是满足和丰富人民文化生活需要，促进思想道德发展的精神产品。出版物可以让消费者增长知识，增进修养。但有时，而且越来越多的，出版物仅仅只是一种资讯载体。比如就图书而言，现在基本上存在两种阅读倾向，即知识加资讯的阅读倾向和学养加知识的阅读倾向。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的产业化发展，知识加资讯的阅读倾向将要而且正在取代学养加知识的阅读倾向（注：参见汉斯，《好书有市场，市场有好书——谈选题与市场》。《湖北图书通讯》1994年第11期。）。
第二，片面强调出版物的精神产品特征，忽视其作为物质产品和一般消费品的特性。这样就在指导思想上只强调出版的阵地意识，没有把阵地意识与市场意识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阵地意识时，仅仅把出版业视为单纯的意识形态部门，强调专业分工、专题报批等，强调了精神产品生产的规律，忽视了一般产品生产所需遵循的市场经济规律。
对出版的片面狭隘理解是出版处于初始阶段的最重要表现，同时，出版的几种初阶特征，也正是这种狭隘出版观的直接反映。出版的初始阶段主要可以在出版规模、出版效益和出版体制上体现出来。
①出版规模 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出版业的整体规模，一是单个出版社的规模。
从整体上讲，1995年，我国图书销售额约150亿人民币，约合18 亿美元；美国为200亿美元（注：《出版广角》，1997年第2期，第12页。）；日本为10469.79亿日元，折合人民币735亿人民币（不含教科书）（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7日第5版。）。 在规模上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如果扣除教材教辅的销售量，也只相当于日本的十分之一。这还仅仅是就图书销售而言，如果就整个出版业的销售而言，差距会更大。因为我国的出版基本上是单一的图书出版，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图书销售仅是其中一部分。
我国出版规模的落后还可从人均图书消费上得到说明。国外发达国家每年人均图书消费已超过100美元，而我国只相当于2～3美元。 我国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转总额中不到千分之一（注： 《出版广场》1998年第1期，第49页。）。 这一方面显示我国图书消费市场还有待进一步培育，图书市场潜力很大。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转总额中所占比例之低说明，这不完全是购买力和社会大众的文化知识水平问题，不是读者不买书和买不起书，而是买不到书和没有好书可买。就现有购买力水平而言，只要我们提高购书总额在全部社会商品流通总额中的比例，我国的人均图书消费水平将会有较大提高。
就出版社的规模来说，我们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也存在很大的差距。日本的讲谈社是我们都比较熟悉的，1995年其销售额为2033亿日元，折合人民币146亿元（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2月7日第5版。）。美国读者文摘公司年营业额达20亿美元，西蒙舒斯特公司（Simon &Schuster） 为21亿美元，麦格劳—希尔公司（McGram-Hill）为29亿美元，而德国的贝塔斯曼（Bertelsmann）出版集团的营业额更高达115亿美元（注：《编辑学刊》1998年第1期第6页。）。与国外的出版社相比，我国出版社的规模就小得多了。员工人数一般在二三百人以下，四五十人以上；年出新书400种以下，100种以上；年销售额在2亿元以下，2000 万元以上；年利润额在1000万元以下，七八十万元以上。
②出版效益 出版效益的落后主要表现为出版资源的浪费及其直接后果，出版的畸形发展——对教材教辅的依赖上。
在出版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浪费是一种结构性浪费，表现之一为仅限于对图书出版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对其他出版资源的开发。我国现有的出版社基本上是单一的图书出版社，出版社没有成为一个综合的出版资源开发体。许多出版资源有待开发。表现之二是对某些图书资源的过度开发，造成了出版开发资源的浪费。这种浪费最明显的表现在“古籍”、“中外文学名著”和“教辅”等几类图书的过度出版中。各种古籍整理和文学名著的今译和中译的图书已经到了泛滥的程度，教辅读物的过多过细，已到了一种极限。
这种在出版资源开发上的结构性浪费，不仅严重制约了出版生存发展的空间，制约了出版的多元化、规模化发展，同时，这种对单一品种的图书出版资源的过度开采和过分依赖，还产生了3种负面效果。 第一，影响和制约了其他图书出版资源的开发；第二，使整个出版业停留在一种低水平发展层次；第三，导致出版业的产业基础薄弱，无法形成持续发展的态势。据《中国图书商报》提供的统计资料，1996年，我国共销售图书72.6亿册，其中课本、大中专教材约占55.6%，真正意义上的一般图书只有30亿册左右。不仅如此，另外一组数据还表明，在图书销售额增长的情况下，一般图书销售比重却降低。具体数据见下（注：《中国图书商报》1997年8月15日第4版。）：
年份 一般图书零售比重 销售额增幅
1992
53.3% 17.4%
1996
44.4% 43.1%
在这里我们还想提供另一组数据：1996年，图书总量约10万种，其中8万多种为一般图书，1万多种为教材教辅（注：《出版广场》1998年第2期第35页。）。结合前面两组数据就自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占图书品种总量80%的一般图书的销售额还不及仅占品种总量10%的教材教辅的销售额。可见，一般图书的经济效益之差，同时也可看出整个出版业对教材教辅的依赖。难怪乎有的出版社每年仅出几种一般图书用来装门面了。这样下去，出版业的路会越来越窄。
③出版体制 出版的初始阶段还表现在出版体制上。我国现在的出版体制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如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政企不分包括组织结构上的政企不分和管理上的政企不分，条块分割既指机构上的平均分布，也包括资源和市场的人为分割。所有这些都带有鲜明计划经济体制的特征，在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潮流中显得极为不适，这些特征也成为我国出版向现代产业化方向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出版体制这一点上，国外发达国家选择的是更切合实际、更灵活的也是更能促进出版发展的体制。两相比较，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在对什么是出版和我国出版现状这一基本问题有了清醒认识之后，对我国出版面临的一些问题也应有更深入的认识。
比如对图书质量问题的认识。图书质量问题一段时期特别突出，以至于有“无错不成书”，“错误百出是好书”的说法。这一问题现在仍未有根本好转。质量问题不仅是编校问题，内容平庸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新闻出版署制定了《图书质量保障体系》，颁布了《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出版物（图书）质量问题的认识是不全面的。首先是对质量概念的理解。《图书质量管理规定》把图书质量概括为内容质量、装帧设计质量、编校及印刷装订质量四项。这种质量观念是一种产品质量观念，而不是商品质量观念。商品质量的概念是一种综合的质量概念，其核心是竞争力，质量最终要表现为竞争力，市场竞争力是质量的本质的最终的体现。另外，质量的要求、质量的标准也应该来自于市场，商品质量只有与市场直接对接才有意义。其次是对制约质量因素的认识。影响我国图书质量的关键因素不是出版人员的素质和水平，而是市场，因为质量最终要体现为竞争力，要在市场中体现。由于我国出版并没有真正面向市场，全国也没有真正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出版物大市场，许多出版物由于区域市场的保护等因素，实际上成为非竞争性产品。因此，要提高图书质量，离不开一个完善的图书市场。可见图书质量问题与我国整个出版业现状紧密相关，并不是编辑制作一个环节所决定的，也不是这一个环节所能解决的。要提高图书质量，最根本的是要让图书走向市场，同时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图书市场。
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集团的问题。对集团化本身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集团化的前提应该是产业化，集团化应该是产业化的一种发展境界。而产业化则意味着一种生产程序的规则，是实现最大资源价值、峰值效益的管理技术。一当进入产业化思维，就至少应该懂得如何解构这一行业，按照简化、量化、标准化、数据化的原则整合成一个价值分析、判断、实现的复合系统，进而变成相对固定的运作程序（注：参见《从一个鸡蛋的家当做起——关于出版产业的Copy原则与试验》，安波舜，《中国出版》1998年第1期。）。总之， 集团化是一种企业行为，是企业自主的一种市场行为，而不是政府行为。集团并不是简单的组合，不管是横向组合还是纵向组合，在现有基础上的组合有可能形成更进一步的条块分割局面，它会给出版改革带来新的障碍和成本。
现在有一种声势要“造大船”，要进行“战略性重组”，要以大制胜，以大取胜，要搞规模经营，要追求规模效益。这些愿望是好的，但没有现实基础，缺乏现实依据，脱离了我国出版的实际。我国出版在体制、效益、规模上都处于一种不发达的初始阶段，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体制的问题。集团化的基础是产业化，产业化的前提是市场化，市场化是产业化的实质内容，离开了自主的市场主体和完善的市场，产业发展就不会健康。我们要发展现代出版产业，就必须先进行出版体制的改革。就我国出版实际来说，严格地讲在出版体制改革问题上我们还没有真正起步，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出版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也要充分认识到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其难度不亚于经济体制改革。我们要充分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不要避重就轻，不要走回头路。离开出版体制改革，离开市场，产业化、集团化等都只会是一句空话。
对问题的深入认识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对策的前提和基础。图书质量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图书面向市场的问题，集团化的基础是市场化。其实，我国出版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与市场有关，其实质都是市场问题。如发行领域的问题实际上是出版物市场的问题，出版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建立出版资源的市场配置体制，出版的产业化主要是指出版资源开发的市场化，出版结构的调整最终也要由市场来实现和完成。因此，促进我国出版业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解决出版业目前面临问题的根本对策，就是从我国出版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改革之路。出版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进行出版体制的改革，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是市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出版体制的核心也应该是市场。我们要在出版业中坚定地确立市场观念，牢固地树立市场意识。市场是我国出版业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市场也是我国出版业走向产业化迈向21世纪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