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晚年人民观中的非理性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年论文,因素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人民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晚年，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局限，理论准备不足，也由于国际国内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他的泛化阶级斗争的观点，他的人民观中存在某些非理性的因素。所谓非理性因素指的是：在有关人民问题上的某些非理性思维，感性、直观、绝对的看法。这些导致了毛泽东晚年对他正确的思想、理论的偏离。
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
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原因，一般认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将国内少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除此之外，笔者认为也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人民属性的认识有关。人民较之于阶级，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人民的概念从内涵到外延作了科学的界定。他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毫无疑问，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是社会主义国家中人民的一员，问题在于，它是哪一部分人民，它是劳动人民吗？
知识分子是不是劳动人民，本来不应当存有疑义，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动活动，向由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两部分组成，而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脑力劳动的比重将日益增大。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用自己的劳动即脑力劳动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同创造物质财富的工人农民一样，创造精神财富的知识分子理当属于劳动人民。可是在毛泽东晚年的人民观中，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属性并非是确凿无疑的。1956年1月，周恩来在知识分子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宣布，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毛泽东也到会并作了讲话，他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一时期他的著作、讲话，谈到知识分子问题的地方不少，没有采用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合乎实际的提法，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作《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恢复1956年对知识分子的基本估计，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周恩来的这篇讲话，当时中央意见不尽一致，周恩来特地征询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竟没有说话”（《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90页）。
毛泽东晚年人民观中关于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因素，集中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的劳动人民属性持保留态度这一点上。这与他的社会主义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存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密切关系。他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政治上处在一种中间状态，虽然经过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贯彻落实，广大知识分子仍然属于有剥削阶级思想的那一部分人民。从人民概念的角度，他的看法是清醒而明智的。他说，只要知识分子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爱社会主义国家，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不能强迫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从知识分子还不属于劳动人民的认识出发，他又认为知识分子立场不稳，一遇风浪即动摇暖昧，与工人农民的坚定明朗大不相同。到1957年春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惯于和易于表达见解的职业特点，使得他们的表现似乎很契合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动摇性的分析，反右派斗争发生扩大化的错误也就不奇怪了。
胡乔木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中指出，“左”倾错误使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目标由发展生产力“一变而为纯洁生产关系，再变而为纯洁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伴随着这两个“纯洁”，在人民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将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纯洁为纯粹的劳动人民，即人民等于劳动人民这样一个过程。
众所周知，划分阶级的标准是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占有情况及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而判定人民的主要依据是政治态度。与“人民”对应的范畴是“敌人”。人民的概念因其宽泛而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环境中更是如此，人民往往被简化为劳动人民成了革命的同义语。既然知识分子不属于劳动人民，摆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便只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滑下去”，由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的敌我矛盾，如右派。第二种选择是“升上来”，通过教育、改造、转化为劳动人民。教育、改造的途径就是工农化，不但要求知识分子改变世界观，也要求他们改变生活方式和思想感情。知识分子工农化，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纯洁人民概念的过程。应该说明，毛泽东经常强调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他的有关论述对于知识分子深入社会实际，更好地用自己所学服务社会、服务人民，同时克服自身弱点，具有无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在这里，“工农化”和“与工农相结合”无论在语义上还是政治操作上都是有区别的。
领导者与人民群众
毛泽东善于总结历代封建王朝兴衰存亡的历史规律，早在1945年，他回答黄炎培先生中共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就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7页）。全国解放前夕，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进京赶考”，响亮地向世人宣告，“我们决不做李自成！”
中国几千年的剥削社会，形成了官民对立的严重状况。而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党内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新中国建立后，由于执政党的地位，党内一部分干部容易采取单纯行政命令的方式处理问题，容易产生脱离群众，以权谋私的特权思想。因此，对权力腐蚀的高度警觉，使毛泽东把注意力集中到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1956年我国一些地方发生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毛泽东认为发生闹事的重要因素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同他满怀热情赞颂人民群众相一致，他对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表现出强烈的愤恨，进行了深恶痛绝不容情面的批评。他甚至说：“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存在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民主与集中的矛盾，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都是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的反映。这些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的。根据上述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正确分析，解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问题，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进行党和国家体制的改革，调整和改革上层建筑领域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某些环节。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将官僚主义与机构改革联系起来，他说：“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但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在毛泽东的视野之内。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他考虑得更多的是采用整风的方法和发动群众运动。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理解尚停留在一种感性的、直观的、狭义的层面上。他说过，“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他批评官僚主义，多是针对领导者对待群众的恶劣态度和贪图享乐方面，而官僚主义不单单是个人品质、作风的问题，它是有着多种表现、多种原因的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如机构臃肿，可以说既是官僚主义的表现，又是它的原因。1963年周恩来在《反对官僚主义》一文中，列举官僚主义二十种表现，其中有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重床叠屋，人多事乱的机关式的官僚主义，但是总的说来，建国以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历次整党整风几乎都有反对官僚主义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局限在转变工作作风而不是转变机关职能的意义上，基本上没有触动体制上的弊端，反对官僚主义也就不可能收到大的成效。
对官僚主义的狭义理解，妨碍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根本解决官僚主义问题作深层的思考，中断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正确思路，在他身上也出现了一种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他体察民情，忧国忧民，廉洁勤政，始终保持了人民公仆的伟大形象，另一方面，在力戒党内官僚主义现象的同时，他逐渐滋生了脱离实际和个人专断的作风。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引伸到党内，不仅党内不同意见和正常争论被视为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一些官僚主义现象也被归结为敌我矛盾。1963年开始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反修防修，挖修正主义根子的目的出发，毛泽东严重关注来自农村和国营工矿企业反映领导者与群众关系的报告，认为农村出现了以基层干部为代表的富裕农民阶层，已经形成新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对立关系，许多企业从厂级到科室，已经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他在一份内部报告上尖锐地批示，这些领导人是“官僚资产阶级坏干部”，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转引自《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9页）。他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毛泽东长期思考的社会主义时期领导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问题，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影响，也由于他对官僚主义的狭义理解和强烈义愤，最终导致了领导者——官僚主义——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种错误的概括，从而背离了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官僚主义同群众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分析。
未能得出领导体制改革是医治官僚主义顽症的一剂良药的结论，又认为党内自上而下已经存在一个与人民群众尖锐对立，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主义者阶级，传统的整党整风已不足以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那么，只有依靠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关于群众运动
毛泽东一生热忱礼赞、高度评价群众运动，善于发动和领导群众运动，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亲自领导全国农民运动，写下光辉文献《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总结出一套关于群众运动的正确思想：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必须发动群众，组成浩荡的队伍，形成浩大的声势，群众发动起来，革命事业就无往而不胜。积极热情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群众运动，既反对超越群众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违反群众自愿原则，强迫执行某项任务的命令主义，又反对落后于运动和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尾巴主义，运动发动起来之前防止右倾，发动起来之后防止“左”倾。群众运动中免不了出现偏差，只要我们积极引导，帮助、教育他们，偏差是不难纠正的。简言之，毛泽东的群众运动观点，一是放手发动，二是积极领导，也就是“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两条基本原理。
建国初期，我们党领导了一系列大规模群众运动，在对敌斗争、社会改造，经济建设各个领域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胜利。顺利的形势和广大人民群众迅速摆脱贫困，建成社会主义的热情期待，助长了对群众运动的迷恋。不断发动群众运动，不断革命，这个“中国以农村为基础的长期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原则和经验，被认为是推动新社会发展的神圣而万能的准则了”（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不顾及社会主义革命与民主革命在内容、形式上的诸多差异，用搞群众运动的方式组织经济建设，以政治热情替代经营管理技术能力，直接的后果是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经济工作走弯路，遭受挫折。而群众运动既然被视为神圣，便成为一种衡量政治立场的标尺。在群众运动面前，只可赞成、鼓劲，不允许评头论足，有所规范，这样，就不仅仅是不顾条件沿用以往经验的问题，而且是对以往成功的群众运动经验的片面沿用、强调放手发动的一面，忽略乃至放弃对群众运动实行领导的一面。
1956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毛泽东坚持了他关于群众运动的正确思想，提出全面规划；加强领导，既防止急躁冒进，又防止保守自流的方针；然而，也隐含着将群众运动绝对化的苗头。邓子恢等认为合作化不宜过快过急，本来是有关发展速度的正常争论，却被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领导落后于群众，“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对合作化运动有“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和戒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针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提出了“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论断。
此后，毛泽东将群众运动绝对化，用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判定政治立场的非理性倾向日渐发展。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指出大跃进、人民公社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毛泽东不能接受，在认定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名中就有一条“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中学校领导瘫痪，秩序混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部分学校派出工作组，试图将运动控制在有领导有组织有秩序的范围内。当毛泽东从外地回京，听取了江青等人关于工作组的情况汇报后，立即提出撤掉工作组，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篇文章的语气同他四十年前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他对待群众运动一以贯之的态度。他不能容忍任何抵制、限制、压制群众运动的作法，但是他对当时政治形势和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判断却是根本上错误的。
毛泽东晚年越来越热衷于依靠群众运动来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群众性政治运动，更多地具有“破”的能量，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还很不健全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导向混乱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的非理性因素可以说是比较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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