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结构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趋势论文,政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本在第44届众议院选举中与公明党联手获得超三分之二议席。本文拟把这一大选结果放在战后日本政治结构演变的总体进程中加以定位，从中把握其现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
一 “一党优位制”的类型变化
(一)从“1955年体制”到“1986年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下经历了以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为核心的战后改革，走上了新的政治运行轨道。
1955年，日本保守、革新两大势力各党派分别实现了大联合，形成了以自民党和社会党“保革对立”为主要特征的“1955年体制”。双方在社会基础、国内政策、安全战略、对外路线等方面都尖锐对立。从那时起，自民党连续执政达38年①，在此期间以社会党为主的在野党始终未能问鼎政权。这种在法制上虽然容许政权交替、但实际上却由一党长期执政的政治结构，通称“一党优位制”。②
日本“一党优位制”的长期存在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第一，美国的“扶保抑革”政策是举足轻重的外部影响因素。在占领期间，美国先是以“亲美”标准把吉田茂等原亲英美派外交官推向日本政治顶峰，然后又以“冷战”标准把岸信介等甲级战犯嫌疑人“放虎归山”，采取了扶植保守势力、打压革新势力的政策，充当了自民党的坚强后盾。
第二，自民党政权的经济发展战略取得巨大成功是取得选民支持的关键因素。日本在1955年已把经济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平，1968年成为西方阵营第二经济大国。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国民中自认为达到中等生活水平者达到90％左右，“九成中流”、“一亿总中流化”的说法广泛流行。这种局面使多数日本选民成为现存体制的支持者，对政权交替心存疑虑，因而继续把票投给具有安全感的自民党。
第三，善于扩大影响，长于选举策略，也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重要原因。在“1955年体制”下，日本选民与各政党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共生关系：自民党主要靠财界的雄厚资金和农村及中小城市的选票；社会党、民社党主要靠工会选票；公明党靠宗教外围组织创价学会的选票；共产党靠其基层组织选票。自民党以雄厚的选举资金作为后盾，靠保护农业政策长期保住了农村选票，并在城市市民中扩大影响，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包容性政党”。
第四，与各革新政党相比，自民党的组织结构和行为方式更充分地反映了日本传统政治和文化特征，这一点也利于自民党赢得更多选民的支持。
在1976年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遭遇了建党以来的最大失败，其单独所获议席未能过半数，加进11个无所属议员后才勉强过半数。此次选举，宣告了“朝野伯仲”时代的到来。1980年6月，众参两院进行同时选举，自民党重获单独过半数议席。但在1983年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再度失败，与新自由俱乐部联手才保住了过半数议席。
在1986年7月举行的众议院大选中，自民党在中曾根康弘领导下获得大胜，所获议席比大选前的250席猛增50席，加上无所属议员和新自由俱乐部成员，议席达到310席的“超稳定多数”，标志着中曾根的“战后政治总决算”路线得到了国民的广泛支持和认同。③ 在这一体制下，社会党也开始向自民党政策靠拢，对自由市场经济、《日美安全条约》、自卫队等由反对转向赞同或默认，力图向“超阶级”的“国民政党”转变，以便得到更广泛阶层的支持。
(二)从“1996年体制”到“2005年体制”
1993年7月18日，自民党在事先经历一场大分裂之后迎战第40届众议院大选而失败，其所获议席在511个议席中仅占未满半数的223席。在同年8月6日举行的众参两院首相选举中，号称“万年执政党”的自民党首次被七党一派联合势力从长达38年的执政地位拉下马，宣告了“一党优位制”的结束、“1955年体制”的崩溃以及“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的诞生。
这一局面的出现，是日本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结果。
首先，冷战的结束使“脱离意识形态”现象席卷日本各界，革新势力的最大堡垒社会党抛弃了其传统路线的精髓部分。这不仅成为社会党衰落的开端，同时也抽掉了自民党政权宣示其存在理由的支柱。“保守与革新对立”格局开始向“温和保守与激进保守对立”格局转化。1993年1月，财界就冷战后政界重组达成共识，对“形成英美式的两大保守政党体制”表示赞同。
其次，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使自民党擅长经营经济的神话破产，多数选民对自民党恢复景气的能力丧失了信心，从而对自民党一党长期政权的更迭采取了认可的态度。
再次，从80年代起膨胀起来的政治大国化倾向，酝酿出了不满于日本“一流经济、二流政治”现状的改革气氛，使呼吁结束自民党长期政权的“非自民党”势力取得舆论支持，汇成了政界重组的汹涌潮流。
最后，自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积累的腐败体质和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合纵连横成为引发政界重组的导火索。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频频曝光的自民党“金权政治”丑闻使政治改革问题成为政争的重要焦点。几经波折之后，1994年1月29日，日本国会众参两院终于通过了细川内阁提出的《政治改革四法案修正案》，其核心内容就是把迄今实行的选举制“中选区制”改为“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并把众议院席位由511席减至500席(其中小选区占300席，比例代表区占200席)，投票方式由一票制改为两票制。
1994年6月，自民党趁“非自民党”势力内讧纷起之机，以把首相职位让给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诱饵，与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手夺回了执政地位。1996年1月，自民党总裁桥本龙太郎接替提出让位的村山富市而出任首相。由此出现的“1996年体制”，是“一党优位制”的变形，亦即“准自民党一党政权”或“以自民党为主的联合政权”从此自民党便像走马灯似地改换合作伙伴，其结果总是小党政策的不断“自民党化”。
“1955年体制”崩溃以来，日本国会经历了1995年、1998年、2001年、2004年四次参议院选举(在此期间，参议院议席由252席减少为242席)和1996年、2000年、2003年、2005年四次众议院大选。④
1996年10月20日举行的第41届众议院选举，是首次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进行的大选。自民党获得总席位500议席中的239席，比大选前增加了28席，但仍未能单独占过半数议席。在2003年11月9日举行的众议院大选和2004年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接连取得败绩，主要在野党民主党大大增加了议席。
2005年9月11日，日本迎来第44届众议院大选。从前两次选举结果推测，日本内外观察家普遍没有看好自民党在此次大选中的结局，一般认为此次大选可能会进一步促成自民党和民主党势均力敌的局面，甚至可能出现政权交替。然而，大选结果却大出人们所料⑤，自民党所获议席竟比众议院解散前的212席陡增84席之多，共获296席，单独超过众议院半数议席，与公明党的31席相加则有327席，两党执政联盟在目前众议院480个议席中占超过三分之二议席。在野党的得票数是，民主党113席、日本共产党九席、社民党七席、其他小党和无所属24席。
此次大选后，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以新的形态得以重现：其一，在自民党与主要在野党的对立焦点已脱离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其有别于“1955年体制”；其二，自民党对执政联盟的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就此而言其又有别于“1996年体制”；其三，其与“1986年体制”最相类似，但又处在一个全新的内外环境之下，因而可称之为新的形态，即“2005年体制”。
首先，“2005年体制”是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下形成的执政格局。这是一种促进议席集中、有利于大党的选举制度，导致了小党继续衰败、在野党制衡作用更为降低的结果。
其次，它是“剧场政治”的产物。小泉纯一郎作为自民党总裁充分运用了信息化时代的选举手段，把其本人及一批“美女”、“名人”的明星效应和当代媒体的蒙太奇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把这场大选的焦点锁定在极度简单化的“赞同还是反对邮政改革”这一提问上，对宪法、安全、外交等重大问题则避而不谈。日本选民在追星般的狂热中陷于“思考停顿”状态，把一张张选票投给了自民党。
再次，它标志着自民党派阀结构和利益诱导政治的进一步瓦解。通过整治一批、扶植一批，自民党内部结构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小泉常说“砸烂自民党”。如今，除了小泉原所属的森派和新当选的83名“小泉宝宝”议员以外，其他派系都已被严重削弱。
“一党优位制”重现的过程，也是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加深的过程。日本资深政治家河野洋平曾在2004年4月28日共同社主办的《如月会》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切身感受到整个政界都在右倾。在自民党和社会党分庭抗礼的时代，双方势均力敌，政治基本上是中庸的。如今那样的平衡已完全被打破。”可以想见，今后这种右倾化趋势将进一步加剧。
二 决策模式的方向逆转
(一)决策模式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腾飞，各国学术界掀起了揭示“日本成功之谜”的热潮。从那时起，在对日本政治与行政及决策体系的研究中出现了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欧美学者站在西方政治文化的立场上，强调日本决策过程的特殊性，他们的观点分化为肯定论和否定论两种。
持肯定论观点的有埃兹拉·沃格尔的“日本第一论”⑥ 和查墨斯·约翰逊的“日本奇迹论”⑦。埃兹拉·沃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中指出：“日本的成功，与其说是凭其传统的国民性和古来的美德，不如说是依靠其独特的组织能力、政策、计划等有意识地予以实现的”，“我认为，日本从其政治机构和经济力量说最适合充当世界领袖”。查墨斯·约翰逊在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和日本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日本是个“追求发展型国家”，国家的强大推动作用才是日本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动力。
持否定论观点的典型代表作有欧根·卡普兰的“日本股份公司”论⑧ 和卡列尔·沃尔弗廉的“无政治责任中枢论”⑨。“日本股份公司”论认为，整个日本就像一个“股份公司”一样被高度组织起来，官民一致对外，这是日本不公正地同不受官方保护的欧美企业打赢经济竞争的诀窍。荷兰记者卡列尔·沃尔弗廉则认为，日本社会缺乏一个“政治责任中枢”，而只有人人都受其支配的“体系”(system)。在这个体系下，人们的行动不是受明确的中枢领导，而是由人际关系体系所支配，任何人在其中都不负有最终的政治责任。
日本著名学者丸山真男也曾指出过日本政治中的“无责任中心”或“中空政治文化”的特点。日本学者对这些政治特点的评价也分为肯定论和否定论。概括地说，从战败到60年代前期，日本学者对本国制度的传统因素缺乏自信，其研究大体上是以反省和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因素。从60年代后期开始，把日本的经济成功归因于文化与制度因素、对日本型集团主义和全体一致传统及由下而上的决策方式等予以肯定的论著纷纷问世。
然而，肯定论者和否定论者都普遍承认，日本的政治文化传统一般把“不出头”视为美德，排斥独断型的政治领袖和决策主体，那种具有强有力领导作用的政治家被视为“不像日本人”或“日本人中罕见者”。战后日本决策模式的基本特征，体现为以“注重协调和由下而上”为主，以“强有力领导和由上而下”为辅。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经济实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为背景，日本决策模式呈现出由前者向后者缓慢转变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第一，以各种“有事立法”增强首相的决策地位和权限；第二，通过行政改革加强首相官邸的综合决策能力；第三，主张进一步加强政府决策中枢的呼声逐渐得势。
2001年以来刮起的“小泉旋风”，给战后的日本决策研究成果带来了颠覆性的冲击。小泉我行我素、自上而下、决策专断，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熟知的日本首相形象。日本学者惊呼：“头一次见到如此独断专行的首相！”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小泉已展示和正在留下一种新的决策范例。
(二)政官关系
战后一个时期的日本决策体系，以“官主导”为其突出特色。早年当过政府公务员的大平正芳曾说“大臣不过是官厅的匆匆过客。”这典型地反映出职业官僚对“政策外行”政治家的轻蔑。然而，随着政治家即国会议员决策能力的逐渐提高，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族议员”⑩。政官关系开始发生逆转，“官高政低”逐渐向“政高官低”转变。
从理论上讲，日本政府各省厅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无论何种政党上台，都要服从该执政党的领导。但事实上，在自民党长达38年的单独执政条件下，各省厅与自民党在政策倾向、决策风格乃至利益关系等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共生关系，以致当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出任首相时，给官厅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然而，村山首相其实并不是依仗社会党的优势地位而登上首相宝座的，他实际上也执行了自民党式的政策。
“政高官低”也是日本政治改革刻意追求的目标之一。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官僚政治的最大缺陷，就在于因权力分散而无法一元化地做出迅速决策。当务之急是“大胆强化首相的地位与权限”，“由政治家掌握官僚的人事权”。(11) 还有人认为，“日本的问题，就在于如何既保持议会内阁制的优点，又强化最高首脑”。(12) 这一主张正在逐步得到实践。
(三)首相与官僚机构
按照《日本国宪法》和《内阁法》的规定，日本内政、外交的政策立案及实施权限在于内阁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其最高决策者是首相。然而，首相实际上受着执政党内权力之争和党外诸因素的牵制。综观战后史不难看出，日本首相挥舞权柄的实际能力因人因事差异很大。如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人堪称强有力首相的典型，而铃木善幸、竹下登等人则是善于协调的好手。前副首相后藤田正晴曾说，首相的个人素质对执政效果产生很大作用，首相的实权并非来自“法律权限”，而是来自首相本人的“政治实力”。(13) 与此相反，前首相宫泽喜一却认为，首相就和铁路司机一样，“谁来驾驶都没有关系”。战后传统的日本型决策过程总体上表现出重视“由下而上”的程序和决策层成员“全体一致同意”的特征。
日本首相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执政党和国会间接选举产生的。如此产生的首相不大可能为推行某项政策而能像美国总统那样与国会断然对立，也极少可能越过官僚机构而进行尼克松那种轰动世界的“秘密外交”。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治文化也在发生显著变化。随着日本国际地位的上升和贸易摩擦的升级，国内舆论对优柔寡断型首相的不满日渐增大，而对以“总统型首相”为范本的中曾根康弘，却多年保持了很高的支持率。特别是在90年代的内外环境下，日本国内呼唤强者出来拯救经济、走向政治大国的主张日益高涨。日本政治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强有力的政治”，其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强化首相的权限。
在制度上，美国总统可以任命参与决策的所有高级公务员。这是一种“政治任命”制。而在日本，包括首相在内的政治家难以对各省厅事务次官及其以下的各级人事进行干预，这是日本型官僚体制的一大特色。日本的官僚系统是按“年功序列”原则进行干部晋升，其政策思路较少受到政治家的干扰而保持相对稳定性。
作为政治改革的一环，日本最高层一直试图改变“政出于官僚部门”的“由下而上”的决策模式，引进“政出于首相及其官邸”的“自上而下”决策模式，其重要举措就是加强首相官邸及其内阁官房(内阁官房相当于内阁的事务局，是首相最重要的亲信)的权限。这一倾向在桥本任首相时期就得到了大力强化。但与小泉相比，桥本只能甘拜下风。小泉出任首相以来，并没有改变任何法律，但却不断增大了其本人和首相官邸的实际权限，加深了官僚机构在决策中的边缘化程度。(14)
(四)首相与执政党
在自民党内，首相面对着如何打破“族议员”与官僚部门及有关行业之间的利益共生关系，如何回应执政党的决策意见，如何应对派阀结构等复杂课题。
自民党派阀是日本政治文化的独特产物。在自民党“一党优位制”下，首相的产生、阁僚职位的分配、政策的决定，通常都是派阀间竞争与妥协的产物。一般情况下，首相必须依靠自己所属派阀并联合一些派阀组成自民党内的“主流派”。其他派阀则组成“反主流派”或“非主流派”，对主流派和内阁起牵制作用，有时甚至导致内阁倒台。首相出自强有力的“主流派”，是保证其具有重大政治决断能力的重要条件。从总体上说，自民党派阀并非政策集团，而是利益集团。自民党自身曾一再做出解散派阀的努力，但大都归于失败。这里有“结构性的原因”(15)，即派阀在自民党形成和稳定的过程中已成为其躯体中的有机架构。
自民党内曾多次出现总裁实际上听命于垂帘听政者的“二重权力结构”，这由田中角荣所创造、后来为竹下登和小泽一郎继承。在这种结构下，幕后实权人物对重大决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民党总裁兼首相与自民党干事长、政调会长、总务会长等“党三役”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势力平衡关系。由于后者往往是由总裁所属以外的主要派阀首领来担任，首相的决策也势必反映这一力学结构的微妙影响。由于内阁阁僚和自民党决策机构成员在人事上是两套不同系统，因此内阁与自民党在决策中也存在着复杂的二元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以制度改革强化首相权限的主张，即引进“首相直选制”，以此让首相摆脱执政党的牵制，使其成为“总统型首相”。但是，对这一方案的反对意见十分强烈。
2001年出任首相的小泉纯一郎，给世人展示了以“非制度改革”方式——“煽动和迎合舆论”的方式强化首相权限的新模式。
出任首相前，小泉对参拜靖国神社不感兴趣，还曾反对“海外派兵”，对日本“争常”也提出质疑，颇有一副“鸽派”形象。1995年，小泉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败给桥本龙太郎，1998年又败给小渊惠三。2001年4月，他再度与桥本竞选自民党总裁时完全改变战术，喊出了“改革无禁区”和“参拜靖国神社”的激进口号，在自民党基层党员的热烈支持下脱颖而出。出任首相以来，小泉在自民党内与自己所属的森派以外各派阀明争暗斗，在国内改革上与“族议员”的“抵抗势力”周旋，其克敌制胜的法宝就是摆出“对内改革”、“对外强硬”的姿态，坚持“说了就做”、“决不反悔”的硬汉作风。
2005年9月11日的众议院大选，从根本上改变了小泉首相与自民党派阀的关系。上台以来，他喊出了“砸烂自民党”的口号。此次大选后，小泉称：“旧有的自民党已被摧毁！作为改革政党的自民党已经诞生！”原党内主流派桥本派被进一步削弱，小泉所属的森派已成为拥有79名议员的第一派阀。另外，自民党新当选议员竟达83名。这些平均年龄只有44岁、在大选前就已崇拜小泉、被称作“小泉宝宝”和“小泉近卫军”的新议员们正作为“新小泉派”异军突起。舆论认为，大选前是“自民党的小泉”，大选后则变成了“小泉的自民党”，小泉对自民党的控制能力空前提高。
三 政策产出的回路变换
此次大选后，小泉首相和自民党的执政地位无比巩固和强大。
在国会，自民党与公明党联手拥有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其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各项法案的能力空前增强。即使一些法案在参议院受阻，小泉内阁也可以再把法案拿回众议院强行通过。(16) 以其“绝对稳定多数”议席，执政联盟可以独占众议院17个常任委员会的所有委员长要职，在各委员会委员人数上也占过半数。只是为了笼络在野党，自民党决定把副议长和四个次要委员长的职位让给民主党。
在执政联盟内，自民党对公明党的讨价还价地位空前提高。自民党解除执政联盟的底线是，在众议院占有单独超三分之二议席或在众参两院都占单独过半数议席。目前自民党还不具备这些条件，所以不会轻言放弃执政联盟。如果在“邮政国会”中被驱逐出党的“造反议员”大举回归自民党，也有可能使其单独占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其与公明党联合执政的必要性就有可能大为降低。
在自民党内，小泉封杀异己的力量空前增大。(17) 小泉“说了就做”的风格有了更坚实的权力支撑，其在内政、外交决策上的回旋余地进一步增大。媒体烘托下的“剧场政治”效应愈益明显，“小泉外交”与舆论的互动色彩更加浓重。据传，许多日本选民已后悔因支持小泉而导致了如此“巨无霸执政党”和“自民党小泉化”的结局。
大选后，就“数量逻辑”而言，自民党内、在野党以及政府部门，都缺乏牵制小泉独断专行的“硬力量”，唯一能对小泉形成牵制的有利因素，恰恰是把小泉捧上如此地位的舆论这一“软力量”。在野党的最有效对策将是在国会、媒体等场所抢占“剧场政治”先机，在政策和气势上争夺舆论的主导权。
面对“2005年体制”下的日本政局，东亚各国的关注是否聚焦在日本周边外交？首先应当指出，很多日本选民把选票投给小泉和自民党，并不意味着全盘同意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等对外强硬路线。本届大选的焦点不在外交，而在内政。因为就连在“历史”、“领土”、“绑架”等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龟井静香、平沼赳夫等政要也因反对“邮政改革”而被赶出了自民党。大选后，新一届小泉内阁确实赢得了更少受牵制、更易于走向强硬的地位，但其外交政策却成为其政策体系中的“软肋”。
小泉曾扬言，其任内不会“改宪”。但执政联盟至少在众议院已拥有通过“改宪”动议所需的三分之二以上议席，“改宪”进程有可能加快。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2005年9月12日明确表示，“下一步是宪法问题”。22日，自民党在建党50周年庆典上发表了“新宪法草案”，拟在2006年1月起的例行国会通过《国民投票法案》，并常设一个具有议案提案权的“后宪法调查会”，但改宪进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现行日本宪法第96条规定，改宪必须在得到众参两院各三分之二以上议员赞成后，由国会提议，经全民投票而获半数以上赞成后才能进行。目前自公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并不拥有三分之二即162以上议席。而且公明党已表示反对自民党草案中关于宪法第九条的修改方案。另外，民主党对待自民党草案的态度也将对改宪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在对外战略上，日本走向“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与此同时，日本也会继续致力于强化军事体系、加强对外派兵和军事干预能力及推动“争常”进程。在地区政策上，日本会继续沿袭“挟美制亚”路线，近期内可能继续坚持“一味追随美国，对东亚一味强硬”的外交。
小泉“一味亲美、轻视亚洲”的外交政策日益引起国内各界的批判。大选前后，日本各主要经济团体一再要求小泉停止参拜靖国神社，主要媒体也纷纷促其改变对东亚强硬外交。面对各界压力，小泉在2005年的“八一五”谈话、“九一一”大选后的国会演说以及11月19日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都特别提到要改善与中韩两国的关系，大选后还表示要在任内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然而，2005年10月17日，小泉悍然对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进行了任内第五次参拜。10月31日，小泉再次改组内阁，搭起了一个鹰派色彩更浓的新班底。这些都显示，只要小泉继续掌权，日本还将继续坚持对邻国的强硬外交。
此次大选后，日本政局进入相对稳定期。参议院的下一次选举2007年才会到来，众议院如不提前解散2009年以前也不会有大选。这意味着“2005年体制”下的自民党“一党优位制”在未来几年将持续下去。此次大选的结局，既有基于社会条件变化的必然性，也有小泉个人因素的偶然性。从中长期观点看，在“后小泉时代”不能排除自民党相对变弱、“1996年体制”复活的可能性。至于在野党夺取政权、“一党优位制”宣告结束的局面，近期内尚难预料。
小泉一再重申，2006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不再连任首相。(18) 然而，一些自民党政要已主张“不排除小泉继续延长任期的可能性”。自民党总裁任期超过两届者已有中曾根康弘的先例(当时获准延长一年)，加之2007年自民党还要迎战参议院选举，森喜朗等政要希望继续借助小泉的拉票能力。
如果小泉于2006年9月果真卸任，“后小泉”首相将为何人？
若从与邻国和解的需求考虑，福田康夫口碑最佳，弱项是年龄偏大。从稳妥的角度考虑，谷垣祯一的呼声较高，弱项是“缺乏魄力”。若以“参拜”论亲疏，安倍晋三和麻生太郎当是小泉的意中人。在有关下任首相的民意调查中，安倍得票率一直最高，加上如今已占据官房长官要职，安倍当离下任首相宝座最近。但自民党内认为安倍资历太浅，期待他成为“下下届”首相的呼声也颇高。麻生虽已占据外相要职，但其在历史问题上“走嘴”不断，其外交手腕也是个未知数。若按经济才能论英雄，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和总务大臣竹中平藏也有可能在下任首相竞选中脱颖而出。今后，“一党优位制”下的日本将如何调整对东亚政策？对此，世人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长期执政现象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如瑞典社会民主劳动党曾连续执政44年(1932—1976)。但这些政党常需联合执政，而像日本自民党这样在战后绝大多数选举中单独占国会过半数议席的现象却极其罕见。
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些关于“一党优位制”的研究项目及其成果，如松村岐夫牵头的“一党优位制”国际比较研究等。佐藤诚三郎、松崎哲久合著的《自民党政权》是其中的一部代表作中(央公论社、1986年)。9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自民党一党长期执政现象”的研究中涌现了一批有深度的学术成果，甚至出现了专门研究“一党优位制”的专著(参见徐万胜：《日本自民党“一党优位制”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参见林尚立：《政党政治与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4页。
④目前日本参议院有242个议席，议员任期六年，该院不能提前解散，每三年改选半数；众议院有480个议席，议员任期四年，但该院可以提前解散，所以往往不满四年就进行大选。
⑤连小泉及其自民党高层都承认未预料会取得如此大胜，以致出现自民党事先推举的比例代表候选人数不足、甚至把一名当选指标拱手让给社会党的结果。
⑥Ezra F.Vogel,Japan as Number On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⑦Chalmars Johnson,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1925-197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82.
⑧Eugene J.Kaplan,Japan:The Government-Business Relationship.Washington,D.C.:U.S.Department of Commerce,1972.
⑨Karel van Wolferen,The Enigma of Japanese Powe.(日本語版、早川書房、1994年上巻、88—134頁)
⑩“族议员”指已具有与官僚对等的专业政策知识的议员。(猪口孝、岩井奉信『「族議員」の研究』、日本
済新聞社、1987年、213—272頁)
(11)野田宣雄『文明衝突時代の政治と宗教』、PHP研究
、1995年、216—217頁。
(12)松村岐夫『日本の行政』、中央公論社、1994年、120頁。
(13)後藤田正晴『政と官』、講談社、1994年、177頁。
(14)据传，小泉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重大问题上只听其秘书饭岛熏的话，而听不进任何其他人的建言。
(15)佐藤誠三郎·松崎哲久『自民党政権』、中央公論社、1986年、238頁。
(16)2004年7月11日第20届参议院选举后，自民党得到115席，加上公明党的24席，执政联盟共有139席，超过参议院242个议席的一半。但在2005年8月8日的参议院会议上，有22名自民党议员投票反对小泉内阁提出的“邮政改革法案”，八名自民党议员弃权，从而否决了该法案。小泉扬言要对这些自民党“造反议员”进行处理。
(17)2005年11月22日自民党举行建党50周年庆典后，曾与小泉纯一郎、山崎拓结成“YKK同盟”的加藤纮一对记者说：“现在自民党内最令人担忧的是‘说真话难’”，对小泉的独断专行表示出忧虑。
(18)1972年以前自民党总裁任期为每届两年，最多连任两届。1972年改为每届三年，1978年改为两年，2002年又改为三年。日本国内对以执政党总裁任期决定首相任期的做法存在争论，有人主张应把首相任期与大选间隔时间一致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