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炳千古的历史丰碑——论山西抗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彪炳千古论文,丰碑论文,山西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的神圣战争中，山西抗战成为最光辉、壮丽的篇章之一。
山西抗战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密部署与发动的。它是抗战爆发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源头，也是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依托。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实行抗战的“立足点”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也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据以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战的“神经中枢”。山西抗战的发动、坚持和发展，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扩大，直接关系着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因此，山西抗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历史作用。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候，系统、深入地揭示山西抗战的历史全貌，是很有意义的。
山西抗战的发动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长期准备发动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国全国性开展抗日战争的起点。
“七·七”事变后不到一个月工夫，日军就于7月29日侵占北平，30日侵占天津。紧接着，日军又以平、津为基地，分兵四路向华北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路沿平绥线向绥远的包头目标前进；一路沿平绥、同蒲线向山西的太原目标前进；一路沿平汉线向河南的新乡目标前进；一路沿津浦线向山东的德州目标前进。日军的这一作战方略，是实行“两翼箝制，中央突破”，即假平绥、津浦两线，从东西两翼进行战略箝制，由同蒲、平汉两线直入纵深，实现中央突破。以此态势，欲首先夺取上述四点，进而从四点出发，实行战略展开，将国民党军队迂回歼灭、击溃或最低限度压缩到黄河南岸，一举侵吞整个华北。然而，在日军的眼里，把四点中的太原看作是最具有“战略价值”的要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华书局1981年5月版，第26页）：太原为山西省会，又系晋境交通枢纽，而山西则为华北屋脊，北中国的锁钥。夺取了太原，即可夺取山西；夺取了山西，即可固守平、津，侵夺华北，进取中原，迂回西北。因此，加紧会攻山西就成为日军侵夺华北、吞灭中国的总战略的首要目标，而迅速夺取太原又成为它这一首要战略目标的突破点。于是，在所谓“一个月拿下山西，三个月灭亡全中国”的狂妄计划下，日军以强大的攻势，突破国民党军队的一道道防线，把侵略战火从平、津、冀、察、绥，烧到晋北，开始将恒山山脉当作侵吞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夺取，造成了向太原纵深进击的态势。而此时阎锡山指挥下的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队，亦已钝挫锐气，丧失战斗能力，根本无法阻滞日军的战略进攻，破坏敌人的战略计划。针对日军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在华北正规战争的溃败局势，依据已经造成的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局面及其天时、地利、人和的优越条件，毛泽东在对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形和未来战争发展趋向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于9月中、下旬，就首先发动与开展以山西为中心的山区抗日游击战争向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作了指示和部署。其指示和部署的中心内容和主导思想是：第一，广泛向国民党解释，深入阐明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第二，改变原定的集中于一点的部署，实施新的多点活动的战略部署；第三，坚持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第四，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第五，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大有利于在全省创立我们的根据地。为了贯彻执行这一战略部署，使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成功地在山西发动和开展起来，从而使它担负起挽救华北抗战危机，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开辟华北解放区战场的伟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指示中还特别强调了山西应划分为四个战略区和八路军部队由此实行分散配置的重大战略意义。他指出：游击战争主要应处于敌之翼侧及后方，在山西应分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我以此四个区域实行战略展开，必将向着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取四面包围的态势。他还指出：无论如何不能集中于恒山一区，集中于一区不但使我军难以立足，而且存在着极大的危险，势必陷入于敌人的战略大迂回中。这就是说，首先开展山西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等敌后高原山区根据地，便造成了具有双重意义的即对内对外的战略支点：对内，即在山西境内，我们可以凭借这四块根据地站稳脚跟，并通过这四块根据地相互联系、彼此策应，对进占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之敌形成战略包围圈，有力地箝制和打击敌军，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实行与坚持抗战的“立足点”；对外，我们又可依托这四个战略支点，伸展四臂，向外扩大，囊括华北地区，连接西北地区，策应中原地区，使山西成为我党我军扩大与发展抗战的“出发地”。
事情十分明白，在山西首先发动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严重关头果断作出的重大决策，是经过毛泽东深思熟虑、运筹帷幄而精心设计出来的。这一战略部署的制定和实施，使我党我军避免了难以估量的挫折和损失，对伟大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和胜利开展起了决定意义的指导作用。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永远证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中的光辉篇章，是人类革命战争史上的一部不朽杰作。
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制定的战略部署，八路军三师（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主力部队相继开赴五台山（恒山山脉南段）、管涔山和太行山区，首先进占同蒲线以东的晋东北、同蒲线以西的晋西北和正太线以南的晋东南等战略要地，并在这些区域中发动了抗日游击战争。
为配合与支持八路军的战略行动，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北方局把工作重心放在山西，并且以山西为中心又新组建了中共晋察冀省委、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和中共冀豫晋省委，将中共山西工委改组为山西省委，同北方局一道移驻晋西南地区。与此同时，北方局还调迁大批干部到山西来，充实和加强了各个省委的领导力量。这样，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汇聚一起，就形成了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巨大合力。
而且，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奉毛泽东之令亲赴山西前线，以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头脑和智慧之光，成功地推动了我党同国民党及其山西地方当局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合作，光荣地担负起了指挥三晋大地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重任。
先期抵达晋东北的八路军第115师，就立即向敌人发起进攻，并旗开得胜，首战告捷，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大胜利。这一胜利，拉开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帷幕，谱写出了中国抗战以来的新篇章，给国民党所导致的“混乱溃败的战局，以初步的稳定，兴奋了山西、华北以至全国人民，给日本帝国主义长驱直入，一往无敌的气焰，减杀不少”，从而迫使其不得不更动作战部署，由“原来大规模的长距离的战略迂回与放肆的急进”，改变为“集结主力的正面推进”（朱德：《八路军抗战的一周年》，《解放》第43、44期）。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八路军三师部队又连续出击敌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相继取得了腰站、井坪、宁武、冯家沟、雁门关、阳明堡、王董堡、七亘村、黄崖底、沾尚至广阳等一系列战斗的重大胜利，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正面战场忻口战役的作战，并使之成为国共两军合作抗战的一个光辉范例。据统计，从平型关大捷至太原失守的不到一个半月时间内，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大小战斗100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和摧毁敌大量军用物资，从而重创了敌人的锐气，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挫灭了敌人长驱直下太原和一个月侵吞山西的黄粱美梦，阻滞了敌人的战略进攻。这是八路军出师抗战的最初胜利，它标志着伟大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兴起，开始显示出了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思想的威力。这个威力，不单单是八路军打了一系列胜仗，而更为重要的是党和八路军发动和武装了人民群众，开拓出了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块游击区，创造了抗日游击战争赖以坚持、发展的初步基础和战略支点。有鉴于此，任弼时把这一阶段的抗日游击战争誉为“模范的游击战争”（《山西抗战的回忆》三，1938年1月15日《新华日报》）；王若飞亦将山西称作“展开华北游击战争的中心”，“华北抗战的中心”和“收复华北失地的根据地”（《华北游击战争的展开》，《解放》第21期）；毛泽东更把山西抗战看成关系抗战全局的根本一着，说它“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1页）。
事实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尽管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和错误的战略战术，招致了正规战争的大大失败，使祖国的神圣领土一块块落入敌手，使华北人民遭受到日本法西斯的空前浩劫，酿成了华北抗战的严重危机。但是，在毛泽东光辉战略思想的指引下，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德怀等的直接领导与指挥下，经过八路军部队英勇拼杀和山西人民奋起救国所勃发起来的抗日游击战争，不仅使“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在战略上已经陷入“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而且必将使它进一步“遇到最坚强的抵抗”和“前所未有的困难”（《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49页），为扭转华北抗战危机而开始铺设出了一条成功的道路。华北人民、全国人民，正是从胜利开展的山西抗日游击战争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未来，因而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共产党和八路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政治影响极大地极快地扩大，‘民族救星’的声浪在全国传布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8页）。也正是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激起了华北人民的巨大革命热忱，因而使“党与群众运动，华北人民的武装抗日运动，到处都有大发展的可能，到处都有群众寻找和等待共产党和八路军去领导他们，要求党派人去指导他们打游击”（《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7页）。人民群众同共产党和八路军心心相印、交融一体的生动画卷，一方面表现了广大人民武装抗日的坚强决心和民族革命运动的真正高涨，另一方面又预示着广大人民游击战争的即将到来和抗战危机的必然克服。
山西抗战的发展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这是华北大城市全部沦陷终结，也是国民党在华北正规战争偃旗息鼓的标志。整个华北的抗战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58页），开始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开始了变游击区为抗日根据地的新阶段。在这历史性转折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又以他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及时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部队规定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就电示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太原失守后，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而此阶段的游击战争以八路军为主体，其他则附属于八路军，这是华北总的形势。11月9日，中央军委又电示八路军：在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敌人不久将以主要力量向我战略区内线之各要点发动进攻，因此，我军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的部署，应控制一部兵力担负袭敌任务，大部兵力则分散到各个要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11月13日，毛泽东再次电示八路军和华北党组织：“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毛泽东军事文选》，第88页）。同时对八路军各部队的战略行动作了部署。据此，八路军总部作出决定，除令第115师之晋察部队和晋西北之第120师部队继续就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放手发动群众，创建与扩大抗日根据地，做好粉碎敌人“围攻”的准备外，又令第115师主力适时转入吕梁山脉，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129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两山脉，创建晋冀豫边区抗日根据地。中共北方局亦作出了《独立自主地领导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华北党组织在抗日游击战争新阶段的工作。
由是，八路军部队以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为依托，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的原则，迅猛地实行战略大分兵。第115师晋察冀部队，同中共晋察冀省委、“牺盟会”和“动委会”一道，组成许多工作团、队，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辟工作，以暴风骤雨之势向前推进，使人民抗日游击战争迅速威震于雁北、察南、冀西一带。第120师部队分兵展开于管涔山区各地，同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后改为晋西北区党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四纵队相结合，很快将清水河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同蒲线以西的偌大地区，变成为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战场。第129师部队从晋东南出发，一时布满太行、太岳山的整个晋冀豫区，在中共冀豫晋省委、“牺盟会”和决死第一、第三纵队的配合下，迅即开创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局面。第115师主力部队挺进晋西南，在担负阻敌南犯、西侵之重任的同时，和中共山西省委（后改为晋西南区党委）、“牺盟会”、“动委会”和决死第二纵队协力行动，将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烟在吕梁山区各地燃烧起来。敌后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广大开展，拖住了侵占太原的日军，使其无法继续向前推进，因而就“迫使他不得不以大的力量进行肃清后方的工作”（任弼时：《山西抗战的回忆》三，1938年1月15日《新华日报》），以图从对付人民抗日游击战争中寻找出路。于是，敌我双方的“围攻”与反“围攻”的激烈搏战开始了。搏战的结局，我抗日军民粉碎了两万余敌对晋察冀边区的“八路围攻”，打退了万余之敌对正太路南侧地区的“六路围攻”，使抗日根据地的开创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到1938年2月，当敌人再度调集重兵，以拼死的疯狂又一次向山西发动全面总攻，企图一举完成其侵吞山西并进而实现攻夺西安和武汉的阻谋计划时，八路军各部队与日益发展壮大的人民抗日武装密切结合，坚持运用“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将“小游小击”、“中游中击”与“大游大击”结合起来，在分兵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抓住有利时机，相对集中兵力，适当开展“宽大正面”的战争，以调动大敌于运动战中歼灭之，又相继创造了神头岭、午城镇、响堂铺及粉碎敌人“五路围攻”晋西北、“九路围攻”晋东南等一系列模范战例，将日军占领的“点”的四周和“线”的两侧的广大地区控制在自己手中，更加造成了“普遍存在于山西各地的游击战争”的局面（《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86页），从而再次拖住了急欲吞噬山西全省而强渡黄河之敌的后腿，不仅使它的战略突破的阴谋无法得逞，反被陷入于“进击之困难，实非言语所可形容”的严重地步（转引自《新华日报》1938年3月9日社论：《论山西战局》）。正如毛泽东高兴地指出：“第八路军现在共在四个区域中进行广大的游击战。……他们都与地方人民有密切的联系，都随时猛烈地破坏敌人的后方联络线，有了很多大小的胜利，使敌人大减其前进的力量。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08页）
从太原失守到1938年4月粉碎敌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5个多月中，八路军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变，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党、政、军、民协力一致，紧紧抓住发动、组织与武装人民群众这一根本关节，把对敌进击同建军、建党、建政等项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先后作战400余次，歼敌2万余人，有力地箝制了敌人的战略进攻；工、农、青、妇、儿童团等各界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普遍建立，赤手空拳的工、农群众纷纷变成武装起来的民族革命战士；专、县政权大部掌握在我党的手里，变成为组织与领导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权力机关。这样，我党在山西就赢得了人民群众、赢得了抗日武装、赢得了抗日民主政权。这种足以左右山西局面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的赢得，就造成了一个最基本的条件；而这一基本条件的准备，就使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游击区确定地扩大转化成为晋察冀边区、晋冀豫边区、晋西北、晋西南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的逐步形成与巩固，又为八路军实现在整个华北的战略展开，将抗日游击战争由山区推向平原、推向全华北敌后奠定了坚实基础。
由此，于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便向华北党组织和八路军发布了关于《对平原游击战指示》，指出：“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的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也是可能的”；“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斗争”道路（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四，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3页）。5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又电示八路军总部派遣部分主力部队入鲁，作为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并派大批干部到山东加强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120师，发出“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的指示（《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四集，第5页）。在这过程中，毛泽东还特别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光辉著作，科学总结了抗战以来的实践经验，规划了广大发展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蓝图。他预断抗日游击战争“必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并由此进一步指出：“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2页）。依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沿着《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所照亮的前进道路，八路军总部又命令三师部队，以晋冀豫边区、晋西南、晋察冀边区、晋西北为战略支点，相继分兵挺进冀南、冀鲁豫边区、冀鲁边区，挺进冀东、大青山区，并向豫北、冀西、晋南扩展，从而将抗日游击战争突破山西和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推展到平原地区、推展到整个华北敌后区域。
从1938年4月至10月的7个月时间，八路军各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的配合下，先后作战1000余次，歼敌4万余人，取得了开展与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初步胜利，粉碎了敌人对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围攻”，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徐州、武汉会战，完成了在华北敌后的战略展开。这样，历经短短1年多时间，即从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和华北党组织汇合至1938年10月，在实现两个战略展开之后，就在华北敌后创建了晋西北（包括大青山）、晋察冀边区（包括北岳、冀中、平西、冀东）、晋冀豫边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晋西南、冀鲁豫边区（包括冀鲁边、鲁西北、湖西、豫东北）、山东等抗日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又以其自然条件为特点，构成南北两线不同类型的战略基地：在北面，从管涔山、恒山、五台山、军都山至雾灵山一线，是山区战略基地；在南面，由吕梁山、太岳山、太行山到冀中、冀南、山东一线，是山区与平原相衔接的战略基地。这南北两线根据地的创建和相互配合、彼此策应，就造成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造成了对敌战略反“包围”的态势。八路军部队也由出征抗战时的3万余众，发展成为拥有近16万人的强大集团军，开始“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力军了”（《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9页）。
山西抗战的坚持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改变了战略方针，即由“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改变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停止了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回师敌后来将其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与日本帝国主义相呼应，蒋介石国民党亦“开始了它的政策上的变化”（《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5、943页），由容共抗日又回复到反共反人民的老路上来。我敌后解放区战场遂以抗日战争重心的姿态挺立在中华大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挑起了既抗击日伪军主力压迫，又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两副重担。
在武汉失守之前，华北已成为“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52页），而山西更造成“全面抗战的模范区与华北抗战的中心根据地”（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宣言》，《解放》第87、88期）。正是因为这样，敌、伪、顽便将夹攻的矛头首先集中指向华北敌后解放区，而在华北又重点指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面对中日战争形势开始发生的重大变化，根据我敌后抗战的实际状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及时确定了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达到最后驱逐敌人的全国抗战的总任务，确定了党的主要工作方面应放在战区和敌后的指导思想，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贯彻实施“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战斗在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和第115师主力部队，奉命向东开进，分别深入冀南、冀中和山东，在各该地区党组织和抗日军民的密切配合下，广泛开展了猛烈的游击战争，打破和粉碎了日军的一次次“围攻”与“扫荡”，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在经历了开创根据地的严酷战斗的考验之后，又继续以坚强挺拔的英勇姿态，与留置的八路军、新军部队协力行动，为巩固与建设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至1940年底，晋察冀边区已经把山地和平原连接起来，设立了1个行政公署、1个办事处、13个专员公署、90多个县政权，与1938年1月边区政府成立时相比，增加抗日民主县政权50个，扩大人口420多万。其中以晋东北为依托的北岳区，辖有6个专员公署、39个县政权。1940年8月，晋冀豫边区的太行、太岳和冀南区的“冀太联办”成立，所辖范围即有3个行政区、15个专员公署、115个县政权。其中以晋东南为依托的太行行政区，辖有5个专员公署、36个县政权，面积达到27961平方公里；太岳行政区辖有3个办事处、14个县政权。与此同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扩展到大青山脉，形成晋绥边区，下辖7个专员公署、47个县政权和1个游击区。在根据地巩固与扩大的过程中，工人、农民、青年、妇女抗日救国运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日本法西斯改变战略方针的罪恶企图，就是要分裂我团结，破坏我抗战；就是要消灭共产党、消灭八路军，摧毁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奴役华北、统治华北。但是，日本法西斯失算了，阴谋破产了。经过敌我双方的激烈较量，我抗日力量进一步发展了，根据地更加扩大了，由蒋介石策划、阎锡山导演的以“十二月政变”为内容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并且在此基础上，八路军总部发动了以山西为主战场的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更加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阴谋。由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由于“百团大战”的威慑，更加引起了日本法西斯的恐惧与仇视，从而便将其攻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华北、指向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山西抗日根据地。遂之，敌华北方面军即按照其“巩固点线，扩大面的占领”以及“治安肃正”与“肃正建设”的施策，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日益疯狂和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与“蚕食”进攻。在1941年和1942年的两年间，千人以上的“扫荡”竟达174次，使用兵力总计达到83万人以上，分别较1939年和1940年增加了三分之二和五分之三。日军的这种频繁而大规模的“扫荡”，更加施用于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两年中，敌人对晋冀豫边区的大“扫荡”有19次，中、小“扫荡”达500多次。对晋绥边区的大、中、小“扫荡”达33次，持续时间长达400余天。对以北岳区为中心的晋察冀边区的“扫荡”，无论在次数上和规模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在“扫荡”过程中，敌人还大施“杀光”、“烧光”、“抢光”的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以图彻底毁灭我抗日根据地。
然而，敌军的“残酷”“扫荡”是和其推行“蚕食”进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以“扫荡”作为“蚕食”的先导，又以“蚕食”来推进“扫荡”。为了达到“扫荡”的目的，实现“蚕食”的阴谋，敌人对我根据地的“包围”更加深了，“分割”更厉害了，“封锁”更严密了。而敌人实行“包围”、“分割”与“封锁”的手段，便是所谓扩展其“点”、“线”之建设。单是敌据点设施，到1941年和1942年间，北岳区即猛增至1400多个，太行区和太岳区增至1000多个，晋西北区增至500多个。敌人的“扫荡”与“蚕食”，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与进攻，使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根据地的面积缩小了，人口减少了，武装部队也减员了。北岳区的四周均退缩了15到20公里。太行区的面积差不多缩小了五分之一。形势最严重的时候，太岳区竟无一完整县，以至有12个县政府都聚集在沁源一地，而沁源县城也被敌人占领了。晋西北区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减少了三分之一，其中第八分区仅剩下17个行政村在我手里。而且，军需民用，吃的、穿的、用的、住的，都发生了严重问题，“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47页）。
历史清楚地表明，在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的最困难的1941年和1942年间，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即成为敌我双方拼死争夺的激烈的搏战地带，我能不能顶得住，不仅直接关系着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战的坚持，而且直接关系着华北抗战的坚持，乃至直接牵动着抗日战争全局的命运，问题是极其尖锐和严重的。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由于日军连续不断地疯狂“扫荡”，步步紧逼地“蚕食”进攻，以及敌、伪、顽合力夹击与严密“封锁”，使我抗日根据地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极度的困难。但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坚持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与部署，严格遵循党为战胜困难而制定的著名的“十大政策”，以武装斗争为骨干，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诸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用革命的“全面战”反对反革命的“总力战”，反“扫荡”、反“蚕食”、反摩擦，实施民主政治，发展社会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进行武装建设，繁荣文化事业；从而逐渐地加强了内部，恢复了元气，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和必胜信念，胜利地开创了真正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宏伟局面，并由此积累下了劳武结合、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文化建设、战胜灾荒等多方面的成功经验，创造了武工队、麻雀战、地雷战、窑洞战、联防战、围困战等各种各样的对敌斗争形式，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杀敌英雄、劳动能手和拥军模范。就这样，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团结一致，齐心协力，以人民战争的铁拳，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与“蚕食”，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与进攻，顶住了敌、伪、顽的夹击，战胜了困难，渡过了险关，站住了脚跟，坚持了阵地，保存了力量：我们的山区战略基地——晋察冀边区之北岳区，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太岳区，以及晋绥边区没有被摧毁；我们的首脑机关——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各战略区党委、军区、政府没有被消灭；我们的抗日武装——主力部队、地方兵团、民兵组织没有被打散；我们的基本群众——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没有被征服。相反，从1942年下半年起，各抗日根据地都开始出现了好转的势头。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最困难的时期里，冀中、冀南、冀鲁豫等广大平原解放区，都曾遭到敌人的严重切裂、分割和摧残，变成为“格子网”与细碎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致使我“大兵团的活动困难，甚至根本不能活动”（彭德怀：《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对魏巍同志的答复》，河北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第200页）。面对这一严重局势，党即把这些地区的大批干部和相当的主力部队，有组织、有计划地转移到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中来，以进行休整、训练，准备迎接新的有利的战斗。由此可见，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抗日军民在最困难时期所进行的富有成效的艰苦卓绝斗争，不但坚持了山区抗战阵地，坚持了山岳地带的抗日战争，而且保卫了领导与指挥华北抗战的司令部，支撑了平原地区的抗日战争。这样一来，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就成为“支持整个山地、平原游击战争的基地”（《刘伯承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1月版，第29页），成为支持华北长期“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388页），为我夺取抗战胜利“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3页），作出了极可宝贵的贡献。
山西抗战的胜利
如同整个解放区一样，从1943年起，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开始进入了恢复与再发展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根据急速发展变化的客观形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及时采取了新的举措和方略。1943年，要求华北抗日军民深入贯彻“敌进我进”的战略方针，派遣大量“武工队”挺进到敌人后方，运用多种形式开展军事、政治斗争，恢复根据地和开辟新区；同时积极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制止敌人的进攻。1944年，确定了集中力量打击日伪军，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提出了适时出击日伪军据点和发展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1945年，规定了“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等15项工作，强调把这一年当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应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个方面。遵循上述指示的精神，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根据地抗日军民在进一步贯彻“敌进我进”的方针的过程中，彻底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遏止了敌人的“蚕食”进攻，恢复与扩大了根据地。在此基础上，从1944年春季到1945年夏季，我抗日军民又主动出击，连续向敌伪发动攻势作战，实行局部反攻，迅猛地缩小了沦陷区，恢复与扩大了解放区，并完成了发展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任务。在胜利进击的1944年，北岳区抗日军民共作战1384次，歼灭日伪军7260余人，攻克敌据点189处，摧毁了敌在该区的第一线绸堡，打开了察南、雁北地区的新局面，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共“挤”掉敌据点106处，收复村庄3108个，解放人口40余万，扩大解放区面积近10万平方华里；太行区抗日军民共进行大、小战斗4000余次，攻克敌据点105处，收复国土17.09万平方华里，解放人口55.7万余；太岳区抗日军民进行大、小战斗2250余次，攻克敌据点90处，毙伤日伪军1.2万余人，俘日伪军3950余人，反正伪军1270余人，缴获各种炮8门，重机枪216挺、长短枪2920余支，以及其它军用物资多种。1945年的攻势作战，各根据地抗日军民取得了更大的战绩：在太行区，攻克县城6座、敌据点160多处，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俘日伪军2000余人，收复国土6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多万，建立了4个抗日民主县政权；在太岳区，攻克县城5座、敌据点151处，毙伤日伪军4100余人，俘日伪军3200余人，解放人口90余万，扩大根据地2.3万余平方公里，建立了3个抗日民主县政权；在晋绥边区，攻克县城3座、敌据点70多处，毙伤日伪军2000余人，俘日伪军1000余人，解放人口10多万，扩大根据地4000余平方公里；在冀晋区（由原北岳区划出），攻克县城3座、敌据点120多处，歼灭日伪军1200余人，解放人口45万多，收复国土5500余平方公里，建立了两个抗日民主县政权。在对敌斗争胜利开展的同时，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总动员，把减租减息、互助合作、大生产运动、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项事业推向新的发展高峰；从而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更大成就，为实行战略大反攻作了重要准备。
正值我根据地军民对敌攻势作战日益猛烈，解放区急剧扩大，中国人民的抗战处于胜利前夜的时刻，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根据毛泽东关于《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
党的“七大”的浩荡东风，极大地推动着整个敌后解放区军民的胜利进击。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向日本关东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8月9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8月10日，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为日军投降事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发布了第一道进攻命令。8月11日，朱德又连续向解放区发布了对敌大举战略反攻的六道命令。继8月10日、11日之后，中共中央又于8月12日再次发出对敌战略反攻的指示。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遵循延安总部的命令，我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又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据守着“最前面的战略基地”的优势，首先向敌伪发起了大规模的战略反攻，拉开了“中国抗战的三幕戏”中的“最精彩的结幕”。整个战略进攻分作三步实施：第一步，是以夺取敌占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为目标；第二步，是以夺取敌占中、小城市和控制广大乡村为目标；第三步，是以扫除残敌和捍卫抗战胜利果实为目标。从8月10日开始，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各战略区的部队即向敌伪节节进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晋绥部队，兵分两路，北路从平绥线以北向归绥进攻，南路由同蒲线西侧向太原攻击；晋察冀部队，分兵数路，既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等地进攻，又向保定、北平、天津出击；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太岳部队，一面同冀鲁豫部队相呼应，一面又同晋绥、晋察冀部队相配合，分兵向东、向西、向北进攻。接着，又从8月22日起，我广大抗日军民再以连续的攻势，取得了更大的战绩。总之，在整个战略反攻阶段的作战中，以山西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抗日军民，以接连不断的胜利进击，切断和破坏了一条又一条交通命脉，夺取了一批又一批城镇据点，收复了一片又一片沦陷国土。晋察冀边区军民歼灭日伪军7万余人，收复大、中、小城市28座，解放了察哈尔、热河两省全境，控制了山西、河北省大部地区，扩大了在辽宁省的解放区；晋冀鲁豫边区军民歼灭日伪军5万余人，攻克中、小城市59座，收复敌据点数百个，使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晋绥边区军民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攻占中、小城市11座，收复敌据点近100个，使北起左云、右玉，南至离石、柳林的整个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块，并解放了雁北和绥远省的广大国土。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解放区的抗日军民，以战略反攻的辉煌业绩，不仅加速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程，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在投降书上签字，而且粉碎了蒋、阎的猖狂进犯，保卫了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揭开了最终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反动统治的伟大的解放战争的序幕。
如前所述，山西是抗战爆发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发端，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是我党实行抗战的“立足地”和发展抗战的“出发地”。山西抗战发展成为广大的华北抗战。从山西出发不仅造就了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晋绥边区，而且造就了山东解放区。如果把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四大块根据地抗日军民8年对敌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业绩作一概略统计，那么，它所展现出来的绚丽灿烂而鼓舞人心的历史画卷是：对敌作战达16万余次，歼灭日军43万余人、伪军90万余人；整个解放区差不多囊括了广大的华北地域，人口达到8000余万；八路军由出征抗战伊始的3万余人发展到80余万之众，成为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部队。山西抗战及其光辉业绩，以它无尚的真价，竖起了彪炳千古的历史丰碑。
结束语
在考察与探究了山西抗战发展的历程之后，人们就不能不从中看到这样一个鲜明的事实：抗日战争历经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战略阶段中，山西抗战都发挥了特殊重要的历史作用，显示了特殊重要的历史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党依托山西抗战，实现了由国内正规战争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开辟出了广大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我党依托山西抗战，支撑了华北抗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赢得了“转弱为强的力量”；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党依托山西抗战，首次拉开了“中国抗战的三幕戏”中的“最精彩的结幕”，加速了抗日战争胜利的进程。这就是说，华北抗战是从山西出发，由小到大而象滚雪球那样逐步发展起来的。从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到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再到华北敌后广大区域；从3万余人的八路军到80余万之众的大部队、再到8000万同胞参加的人民战争；从国民党正规战争溃败到抗日游击战争的勃兴、再到它广大的发展；从日本侵略军长驱直进到回攻华北、再到最后一败涂地——这种由星星之火扩展为燎原之势的人民战争历史演进，这种由我、敌力量长消变化而最终导致的胜败结局，真实地记录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战的丰功伟绩，生动地揭示了以山西为中心的华北抗战的发展轨迹。若果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来看，而这一丰功伟绩，这一发展轨迹，恰恰正是中国共产党“把落后的农村”造成为“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为“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的深刻反映，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这个“革命主力军”，实现了“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客观必然（《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8、572页），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驾驭统一战线的武装斗争，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的光辉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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