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勇[1]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购并中的制度（治理）动因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公司治理与市场制度结构，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购并中的动力因素。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制度结构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性，使得我们相信：制度(治理)层面上的原因才是推动我国上市公司购并的最为重要的动因。因此，本文以我国证券市场和企业独特的制度结构为背景，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入手，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集中考察了上市公司购并过程中叁类内部人，即大股东、内幕人、经理人，的行为倾向、利益来源及其获利程度。 本文第一部分，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在提出叁类购并动因的研究选题的基础上，指出治理因素推动的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研究，既是目前理论界较少涉及的一个选题，又能反映当前我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中起主要作用的因素；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国内外研究制度(治理)因素对购并动机影响的理论文献，分别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购并中的管理主义动机、大股东侵占行为及制度投机性动机的研究成果，同时对国内学者针对我国企业动因开展的研究进行了介绍和评价；第叁部分，在对现行购并动因的实证方法及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与评价的基础上，明确了以内部人的利益来源为本文对购并中治理因素的研究对象，进而设计了实证研究的方法；第四部分，运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分别对购并中的大股东控制权溢价、内幕人二级市场投机性收益和经理人报酬增长情况进行了统计检验，获得了本文的重要实证结论；第五部分，对民营企业为收购方的购并样本进行了进一步分析，以研究民营企业购并的内在动因机制；第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并提出简要的政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及市场和会计方法的检验，本文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过程中存在显着的内部人(大股东、内幕人和经理人)获取非常规私人收益的可能，本文指出，通过针对上市公司的优质资源，掠夺小股东的利益：或者可以在二级市场上通过内幕交易或操纵股价获得投机收益；或者可以通过公司规模和控制权的扩张，推动经理人报酬的持续上升等等。上述这些驱动我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购并如此活跃和频繁的购并利益，均来源于我国独特的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和上市公司治理结构。而正是对上述利益的追求以及上述利益在购并主体间的配置结构，推动了我国上市公司活跃的购并行为。 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提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所存在的市场制度和公司治理的缺陷，构成了我国上市公司无效率购并频繁发生的独特制度背景和重要诱因。要从根本上规范和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行为、提高购并效率，需要决策机构和监管当局在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优化，提高证券市场法制与监管效率等方面提供更为有效的政策供给。
潘鸿[2]2006年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购并的动机和利益转移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纵观世界各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并购重组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热点。总体而言,西方成熟市场已经经历了五次并购浪潮,其中历史上最大的并购浪潮(1992-2000)刚刚结束。这些并购浪潮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周期基本保持一致,每次并购浪潮都表现出与当时经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合并方式,与当时的经济、金融、政治及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冲击有很大的关系。相应地,西方并购理论的发展一般也是围绕并购浪潮的现实条件和效应,侧重于解释其动因而展开的。然而,西方经典的购并理论中关于购并动因的解释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购并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在中国资本市场,特有的制度背景和企业发行上市的宝贵资源,使得“壳”资源价值在购并重组中居于一个重要的地位。“壳”资源价值理论表明,收购者发动针对目标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获得被购并上市公司原有股东转移过来的壳资源价值,而且当收购者在被购并企业中取得了决定性地位以后,便会以各种方式从其他中小股东处攫取利益转移给自己。因此,沿着购并过程中的“壳”资源价值的实现和利益转移为主线,考察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购并行为的方向和脉络,尝试解释中国上市公司购并推进的机理,探寻非正常利益转移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揭开上市公司购并“黑箱”最直接和最可行的视角。围绕上市公司购并而展开的壳资源价值实现和利益转移主要包括以下叁种方式:(一)内部交易,包括关联交易、抵押担保等方式掏空上市公司;(二)后续融资,即控股股东通过对上市公司的资产重组,大量交联交易,短时间内提高上市公司的业绩,达到再融资标准,通过高市盈率增发或配股套取大量资金;(叁)内幕交易、二级市场操纵,即控股股东和相关利益主体(内幕交易者)凭借内幕信息或者操纵市场从二级市场获取巨大的流通股差价利润。本文沿着“壳”资源价值实现及利益转移的脉络,对中国上市公司购并的动因进行了研究。综观全文,共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绪论针对国内外购并浪潮的特点和现实特点,总结了国内购并的基本形式和类型,对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过程中呈现出的背离经典购并理论的表现进行了总结,并以“壳”资源价值为切入点,初步提出:我国资本市场存在许多实现大股东非正当获利的机会,获取“壳”资源价值是我国上市公司购并的基本动机。针对上市公司购并前后利益环节的分析发现,购并完成后大股东进行利益套取的模式主要有内部交易、后续融资和二级市场操纵叁种。在上述基本判断的基础上,后续章节中将分别对这叁种利益转移模式进行理论和实证方面的探讨。第二章文献综述该章从微观角度总结了现有文献中关于企业购并动机、购并绩效的研究结论,随后从适用性角度总结了经典购并理论对中国资本市场购并行为的解释力度。结合中国上市公司购并的特点,发现现有经典的购并动因理论对中国的购并实践缺乏说服力。同时,有关大股东侵
孟丁[3]2010年在《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文中提出民营上市公司在我国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已经成为上市公司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上市公司能否健康发展,既关系到民营企业能否通过资本市场完成二次创业,也关系到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传统的公司治理研究是以股权分散为假设前提的,因此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成为其关注的重点。但对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在众多的利益相关方之间无疑存在着更为严重的代理成本。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由于缺乏制度支持、治理环境不完善等原因,借鉴英美经济发达国家为解决终极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所建立的信息披露、证券交易等治理机制,运行效果并不理想。①在此背景下,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股东与其他股东的利益分歧角度,来研究终极股东的多元化经营战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的自利性多元化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小投资者和债权人的利益,投资和破产政策的扭曲同时也损害了企业价值。本文从民营终极控股股东所受融资约束的角度并结合多元化经营来解释民营上市金字塔形成的原因以及债务融资代理成本的产生缘由,进而综合分析多元化经营,金字塔持股方式、资产负债率对公司价值的负面影响。以金字塔持股方式和实行多元化经营为标准来挑选样本,研究金字塔持股结构下的多元化侵占方式。本文首先综述了企业多元化价值等文献,回顾了多元化动因、金字塔持股结构形成的动因和价值、债务的代理成本以及相机治理效应、并购动因等相关理论,然后总结了我国民营企业发行上市的特定制度背景。接着结合具体的数据资料系统地对两类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财务价值、市场价值进行了比较,分析了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在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企业价值等进行系统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两类民营上市公司主要利益相关者——终极控股股东、债权人、经理人可能的代理行为,并就因此导致的代理成本提出了假说。最后在此基础上通过2006年—2009年民营上市公司的样本对中国民营上市公司金字塔持股结构的代理问题、债务代理问题以及以多元化投资中所体现的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基本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判断,即金字塔控制方式使得民营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能够采取有利于自身利益而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的“隧道挖掘”行为,他们通过多元化经营隐秘地对中小投资者利益实施剥夺,同时也对企业价值造成了实际侵害。本文分别使用了核心财务指标和市场价值指标为公司价值的代理变量,并分组进行了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债务比率、多元化经营与公司价值的实证研究,结果具有较强的一致性。本文按照“终极控制人受到融资约束——构建金字塔持股结构——多元化经营——企业价值”的逻辑思路,分析民营终极控股股东受到的融资约束如何影响其构建两权分离的金字塔控制结构,以及这种控制结构如何通过多元化侵占方式增加了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实现其控制权私人利益最大化,损害中小投资者以及债权人利益。
佚名[4]2003年在《中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 治理因素分析》文中提出近年来，在中国资本市场，以上市公司为对象的企业购并行为频繁发生。然而，在天文数字的购并案例和数次企业购并浪潮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大量标准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或与传统理论解释相悖的现象。而且，实证的结果同样令人惊讶：虽然一些学者在早期的研究中发现短期内（一般为
鹿小楠[5]2008年在《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文中提出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控制权市场为核心内容的公司治理研究在金融学术界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从全球角度比较分析不同控制权市场的模式和格局对公司绩效和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从而为各个国家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示。中国证券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上市公司在股份制改革并上市的过程中引入了国有股、法人股和公众流通股这一分割的股权结构,这一制度对公司控制权市场的健康发展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带来了一系列不利影响。因此,对国内上市公司控制权和控制权市场进行深入分析,可以揭示上市公司行为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并为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促进市场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建议。本文以国内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多个层面和角度系统分析了控制权市场的结构特点、公司控制权转让的动因、控制权转让目标公司特征、控制权转让溢价影响因素、控制权转让绩效、以及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控制权市场发展与监管等内容。论文的主要工作和结论如下:(1)系统分析和归纳了国内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特点,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形成的制度背景和控制权市场的主要特征进行了分析,对上市公司控制权形态与控制权结构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探讨了全流通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交易及其行为特点。(2)在对西方公司购并理论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信息经济学与博弈论等经济学理论,从控制权转让动力的核心是相关利益者的利益均衡这一研究视角出发,运用参与各方利益均衡分析,重点针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行为,对其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关利益者利益均衡是公司有效控制权转让的基本推动力量。(3)对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动因以及财务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从研究结论来看,财务绩效恶化和财务压力加重是公司转让控制权的主要原因,而股权集中度较低以及规模较小的公司更容易发生控制权转让。进一步的分析显示,控制权转让对公司财务绩效的改善主要来自资产置换,而不是资源整合,从而导致公司的绩效改善并不具有持续性。(4)沿袭并发展了唐宗明和蒋位的方法,对控制权转移的溢价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溢价主要由所在地区法律完善程度、控股股东所有权性质、市倍率和可流通股份的比例等因素决定。具体来说,公司的市场认可程度即市倍率指标和公司流通股比例对控制权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公司其所在区域的法律保护程度对控制权转让溢价有负向影响,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性质对控制权溢价也有显着影响,国有性质的股东控制权溢价显着高于非国有股东。(5)作为一种外部治理机制,关于控制权转让是否有利于改善公司绩效目前争论颇多。本文从两个方面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让现象:一是控制权转让的短期市场反应;二是控制权转让的长期财富效应。分析显示,控制权转让事件披露前60个交易日到披露当天,累积超额收益率(CAR)为3%。实证研究结果还发现,目标公司连续持有超额收益(BHAR)在控制权转移发生后的6个月内的值就变为负数,在2年内就降为-20%以下,在第四年已经降到-26%,这一结论同当前大多数研究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没有证据证明控制权转让在长期中导致收购公司的绩效上升,为股东创造财富。总的来说,由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最大特点表现为“大股东控制”和“国有股东监督缺位”,因此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和作为公司治理的外部机制解决代理问题的作用大打折扣。在我国证券市场即将进入全流通的时代,必须将完善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进一步改革的核心政策;与此同时,应通过强化对投资者权益的法律保护,提高董事会独立性以及加强证券监管力度等途径,有效约束大股东通过控制公司来攫取私有收益,鼓励和引导创造公司价值和提高资本效率的控制权交易,以此促进公司治理水平和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包括:(1)基于公司治理的角度,从财务绩效、股权结构和企业特征几个方面分析控制权转让目标公司的特征,从而揭示了在我国证券市场现有的制度背景下上市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深刻原因。(2)通过独特的方法设计,并在国内控制权市场领域研究中首次引入了市场化程度这一新变量,对股权分割下的公司控制权转让的溢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在评估我国控制权私人收益时,必须考虑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等因素。(3)从控制权短期市场反应和长期财富效应两个层面来分析我国控制权市场的绩效问题,完善和补充了目前只注重分析短期市场反应一个层面的研究方法,从而对我国控制权市场的绩效建立更全面的认识。(4)对国内控制权市场上协议转让、买壳上市等交易方式运用博奕论和资产套利平价模型等经济金融理论,从动态博奕的利益均衡角度,建立相应的分析模型,分析国内控制权交易发生的动因及深层次问题。
汪慧东[6]2016年在《上市公司连续购并中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对其学习绩效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在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稳步推进,加上购并重组政策的鼓励的大背景下,中国购并重组活动呈现出火爆态势,购并交易数量和成交金额不断增加,2014年中国资本市场的购并交易累计达3546起,交易金额达到9874亿元,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了44.28%和48.44%；并且我国企业倾向于短时间内发起多起购并,在2008-201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购并市场中,发生购并交易的上市公司平均购并了5.29次。这种短时间内发起多起购并的连续购并行为成为我国购并交易市场的一个新特征。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企业购并绩效与购并阶次呈现出各种不同的关系,购并绩效主要有下降、上升、“U”型和倒“U”型四种形状,并且学者们单层次的解释了不同形状形成的原因。然而我们发现中国经济市场上市公司连续购并绩效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状,为了探究背后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2011年至2013年间我国主板上市公司购并事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多元回归,从高层梯队理论视角研究高层管理团队人口统计学特征对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了企业购并过程中股权结构对高管团队学习效果的调节作用。我们认为厘清了高管团队特征对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有助于上市公司选拔最佳的管理人员组建管理团队,更好的在购并中学习购并知识,提高购并能力和购并绩效。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年龄与企业购并的学习绩效负相关,这说明面对高度竞争的环境,企业需要具有更强学习能力的年轻高管来参与购并决策；高层管理团队平均受教育水平对企业连续购并学习绩效显着正相关,这说明企业不管是在购并活动还是其他战略选择中都需要高学历的人才；高层管理团队成员平均任期与连续购并绩效呈显着负相关,这说明企业需要具有任期短、具有学习和拼搏精神的高管；高层管理团队的规模对企业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上市公司经常组织的决策会议给组织人员提供了交流机会,弱化了团队规模对组织学习的负向影响。(2)在高层管理团队异质性特征对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研究中,年龄异质性、任期异质性、教育水平异质性、职业背景异质性与企业连续购并学习绩效正相关。这说明多样性团队更愿意学习和分享过去购并的经验,通过彼此间的信息交流和讨论,提高后续的购并绩效。(3)股权结构会调节高管团队平均教育水平对企业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即国有股比例越低,高层管理团队平均教育水平越高的企业其连续购并学习绩效越好。这说明在国有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高层管理团队的利益与企业的绩效相关,企业在利用连续购并构建自身的实力时,需要小心谨慎选择目标,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收集外部的信息,高层管理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其信息辨别与处理能力越高,越能提取大量凌乱资源中的关键信息,把握复杂环境中的本质问题,更有效学习过往的经验并利用于后续的购并中去。(4)股权结构会调节高管团队任期异质性对企业连续购并学习绩效的影响。这说明在国有股比例较高的企业中,高管往往遵循政府的政策来制定战略方案和战略选择。高管任期异质性小的团队在面对问题时产生的差异观点的可能性小,团队之间的沟通减少,团队之间的学习氛围相对较弱,企业进行连续购并时,取得的绩效就会越差。
浙江大学课题组[7]2003年在《上市公司购并动机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公司治理与市场制度结构，通过实证分析及市场和会计方法的检验，验证了我国上市公司购并过程中存在显着的内部人（大股东、内幕人和经理人）获取非常规私人收益的可能，而正是对上述利益的追求以及上述利益在购并主体间的配置结构，推动了我国上市
祝春雨[8]2006年在《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文中研究说明企业并购是企业迅速实现规模扩张、增强竞争力的一种成长战略,也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的重要机制。到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已发生五次大规模的并购浪潮,最后一次浪潮一直持续到现在。然而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多方面、多层次的原因,世界上大多数并购行为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许多并购成为并购企业的沉重包袱。在中国更是如此。并购协同效应不仅是企业并购的动机之一,也是衡量和决定企业并购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研究并购的协同效应不仅对于现实经济运行中并购双方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际价值,同时对于有效促进全国范围内的资源整合、整体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具有深远影响。本文简要介绍了企业并购概念和并购动因,引出协同效应的概念;接着从不同研究视角将协同效应理论分为五大类,从静态协同效应——动态协同效应的发展;然后介绍了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协同效应的评估所提出的方法与模型。在此基础上,就我国上市公司并现状、特征和动因展开论述,并针对我国上市并购特殊情况,采用马克·L·赛罗沃对协同效应的定义,提出了基于财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的协同效应计量模型。最后详细探讨了影响我国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实现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希望能对我国企业实施并购活动有所帮助。
杜晓堂[9]2005年在《模式创新、政策突破和利益博弈》文中提出1993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制度变迁和思想演进主要体现在模式、政策和利益叁个方面。并购重组的模式创新和政策突破是制度变迁的体现,并购重组的利益博弈则是制度变迁的内在推动力。相应地,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思想演进主要体现在模式思想、政策思想和利益思想叁个方面。模式思想开端于对二级市场模式的讨论,并在对协议并购模式的讨论中获得了发展,在对要约收购模式的讨论中获得了初步成熟。政策思想形成于对外资并购的广泛讨论,并在对管理层收购的讨论中发生了更新。利益思想开始于对反收购问题的讨论,发展于对绩效问题的讨论,并在对利益来源的理论争论中获得了成熟,在对信息披露的讨论中获得了深化。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思想演进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互动关系。 在并购重组模式方面,并购重组的模式创新在于参与者利益博弈的推动,二级市场公开收购将是未来我国并购重组的主流模式。在并购重组政策方面,并购重组的政策突破亦是参与者利益博弈推动所致,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价值取向应以鼓励并购为主,通过并购重组活跃市场,稳定社会,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为解决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遗留问题创造宽松的环境,在发展中解决并购重组市场的问题,在发展中为其他证券市场问题的解决创造宽松的环境。在并购重组利益方面,并购重组参与者的利益博弈是推动模式创新和政策突破的动力,利益博弈所体现的模式创新和政策突破实质上是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制度变迁,而该制度变迁又存在“迭带联动”、“制度化联动的模式再造”和“历时的制度互补”的叁种动力机制。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是一个多方利益的博弈过程,博弈参与方包括并购重组的各方参与者,并购市场具有使各方参与者达致利益均衡的内在功能,而利益均衡的实现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并购重组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动力机制,我国并购重组实践中的模式创新和政策突破就是这一内在功能和动力机制发挥作用的具体体现。政府在修改和制定并购规则时,应将有利于促进并购重组利益均衡基本条件的满足和有利于并购重组制度变迁动力机制作用的发挥作为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应对我国目前的并购重组规则进行梳理和调整。 全文分为五章。 第一章为导言。第一章主要交代中外企业并购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历史演变,介绍本文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创新,介绍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介绍并购重组的基本概念,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的时点和样本选择,介绍本文的结构安排。 第二章是对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模式的研究。第二章围绕协议收购、要约
韵江[10]2003年在《基于企业集团的购并整合管理研究》文中提出作为多法人联合体的企业集团与一般企业有着很大的差异性，在价值创造这一主题下，单体企业间购并和企业集团购并的机理和规律必然有所不同。企业集团购并整合作为企业集团成长一种特殊的经济行为，是由企业集团自身发展规律和内在特征及所处的制度环境所决定的。本研究首先从企业集团与一般单体企业差异谈起，考察企业集团中的组织结构、成员企业关系、集团治理以及管理控制机制等方面的特点，并对企业集团进行综合系统分析，以此说明作为中间组织的企业集团有别于一般企业和市场组织。由此构成了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对购并在企业集团中的发生机理和内在特质详细考察，对购并失败内因深入挖潜，并提出了购并后整合在企业集团购并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建立一种比较系统的分析框架，对企业集团购并及整合活动从集团总部和集团内企业间两个层面进行了改进分析，指出应站在复杂性的“最优域”角度全面认识企业集团购并及整合活动。 为此，循着上面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本论文的结构和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绪论、企业集团理论及特性。讨论研究的必要性、研究现状及企业集团内在特质。 第一章：绪论。主要探讨现有购并整合研究对企业集团特殊性探讨的不足，从理论出发和现象问题出发，指出企业集团购并整合应在多方面有别于企业购并整合，对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研究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效应。随后简要介绍本论文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等。 第二章：企业集团特质及理论分析。首先介绍评介了企业集团涵念类型，接着从中间组织理论、组织机构层次关系、集团治理、集团总部和控制管理体制多方面探讨了企业集团与一般企业形式的差异性，并在此处上对集团整体协同作用和价值创造做了深入分析。 第二部分：讨论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特殊性及购并后整合在其中作用，提出自己的企业集团购并整合改进框架 第叁章：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特殊性的内在机理分析。本章首先从对一般内_容摘要购并失败的价值判断入手，分析购并整合中价值创造过程;然后从总部和集团内企业对核心能力作用差异，说明了企业集团的购并整合特殊性。同时强调了购并后整合在整个企业集团购并的重要作用。 第四章:企业集团购并整合改进分析。在上一章基础上，从集团总部层面和集团内企业层面提出企业集团购并整合改进的分析框架，并创新性地提出基于最优域的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整体系统改进构想。 第叁部分:讨论中国上市公司企业集团购井整合绩效并作出实证研究 第五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绩效的初步实证分析。 从我国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理论研究进展来看，本论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 首先，在企业治理基础上，构建了集团治理的叁层面的分析框架。突破了原有企业治理研究在企业集团适用上的局限性。 其次，面对企业集团的复杂结构及众多难点，一般分析框架只是单一重点因素强调，较少整体性思考，本文从系统性观点出发，提出基于结构、层次、联结纽带、集团治理、控制管理以及总部建设等方面结合的整体性企业集团模式分析框架，深化了对企业集团内在机理的认识。 然后，本文从集团总部和集团内企业两个层面探讨了企业集团尤其是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协同效应价值创造的机理，所提出的覆盖型、契合型、互惠型购并整合关系以及文化、人员以及组织叁条整合流都体现了企业集团作为中间组织在购并整合活动上的特殊性，明晰了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关键，具有一定的原创性。 最后，从理论深化高度，提出了基于最优域的企业集团购并整合的整体系统改进构想。“最优域”的提出是对原有购并整合理论一个有益的探索和补充。 综上，本论文认为，当今世界经济格局己进入大公司、大集团为中心的时代。我国已经明确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大型企业集团作为今后企业改革与发展的重点，今后5年也将进入购并高峰期。基于企业集团视角下的购并整合管理研究不仅是当代管理研究的前沿课题，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指导意义和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 我国上市公司购并中的制度（治理）动因分析[D]. 文勇. 浙江大学. 2003
[2]. 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购并的动机和利益转移模式研究[D]. 潘鸿. 上海交通大学. 2006
[3]. 基于不同上市方式的两类民营上市公司多元化价值研究[D]. 孟丁. 武汉大学. 2010
[4]. 中国上市公司购并动机 治理因素分析[N]. 佚名. 中国证券报. 2003
[5].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市场研究[D]. 鹿小楠. 复旦大学. 2008
[6]. 上市公司连续购并中高层管理团队特征对其学习绩效的影响研究[D]. 汪慧东. 浙江工商大学. 2016
[7]. 上市公司购并动机分析[N]. 浙江大学课题组. 证券时报. 2003
[8]. 企业并购协同效应及其影响因素[D]. 祝春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06
[9]. 模式创新、政策突破和利益博弈[D]. 杜晓堂. 复旦大学. 2005
[10]. 基于企业集团的购并整合管理研究[D]. 韵江. 东北财经大学.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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