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幽灵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类文化中有和平文化，也有战争文化。五十年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始终伴随着进步的和平文化与反动的战争文化之间的斗争。纳粹德国把尼采这个声称战争给人类带来无穷好处而和平“违反生物原则”的人奉为思想之父，希特勒把“人类在永久的战争中长大成人，而在永久的和平中必将灭亡”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日本军国主义者大肆宣扬“战争是建设之父。文化之母”，鼓吹所谓“唯有充实军备，方可发展实业。贸易随着国旗而进展。”虽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战争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在日本，军国主义幽灵不散，成为国际关系中潜在着的不稳定因素，是影响中日关系以及日本同其他二战受害国关系的一大障碍。
一、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现实表现
1、从政界看，没有真正彻底清算过去、反省侵略， 一直设法回避战争责任。（1）在日本国内，随着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政治的保守化趋势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有增无减。在新一代政治家和官僚中，对过去侵略战争所怀有忏悔和谢罪的特殊感情已经淡薄，保守主义政治家广泛存在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观，特别是军国主义的“皇国史观”，象奥野诚亮、藤尾正行、石原慎太郎、永野茂门和樱井新等公开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的自民党政治家虽然为数不多，但只承认过去有“侵略行为”，而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却大有人在。（2 ）在历史教科书中混淆侵略史实。50年来，日本不但在事实上不承认侵华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而且处处想方设法在历史记录中把“侵略”事实加以混淆甚至抹煞。最明显的例子是日本文部省在编写历史教科书说到侵华事实时不写“侵略”而写“进入”。对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日本一些政要也淡化其事，想把大量屠杀平民的罪行以“无实证”为籍口从历史中抹去。从战后到现在，日本官方文件从来没有正式记录过这是一场“侵略”战争，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就变成了没有“侵略”的历史，或是极有争议性的历史。这使得多数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国家所发动的战争是什么样的战争，在日本国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头脑中留下了一片本应从中吸取教训的历史空白。（3 ）在日本，政府为参加过许多重大侵略战役、杀人如麻的老兵颁发特殊津贴和奖金。许多老兵家中挂满了当年部队颁发的各种奖状，他们中有的并不认为参加过侵略战争是件羞耻和惨无人道的事，反而感到很荣耀。（4 ）日本政要堂而皇之地参拜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牌位，早在战后不久就有日本政要参拜，只是没有明确是公是私。到了1983年8月， 总理大臣第一次以政府名义进行参拜，后来络绎不绝。尽管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近些年日本首相中止了参拜，而大臣们的参拜却未见收敛。自民党还成立了“报答英灵议员协议会”，为死去的军国主义者招魂。（5 ）围绕“不战决议”出笼的分歧与斗争， 反映出日本政要美化、 粉饰侵略战争的心态。1994年6月，自民党、 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成立以村山富市为首相的政权时，三方达成“以战后50年为契机，要积极地通过一个反省过去的战争、表明对未来和平的决心的国会决议”，但反对搞“不战决议”的论调不绝于耳：一是以奥野诚亮为会长的“自民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把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卫战争”、“解放战争”。它在日本全国开展了征集反对“不战决议”的签名运动，并和新进党内反对“不战决议”议员所成立的团体，纠集众参两院153名议员以及其它方面人士总共700多人，于1995年3月16 日在东京联合举办了“阻止不战决议紧急集会”，声言“坚决阻止亵渎阵亡者的国会决议”。二是桥本龙太郎等人宣传对过去那一次战争“不能一句话简单地断定为侵略战争”，认为“日本当时战争的对象不是亚洲国家而是美英等国，因此，能否称之为侵略战争尚有疑问”，实质上把侵略战争视为“普通的战争”，固守“大东亚圣战”史观、为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三是前首相中曾根、细川护熙等许多人认为通过“不战决议”等于否认日本享有“自卫权”。“不战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为死词”。由于日本政界意见不统一，相互妥协，结果出笼的是含含糊糊、不痛不痒的“战后50年决议”，对那次惨无人道的战争仅仅定性为“侵略的行为”，而不称“侵略战争”，用“懊悔”取代“道歉”，“不战”（和平）决议变成“战后”决议，充分反映日本政要对彻底反省侵略没有诚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对维护世界永久和平缺乏整体性认识。
2、从民间看，侵略意识没有完全从日本国民心态中驱走。（1）日本《朝日新闻》在裕仁天皇去世后就裕仁对战争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进行民意调查，竟有69%的公民对天皇是否负有战争责任持否定态度或者说不清楚。（2）老一代日本人许多都迷恋于昔日帝国主义称霸、 逞凶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辉煌历史”，回味着往昔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平起平坐或者取而代之“灿烂的时光”，不认认真真反省历史。有一批所谓学者、专家和新闻记者，千方百计为侵略战争制造翻案的理论根据。在日本，更有一个由那些战争中死了亲人的人组成的遗族会，会员达140万之多，它是否认侵略史实的骨干势力，是自民党执政的支持者， 对其政策有重大影响。（3）每到春秋大祭、“8.15终战日”， 靖国神社就聚集着穿制服、挎战刀的“皇军”；打着“北支派遣军步兵第××连队”之类的战旗，高喊“大东亚圣战”的旧军人团体；有列队向“英灵”敬大礼的新生少壮；有拉选票的政客等。平时，经常能见到蒙着黑布、写着重建大日本帝国标语的宣传车在大街上游行。有人鼓吹的“日本只有向外扩张，这个民族才有前途”的陈词滥调还颇有市场。（4 ）为了让国民了解过去侵略罪行的记者本多胜一屡遭恐吓。本多胜一是第一个主动站出来，全面采访、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在战争结束26年之后，他开始了追究本国政府战争责任的漫长的战斗。他曾多次以《朝日新闻》编委的身份来到中国，遍访了当年日军大屠杀的幸存者，观看了日军暴行的旧址，搜集了大量资料，写了许多揭露性文章，详细记叙了日军在沈阳进行的人体细菌试验和活人解剖、抚顺万人坑、平顶山防疫惨案、抚顺防疫惨案事件、大石桥万人坑、卢沟桥事变、上海失陷、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劳工奴隶船等日军暴行，其目的在于让国民了解二千一百万中国人被杀害的活生生的事实，不被复活靖国神社以及其他倒转历史车轮的活动所利用。社会右翼势力对本多胜一的举措非常恐慌，经常对本多胜一展开围攻，匿名电话不断，连子女上学也受到跟踪骚扰，有人甚至写信对报社和他本人进行恐吓。为了自己和家属的安全，他搬了家，不再公开电话号码，外出活动不得不化装，戴眼镜。
3、从军事动向看，日本不断谋求军事大国的地位和地区霸权， 企图今后在环球扮演“世界警察”、“世界宪兵”的角色。根据战后宪法的规定，日本不能拥有正式军队，随后建立起来的自卫队，实行“专守防卫”方针，实行无核三原则（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等等。而事实上，这些规定逐个突破。村山首相在自卫队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要建立“精悍强大”的自卫队。为使军队更有效地适应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日本发表了新《防卫计划大纲》（草案），用来取代1976年以来实施的大纲。它展现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壳，进一步扩充军事力量的蓝图，表明其军事战略已从“专守防御”、“对付有限的，小规模的侵略”转变为“有效而灵活地对付阻挠海上交通安全等多种多样的危险”，海、空军将在“有效地处理日本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的幌子下发展远东作战能力。目前，日本自卫队海陆空部队达24万人，其海、空军力量不断扩大，装备精良，军事实力悄然崛起，正在谋求在亚太地区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对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日本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其许多技术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随时都可以把有关技术转为军用。目前日本的军事技术、装备水平仅次于美国，在一些特定领域已经赶上甚至超过美国。1986年，日本就允许美国把核武器运进日本，同意参加美国“战略防御计划”，自卫队多次同美国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1994年9月， 日本海上保安厅还首次与俄太平洋舰队在海参崴近海举行“海上救难”联合军事演习。今后，日本将不完全依赖美国的核庇护，而可能会借口核自卫，着手开发本国核潜力。1987年1月，日本政府宣布废除1976 年三木内阁制定的防卫费不超过国民生产总产值1 %的限额， 以每年平均6%的速度增长。1995年度防卫费已达500亿美元左右，超过英国和法国的国防开支， 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随着日俄两国军事关系逐渐由对抗走向对话，日军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西部和南部。1993年和1994年日本两次年度大演习，均将演习区域扩大到东海东部海域，并把我国作为假想敌人。
二、日本军国主义幽灵的文化渊源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既有其精华，也有其糟粕。对于日本传统文化为日本现代化的成功所提供的思想养料、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值得我们很好研究与借鉴，但对日本传统文化中消极的东西，特别是从其传统文化土壤里滋生的、现在仍有市场的军国主义思潮，也应很好地进行理性审视，并高度警觉，坚决加以遏制。
1、日本传统哲学强调对矛盾的自我同一， 如生与死这对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即以死验生，并与精神相通，对日本国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着深层影响，形成好斗、施暴、不怕死、不认输的国民心态。祖先崇拜是任何民族处于原始阶段时都有的，但大多数民族的祖先崇拜，是以敬畏祖先的亡灵为心理特征的。日本则不同，它是以亲爱、“感恩”心情为基础，形成无条件的“报恩”观念。中国祖先崇拜的意义和目的在于笼统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采取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论语》）；而日本人则相信，活人和死人不可分割地联系着，所有的人死后都成为神，参与着活人的生活。因为每一个活人的思想性格，都是死人的好经验或坏经验的某种综合，死人的数目远比活着的人多，比中世纪学者幻想的针尖上的一群天使还要密集。因此，日本人的观念是神人同系、神人同格，神是人的祖先，人是神的后裔。日本大灯国师说，人类和神的关系，若从人类的方面来说，则是亿万年不见面，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每月每时都相对面，但一刹那间又看不见，这个道理是每个人都有体会的。日本近代著名哲学家西田几多郎把人与神的关系叫做矛盾的自我统一的关系，指出“否定即是肯定，世界必须是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的世界，无论在什么地方世界都必须是一个相互限定、正反对应的世界。”在西田看来，死亡是同绝对的东西相反的相对的东西，“自我只有通过死亡才能在正反对应中与神相接”。可以说，生与死这对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是日本人所谓“尽忠孝、常住死”的武士道精神的哲学基础。这种绝对矛盾自我统一的理念支配和敢于自我毁灭、体验永恒的哲学思辨与人生感悟，在日本国民意识中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催生着扩张、施暴、残忍等不良的社会基因。
2、日本日莲教中善人、恶人均可成佛的教义， 铸就了日本国民的非理性主义心态和尚恶的一面。日莲（1222—1282）以《法华经》为依据，开日莲教新教派。日莲著有《立正安国论》、《开目抄》、《观心半尊抄》等，其理论总体是以“南无妙法莲华经”为核心。他认为，“南无妙法莲华经”是“善恶不仁”、“邪正不二”的经题，所以只要唱诵这经题，恶人善人均可成佛。进入七十年代以来，包括属日莲教派系在内的日本佛教呈现复活、再生的趋势。在当代日本，有关宗教的出版物充斥书店，并有人称言现在的日本为“宗教的时代”。人们对宗教或宗教性东西的关心，变得强烈起来。尤其是佛教，目前信徒八千七百多万，派别有一百多种。在现代经济至上主义支配的社会里，日本人虽然物质生活丰富，但却有一种精神的失落感，于是便以宗教信仰为媒介，寻求精神依托，认识人生的意义。问题是，不少日本人认为恶人善人都可成佛，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甚至善恶标准模糊，致使崇恶施恶的劣根性得以滋长，危害不浅。最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奥姆真理教的猖獗活动。人们记忆忧新的是制造了震惊国内外的东京地铁毒气事件，造成10多人死亡，5000余人受伤。
3、日本经久不衰的神道传统。神道，又叫神道教， 是日本民族最普遍、最永久的一种特有之道，它以自古以来传统的民间信仰为基础，吸收佛教、儒家等思想而逐渐体系化、理论化，不仅形成以尊崇天照大神为中心的日本宗教，而且成为日本人诚心遵奉的道德、情操、礼仪，是贯穿于他们思想和行动中的生活之道。神道在日本经历了长期发生、发展的过程。最初它只是日本人自然形成的精神信仰，其内容是崇拜天然物和崇拜祖先的观念与仪式，并没有什么经典教义，没有固定的宗教形式，这时的神道称为原始神道或古神道。古神道与中国儒家文化接触后，取得了长足发展，到八世纪初。《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作者吸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开始构造神道的世界观和皇室谱系。神道作为宗教，后来又深受佛教的影响，推进了神道教的民众化。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把神道作为国家的精神依托，把它抬到超越一般宗教理论的至尊地位，建立祭政一致、神皇一体的国家神道，特别是利用和发挥了复古神道中消极、反动成份，广泛开展敬神崇祖、忠皇爱国的社会教化活动，以适应军国主义向外扩张侵略的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又确立神道的国教地位，并在教义中加进“圣战”等内容，使国家神道恶性发展，加上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武士道精神，一并成产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精神武器。在今天，日本的神道的信徒占全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呈增多的趋势。据统计，从1973年到1983年的十年中，信神道者增加百分之六。每年新年之初，日本人常是倾家出动，到神社参拜。神道的各种祭仪在家庭和个人中普遍流行，古往今来深刻影响着日本人的观念、精神和生活。日本的神道信仰与天皇制密切联系在一起，在神人同系的神道思想中，首先是认为日本是神国，尊信天皇是天照大神万世一系之神裔。这种古来的宗教信仰，使日本人对天皇具有特殊的感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士兵一意孤行为“天皇”而死战，而当天皇诏布投降时，却立刻统统放下武器，甚至有的国民举着鲜花带着微笑欢迎美国占领军，这便是证明。现代的日本人虽然不再以天皇为神，但天皇在人们意识中仍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日本神道传统与天皇观念在国民心态中酿造神秘、情绪化的色彩以及武士精神的深层文化心理，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合下被调动起来迸发出炽烈的情绪而导致失控，容易发展到发狂、走极端的地步，潜在着重蹈历史覆辙的可能。
4、日本两刃刀式的民族观。日本地处亚洲东部边陲， 孤悬于太平洋中的几个大岛和许多小岛组成的列岛上，东北西南呈弧形排列。日本列岛自形成统一的国家后，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未受到过外族的侵入和征服，也再没有发生过原初时期那种大规模的外族人移入的情况，本土唯一发生的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冲绳岛与日军的遭遇战。在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日本人养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本位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域民族与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形成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产生本民族强烈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一千多年未受外族入侵的相对封闭的安定岛国生活，一方面使日本传统文化的许多特点渗入日本的深层结构之中，不会因外来异质文化的传入而轻易消失，另一方面造成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新奇感和吸收的热情。日本特殊的环境和历史所形成的民族亲和力与凝聚力与忠君爱国传统观念结合起来，使他们在遇到外来侵略和危险时，会团结一致奋起抵抗，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向外扩张侵略心理。很显然，日本的民族观是一把两刃刀，一方面可以抵抗外族侵略，另一方面又侵略别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作为战败国，本应从中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但由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实际上处于美军的占领下，出于“消灭共产主义”的战略需要，美国把日本当作“反共防波堤”、“桥头堡”和“后方基地”，没有问罪对发动侵略战争负有巨大责任的裕仁天皇，没有彻底清算日本的侵略理论、侵略意识及其罪行。对于日本人来说，既然作为日本象征的最高领袖都未受恶罚，意味着战争责任由全体国民承担。人人都有责任，实际上等同于谁也没有责任。战后，在德国，除纽伦堡审判外，也有德国人主持的战犯审判，而在日本，没有一次是由日本人组织的战犯审判。对于日本来说，不论失败还是胜利，不论做什么事，责任都在集团全体。日本集团的无责任体制如此鲜明地表现出来，这是极为罕见的。德国反省过去的侵略和暴虐事实，积极努力解决战争遗留问题，与日本反省过去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照。对日本始终没有卷刃的两刃刀式的民族观，我们不能不时时加以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