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中的权力扩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多年来，“全球化”日益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理论关注的焦点，也成为国内理论界 讨论的热门话题。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的交 往和普遍联系的加强，从而推动了全球化的出现。全球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 ，其中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进程最基本的动因和最明显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 产要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及国际经济联系变量迅速变化而导致 的一国市场同国际市场的融合并最终朝着无国界方向转变的一种过程和现实。它是当今 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经济 的跨国发展和国际化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或更久以前。经济全球化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 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获得巨大发展，各种国际经济机制开始形成 ，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大批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各国经济 互相渗透、互相依存，趋于一体。到20世纪80年代，经济全球化的雏形已经显露。进入 90年代以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出现历史性变化，经济全球化呈加速发展之势。到今天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
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它既加快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 富差距，全球化给富国带来的好处超过了穷国，而生活在绝对贫困(甚至是饥饿)状态下 的人数明显增加。据统计，从1960年到1990年，最富国家(占全球20%)在世界财富中所 占的份额从70.2%上升到82.8%；而最穷国家(占全球20%)在世界财富中所占的比重则从2 .3%降至1.3%。(注：李强：“全球化、主权国家与世界政治秩序”，《战略与管理》， 2001年第二期。)原因一是80年代，大量资金从穷国流入富国，被用于支付70年代石油 价格上涨带来的银行债务利息；二是富国对全球化作出了民族主义的反应，它们在市场 上排斥穷国的产品。西方经济学家经常劝说穷国放弃其经济保护和限制措施，使经济转 变成自由市场经济。但穷国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后立即发现，由富国经营控制的全球市场 根本没有自由可言。(注：乔治·洛奇：《全球化的管理》，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 ，第33页。)因此，“全球化看起来确实像一个伟大的平均主义者，然而这是一个轻率 而且危险的错误。”(注：乌·贝尔、哈马贝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 000年版，第215页。)
无论我们从何种意义上去理解，全球化都包含着削弱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含义。事 实上，西方和一些超国家的组织正是打着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号，经常干涉其他国家的 “内部事务”。结果是，“人们用‘全球社区’的标签替换了‘西方’的标签，……西 方世界经济强国从‘世界共同利益’中获得了新的权力资源：全球市民社会的议题为正 在全球活动的西方进行经济和军事干预提供意识形态工具。”(注：乌·贝尔、哈马贝 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在此，我们不禁要怀疑：在全球化进程中，是否人人都会像罗素那样要求人类“以自 身的相爱来寻求对自然悲剧的解脱，每个人都应使生活流溢出爱的光辉，在行进的途中 把所有的同伴都看成是同一悲剧的演员、置身于同一黑暗里的难友，以自身的光亮、慈 悲慰籍他人之心灵，减轻他人之痛苦，鼓励他人之勇气”；是否人人都会像罗素那样具 有一生为之奋斗的价值理想：在一个违反人类价值的世界里，为人类创造出一个由知识 所指导、充满爱和希望的世界。现实却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残酷，远胜于人与自 然的矛盾”(注：[英]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第2页。)。这使得“人们迄今为止运用他们的知识创造出这样一个世界：只有少数人 才能享受，而大多数人却过着比野生动物还悲惨得多的生活”(注：伯特兰·罗素：《 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究其原 因，“在以往的全部历史中，权力一直被用于给强者带来穷奢极欲的享受，而给弱者留 下劳苦辛酸的折磨”(注：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8页。)。
一
何为权力?权力的定义多种多样，但大多可以归入两类：一类是把权力看作是行为主体 的一种表征；另一类是把权力看作行为主体间的一种关系。前者把权力看作是像经济利 益、货币、物质财富等可以测定的能力特征，后者则把权力看作是人与人之间或对立冲 突或和谐统一的这种难以捉摸的关系。例如，丹尼斯·朗认为：“在最一般意义上的权 力是把它视为对外部世界产生效果的事件或动原。因此它显然是相关的、规定作用于环 境的某些东西，使其产生某些变化。……权力，作为说明所在环境中对各种实体潜在关 系的能力，当并未在公开行动中真正实现时，它不过是一个关系词。”(注：[美]丹尼 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在这里，权力被视为一 种实际的能力，而且只有被使用时才有意义，否则只能是“一个关系词”而已。汉斯· 摩根索则主张：“权力这个概念可以包括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施加控制并维系这种控制的 全部内容，也包括为实现控制的目的而服务的全部社会关系，从施加暴力到微妙的心理 联系等等。”(注：西奥多·哥伦比斯、杰姆斯·沃尔夫：《权力与正义》，华夏出版 社1990年版，第79页。)当然，也有人认为权力本身往往并不是掌握者所追求的最终目 的，只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比如霍布斯说过：“人的权势普遍讲来就是一个人取得 某种未来具体利益的现有手段。”(注：[英]T·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 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2页。)
不论权力表达的是“能力”、“关系”还是“手段”，谁拥有权力，谁就能获得诸如 利益、荣誉、安全等好处。因此，“力图取得权力是普遍和基本的人类动机”(注：[美 ]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页。)。
人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不同于其他动物，这就是他有一些可以说是无穷的欲望，这 些欲望永远不能得到满足，而且会使他甚至在天堂也得不到安宁。“当蟒蛇饱餐一顿之 后，就去睡觉，直到它需要另一餐时才醒过来。但大多数人并不喜欢这样。……其他的 愿望仍使他们积极活动，特别是有这样四种愿望，我们可以称之为占有欲、竞争心、虚 荣心和权力欲。”(注：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占有欲是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财富，或者说是对财富 的权利。它是无穷无尽的动机之一，不管人们可能获得多少，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 满足是一种永远逃避着人们的梦想。竞争心是更为有力的动机，它使人们宁愿忍受贫困 也要把竞争对手搞垮。虚荣心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动机，它随着受到的滋养而增长。但权 力欲是压倒一切的，即在人类这些无限的欲望中，居首位的是权力欲，而且这种欲望随 着权力的体验而迅速地膨胀。
实际上，人们很早以前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人性角度探讨对权力的追求和行使，认为 权力是人类孜孜以求的基本动机或目标。“权力欲”、“权力意志”、甚至“贪图权力 ”是人性主要组成部分的观念早已被广泛接受并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根深蒂固，而马基雅 维利和霍布斯无疑是坚持认为贪图权力是人类基本天赋的主要作者。马基雅维利是一个 现实感很强的人，他在《君主论》中表现出他对人性和权力的深刻理解。霍布斯则主张 所有人的首要意向是对权力的永无止境、至死方休的欲求：“我首先作为全人类共有的 普遍倾向提出来的便是，得其一思其二、死而后已、永无止境的权势欲。”(注：[英]T ·霍布斯：《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商务印书馆1996 年版，第72页。)由于政治权力是一切权力中最重要的权力，因而人们对权力的不倦追 求主要是为了获取政治权力。
二
根据心理学的分析，人都有支配他人或物质的心理感觉。换言之，人的支配心理是权 力存在的心理基础。既然支配倾向是人类联系交往中的一个基本因素，那么人与人、国 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便不可避免。“权力斗争在个人之间表现为一个人力图控制另一个 人的行为，在国际社会中则表现为一国企图控制他国的行为。”(注：[美]汉斯·摩根 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按照摩根索的看法 ，国际政治同一切政治一样，无论最终目标是什么，都是为权力而斗争。“像在所有政 治中一样，权力欲也是国家政治中的显要因素，因此，国际政治必然是权力政治。”( 注：[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从整个人类历史来看，不管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如何，国家总是在争夺权力的过 程中彼此相遇。虽然人类学家已经证明某些原始人类似乎是超脱了权力欲望的，但是还 没有人能够指出怎样才能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创造他们的那种心理状态和生活条件，从而 消灭国际舞台上的权力斗争。如果让地球上的某些民族摆脱权力欲而同时其他民族却保 有权力欲，那将是毫无意义和自招灭亡的。如果权力欲望不能从世界各个角落里被消除 ，那么那些可以摆脱权力欲的人就将沦为另一些握有权力的人的牺牲品。谁愿意呢?
现今世界仍是一个以主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作为动力的世界。实际上，如果我们揭开 笼罩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那层面纱，深入剖析隐藏在背后的东西，便不难看清问题的 本质。按照摩根索的思路，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等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 避免。一国相对于他国的权力膨胀，必然产生该国的扩张野心，这是所谓的“国际政治 的铁的规律”。而国家无限扩大自己权力的欲望，则会在一定的国际条件下导致战争。 因此，为了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致发展为战争，必须限制国与国之间的权力斗争。然 而，“今天对国际舞台上权力斗争所施加的道德限制，比近代国际体系发展进程中的任 何一个时期都脆弱”(注：[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0年版，第408页。)。于是，限制国家权力扩大的方式只能是以国家权力制约国 家权力，如此便造成不良循环。
尽管这一事实在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得到普遍承认，但是学者、政论家以及政治家却经 常发表否认这一事实的见解，并以一种高贵的外表而被人所接受。但是，善良的人们应 尽早认识到，“过去许多被当作是理想主义的东西，都是伪装的仇恨或者伪装的权力欲 ”。因而，“当你看到大量的群众被看似高尚的动机所席卷的时候，最好也要看到表象 之下的东西，并且问一问自己，使得这些动机有效的到底是什么”。(注：伯特兰·罗 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页。)总 之，“如果政治学打算成为科学，如果事态并不要成为经常是令人震惊的，那么我们的 政治思考就迫切地应该更深入到人们行为的动机里面去”(注：伯特兰·罗素：《伦理 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1页。)。联系实际， 去年在美国发生的“9·11事件”就值得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
近些年来，在国际政治领域，某些国家热衷于“治理”、“全球治理”等理论，致使 所谓“全球治理论”渐趋流行。这些国家以全球治理论作为理论工具，以经济一体化和 文化渗透作为左右手来扩张权力。结果是，与以往依靠武力手段不同，全球化中的权力 扩张更为隐秘，更具欺骗性。具体表现为一心想以帝国主义方式扩张其权力的国家常常 使用经济和文化方式代替军事方式。
1989年，世界银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首次提出非洲存在“治理危 机”，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 式”，并围绕“良好治理”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此后，“治理”的概念相继出现在政治 学、发展经济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讨论中。经合组织也召开多次会议， 扩展了世界银行的观点，认为治理就是“运用政治权威，管理和控制国家资源，以求经 济和社会发展”，而发展则要体现法治、人权、公共责任以及与生产原则有关的多元主 义。该组织还声称：“经合组织成员国有责任将发展援助与倡导自由主义模式联系在一 起。”
在最近的十几年中，“治理”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解决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全球治理 ”的概念因此也被明确地提出来。从学术界的角度来看，全球治理模式的主要创始人是 美国学者罗西瑙。他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的治理》(1995年)和《21世纪的治理》(199 5年)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 效发挥作用。他设想的全球治理包括：第一，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具有跨国影响 的各级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第二，融入更加相互依赖的、 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中的大量规则系统。劳伦斯·芬克尔斯坦则直言不讳地宣称，“全 球治理就是超越国界的关系，就是治理而没有主权”，“就是在国际上做政府在国内做 的事”。戴维·赫尔德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治理》则强调全球范 围的、多层次的、民主参与的治理。此外，米·齐恩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1998) 和马·奥尔布劳的《告别民族国家》(1998)也就全球化对国家统治的冲击和全球行为主 义者的含义进行了探讨。
全球治理论的基本观念是：世界各国的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的权力，承担维持 秩序、参与对经济和社会调节的行为主体中，既有政府组织，也有非政府组织、跨国公 司、私人企业、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等其他主体。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了某些国家性的或 国际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协调形式；在全球治理这个规范的系统中，这些主体相互依 存，以共同的价值观为指导，以达成共同立场为目标进行协调和谈判，通过合作的形式 来解决各个层次上的冲突问题。
总之，全球治理论强调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与多样性，主张将各种组织、多个层次 和决策部门子系统纳入重要的政策网络，通过跨国网络处理国际关系，其基本标准是效 益，即处理争议、解决问题的效益以及调和各方利益的效益。
然而，早在20世纪初，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在《自由主义》一书中就已指出：“强 行扩大白人对黑人的权利也许是毁灭黑人的最好方法。通过灌输个人财产、自由转让土 地、自由购买酒类等概念来摧毁部族习俗，这也许是剥夺者最便利的方法。在与弱小民 族的所有关系中，我们是在一种被不老实地唱高调的气氛中活动的。如果人们说平等， 他们指的是被各种法律所压迫。如果他们说保护，他们指的是对喂肥了的鹅的保护。” (注：[英]霍布豪斯：《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0页。)因此，剥去全球 治理论的“健全”、“民主”和“效益”的层层华丽外衣，我们看到的是新殖民主义的 丑恶躯体。全球治理论以主权国家政府弱化为前提，强调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其 他行为体与政府并存，甚至可以实行“没有政府的治理”，强调以经济自由、政治多元 的共同价值观进行国际“协调与合作”。依据这一理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超越广 大发展中国家的主权，放手推行其所谓的“自由主义模式”，在全球实施“经济与社会 资源的管理”。这样一来，弱肉强食的法则便可畅行无阻，南北之间再无公平合理可言 。说到底，所谓的“全球治理论”只不过是西方自由理想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的变种，西方某些国家企图借它达到权力扩张的目的。
为此，这些国家一方面把经济一体化作为攫取权力的一种理性方式，凭借经济控制而 非通过领土征服，或者通过确立它们对那些控制领土的人的控制来实现权力扩张，这是 一种谨慎、间接但却相当有效的方法。例如，中美洲的共和国都是主权国家，它们具有 主权的全部属性并展示出主权的全部面貌。但是，由于它们的经济生命几乎完全依赖于 对美国的出口，因此，除非它们得到其他来源的重大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在长久的时间 内奉行任何美国所反对的内外政策。另一方面把文化渗透作为实施手段。在全球化中经 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借助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全世界推广其文化产品，在文化 交流的形式下实施不平等的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从而形成“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种主导观念，广泛表现在知识、文化和技术领域 里，只是这种殖民化是通过市场的全球化来实现的。全球化时代，网络和数字技术使人 们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为人类进入一个知识、信息资源与产品共享的时代提供了 可能。但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在前沿知识和信息上处于垄断地位，不发达国家则处于 “信息贫困”状态。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特别是因特网的普及，使得各种信息大量涌 入，鉴别和筛选信息难度加大，从而给西方发达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渗透提供 了便利。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其控制的传播媒介，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生 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这在很大程度上危及了不发达国家民族文化的生存。文化帝国主义 的目的不是征服领土和控制经济生活，而是征服和控制人们的心灵，以此作为改变权力 关系的手段。不过，如有需要，军队的铁蹄仍会跨过国界，通过血和火来实现权力的扩 张。不论采取何种方式，全球化“表达了对全球政治经济权利关系的一种构想，即通过 霸权排除不同于其发展理论的其他一些可能性思路”(注：阿里夫·德里克：“全球主 义与地域政治”，《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8年第5期。)。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 前提下，这种构想只能是资本主义的构想，而实施这种构想的霸权则体现在政治、经济 和意识形态各个方面。因而，“对于21世纪来说，一个独裁主义的世纪绝不是最难以相 信的预言”(注：乌·贝尔、哈马贝斯：《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第214页。)。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应该高度警惕，小心提防，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和强 权政治，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主权安全。
四
圣经曰：爱邻如己。确实，有些人不仅希望自己的家庭和朋友幸福，而且也希望自己 的国家，甚至全人类幸福。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几乎每一个并不非常懒惰的人都 愿望有比自己应得到的还要大的权力，即使没有大到世界范围的权力，至少也要在自己 所处的环境中掌权”(注：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不幸得很，当今世界上有些人不仅要在自己所处 的环境中掌权，而且祈望拥有大到世界范围的权力。因为他们最清楚：“自从人类发明 了奴隶制以来，有权势的人们就相信，他们的幸福能够通过使其他人痛苦的手段来获得 。”(注：[英]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4 页。)为了能够保有幸福，他们必须保有权力或攫取更多的权力。于是，他们想尽一切 办法，“全球化”、“全球治理”等事物便应运而生，冲击着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
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中，人们一直遭受着两种痛苦：由外部自然造成的痛苦，以及 人们错误地相互伤害所造成的痛苦。在我们的时代，由于科学智慧的发展，外部自然对 我们的奴役正在迅速减少。但是，人们相互伤害的邪恶并没有同样地减弱。战争、压迫 以及各种没有人性的残害仍旧存在着，贪欲的人们依然从比他们技能低或者不那么无情 的人们手中攫取财富。权力欲仍在导致大独裁者，或者在它不可能采取更严重的形式时 ，带来纯粹的愚昧。总之，“我们已经学会理解和控制身外的各种自然力量达到可怕的 程度，但却没有学会控制那些体现于我们自身的东西”(注：[英]伯特兰·罗素：《权 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8页。)。对权力的追求让某些人总是 跃跃欲试。1814年，当普鲁士元帅布留歇(击败拿破仑的普军统帅)看到拿破仑的宫殿时 ，他说：“他拥有了这一切还要去拿下莫斯科，不是一个傻瓜吗?”拿破仑并不愚蠢， 当他必须作出选择时，他宁愿冒险也要权力。因此，“甚至自文明发端以来，文明社会 中的大多数人的生活就充满了悲苦”，(注：[英]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这种情况不足为怪。
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趋势，有其历史必然性。对全球化不应该作简单的理解， 也不能因为全球化的现状影响我们对全球化的最终价值目标的判断。从根本上讲，全球 化的最终追求是社会公正以及解决关系到人类共同命运的问题。诸如生态失衡、环境污 染、粮食危机、资源短缺、人口爆炸、毒品、爱滋病、国际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正引 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共同关注。全球化中涌动着权力扩张的暗流，这是事实，但人类不能 因为某些人而把自己看成是黑暗的、野蛮的，看作恶魔力量的化身。毕竟，按照罗素的 看法，“人类的激情也不是不可改变的东西，它能够为环境、教育和机遇所影响。政治 上的各种愿望既可以引向有益的行为，也可以引向有害的行为，倘若人类要生存下去， 就要为各种激情找到无害的出路。……人类的出路就在于改变激情，改造自身”(注： 伯特兰·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23页。)。我们相信，人类不仅能够把人生看成一场制服大自然的斗争，而且也能以体 现自身特质的精神去超越现实世界，构造新的幸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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