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资产重组：意义、困难和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产重组论文,国有企业论文,途径论文,困难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江泽民同志在搞好国有企业的一系列讲话中反复强调要加大国有经济存量调整和战略性改组的力度。全国各地已在进行这方面的改革实践。以抓好大企业、放开小企业为重点的存量调整和战略性改组，正在发展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流。在实践的推动下，一个以资产重组为中心的国有企业改革新战略正在形成。从搞好单个企业的分散试验到国有经济整体的资产重组，应该说，这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思路的又一次大的飞跃。近两年来，我们对以资产重组为中心整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认识。
一、资产重组的意义
总的来讲，以资产重组为中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可以带动产业升级，带动企业制度创新，带动市场体系发育，更好地发挥国有经济优势和主导作用，把改革和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
第一，资产重组是解决当前结构问题的治本之策。结构性矛盾尖锐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最大问题，这一矛盾制约着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也是国有企业效益下滑、亏损扩大的主因。当前的结构问题集中表现在基础产业、传统加工业和新一代支柱产业“两头小、中间大”的不合理格局上：一是基础产业的支撑力小。尽管十几年来，我国对能源、原材料、运输等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加大了投入力度，某些方面的矛盾有所缓解，但总体格局变化不大。从目前情况来看，基础工业总体上仍不能满足整个国民经济的需求，“九五”期间“瓶颈”制约现象依然严重。二是以轻纺为主体的传统加工工业能力过大，素质低。80年代以来，进入门槛低的轻纺等传统加工业成为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生产能力迅猛扩大。但加工工业的迅速增长是一种低水平的扩张，并没有带来设备、工艺水平的和产品质量的普遍提高。素质低下的传统加工工业在国内市场已陷入严重的饱和或过剩状态。三是新一代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带动力小。我国新一代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还很弱小，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与国际上考察支柱产业的标准相比，我国的一些支柱产业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也远远落后发达国家的水平。同时，我国在产业组织方面还存在严重的“小而全”、“大而全”的问题，企业规模和专业化分工协作水平低。可见，我们面临着加强基础产业、改造传统加工业、振兴新一代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三重艰巨的调整任务。
完成当前空前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资产重组是根本途径。(1)这是当前结构问题的特点决定的。现在的结构问题，是在买方市场、存在结构性过剩状态下的失衡。对于目前生产能力过剩的加工工业的调整，增量调整是无能力力的。象纺织、煤炭和一般机械行业等市场已经严重饱和的衰退行业，只有通过压缩、转产等存量调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优化企业组织结构，更是需要通过存量调整。(2)这是当前结构调整任务的艰巨性决定的。完成新一轮结构调整任务，增量调整是难以胜任的。1996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率已达35%。鉴于当前通货膨胀的压力仍然很大，进一步提高投资率的潜力已很小。就是说靠增量调整的潜力不大，必须将重心转向存量调整。现有的存量资产，是我们经过多年努力积累下来的财富，潜力巨大。充分地把现有的存量资产利用好，以巨额存量来弥补增量投入的不足，是我们完成艰巨的结构调整任务的唯一现实选择。(3)这也是提高调整效益的需要。从微观看，存量调整为主，尽管也需要增量投入，但这是一种内涵发展方式，比以增量投入为主的外延扩张投资省，见效快。从宏观来看，现有存量格局不打破，维持落后企业生存，增量投入势必主要按旧的结构注入，增量结构也难以优化，整个结构调整势必陷入被动。而以存量调整为主，推动资产向优势企业和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大大提高现有资产利用率和生产率，而且可以带动增量投入结构的优化，使结构调整这盘棋活起来。
第二，资产重组是市场竞争规律的客观要求。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有竞争就有优胜劣汰。正是在这一客观规律的支配下，资产重组正在走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位置。首先，资产重组可以有效地消除“两极分化”现象。这些年，伴随着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企业之间效益的差距越来越大，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一部分企业陷入困境，1/2企业亏损，1/4企业资不抵债，其中一些企业由于多年亏损资产负债率已上升至150%以至200%以上；而另一部分企业效益显著，在1/2盈利企业中，部分优势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高达30%左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在原因，是目前我国市场竞争机制存在着严重的“梗塞”，即生产要素市场尚未形成，生产要素不能按市场规律实现充分流动和重组。因此，进一步加速资产存量的流动，尽快扭转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和企业改革滞后的局面，已成为更快更好地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关键。这就要求国有企业改革从着眼于搞活每一个企业转向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的核心问题，是要淘汰落后产品、落后企业，促使国有资产尽快从衰退产业中退出，同时扶持优势产品和优势企业，加快新兴产业发展，推动国有资产向效益较高的领域转移，实现优胜劣汰。
第三，资产重组是再造国有经济优势的必由之路。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国有经济主要在以下三个领域占有明显优势：一是在外部经济性明显的领域具有相对优势。象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等领域，公益性明显。国有经济在这些领域运营，可以起到稳定经济和社会的作用。二是在规模经济要求高的领域具有优势。国有经济在投入产出规模大的部门具有明显优势，特别是在能源、原材料、汽车、石化、机电设备这些规模经济要求很高的支柱产业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三是在高风险、高创新的领域具有优势。国有经济的时间眼界长，能够从社会范围、较长的周期内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核算，因而宜于在高投入、高风险、高社会收益领域开展创新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得到较大的调整，非国有经济发展迅猛。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集中于一些进入门槛较低的竞争性行业，结果导致这些领域竞争过度，企业效益普遍不好，加之国有企业负担较重，因而更为困难。目前，国有资产的60%左右仍分布在一般加工工业、建筑业等竞争性领域，近1/3国有资产分布在小型企业，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基础工业、基础设施和新的支柱产业、先导产业等投资和供给仍严重不足，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基础功能、支柱功能和先导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因此，当前必须推进大范围的存量资产重组，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
第四，资产重组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目标。以资产重组为中心，全面展开配套改革，在产权流动中逐步进行公司化改造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行途径。(1)通过资产重组推进公司化改造，可以使企业产权在相互购并中不断流动和交融，逐步实现企业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尽快形成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条件。这种改革方式尽管也需要一定的增量注入作媒介，但进行制度创新增量投入的约束要小得多。更为重要的是，存量资产在流动中可以形成反映其现实盈利能力及其供求的价格，投资存量资产是企业一种低成本扩张的方式。只要创造适当的条件和环境，就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启动这种方式的改革，特别是将盈利和亏损企业都纳入公司化改造的范围。这无疑更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其适应性更强。(2)实施资产重组，推动企业之间相互购并，易于较快形成以相关企业法人持股为主的股权结构，形成以内部监督为主的治理模式。这种制度创新，一方面有助于改善信息在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分布不对称的状况，有助于加强对经营者的监督和控制，规范经营者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另一方面，由于以相关企业持股为主，股东的行为主要受其职能利益支配，加上股权流动性低，持股者更加关心企业的长期发展，因而有助于解决目前企业技术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提高代理收益。(3)国有经济是一个具有双层结构的整体，单纯在微观层次改革上做文章，走不出放权与收权的徘徊状态，必须同步进行微观与宏观两个层次的制度创新，重构产权关系。推进资产重组则可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为攻克政企分开这道改革难题带来新的希望。(4)实施资产重组，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掘最稀缺的经济资源——企业家才能，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为制度创新打下坚实的管理和人才基础。通过资产重组，可以客观公正地选择和培养企业家，更好地发挥企业家作用；可以进一步把企业推向生产要素市场，从而促进企业由生产经营型向资本经营型转变，培养企业家的资本经营才能，使企业家队伍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资产重组的过程，也是一个资源向优势企业和优秀企业家集中的过程。这些都为优秀企业家提供了充分展示其才能的广阔天地。
二、资产重组的困难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推动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动与重组，既是实现转轨的关键，又是实现转轨的一大难点。当前实施大范围的资产重组的突出困难在于：
1.体制上的困难。一是条块分割的体制壁垒。地方和部门由于自身利益的原因，往往具有这样一种倾向：不愿自己所管的优势企业到外地（外行业）开展购并活动，也不愿自己所管的企业（困难企业除外）被人收购或兼并。尽管有些企业困难面大的地区提出了“打开城门”的口号，但在实施中，门又时常被关上了。二是企业产权制度的壁垒。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少，非上市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也不多。并且，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多数公司的国有股权占大头（其控制权实际上归地方或部门）。这种条件下，不要说一般小股东，就是购买30%到50%的股东也不一定能控制一个企业。再加上国有产权约束不强，企业在不同程度上被“内部人”控制，企业内部特别是其领导人对来自外部的购并因怕失去“位子”而有本能的抵触。三是交易机制上的障碍。产权交易市场尚在形成中，交易中介组织发展滞后，交易信息不畅，交易规则不明确，交易缺少竞争性。
进一步说，资产重组在机制选择上处于两难境地：在转轨时期，一方面政企开始分离，政府直接支配的经济资源大幅度减少，直接计划的调节功能已大为弱化，特别是在竞争性领域直接计划调节已力不从心，效果甚微；另一方面，企业尚未完全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更没有形成明晰的产权制度，企业投资决策行为往往不够合理，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要素流动还受到各种行政干预，市场有效调节资产重组的空间还很小。当前，由于结构性矛盾尖锐，资产配置结构与合理标准的偏差很大，主要依靠经济主体和市场来校正如此大的结构偏差，势必引起巨大的经济振荡和波动，社会将难以承受。主要用行政手段来重组，固然可以减少调整的振荡和时滞，但这种调整容易偏离企业预期，企业积极性就会受到压制，会引致种种矛盾，微观和宏观效益也都难以保证，特别是易于导致腐败现象蔓延。
2.解脱国有企业债务包袱的困难。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债务包袱可分为显性债务包袱和隐性债务包袱：(1)显性债务包袱。据统计资料，目前国有企业帐面资产负债率平均已超过70%，加上已查明的资产损失和亏损挂帐，则实际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5%，债务负担可谓沉重。其中形成呆帐和死帐的债务约占1/5，大约在1万亿元左右。(2)隐性债务。包括失业保险费欠帐、职工养老保险费欠帐、企业办社会转轨成本、职工住房费用欠帐。这部分“欠帐”当时没有支付或提取，而转化为国家的积累和资产，是国家和企业对职工的负债。据测算，这部分隐性债务在1万亿元以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对资产重组形成了严重的拖累。一是导致部分企业实际价值过低。除一批优势企业资产负债率在40%左右，许多困难企业已资不抵债。目前，从帐面看，我国大中城市国有企业资不抵债的平均在1/4左右，县级国有企业净资产为负数的约占1/2。还有一些企业虽然帐面资大于债，但实际价值也为负数。这样的企业就是无偿赠送，也很少有人敢于接受。二是隐性债务的存在增加了资产重组的复杂性。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最终切断职工与企业的“脐带”，也就不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将职工真正推向市场。在这种情况下，购并企业不仅要接受人员，还要接下“隐性债务”这个包袱。目前，由于对“隐性债务”的计量，国家还没有明确的政策界定，缺少透明度，估不准，算不清，因而许多投资者望而止步，怕陷入这堆“乱麻”，不敢实施购买或兼并。
面对沉重的债务包袱，企业一时还难以解脱，其主要困难在于：一是债务规模过大。国有企业显性和隐性债务合计在6万亿元左右，降至国际上企业债务水平，至少要减债（或增资）2万亿元左右，任务空前艰巨。二是债权和减债的压力集中于国有独资银行。目前，国有工商企业80%以上的债务是欠四大国有独资银行的。这四家专业银行受工商企业债务包袱的拖累，效益下滑、信贷资产质量下降，不良资产已占1/4以上。近几年，企业破产减债、分立避债已给银行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如此大规模减债，银行难以承受。三是减债难，消除企业债务包袱再生机制更难。不减债，企业难以走向市场，银企关系也难以好转；企业不走向市场，不重构银企关系，减掉的债务又会再生。这是一个难以走出的怪圈。如不及时消除其再生机制，靠国家花钱减债，有可能诱发更严重的债务危机。
3.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再就业的困难。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给国有企业沉重的人员负担，造成了严重的体制性的“隐性失业”。据测算，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约有2400万人。在这种背景下，企业改革特别是资产重组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减员增效，使“隐性失业”逐步公开化。这几年，大多数企业实行竞争上岗，一些职工被优化下岗。特别是一些困难企业开工不足，下岗人数较多。一些企业破产、停产，职工在职无业业的状况在日益加剧。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对于处在转轨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十分敏感、易于引起社会矛盾的重大问题。也是资产重组所面临的最大难题。
解决这一难题首先面临着机制上的严重障碍。目前，在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国有企业对下岗或在职无业职工，很少能将其推向社会，必须主要由自己来消化、安置。这种非市场化的再就业机制、非社会的保障办法，带来了两个消极后果：一是加重了企业负担，使企业处于不减员难，减员也难的困境。特别是企业越困难，下岗人员越多，又越无力办三产、搞多种经营，无力安置和消化这些人员。尽管一些效益较好企业的安置和消化能力较强，但这种企业范围内的再就业方式，往往诱导企业发展满足自身需要的原材料、零部件生产，会加剧企业“小而全”或“大而全”问题，并不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二是束缚了职工创业、择业的积极性。职工不走向社会、走向市场，也就不会主动学习新的劳动技能，主动参与新的就业岗位的竞争。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愿意靠在有医疗、养老保障的国有经济“大山”上，不愿下集体、个体、私营经济的“海”，再就业的选择空间很小。其次是目前城市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现在除了城市剩余劳动力以外，农村尚有1.3亿剩余劳动力，农民进城给原已十分紧张的城市就业市场增加了更大的压力。尽管这些年随着经济的发展，新增就业岗位较多，但就业竞争仍然十分激烈。各地政府在实施再就业工程中，虽然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效果并不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三、资产重组的途径
资产重组的困难构成了一组约束条件。这组约束条件反映了转轨时期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寻找克服困难的办法，也就是在这组约束条件下，选择较优的资产重组的现实途径。我们认为，当前我国启动大范围的资产重组，要选择“准市场型”资产重组机制，以增量引导、存量化解的办法解脱企业债务包袱，以保障社会化、就业市场化解决资产重组中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更快更好地“抓大放小”。
1.建立“准市场型”资产重组机制。
“准市场型”资产重组机制是一种过渡性的混合机制。这种机制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失灵，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发育成熟条件下的一种现实选择。其主要内容包括：(1)准市场主体：实行政资分开，构建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系。组建行业性控股公司、区域性资产经营公司，或委托大公司、大集团运营国有资产。由这些国有资产运营组织实施资产重组的操作。这类操作主体尽管带有一定的行政主体色彩，但其利益一定程度上与资产配置效果挂钩，又具有市场主体的行为特征。(2)准市场交易渠道：企业经过“包装”被推出。“包装”主要包括剥离重组、分立重组、债务托管等。困难企业通过现存的渠道（市场或非市场的）招揽多个购买或合作的伙伴；优势企业也通过现存渠道（市场或非市场的）寻找购买或兼并的对象。市场渠道主要包括股市、产权交易市场；非市场渠道主要包括各种行政、社会关系联结的双边交易谈判。(3)准市场价格机制：双方都在多个对象中按预期成本与收益之比排序，各自得出一份序数清单，再经过多方反复谈判，求得产权交易价格的现实均衡点，进行重组和调整。
准市场型机制适合转轨时期的特点，可以作为当前实施较大规模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有效的机制依托。一是有条件和基础，短期内可以塑造这一机制。实行政资分开，构建新的国有资产运营和管理体系，对现存体制冲击不大，阻力较小，近期可以实现。深圳、上海等地的经验就证明了这一点。实行准市场交易，只要进一步加强产权交易信息网络建设，完善产权交易规则，同样可以很快办到。二是在转轨时期可作为校正结构大幅度偏差的较好机制。在结构偏差很小的条件下，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资本边际效率相差无几，重组和调整所需信息量较大，分散决策、市场“试错”，是效率较高的选择。但在当前结构大幅度偏差的条件下，产业之间、企业之间资本边际效率差异很大，可以形成明确的序数信号，由准市场主体集中决策有信息保证，加之有利益基础，不易出错，效率损失不大，且重组和调整振荡小、见效快。准市场调节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条块分割，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竞争，也可以提高资产配置效率。三是可以较好地处理产业升级中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的矛盾。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有灵活的市场机制作媒介，由产业政策来校正产业升级中企业预期与社会预期的差异、协调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矛盾较为有效。但目前在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由眼界较远的准市场主体来替代，充当传导产业政策的重要组织媒介，既可以获得产业升级的宏观效益，又能保证一定水平的微观效益，利大于弊，不失为较好的选择。
2.通过增量引导、存量化解的办法解脱企业债务包袱。
首先应该看到，解脱国有企业债务包袱是完全可能的。一是存量化解的潜力巨大。我国国有企业净资产有2万多亿元，国有企业资产增值潜力达1.8万亿元，公有住房按重置价值达3万亿元以上，国有土地市场价值目前已达15万亿元左右，并将继续升值。通过这笔巨额存量资产的调整，我们不仅有能力归还国家和企业对职工的“欠帐”，消除隐性债务，而且有能力对企业实施增资减债，降低显性负债水平。二是增量注入潜力很大。虽然银行资产负债率也高，承受力弱，但财政负债水平低。目前我国国债余额只相当于GDP的7%，而世界平均水平在50%以上。因此，实行企业、银行与财政之间的债务重组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
具体办法可以考虑：(1)分类处理。资不抵债、扭亏无望的企业实施破产减债；资大于债、效益较好的企业实施市场化增资；处于中间状态的大量企业在联合、兼并、合资、搬迁改造中增资减债。(2)整体推进。实行财政、银行、企业之间的债务重组。单靠银行呆帐准备金减债，银行难以承受。可行的办法是，增加中央财政对中央银行的负债，中央银行再核销专业银行等额再贷款，专业银行再核销工商企业等额债务。(3)增量引导。设立资产重组基金。该基金由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操作。其来源主要是中央财政部分国债收入，地方政府土地批租收入，各级财政其它投入。这一基金的主要功能是解决存量化解中的资产变现问题。通过这一基金的运作，逐步将部分国有存量资产转入社会保障基金。(4)存量化解。统一隐性负债计量标准，在企业资产中单列，转为社会保障基金的资产。破产企业清偿，优先归还隐性负债。社会保障基金根根据需要，用掌握的企业资产或股权到资产重组基金变现，满足自身资金周转或支付的需要。显性债务中所有财政性负债和“拨改贷”贷款转为国家资本金。同时，启动产权交易，通过国有存量资产增值优化资产负债结构。特别要收缩战线，提高质量，向外资、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社会公众出售部分国有存量资产。出售收入用于企业增资。
实行上述方案，一是可以较好地处理增量注入与存量调整的关系。国有企业的优势在存量，解脱债务包袱的根本出路在于存量化解。但没有一定的增量注入，存量也转不动、转不活。以增量注入引导、存量化解为主，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挖掘存量调整的潜力，启动较大规模的资产和债务重组，又可以用最小投入，取得经济和社会效益。二是可以较好地处理财政、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目前的问题是各地减债的要求十分强烈，银行难以承受，银企关系紧张。究其原因就在于没有一个兼顾各方利益、合理分摊改革成本的整体安排。方案提出由中央财政增加对中央银行的负债，分担目前集中于专业银行的压力。这样做，财政可以承受，银行运营风险也可以降低，又没有现金投放，企业资产和债务重组特别是破产减债就可以在更大规模上展开。
3.加快保障社会化、就业市场化步伐，解决资产重组中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
加速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是解决好失业和再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难点在于“历史欠帐”。国有企业数以千万计的职工，由于过去长期没有提取社会保障方面的费用，没有形成必要的社会保障积累。实行现收现付，收多了，企业和职工难以承受；收少了，又会入不敷出。财政又没有多少钱投入社会保障。目前，一个可行的选择，就是通过“隐性债务”资本化，筹集资金，归还历史欠帐，满足转轨时期社会保障的需要。国家应在这方面尽快下决心，提出方案，组织实施，以增强社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资产重组的承受能力。
与此同时，要加速建立劳动力市场，主要用就业市场化的办法解决资产重组中的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就业增长弹性将有明显提高，加之劳动年龄人口增加将逐步放慢，就业和再就业形势将逐步好转。目前我国劳动力在第三产业就业仅占23%，而世界平均水平达45%以上。如果我国达到这个水平，仅第三产业就可以新增1.3亿个就业岗位。因此，从中长期看，通过就业市场化的办法解决再就业问题，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当前可以采取各种措施打一个“时间差”，减轻“阵痛”：(1)建立劳动预备制度，新生劳动力必须经过一定时期就业培训，取得就业证，才能录用。这样既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又可以延缓劳动力就业压力。(2)建立再就业转岗培训制度。这不仅可以取得同上的效果，而且可以加强和改善对再就业的计划指导。要规定新办企业、新上项目必须招收一定比例下岗职工。计划、劳动等部门按新办企业、新上项目的劳动力需求情况安排定向培训，培训后再双向选择，实现再就业。(3)进一步放宽提前退休和内部退养的条件，减轻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的压力。(4)适当控制农民工的使用。国有企业要积极清退临时用工，增加再就业岗位。正在迅速发展的社区服务要优先安置下岗职工。
4.更快更好地“抓大放小”，使资产重组实现“整体循环联动”。
“抓大放小”是资产重组的重点和突破口，从近几年来的实践看，当前要切实解决好以下问题。
第一，“抓大”要围绕产业升级，避免增量投入分散，加快培育资本集中机制。国有经济的优势在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性产业。“抓大”的实质和基本走向，就是推动国有资产更多进入这些产业。当前，通过“抓大”振兴支柱产业尤为重要。近几年来，抓大成效显著，但也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就是缺乏产业导向，力量分散：各地、各部门都有自己的“壮大对象”，千方百计动员资金增加自己的“重点投入”。这样做虽然对提高规模经济水平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传统产业的重复建设，延缓了真正巨人企业的形成。“抓大”的对象一定要少而精，不仅要看企业现有基础，还要看其发展潜力；不仅要看资源条件，还要看市场和技术条件；不仅要看其规模，还要看其产业。二是要加大扶持的力度。对重点扶持的大企业，可实行“三个优先”；在解决债务负担、优化资本结构方面优先，技改和基建投入方面优先，流动资金贷款方面优先。特别重要的是要积极发展上市公司，并提高每个公司资产的上市规模。
发展大公司、大集团，通过控股兼并企业或低价收购企业（整体）实现资本集中，是一条成本低、见效快的道路。实现这一点，涉及到改革的诸多难点，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关键是要加快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加快培育产权交易市场，打破条块分割壁垒，增强大公司、大集团的资本运营实力，使其能够发挥战略性管理的功能，形成具有较强吸引力和辐射力的“集中极”，从而更快更好地吸引周围资本，实现滚动发展，有力地带动资产重组。
第二，“放小”要以放开所有权为主，使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产业领域退出，进入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等领域。从前一阶段各地的实践来看，放开小企业的形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经营权放开型。主要包括承包、租赁、公有民营、托管等。二是所有权对内放开型。主要是股份合作制。三是所有权向外部放开型。主要包括资产拍卖、兼并、组建资产一体化企业集团。目前，这三类放开形式中尚没有一种占主要位置，基本上是“三分天下”各占其一。从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的要求来看，当前应加大国有小型企业所有权放开型的改革，使国有经济从不利于发挥自身优势的部分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这主要是因为这一领域的进入“门坎”低，规模经济要求低，易于形成“过度竞争”，国有经济在这一领域并不一定有更多的优势。“退出”后，出售国有资产的收入并不是要消费掉，而是要用于再投资。再投资的方向主要是进入“门坎”较高、规模经济要求较高的基础产业、支柱产业和先导产业，以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优势。
第三，“抓大”与“放小”要紧密结合，尽快改变目前“各自为战”的局面，实现“整体联动循环”。抓大与放小是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的两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重点，应该使两者相互配合，形成协调共进的局面。但前一阶段，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放开小企业往往是“退”而不“出”。国有资产向内部职工出售所形成的收入多数留在原企业，作为企业借入资金，继续使用。“抓大”主要采取外延扩张方式。大公司、大集团发展主要靠上新项目、办新厂，很少去购并小企业。据有关资料，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中用于购并的不足百分之一。外延“进入”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直接制约了“退出”的规模。因此，应该积极创造条件，采取切实的措施，打破目前的僵局，实现“进入”与“退出”的整体联动循环：国有大企业投资购并小企业，出售小企业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大企业股权，大企业股权出售收入主要用于购并小企业，由此形成国有资本价值的高效循环。
实现“整体联动循环”，要做到科学规划，统筹安排，突出重点，整体推进。从根本上讲，要加速各项相关改革，包括加速国有企业制度创新，加速构建新的国有资产管理和运营体系，加速解脱企业债务包袱，加速建立生产要素市场等。当前，首先要建立以国有资产运营组织为中心的操作体系，同时要集中资金扶持国有大企业购并小企业，实施“注入”启动工程。其具体设想和实施步骤是：(1)银行设立购并专项货款，财政贴息，支持国有大企业购并小企业。这样做并不增大银行信贷总量，又有利于提高银行资产质量。财政的负担重些，但这是必要的改革成本，从长期看也有利于财政收入增长，贴息支出也是培植财源的长期投入。(2)启动部分竞争争性产业上市公司的国有股进入股市，收回资金，再按一定比例、以国有资本金形式投入大公司、大集团，专项用于购并小企业。这是一种存量与增量互换的资本运作，不仅可以实现国有存量资产的增值，而且可以为购并小企业筹集一笔低成本的资金。并且，这也符合上市公司的改革方向，只要控制好国有股上市的速度，分期分批逐步上市，就不会对股市形成冲击。(3)小企业出售改变目前从差到好的次序，先推出好企业收回一定资金，再用收回资金改造较差企业，较差企业改造包装后再出售，出售收入再投资，以此类推，收回资金会日益增多，并逐步转移到国有经济应该进入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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