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社会的现代情结和现代社会的民歌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歌论文,情结论文,现代社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6)04-0085-07
“民歌社会”是对田园牧歌时代的少数民族社会的诗意的指称。本文用“民歌社会”来指称前工业化的少数民族社会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与理由：处于前工业化时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常常是以其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为标志区别于他民族和他社会的。用“民歌”来指代少数民族社会的艺术，不仅因为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源远流长的民歌传统，同时也因为“民歌”一词能形象化地喻指前工业化时代的少数民族社会那种未被扰乱的古朴、宁静和浪漫，并昭示艺术在前工业化的少数民族社会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的“现代社会”指的是已经工业化了的现代社会。在本文中，民歌社会和现代社会是以现代化为分水岭的两种截然不同却互相关联着的社会形式。
“民歌社会的现代情结”和“现代社会的民歌情结”所指涉的事实是：在当代中国，民歌社会即前工业化的少数民族社会正以传统艺术的日益消亡为代价追求现代社会的接纳和认同；而现代社会则以对民歌社会的古老艺术的回望来追想业已失去的牧歌时代，并以此为契机重构都市化过程中疏远甚或遗忘了的文化传统和艺术传统，努力形成有文化根基、地方特色和更大认同感的区域文化；前者摒弃艺术，后者重拾艺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以及艺术在这一急剧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民歌社会：失效的神话
聚居于广西西部毗邻云南和越南的那坡县大石山区里的“黑衣壮”社会，是一个有五万多人口的自称为“布敏”的壮族分支。他们区别于他族群、他民族和他社会的典型标志是：穿着用蓝靛染制的从头到脚都是黑色的服装，唱着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二声部民歌“虽敏”(意为敏人的山歌)。在“三通”(通电、通公路、通电视)之前，这是一个典型的全族一家的社会。他们敬拜共同的神灵和祖先，实行族内婚(但规定直系血亲和七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通婚)，种植玉米和山芋，日常生活用品和生产用具除盐和铁需要从外面市场上购得外，其余全部自给自足，每月至少有一次节日，非常喜欢对歌，喜欢跳团结舞、八字舞、黑枪舞等。生活宁静自足，严谨有序又丰富多彩。
没有什么比服饰更能标示一个族群的存在，自称为“布敏”的黑衣壮也正是以其服饰的黑色而得名的。尽管壮族总体而言是一个衣着庄重朴素的民族，服饰多以黑色、蓝色为主，但是黑衣壮把这种风格发挥到了极致：上衣和裤子是黑的，头巾和围裙也是黑的(其他壮族支系有花头帕和花围裙)。最奇特的是黑衣壮妇女围裙的系法：先将宽而长的围裙系在外衣里，再将长及小腿的围裙打折成三角形翻卷上来，形成中空的双层裙裾。也就是说，那围裙其实也是裙子，兼具美丽和实用功能——中空的裙裾既可显示女人的妩媚又可作口袋用，装少量的豆荚或针线。黑衣壮妇女头巾的戴法也很独特：用长条黑布在头上缠绕一圈，再翻折摆布成大菱形的图样，两端留长垂在肩头，显得摇曳生姿。
关于为什么要穿用蓝靛染制的黑衣服，黑衣壮神话是这样解释的：相传古时，该区是一片山林茂密、土肥草美的极乐之地，黑衣壮的祖先捷足先登，来到这里安居乐业，辛勤垦荒种地，繁衍子孙，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一次，山里一个名叫侬老发的部族首领在带兵抵抗外来入侵者的战争中，不幸受伤。他果断地指挥其他人安全地退却后，就一个人隐蔽在密林中，他碰见一片青绿的野生蓝靛，随手摘一把当草药敷在伤口上，哪知道这药真的能消肿止痛，使他很快恢复了健康，重上战场，并击退了来侵之敌，取得了胜利，保卫了族人之地。于是，这位头人就把野生蓝靛当着化凶为吉的神物来纪念，号召全族人一律都穿上用野生蓝靛染制的黑布服装①。当然，这个神话还有其他版本。一版本说：相传，古时布敏受到异族侵略，首领梦中得到本族老祖指点，遂令族人采来蓝靛草沤制成染料，将手、脸、衣服、刀枪染黑。众族人俨然天降的一群黑神，趁天黑潜入敌阵，大举反攻，终转败为胜。从此，布敏人穿着用蓝靛染制的黑衣代代相传至今。还有一版本说：古时候，黑衣壮遭外敌入侵，战斗异常残酷，正相持不下之际，首领梦见本族白发老祖，预言说将有一场瘟疫来袭。老祖告诉他们要采野生蓝靛草熬水喝，才可预防瘟疫。于是全族人遵此而行，采野生蓝靛熬水喝，避开了瘟疫，打败了来侵之敌，部落得以继续生存繁衍。所有这些版本都谕示了一点：穿蓝靛染制的黑色服装是神的命令、祖先的命令，是吉祥的，否则会有灾祸降临。
神话使“以黑为美”的观念深入人心，帮助黑衣壮人很好地保持了传统。在广西那坡县，壮族是主要民族，遍布全境，按自称和语言划分有布央、布峒、布农、布税、布依、布敏、布省、布决、布拥、隆安、左州等。很多壮族支系着装早已汉化，而布敏一支却仍沿袭着祖先遗留的传统。“文革”时期，黑衣壮的着黑习俗被认为是“四旧”，属于要破除之列，上面明令不允许再穿黑衣服；周边的其他壮族支系和其他民族也歧视黑衣壮，侮辱性地称黑衣壮为“敏顿”(意为黑鬼一样的敏人)，或戏称他们为黑飞机(因黑衣壮妇女头上顶着折摆成大菱形的黑头巾，头巾两端垂挂飘飞在双肩)、黑肚皮(意为黑衣壮人的肚皮都是黑的，因自制的蓝靛布褪色染在肚皮上)等。在圩场上，黑衣壮妇女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使坏的人悄悄把烟头丢进她们双层的裙裾里，烧坏她们的衣服；有的黑衣壮妇女赶完圩回到家才知道，自己盘在脑后的长头发被人偷偷掀开头巾剪了。但即使是那样，黑衣壮人仍不改装。只要一问起“为什么穿黑衣服”，黑衣壮人就会告诉你某个版本的神话，并且很自豪自己能纺线织布制衣，不像生活在他们附近的瑶族，连纺线织布制衣都不会，要来买他们穿旧不用的衣服。同一时期，唱山歌也被认为是“旧风俗”而遭禁，但爱歌如命的黑衣壮人只是表面收敛了一点：不再举行大型的歌会。但逢年过节及有婚嫁、新房落成等喜事时仍对歌助兴；路遇、上山砍柴、割草捡猪菜、放牧也唱歌。正如黑衣壮山歌所唱的那样：“出路携歌当早饭，赶街唱歌当晚餐。妹穷用歌当茶水，妹贫要歌当酒坛。”② 山歌是黑衣壮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黑衣壮人生活在没有河流没有土地的大石山里，只靠存积雨水来解决日常用水，靠落在山石缝、石坑里的一抔抔土种植玉米来生活。在如此艰苦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唱山歌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和娱乐方式。尽管有来自外面世界的高压，倔强的黑衣壮人依然捍卫着他们的传统、习俗和艺术。那是他们人生的意义和乐趣所在，用他们的歌来说：“山歌本是古人留，留给后代解忧愁；三天不把山歌唱，三岁孩童变白头。”③
但就是这样一个以黑为美、爱歌如命、个性倔强的族群，在20世纪90年代末，当公路、电灯、电视来到他们闭塞宁静的小山村后，一切都迅速地改变了。如今，黑衣壮的年轻人喜欢穿买来的衣服甚于母亲千辛万苦用蓝靛染制的民族服装，喜欢跟着电视学唱流行歌曲远甚于跟本族歌师学唱本民族的二声部民歌。而且，从2003年起，由于退耕还林，黑衣壮人不能再在石山缝里栽玉米了，于是，打工大潮席卷全族。现在，年轻力壮的中青年人全部外出打工，留在村子里的只有老人和孩子。笔者2005年4月在广西那坡县城厢镇龙华村黑衣壮聚居区作田野调查，特别想看一看他们农历3月28日的“风流街”(即歌圩)。黑衣壮原土司所在地弄文屯人告诉我，因外出打工的人太多，“风流街”已经不成街了。
对比是鲜明的。“文革”时期的禁令和千百年来外族的嘲笑没能禁住黑衣壮照穿他们的黑衣服和照唱他们的山歌。今天，政府为发展旅游业号召黑衣壮继续穿他们本民族的服装唱他们本民族的山歌，外族人也通过电视报道明白了黑衣壮穿的衣服唱的山歌都是“艺术”而改变了对黑衣壮一贯鄙视的态度，但他们却不想再穿那样的服装和唱那样的山歌了。他们开始感受到买衣服比自己做衣服方便、穿起来舒适(机织布轻薄，成本低；自织布特别费工夫，而且厚、重、容易掉色)，会唱流行歌曲很时髦，外面的生活很精彩。的确，“当通往现代化的路被跨越之时，各种难以想象的舒适和机遇就变得唾手可得，以至于每个人都想行进在这条路上，一旦开始，就无法回头”④。他们依然记得那个为什么要穿蓝靛染制的黑衣服的神话，但他们已经不相信不穿黑衣服会给他们带来祸患的神谕。一句话，神话失效了。
神话在一夜间成了现代性的俘虏。舍勒于20世纪初已敏锐地指出：现代性——一言蔽之曰：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⑤。在黑衣壮人遗弃本民族服装和山歌艺术的背后，是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现代情结。金耀基曾这样论述现代化：“现代化”是全球性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变动，它“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基本的文化取向及价值系统”，以至于对每一个民族或国家，“现代化”都是不能完全抗拒的诱惑⑥。现代化，作为一种甜蜜的诱惑，那是一种比政府禁令和外族嘲笑强大得多的力量，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细查之，“文革”时期政府的禁令破不除黑衣壮的“四旧”，因为当时布匹供应如此紧张，黑衣壮人手里也没有买衣服的余钱；当时也没有其他新鲜的娱乐方式代替唱山歌，所以禁也是白禁。时间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黑衣壮人可以用手中的余钱从市场上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轻便的机织布或成衣，从而免除了自己种棉花纺纱织布染布制衣的繁重劳动。电视把外部世界的生活如此直观清晰生动地呈现在黑衣壮人的面前，劳作之余，看电视自然而然成了黑衣壮人娱乐休闲的主要方式，以往夜晚青年男女走家过户对歌的娱乐方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祖先是黑衣壮的神灵，千百年来黑衣壮人保持着为故去的亲人守孝三年的习俗，守孝期间不得外宿他处，但打工潮使千年习俗成了一纸空文，丧事过后，打工的人便出门继续到他乡谋生去了。从衣着到社交到娱乐到神事，旧有的一切习俗几乎都改写了、失效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外部世界的现代生活为指归的生活方式。这是一场空前的转变，而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中，他们的艺术——服饰和山歌，这有着千百年历史积淀的曾经标志着他们存在的艺术——成了牺牲品，他们也因此失去了由传统艺术所界定的明确的身份，变成了无根的“漂人”。
当艺术不幸成为牺牲品、神话不再具有神力的时候，意味着民歌社会走到了它的尽头。艺术不再是它的尺度和标志，金钱才是。所以，舍勒的哲学人类学的根本关注点是：现代性不仅是一场社会文化的转变，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形式的转变，不仅是所有知识事务的转变，而根本上是人本身的转变，是人的身体、欲动、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不仅是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是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⑦。具体而言，民歌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工商精神气质战胜并取代了神学—形而上学的精神气质”，是“实用价值与生命价值的结构性位置发生了根本转变”⑧。黑衣壮社会的转变印证了舍勒的分析。
二、现代都市化社会：重构神话
以西方城市为理想蓝图的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在多大程度上疏离或借助了地方本土文化是一个值得盘点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仿佛在一夜间，许多亟待发展的中国城市忽然发现在西方现代文化冲击下日益式微的地方本土文化是一块宝，是城市发展的依托和助推器。因此，在民歌社会神话失效、艺术衰败的同时，现代都市化社会却野心勃勃地尝试着重构神话和复兴艺术，表现出一种与民歌社会的现代情结相反的民歌情结。当然，这种重构神话和复兴艺术的努力并不是怀旧情绪的宣泄，而是城市向现代化挺进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被表述为“文化搭台，经贸唱戏”。这一策略催生了中国的节庆文化。
关于节庆文化与城市发展的关系，2002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曾举办过“节庆文化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国际主题会。一篇文章如此论述：“经营城市需要品牌意识。城市品牌就是城市的风格与个性，就是形象与实力，它凝聚和体现着城市的功能、理念、整体价值取向和由内向外的辐射力和由外向内的吸引力。通过举办节庆文化活动树立品牌形象，可以在短时间内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增加资本的含金量，提高资本的利用率。节庆文化品牌的创立直接关系到节庆经济能否取得成功，也关系到举办节庆文化的城市在国内外的形象、地位。一个名牌节庆文化会使一个城市在短时间内发展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从而使国内外的各种有效资源，尤其是智力、商业资源为其所用，带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大大提高知名度。”⑨ 可见，城市发展需要品牌，而打造品牌的最便捷途径就是举办节庆活动。但是，节庆活动是不能凭空创造的，它需要植根于当地的文化，这样的节庆活动才会有生命力，才能真正彰显城市的特色和魅力，最终达到文化与经济互动双赢的目的。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纵观国内外一些成功的节庆活动，不难发现其成功的主要因素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切合当地实际和风俗习惯，有较强的娱乐观赏性，民众参与程度高。在“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策略中，中国许多城市开始了重构神话的努力，例如“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潍坊国际风筝会”、“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等。这些成功举办的节庆活动大大提升了主办城市的知名度，彰显了主办城市的文化特色，带动了当地经济的持续发展。
地方传统文化也正是在节庆活动中显示了它独特和经久的魅力。2001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之所以让人回味无穷，就是因为一群黑衣壮少女在本届民歌节开幕式“大地飞歌”上演唱了她们的无伴奏合唱《山歌年年唱春光》。当一群黑衣壮少女穿着她们黑色的民族服装，佩戴着闪闪发光的银项圈和银项链，用黑衣壮语言和甜美明净的声音演唱那原汁原味的民歌时，所有的观众都被这古老民族的古老艺术陶醉了。那是一种宛如天籁的声音，那是有着千百年历史积淀的曲调。人们仿佛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了有着竹林、薄雾和处处飘着玉米酒香味、开口即歌的时代。黑衣壮姑娘还在2001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主办的“中外歌唱家演唱会”上演唱了她们的多声部合唱《捶布歌》，征服了在场的中外音乐家们(见上页图)。此后历届民歌节都与黑衣壮结下了不解情缘，或邀请黑衣壮歌手表演，或采用黑衣壮音乐元素创作新民歌，或采用黑衣壮服饰作演出服饰。黑衣壮艺术与刘三姐的歌一起成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壮族文化的标志。2002年5月，黑衣壮艺术团代表广西参加全国群众歌咏比赛获得一等奖。2003年11月，黑衣壮艺术团到中央电视台录制“壮乡美”节目，再次以其纯净质朴明媚的演唱征服了观众。2004年，南宁被确定为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每年的博览会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同期举行。作为中国与东盟各国交往的文化平台，南宁更需要办好民歌节以提升城市品位与品格；而要办好民歌节，离不开壮族民间艺术的支持。2004年11月，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与首届南宁“中国—东盟”博览会大型活动之一的“东南亚时装秀”以101个黑衣壮少女演唱的《壮族敬酒歌》为开台歌曲，成功地把民族特色、地方特色、古老风格与“中国—东盟10+1”的主题、现代风格、时尚气息糅合在一起，上演了一场古风和异域风情交融的独特的时装秀。黑衣壮民歌让人们清晰地触摸到和感受到壮乡源远流长的歌唱传统，激起了都市人对于民歌时代和古老艺术的亲切回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通过对黑衣壮民歌等古老艺术的挖掘、展示和传扬，成功地帮助南宁——这个在都市化过程中遗失了传统的城市——找到了她的文化之根，确立了南宁作为“民歌之都”的文化品格和身份，恢复了艺术在人的生活中、在一个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价值。
山东潍坊人、河北吴桥人和广西南宁人都因所在城市成功举办的节庆活动获得了某种确定的身份：潍坊人，来自中国的“风筝之都”；吴桥人，来自中国的“杂技之乡”；南宁人，来自“绿城：天下民歌最眷恋的地方”——现代都市化社会以民间传统构筑了现代神话。曾经在现代化进程中疏离了民间传统的都市人终于明白：每一个城市应当有一种让她的市民引以为自豪的和共同感兴趣的东西，一种可以让人们聚集在一起狂欢的形式。笔者曾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的南宁市民进行采访，问及喜不喜欢民歌节。回答是一致的：喜欢。喜欢的原因各种各样，其中最有意思的是：市民们普遍认为，民歌节期间的南宁特别美丽、特别可爱，民歌节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民歌节让他们更爱自己的城市。可见，成功的节庆活动不仅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植根于构成这个城市的人的心灵。节庆活动事实上是仪式、游戏和艺术的集合体，它的程序性给所有参与者提供了共同体验艺术的契机。所以，美国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反对把一些重要的仪式庆典当作繁琐过时的东西抛弃。她说：“我们可能忘了，仪式庆典中固有的程式化为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体验艺术提供了重要的契机，而这些艺术本身是重要的集体信仰和真理不可或缺的饱含情绪的强化刺激。在把这些当作太繁琐或太过时的东西抛弃之时，我们也就失去了艺术对生活的中心地位。于是，我们也就取消了古老的、自然形成的和经过时间检验的那些理解人类生存的方式。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艺术就是作为塑造和美化我们生活中重要而严肃的事件标示出来的过度的和超常的手段，我们放弃的与其说是我们的虚伪，还不如说是我们的人性。”⑩ 因此，建立在壮族“三月三”歌圩传统之上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不止是为南宁找到了这个城市丧失的传统，而且是为这个城市建立了一个更符合人性和生存规律的生活方式。
三、结论
民歌社会的现代情结和现代社会的民歌情结体现了某种颇有意味的错位。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民歌社会正在丧失传统，而现代社会正在竭力寻找和重建传统；民歌社会正在去艺术化，而现代社会正在再艺术化；民歌社会正在经历丧失传统、丧失艺术、丧失身份的焦虑，而现代社会正在体验重建传统、重拾艺术、重构身份的喜悦。透过黑衣壮社会艺术的衰落和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对黑衣壮艺术的青睐，我们可以看到：丧失艺术，实质上意味着丧失合理的生活；重拾艺术，意味着重建合理的生活。正如埃伦·迪萨纳亚克所说：“艺术就像我们的恋人、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上帝一样，(是)内在于我们的生活并且是生活绝对必需的。”(11)
注释：
①何毛堂、李书田、李全伟：《黑衣壮的人类学考察》，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②③黄峰：《黑衣壮歌谣艺术与传承保护初考》(待出版)，第1页，第2页。
④⑩(11)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户晓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71页，第200页，第311页。
⑤⑥⑦⑧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3页，第31页，第19页，第17页。
⑨李布、文晴：《打造节庆文化品牌，推动中国绿城建设》，《2002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节庆文化与城市经济发展”国际主题会文集》，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