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努斯的隐喻——去行政化语境下的学术精英角色与权力内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内涵论文,权力论文,角色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0）05－0005－05
在古罗马神话中，有一位叫亚努斯的神，专司天门的启闭。他有一个标志性的形象特征：两个面孔，一个朝前，一个朝后。本文在此以该神话中的人物形象为破题，倒并不是拘泥于神话的本义，而是试图以之作为一种特殊的隐喻来状描学术精英—一个处于分化的学术系统顶层的特殊群体——在学术体制运行中的角色及其权力内涵。须知，在我们目前有关高等教育和学术体制研究中，有太多的研究都涉及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问题，然而，往往令人困惑的是，且不说这两种权力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严格区分，即使存在一个具体而不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学术权力概念，那么，在现实中，如果要使得该概念具有可操作性，我们也总需要界定出一个在经验上可以把握的权力主体或者实体。在本文看来，通过对“学术精英”群体特征分析，无疑对我们去真切地理解学术权力、这一权力主体的性质以及学术体制的运行机制，会提供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尤其在当前一个“去行政化”的语境中。
一、作为守门人的学术精英
在组织化的学术活动滥觞之前，学术纯属一种个人兴趣或偏好，因为它还远未成为社会公共生活中的核心领域，也不为社会利益和权力集团所特别关注。所以，那种带有自我探究性质的早期如古希腊时期的学者，尽管有时他们也不乏一些拥趸，但是，他们还谈不上是话语权力的把持者，也远未构成一个对外有着重要影响力、对内有严密纪律的群体。追溯学术活动的历史，严格意义而言，学术精英群体的最初形成，还是与中世纪大学行会制度兴起有关，如众所周知，大学最初起于行会，它的起源与“专门职业（profession）”几乎兴起于同一时间。克劳斯（Elliott A.Krause）在研究“专业”（profession）产生的历史时认为，中世纪的行会是一个社会组织，所有行会的权力和控制模式都体现为四个维度：联盟（association）、工作场所（workplace）、市场（market）以及他们与政治机构（state，应该包括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部门——笔者注）。在他看来，联盟的权力是最为基础性的，它的内部的社会交往（sociation）关系是平等的，自我组织与自我管理是其基本原则，这也是在中世纪拉丁语中联盟又被称之为“universitas”的初始涵义。其中，联盟权力的最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对新人的“进入”控制，即设置有关道德和伦理准则、技术训练（学徒期）门槛等等。[1]
中世纪的各种行会，在克劳斯看来，以机构的形式存在至今的大概也就只有学者行会——大学。甚至到今天，几乎社会中所有其他领域的专业精英也都往往来自大学。大学作为行会性质机构何以能够幸存下来？克劳斯认为，其原因固然十分复杂，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大学或者学者行会始终操持了它对成员资格、训练以及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早期资本主义对其了无兴趣（市场介入疲弱）、国家作为资助者而不是控制者的角色，都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机构的自治和学者的自主。[1]这种自主不仅赋予了大学作为早期小规模组织的集体性自决权，而且在大学组织规模扩大以及被纳入制度化和规范化轨道后，它也赋予了组织内部成员以差序有别的地位和资格。譬如最早代表大学授业资格的学士、硕士和博士等头衔，其实就代表一个大学内部的地位等级序列，新人要获得更高一个层次的执教权，就必须通过一个由教师组成委员会主持的考试。在迪尔凯姆看来，这种考试作为仪式的功能意义甚至大于其内容本身，甚至“与末日审判相提并论”，而权力的执掌者就如同极其苛刻的判官。[2]
可以说，在科学尚未成为主导、一个专业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尚未形成之前，中世纪的学术精英作为守门人的角色内涵主要体现于大学机构内部，他们是执教权资格的掌控者（早期的博洛尼亚大学例外），这种衍生于机构内部的专业权力，即使在当代西方大学中依旧盛行，在诸如学术人的聘用、考核和晋升等各个环节，学术精英的评议和投票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而，伴随着17世纪后期科学的崛起乃至于19世纪以后它作为整个社会文化和话语的宰制者地位的获得过程，一个由科学主导的学术共同体和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科学家群体逐渐形成。在学术期刊制度日益完善和专业学术社团活动日渐活跃的背景下，学术人的身份获得乃至学术精英自身地位的塑就，也越来越超越机构层面，而被纳入到一个更为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框架之下。正如托斯坦达尔（Rolf Torstendahl）所言，近代科学家（包括社会科学学者与人文学者）的职业化（professionalisation，也可译为专业化），为大学内部学者带来双重身份，一方面他还拥有与机构相关的社会身份——教师，另一方面，他拥有科学家的身份，与知识或者科学和学问发生关联。[3]121与科学和学问存在关联，就意味着作为科学家的大学学者其学术成就和学术水准，必须要得到外部共同体的普遍认可，这种认可的意义非同寻常，它甚至又是构成机构内部认可的基本依据。
在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学术共同体认可，其认可主体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精英，关于这些精英的生成过程及其特征，笔者已有另文分析，这里不再赘述。[4]在此，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些为学术共同体认可的学术精英，在现代学术活动中以及学术、科技和教育体制运行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与以往传统机构内部认可精英的角色不同，现代学术精英的活动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机构层面，他们不仅在机构内部继续承担着吸收新人的守门人角色，而且也在机构之外即学科或专业意义的共同体内部，担当一种引介、鉴识、挖掘和拔擢新人的重要角色。他们在这一角色发挥过程中所采用的重要手段就是对学术交流媒介，以及各种有形无形资源的控制。譬如，作为学术期刊的评审人，决定学术作品的发表；作为竞争性学术资助项目的评审人，做出资助与否的决定；作为学术会议安排的主持人，对主题发言人的人选做特殊安排；在学术奖励活动中，他们对奖励人选有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权。总之，现代学术精英，严格意义而言，已经成为同行内或者俗称为圈子中而不是单纯是机构内部的精英，现代学术体制中最为盛行的体现所谓内行自我管理特点的同行评议制度，正体现了当代学术精英的这一现代守门人角色内涵。
但是，跨越了机构门槛的学术精英的角色内涵远不止于此，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图雷纳（Alain Touraine）指出：“现代大学的教授们是双面神，作为一个研究者他面向大学内部，作为一个专家（expert）他则面向外部世界。”[5]在此，所谓的面向外部世界，不仅仅是指涉在机构之外更大范围内的专业共同体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譬如各种专业性的学会组织），还指涉在一个外部社会力量和机构内部行政力量介入越来越频繁的情势下，由学术精英所共同参与设置并旨在抵御非专业权力不良介入的防火墙（譬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一类的机构）。
二、作为调停者的学术精英
现代学术精英无疑都是学科或专业意义上的权力掌控者，在温斯顿（Morton Winston）看来，这些学科精英主要是来自那些有声誉的、可授予博士学位研究型大学中的高级终身教授，他们以“资格审查”方式牢牢地控制了学科范式。其控制途径有三：第一，控制了研究生课程，以专业规训或社会化的方式让研究生（新人）完全接纳为精英所认可的学科文化；第二，通过控制学术发表媒介来维持学科范式的合法化及其精英地位，并迫使其他追求学术成功的人们就范；第三，以评审者身份控制学术资助。显然，温斯顿对这种“既非通过政治领域的投票，也不是按经济领域中消费者选择方式”形成的精英霸权非常不满，认为他不仅营造了学术界重研究而轻教学的不良氛围，而且破坏了学术机构内部的价值多元和学术民主与平等的格局。[6]在此，且对温斯顿的批判不做价值判断，如果我们认为他所指认的是一种客观事实，那么，我们可以断定，这种所谓的学术精英霸权正体现了一种专业意义上的特权。
学术精英的专业特权就其社会学内涵而言，它是基于个人学术贡献而在学术系统中所获得的一种崇高地位。这一地位的获得过程的确与投票政治、市场选择无关，而是来自同行对其专业学识的共同认可，其认可的标志通常包括诸如诺贝尔奖等各种权威奖项获得者、国家科学院院士等荣誉头衔、权威学术期刊顾问或编委等等。既然是专业内部认可，自然由此而生成的学术权威相对于其他领域的精英而言，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内部控制特征，因此，就其积极效应而言，学术精英群体本身就是一个抵御外部不良侵入的一个缓冲器，也是保护其内部学术（专业）逻辑（而非权力和市场逻辑）正常运行的防火墙。在学术传统相对丰厚的西方国家，即使在一个权力和市场力量的渗透无所不在的今天，学术领域的研究自主和大学自治依旧能够得以有所维持，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带有守护神色彩的学术精英群体。
当然，如果由此而认为学术精英仅仅是现代社会中传统学术价值的坚守者，是阻挡外部力量介入的僵硬和冷面守门人，则未免过于幼稚了。正如维特洛克（Bjorn Wittrock）认为，自19世纪以来，大学其实就已经被纳入一个由外部所主导的转型过程之中了，工业化与技术需求、由工业化以及技术文明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解决需要、被纳入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国家寻求政治秩序的诉求，这三者构成了大学（或学术）转型的三个基本维度。[3]343－344在大学（或学术）与外部社会间纽带联系不断强化，甚至大学被直接称之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与“加油站”的背景中，即使共同体内部认可的学术精英恐怕也未必能够脱“俗”。如马尔凯（Michael Mulkay）指出，现代学术精英其实已经被“制度化”了，他所谓的制度化主要是指学术精英已经被纳入政府官僚化体制之中。“从40年代末到50年代，一个复杂的科学‘咨询’等级制度体系就逐渐建立起来了，与官僚化分层体系并立。”他们帮助制定了登月计划，负责管理联邦的学术支持。据有人估计，大约200－1000位精英直接影响了科学知识的“可获得性”及其应用。还有人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将近有1500位精英活跃于国家的最高级别委员会中。[7]
其实参与政府各种政策咨询、科技政策规划等，还只是学术精英们与外部社会打交道内容的一部分。自二战以后，尤其是冷战时期，美国大量的学术精英还直接参与了符合国家政治和军事需要的项目研究，美国科学领域中许多领军人物直接领导了应国家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如联邦国家实验室等机构的筹建、运作和研究工作。每年联邦政府大量的研究资助，主要都是通过学术精英之手而分配下去的，即使是民间基金会大量的研究资金分配，也多由置身于大学中的学术精英掌控和分配。
但是，美国众多实证研究表明，对知识应用的贡献并不构成学术精英被认可的关键性要素，正如美国企业界的众多科学家，即使在应用领域有重大成就，也往往难以进入学术精英阵营。换言之，尽管学术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联邦政府的研究资源，并直接参与了联邦政府研究项目，但是，如马尔凯认为的那样，英美重要政府咨询机构其实主要还是由大学的科学家所主导，在政府资金的分配以及学者能力评价中，他们所倚重的基本原则还是科学价值（scientific merit）或者说智力价值。譬如，他认为，如果从应用和效益的角度看，应该是凝聚态而不是高能物理、射电天文学和分子生物学得到更大比例的资助，但是，事实上，在学术精英的掌控中，后者往往获得更多的资助。以下来自英国政府研究资助部门的一番评价颇值得玩味：“基本粒子物理的进展和新的天文学发现，是对科学好奇心的巨大挑战。在这些领域展开深化研究主要是基于文化和教育准则，而不是可预期的军事和经济效益。”[7]
一方面是积极参与政府的科技决策和资源分配，另一方面又极力主张研究的智力、学术、文化和教育价值，这就是英美学术精英在与外部力量交涉中所扮演的一种特殊角色，也难怪马尔凯称之为一种“调停者”的角色。这种角色可谓生动地阐释了当代英美学术精英作为双面神的另外一层意蕴：他们并不排斥与外部政治甚至市场力量结盟，也不拒绝来自外部的巨大物质支持，但是，通过坚守底线同时又采用灵活变通的策略，他们巧借外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守住并呵护了他们作为专业人所倡导的学术旨趣和学术标准。
三、作为“神人合体”的学术精英
即使在大学与学术已经走下神坛的今天，对于曾经被赋予诸如圣徒、先哲、科学巨匠和大师等各种形象标志的学术精英，大众依旧还抱有某种期待。在一个功利主义无所不在，甚至学术领域也无法幸免的时代，人们或许对社会中的庸俗功利主义已经见怪不怪而处之淡然，但是对学术界的庸俗却往往不能容之，而这又恰恰印证了人们对学术界和学术精英有着比其他社会领域和普通人更高的期待。然而，毕竟学术精英也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们比常人或许有着更精密的思维、更深邃的洞见、更广博的学识或者更为专业的眼光，甚至也不乏有人在日常生活中有着不同常人的怪癖，但是，作为“人”的学术精英恐怕也难免有自然人的缺陷。
在今天，如果说学术精英还依旧带有的一点儿“神秘”，其神秘之源还在于他们所掌控的学术专门职业（academic profession）。莱特（D.Light）认为，所谓专门职业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它对招募和培养新成员有绝对的权力；对成员资格评判有绝对的权力；对专业工作的质量负责；有很高的社会声望；它植根于深奥和复杂的知识体系。”[8]学术职业作为专门职业，在赋予其内部成员特别是学术精英们以高度自主权和显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把外行阻隔于专业边界之外。’因而，相对的封闭格局和知识高度复杂和玄奥性，使得学术专门职业尤其是学术精英在外部人心目中平添了些许的神秘，这不仅增加了外部介入和监督的难度，也难以实现其内部运作对外开放所必要的透明度。
因此，为了谨防这种高度自主的状态所引起的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对自身共同利益的损害，但凡专门性职业都建立了远高于一般社会道德水平的专业伦理准则，甚至在专业和机构内部也同样确立了与其他社会组织相似的严密细致的制度框架和体系。在学术职业内部，这些伦理准则和制度体系的掌控者往往就是学术精英。换言之，如果要使得学术职业能够赢得外部的尊重，并避免不必要的外部介入，同时，又能够在其内部成员中获得权威和公信力，学术精英除了要有卓越的学术成就外，还必须是专业伦理的坚定恪守者和相关制度规范的亲身践行者。否则，如果精英群体在道德和行为上存在缺失，极有可能导致整个共同体的内部失序和外部信任危机，进而，为外部力量的介入提供了合法性，并付出自主性被削弱的代价。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伴随着学术工作的职业化和制度化，学术人员群体规模的壮大，特别是政府以及社会各方力量基于各自需要而对学术领域介入的强化，学术领域越来越难以完全保持其理想意义上的自主性。在巨大的现实利益诱惑和机构不断强化的行政刚性力量面前，学术共同体内部功利主义取向、各种有违学术道德和规范的行为甚至学术不端现象也开始频现。譬如，美国食品与医药管理局对1977－1992年间相关文献进行审查，发现有10％—20％的研究存在缺陷，这些有缺陷的研究表明，约2％的临床研究者存在严重的科学不端行为。[9]美国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此深恶痛绝，以至于让学术界也如临大敌。在关于学术不端的众多纷纷攘攘事件中，甚至一些精英科学家也受到牵连，如诺贝尔奖获得者、加州理工学院前校长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也曾为人指证，其一篇合作论文中存在数据欺诈。[10]尽管经过长达六年多的调查，最终由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推翻了这一指证，还巴尔的摩以清白，但是，这一事件对学术界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依旧不可小觑。近年来，我国一些与国内学术精英如院士、校长牵连的学术不端或学术腐败事件也偶有发生，其为学术界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相信我们也感同身受，它破坏的绝不仅仅是学者本人声誉，而是整个学术共同体的社会形象。
如果说学术不端还毕竟是发生在学术精英身上的个别事件，那么，学术界多年来对许多无关学术精英操守但似乎又很难界定的某些模糊倾向的关注，也表明了有可能在学术精英身上存在某些常人所具有的人格缺陷。譬如，在同行评议中，人们往往担心学术精英所存在的以名校出身和学缘论长短的偏好，也担心其不能见容于与自己观点相异或者冲突的学术观点，甚至也会出现因为个人或部门利益牵扯或各种情感（同事、师生、亲友等）偏好而不能坚守学术标准和实力至上的准则。英美学术界往往把这种学术评价倾向称之为特殊主义或者乡土主义取向，其在现实中的基本表现如学术资助和奖励中存在分配不当，各种学术头衔缺乏公信力，学术发表作品平庸化，学术聘用存在任人唯亲倾向，等等。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相关的学术资助管理部门，如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NIH）或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都把同行评议中的“利益冲突”（conflict of interest）视为一个核心问题，并从制度上加以防范。最为基本的方面是要求管理者和评审者出具无涉各种利益关系（同事、朋友、亲属、师生、合作等）声明，其次是有周详的制度设计。
然而，在我国学术界，目前关于利益冲突问题还远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制度环节存在严重缺失。譬如，我们曾经对在国内学术居于领先地位的某市一市级学术奖项评选程序进行过案例研究，分析发现，在两届获奖者中教授占90％以上，而其中担任行政职务的占60％；在对学科获奖者与评审者间单位隶属关系的比对分析中发现，两者具有单位共同隶属关系的比例，一届高达82％，而另一届则高达88％。结果表明，在评奖中基本没有考虑到同事关系回避原则，更不要说出具利益关系事先声明。
另外，我们曾经对一所学校某年度的所有通过答辩的300多篇博士论文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发现：在所有论文中，同篇论文明审平均分高于盲审平均分的样本比例是70.9％，而盲审高于明审的样本比例占25.1％。在存在异议的29篇论文中，28篇的异议都来自盲审，占所有异议论文的97％。为何出现这种情形？答案其实很简单，无非是明审中的利益冲突回避制度缺失所引发的熟人效应在发生作用。
在当下，“去行政化”似乎已经成为学术界共同心声或者说是共识。然而，对于是否存在真正理想的“去行政化”体制，“去行政化”后的学术体制会存在什么问题，如何才能“去行政化”等等问题，人们很少有过深度的思考。本文认为，在今天，即使在西方国家，完全或者理想意义上的“去行政化”体制根本不存在，无论是在国家宏观层面（如学术资助体制），还是在学术机构如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层面。譬如在传统上一向强调学术自主的欧洲国家，现在反而有强化机构行政权力的倾向。因此，所谓我们当下的“去行政化”，我的理解并非是追求理想意义上的“去行政化”，而是鉴于我国传统行政力量过强而导致的学术自主缺失或学术生态恶化而提出的一种诉求。
如笔者曾通过对我国学术制度史的梳理阐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目前我国行政力量主导学术的格局有其复杂的历史和政治传统归因，正是传统上政治和行政力量主导，又导致我国学术共同体内部自主管理制度和学术精英合法化生成机制的先天发育不良。学术共同体的发育不成熟和学术内部自主管理的弱化反过来又为行政的强行介入提供了合法化的借口。[11]因此，考虑到目前的情势，我以为，在推动中国语境中的“去行政化”道路上，除了在强调淡化甚至祛除政府和高校行政部门各种直接（如行政手段）或间接（如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优、工程、计划和项目）介入同时，恐怕我们最需要予以关注的是究竟如何重建我国学术共同体，使之不仅为内部学术成员所认同甚至对其报以忠诚，而且也能够为社会甚至政府所信赖。这一学术共同体重建或完善，主要依赖于一个有学术影响力、有公信力和严守学术规范的精英群体的形成，以及由学术精英所掌控的学会组织和学术交流制度如期刊系统的正常运作，也依赖于他们在参与政府和机构内部各种资源分配（如学术资助、奖励、学术政策和规划）中作为“专业的”和公正的“守门人”角色发挥。
一言以蔽之，当下所谓学术领域的“去行政化”，其实无非就是在强调淡化过多过强的行政介入同时，强化学术内部的自主。而无论是“淡化”与“强化”都需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实现，前者的落实是以后者的实现为条件，而后者实现的关键节点首先在于：以学术系统内部的制度和伦理规范建设，来推动学术精英地位获得（学术认可过程）的合法性，来规范和保障学术精英权力和角色的正常发挥。
收稿日期：201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