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领导人对中国国家力量的认识与实践——建国50周年的回顾与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三代论文,中国论文,周年论文,力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力量是一个国家立足于国际舞台的依据。这个概念中包括了物质的非物质的多种因素。准确地认识本国的国家力量，制定和执行正确的外交政策并不容易。80年代前后，各国政治家、学者，在分析、研究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使用了综合国力这个概念。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致力于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但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国内急需解决的问题不同，所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和方法就有所不同。正确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在未来的多极世界中争取到更为有利的国际地位，有着直接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辩证认识国家力量，独立自主，利用矛盾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毛泽东在认识国家力量方面的特点就是能够将国家力量放到时代的、国际的大背景中去认识，同时特别重视非物质因素在构成国家力量中的特殊作用，从而使其对本国力量的认识和分析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准确性和超前性。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分析中国及中国革命力量的实力地位。早在抗战时期他就实际运用了综合国力的概念认识中国的国家力量，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新中国成立时物质基础力量十分薄弱，一些西方国家为此极端轻视中国。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对当时的中国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956年基本完成所有制改造时郑重地指出：“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7页，人民出版社，1977。）。后来在1962年党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再次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8页，人民出版社，1977。）。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停止在对国家物质力量的认识上。他坚持用两分法看问题，既看到中国在物质力量方面所处的劣势，又看到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在非物质力量方面拥有的优势，并充分发挥这个优势。建国前后他多次谈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虽然现在力量比较弱，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新生事物，新生的总要壮大，总要战胜腐朽的，小的要变成大的，强的要让位给弱的，这是一个规律。（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77。）这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充满信心的依据，也是他敢于在实践中与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碰硬的依据。当时，毛泽东敢于让百废待兴的中国在朝鲜半岛、印度之那半岛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国较量，在中苏边境进行自卫反击战，让一穷二白的中国同时抵制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干涉、控制，坚定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世界上树立起了新中国的崭新形象，相比较之下，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在制定对华政策时由于缺少了对非物质力量因素的认识，过低估计了中国的国家力量，在五六十年代，他们贸然卷入针对中国的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结果在消耗了极大的财力、物力、人力之后一无所获。这是他们迷信物质力量的结果。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充分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采取一边倒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是重要方式之一。坚决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是依托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加速经济恢复和发展，并提高国际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一边倒是为了争取国际援助，而不是寻求庇护。毛泽东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3—1474页，人民出版社，1991。）。 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领导人在实行一边倒方针的同时，坚持了独立自主。在新中国建立前周恩来就强调过：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首先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蒋介石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依赖外援，这是前车之鉴。我们愿意和一切以平等待我之国家合作，我们不排外，不挑衅，但必须站稳立场，否则就只能倒在外国人怀里（注：《周恩来选集》上卷，321—322页，人民出版社，1980。）。这也是中国没有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因为一边倒而削弱国家力量的关键所在。应特别指出的是，周恩来卓越的外交才能和精湛的外交艺术，使这条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得到了透彻的实行。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的贡献，使国际社会第一次认识了新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能力，同时也为经济、军事实力相对弱小的中国赢得了极高的国际声誉。
“利用矛盾”是毛泽东发挥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地位的又一重要方式。50年代，毛泽东利用美蒋矛盾，炮击金门，成功地粉碎了美国分裂中国的图谋。当时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物质条件、政治条件都还不成熟，利用矛盾，冻结现状成为最佳选择。70年代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更是毛泽东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力的精彩杰作。毛泽东三个世界战略划分的根本点就是利用矛盾，分化敌人，从而增强自身实力地位。当时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战略划分，主要是为了缓解中国周边的军事压力，争取有利的国际地位。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毛泽东果断地、带有突破性地放弃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的标准，突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这一对主要矛盾，特别是突出苏联这个主要矛盾方面，从而确立起全新的划分敌、我、友的标准，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他的著名的三个世界战略划分。毛泽东实践他的战略划分思想是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入手的。中美关系的改善，使影响世界的两极格局中，形成了一个关系微妙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极大提高。尽管今天看来，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它在当时的确是一种孤立敌人、壮大自己的划分。同时也为我们在新时期争取更高的国际地位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二、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认识国家力量的辩证思想，独立自主、发展经济，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认识国家力量的辩证思想。在实践中，他将提高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心，从利用矛盾转变到发展自己上来，致力于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抓住了提高我国实力地位的关键。同时，邓小平又重新确定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既抓物质力量的增强，又抓非物质力量的运用，这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在提高我国国家力量的认识和实践方面的新飞跃。
邓小平对中国的实力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3。）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大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 人民出版社，1993。）也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面对霸权主义，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9～380页，人民出版社，1993。）
基于这样的国情认识，邓小平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经济，放到了增强国力的措施之首。这也是邓小平与毛泽东相比最突出的特点。邓小平认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204页，人民出版社，1983。 ）邓小平开创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这个新，就新在尊重经济规律、完全按经济规律办事。在世界各国竞相为提高综合国力而努力时，邓小平明确自身的任务，从构成综合国力的诸多因素中紧紧抓住经济实力这个主要因素，强调中国要全力以赴发展生产力，要尽快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同时又找准动力、制定实施步骤，坚决而又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这对于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经济实力有限的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总会程度不同地受制于人。没有物质基础，国家就无以立足。
邓小平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发展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大大改变了中国的贫穷面貌，显著增强了中国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顶住了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冲击，多次战胜了特大自然灾害。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增强了完成统一大业的能力。1984年中英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指出：“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5页，人民出版社，1993。 ）“中国还有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一要看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结果，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人民出版社，1993。）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也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就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同样重视运用非物质力量增强国家实力。他更高地举起独立自主的旗帜，用对独立自主内涵的全面丰富和拓展，在世界上树立起了一个灵活务实、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组成部分之一，邓小平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思想。他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清楚，中国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世界上有苏、美、中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国家。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中国才在国际事务里有足够的份量。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的高度，站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站在同世界各种类型国家进行比较、借鉴的广阔视角看问题，既充分认识中国在国际上应该取得的实力地位，又深刻认识中国所应担负的国际责任。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全新的，实践的方式、方法也是全新的。
首先，邓小平站在了时代主题的高度认识独立自主，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就是坚持反对霸权主义、不与大国结盟。邓小平认为，80年代以来，世界的两大问题就是和平与发展，霸权主义严重威胁世界和平，所以中国的外交目标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许别人打中国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人民出版社，1993。）对此我们说到做到，有力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中国反霸、不结盟，还表现在按照国际事务的是非曲直表明自己的立场，转变了毛泽东习惯使用的国际斗争统一战线的方法。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的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份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邓小平珍惜自己得来不易的主权，同样尊重别国的独立主权，将坚持独立自主贯彻到底。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独立自主是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但是中国自己也绝不能搞强加于人。他的做法一是不当头。他说；“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3页，人民出版社，1993。）二是“不随便批评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0页，人民出版社，1993。）即便是在苏东发生剧变的紧迫时刻，邓小平也强调：冷静观察。他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包揽真理，中国也一样。中国不喜欢别人干涉内政，自己也就不要去干涉别人的内政。事实证明，邓小平的这个做法是十分英明的。中国因此保持和发展了同许多周边国家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关系，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
第三，邓小平与毛泽东一样，坚持奉行“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9页，人民出版社，1993。）他认为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是与独立反霸任务联系在一起的。但在支持的方式上，他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特别注重运用更有实效的、非物质的方式进行外援。他对第三世界的朋友说：“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0页，人民出版社，1993。）邓小平一是向来访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介绍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特别提醒他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0页，人民出版社，1993。）二是告诫他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他说，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别的国家也应有自己的模式。（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三是中国利用自己取得了的国际地位，维护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邓小平告诉发展中国家的朋友，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4页，人民出版社，1993。 ）事实上也是这样。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不畏强暴，仗义执言，做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言人，受到第三世界朋友的普遍信赖。
第四，邓小平用独立自主的精神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篇章，也为社会主义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新道路。邓小平认为，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再不能用输出革命的办法来推进世界革命，只有发展自己，最有说服力。特别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经受重大挫折的时候，邓小平指出，中国能否迅速增强国家力量，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人民出版社，1993。）社会主义中国的尽快发展，“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注：《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123 页，人民出版社，1983。）
三、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展实力又不唯实力，争取中国在新世纪的腾飞
90年代是世界风云变化的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三代集体领导，就是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完成了与第二代领导人的平稳交接。10年来，新中国第三代领导人继承前人又发展前人，在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时，争取“量”的增加，更注重“质”的优化，为中国在新世纪的腾飞奠定坚实的基础。作为跨世纪的领导人，江泽民敏感于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浪潮和大国关系的多端变化，在增强中国的综合国力实践中，注重人的素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提高；注重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注重质量建军。同时，江泽民又在坚持中国一贯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上，积极推进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发展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实施这些措施也是我们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新贡献。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在提高中国的实力地位时，既坚持了邓小平的观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又根据国际国内的形势特点，突出地强调要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并以此作为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世纪之交，苏东发生剧变、中国发生政治风波，国际敌对势力加紧了对中国的遏制和干扰，使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了阻力。对此，江泽民一方面坚定地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它将直接关系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251页，学习出版社，1996。 ）直至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一方面又不是简单地重复邓小平的这个思想，一般地谈论抓紧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而是再三强调用邓小平理论这个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统一全党的重要，也就是用抓党的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讲政治”的方法提高全党的政治鉴别力、敏锐性，在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时，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根据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江泽民强调中国“振兴经济首先要振兴科技。只有坚定地推动科技进步，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主动。”（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261页，学习出版社，1996。）“在世界高科技领域中， 中华民族要占有应有的位置。”（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261页，学习出版社，1996。）同时， 他又针对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的基本国情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261页，学习出版社，1996。 ）江泽民在干部和全民两个层面上抓民族素质的提高。他不再一般地要求干部实现“四化”，他认为跨世纪的干部应提高理论素养，提高执政本领、建设本领和治国本领。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要勤奋学习科技知识、经济知识和管理知识，更要潜心钻研邓小平理论，做到“孜孜不倦，学以致用，融会贯通。”（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 讲政治 讲正气》，第297页， 学习出版社，1996。）全党同志也必须边实践边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努力成为本职工作的内行和能手。”（注：中共中央宣传部：《讲学习讲政治 讲正气》，第278页，学习出版社，1996。 ）当今的世界上，知识已成为经济的主导因素，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抓综合国力的提高，不满足于例行的经济指标的制定和完成，而是从人的素质的提高抓起，这就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在促进我国的综合国力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
江泽民在实践中国一贯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过程中，从两个方面拓展了其内涵，一是将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到了重要的地位，用以增强自己的独立自主能力。一是积极调整与各大国的关系，推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趋势。9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没有改变，但国际形势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解体，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增加。尤其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称霸和经济扩张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江泽民在前代领导人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上继续前进。他特别重视国防建设，认为“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国防建设是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注：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1995年9月28日。）同时反复强调， 军队要“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加强质量建设”，要“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强教育训练，提高许多科技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90年代末再次下决心裁军50万， 其目的也是为了科技强军。在新旧格局交替之际，世界上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新中国第三代领导人利用这个时机，果断决策，大胆实践，与各种类型的国家广泛接触，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1996年以来，我国与多个国家的关系有了重要发展，主要包括：与俄罗斯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法国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日本确立了“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与东盟确立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欧盟建立了“全面伙伴关系”等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自身的安全系数，同时又因为此举直接促进了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向发展，而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新中国在50年的时间里，经过三代领导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在为自己争取到了建国以来最稳定的周边环境的同时，也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成为世界公认的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998年，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高居世界第一；国内生产总值跃升为世界第七；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由1978年的第三十二位，上升到第十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世界经济中的总体实力也大幅度上升，综合国力提高到世界第七位。
现在我们回顾这50年的建设历程，是为了鼓舞斗志，更是为了感受使命。面向新世纪，我们要将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发展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与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责任联系在一起，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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