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限——对生存的哲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界限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278（2000）04-0031-07
生存意味着什么？生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天。这意味着，在我们谈论“生存”的时候它并不是与我们的现存境况毫无关联。生存是一个永恒的悖论：每一个人都有死的那一天；有死的那一天却还有人在。死并不是生的绝对界限。我们这里即将要谈到的生存及其哲学首先不是指生命哲学，也不是指历史哲学，更不是指伦理学，而是指随着真实的历史过程生发出来的、同时也具有本体意味的两股思想潮流：一是19世纪成熟的利己主义（如施蒂纳、梅瑞狄斯）；二是20世纪的悲剧美学（如阿多尔诺、戈德曼）。它们以当下的历史性生存为惟一的尺度，并从其中挖掘出人的生存的意义。因此，这个历史性生存也就成为了我们解读生存的哲学入口，从而也就是我们的批判的方法论前提。
一、关于移情
对存在的追问始自爱利亚学派。万般变幻的现象（“多”）背后的那个本质（“一”），经过概念中介成上帝、绝对真理等等这些我们生活中无比熟悉的概念。而用这些概念所营造出来的共同性（“一”）则掩盖了个体生存的独自性和惟一性。对个体而言，生存只有一次，而这一次就是它的全部。生命从它被抛入世间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它不能被一种共同的概念所观照。因为生存之为生存，就在于它的鲜活的意识和时间。而概念只是一种凝固了的观念和意识，一旦它试图去把握个体生存的这种鲜活的意识和时间，结果只能是移情。
关于移情，胡塞尔说：“肉体仅仅是当下的现在，而他人的精神生活——显现在他们的肉体表现之中——却只能通过移情作用间接地进入。”[1](P58)在此，移情近似于反思，它意味着一种自我的投射，从而在类比中使“他人与我自己一道出现”（黑格尔语）。于此，移情在观照他人的时候是把他人与我作为同类来对待的。它的实质，就是用观念来评判周围的生活世界，并因此进入与他人共同构成的“生活界”（托尼逊语）。一个人的所有言行，都是在他的意识的观照之下的他的世界，而这个观照之下的世界，我与他的遭遇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遭遇是被作为一种完整的类来看待的：没有一个人的世界强大得足以没有他人的存在而依然存在，“世界中的个体生命总是把他自己作为他不得不受限其中的某一确定境况内的存在来体验”[1](P74)，你不可能没有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所为何来？正是移情。仅此一次的、不可替代的生存，是把移情消融在自身的意识当中的。因为没有人能代替你，同样，也没有人能代替我。移情若离开了仅此一次的生存，就好像人的腿离开了人体一样，对于后者而言，没有任何意义。但移情的不足之处也就在于，他人对于我是必不可少的但又虚弱得如同不存在：被埋没在记忆之尘土中的他人（也许还曾经是一个好朋友，死去了或者杳无音信）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处在我周围的生活世界的边缘的他人（如非洲部落的居民，又如许许多多存在的但与我的一生都毫无关系的他人）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有彻底的利己主义才有可能提出以上问题，因为它坚信：可能性与现实性对于仅此一次的生存来说，始终是一致的，[2](P364)如果说因车祸身亡的几率（可能性）是千分之一，而不幸你真的因车祸而亡，这千分之一也就是百分之百（现实性）。用哲学话语来说，没有了第三者（对立于个体之外的共同性）和它的“神圣性”，我就不必跪着生存。只是，移情永远达不到这一境界。可以说，利己主义正是移情的“彼岸”。拒绝了神圣的第三者，仅此一次的、不可替代的生存便复归于当下的时间性上来，而这，正是利己主义的生存的前提。
二、理想国的覆灭
这是一个去魔的时代，形而上学没有方寸立足之地。理想亦然。对现实的生存着的人而言，只有一种现实，也只有一种理想：在世间——当下的历史性生存。如果有人言必称“人的，人道的”等等，施蒂纳会告诉你：别把我当人看——我不是人，因为我不是上帝。高举“人”的旗帜只不过是把“上帝”拉下了宝座，人自己坐上去罢了。读者可知施蒂纳何许人也？费尔巴哈的劲敌也，他对后者振振有词：你不是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为什么？因为“人”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不错，“我是人，你亦是人，然而，‘人’只是一种思想、一种普遍性”[2](P343)。 我与你都不得不拜倒在“人”面前，只因为“人对于个人来说保持为一个崇高的彼岸世界， 一个达不到的最高本质，一个神”[2](P156)。这是一个人的宗教。费尔巴哈忘了，如果我是人，你也是人，那么我与你又还有什么区别呢？惟一者的意义就在于，“我并非是在其他自我之外的一个自我，而是惟一的自我：我是独一无二的”，而只有“作为这个独一无二的自我，我把一切都归我自己所有，如同我使自己工作、自我发展，都是作为这个我自己那样：我不是作为人而发展人，而是我作为我自己发展自己”[2](P402)。因此，人并不是我的天职和使命， 我并不因天职和使命而成为人；生存之所以对我有意义，是因为生存与我是等同的，没有我，也就谈不上生存。我是“有死者”，因而生存并不是永劫回归——作为共同性的“人”，世世代代都有“人”生存，这才是重复与轮回。“人道主义”又如何？施蒂纳说：在人的名义下，“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就像政治家和外交家那样都是专制的统治者”[2](P263)。他们武断地用人这一构造出来的、掩盖个体存在的观念来评判生活世界。要知道，生命中的每一秒钟都不会被重复，而每一个生命也都不可能被重复，我是我，你是你。所以，施蒂纳说，人、上帝、人民、法律等等，无一不是换了面孔的“神”。神之所以为神，是因为我们跪着；人们之所以虚构出这么多的概念，是为了心安理得地做奴隶。如果你想站起来，你就必须有一条腿：利己主义。利己主义要打倒的正是一切神性的东西，它本身又是超出善与恶的判断之外的。离开了当下的生存情境来抽象地谈论善与恶，这不是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所要做的事情。你活着，而且首先必须活着，这正是利己主义。每个人“在世间”，都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
所以，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意味着，它正是我之为我的全部：我的一切就是我。我是我恰好成为那样的我，而谁能决定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只有我自己。“我是我的权力的所有者。”[2](P408) 如果你纠缠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还是“环境因人而异”这样的问题，那么表明你并没有理解施蒂纳的意思：我，这个惟一者，没有人是我的平等者[ 2](P343)，我在消融世界，在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而不是在做“环境”允许我做的事情，我是不能被给予的，因为如果有一个外在于我的授予者，他同样会把给予我的再给予别人，那又还有什么惟一者可言？“属于我的只有我能力所达得到的或我在能力之中所拥有的”[2](P291)， 我无需去做我做不到的事情，而我一旦去做某事，意味着我准许自己这么去做，我的能力准许我自己这么去做。一个会作诗的人，不管他生为雇农还是身为宫廷诗人，他总是会作诗的。施蒂纳还说，“惟一者诚然是自己从社会中锻炼出来的，而社会却产生不出任何惟一者”[2](P293) 。雇农或诗人都会有无数个，但这一个雇农或诗人则只会有一个。这就是施蒂纳的惟一者：仅此一次的、不可替代的生存。在《惟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最后，施蒂纳写道：“如果我知道我自己是惟一者，那么而后我就是所有者。在惟一者那里，甚至所有者也回到他的创造性的无之中去，他就是从这创造性的无之中诞生。每一在我之上的更高本质，不管它是神、是人都削弱我的惟一性的感情，而且只有在这种意识的太阳之前方才默然失色。如果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惟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而他自己也消耗着自己。我可以说：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2](P408) 这就是利己主义的精髓：无。在我之外的所有一切，都是无，都只是“一个我所关心或不关心的对象，有用或无用的个体”[2](P344)。 即使我与人为善，也只意味着我是为了我自己，而不是为了他人。由此，施蒂纳的“无”意味着：一、没有偶像，我不跪倒在任何东西面前；二、没有任何他者是我的平等者；三、我的最后结局是死亡，无；四、我是不可言说的，生前死后的评价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五、我之外的一切与我“在世间”不可同日而语，我对于我是惟一的，你对于你也是惟一的，而“我对于你和你对于我”这样的问题毫无意义。一句话，理想国覆灭了，“人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理想来对待世界”[2](P12)，这是忠告，然而连这个忠告本身都必须是被消耗着的无。还有什么是可能的呢？我“在世间”，没有什么可以言说的；我死了，任何言说对我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知施蒂纳想过没有，在“无”的地平线上，出现的不仅仅是我，惟一者；在这创造性的无之中诞生的，首先是作为孩子的我，孩子不是轮回与重复，而是一种延续，如果施蒂纳要想惟一地生存（没有“人”、“类”），只有从不做孩子开始：从不被给予。生存没有生命的负载是不可能的。所以，施蒂纳仍旧只能活在“国家”、“法律”、“财产”等等的外在性之中，他依然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1853－1854年间，施蒂纳因负债两次遭拘禁。利己主义并没有拯救潦倒的施蒂纳这一个人，施蒂纳依然被外在性所累。思想洞穿了生存的要义并撕碎了生存的幕布，却依然走不出生存的圆圈：一个人出生，然后死去。而更多的时候，出生可以阻止，死亡却不能。在这创造性的无之中，生存的向度依然如大山般挺立，我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当然也不是可重复的一个。一句话，非如此不可，谈不上必然，也谈不上偶然。如果超出施蒂纳的思考，概念的罗网将会铺天盖地，讨论便在悖论的重复中失去意义；如果囿于施蒂纳的思考，生存的向度将会销声匿迹，讨论便因每分每秒的持续沉思而无法越出不可言说的栅栏。所以，必须给出另一条出路，才能捡起被施蒂纳撕碎了的生存的幕布，回复到生存上来，实际上，施蒂纳是忘记了，人既是存在的，又是不存在的，我作为惟一者，既是确实的，又是不确实的。生存就是生存：个人对于宏观的无穷而言是虚无，对于微观的虚无而言则是全体[3](P131)。你——施蒂纳，是不可重复的惟一者，因为你是你的全体（你的一切就是你）；而你又必定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因为你对于他人而言，也只是一个无。
三、隐蔽的上帝
施蒂纳倡导了一种彻底的“无神论”，但却困于“神性”之中而苦恼万分。拉罗什福科说过：“哲学能战胜过去和未来的痛苦，却要被现在的痛苦所压倒。”[3](P80) 这句话对施蒂纳再合适不过了。对于历史性的生存而言，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当下。无论你怎样思考过去或者未来，你都只是处于正在思考的这一刻。当下的历史性生存也就意味着，你正在生存（being-in-the-world）。这其实也就是施蒂纳所谓的事业。而无论施蒂纳曾经是悲还是喜，现在他被我们所谈论，已成了我们的“事业”，在被我们所消耗着的无之中，“施蒂纳”不再是当下的历史性生存，而是成为了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自我”中的又一个“人”了。历史是人的历史。而施蒂纳的功绩就在于，他开“上帝死了”之先河，使形而上学之梦在历史性生存的质问之下变得支离破碎，单个的人成为了历史的“中心点”。没有个人就没有历史，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4](P102)。所以历史并不是凝固了的过去， 所以当一种神性取代另一种神性（如人取代上帝）的时候，历史的转折就发生了。这是一个“非如此不可”的过程：随物质生产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类认识的进步。施蒂纳的利己主义正是当时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写照：人之所以能取代上帝，是因为人的能力在生产中的惊人进步，使得人自信没有上帝的依托也可以实现对大自然的支配；而在人的世界中，无论是国家、人民，还是自由、法律等等，都是人为自己立法的证明，而无需上帝为人立法。只是施蒂纳比这走得更远：我为自己立法，甚至无需立法。到了20世纪，历史的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证明了施蒂纳的远见：如同上帝为人立法被发现是虚伪的一样，人为自己立法也被发现是虚伪的了——立法者并不遵循法则，法则成了随意的“意志”。“北约”那些满天飞舞的导弹展示了另一种法则——我为自己立法，而那些被消耗着的瞬间便消失了生命的个人成了我的历史的基础并被湮没在飞扬的历史尘埃之中。在此，资本是一个大写的我。
由此看来，施蒂纳真是一个忠心耿耿的资本同一性的卫士。反文明的斗士成了文明的维护者，这就是所有风情万种的后现代思潮的最后结局，也是20世纪的哲学思考（美学意识形态）所无法走出的悖谬性陷阱。可以说，在利己主义的生存中充满着悖论：我对我是惟一的，你对于你也是惟一的，而在创造性的无之中，消耗了的则是众多的惟一者——这本身就已经不是惟一的了。施蒂纳的我之所以成为惟一者，是以他人不是惟一者作为赌注的。他说，“没有人是我的平等者”，“对于我来说，没有人是值得我尊重的，即使同类的人也是如此”[2](P344)。 这就如同移情那样，把他者设想为同类，从而生发出尊重、感动、同情等等（大众文化深谙此道）。施蒂纳与此没什么两样：我虽不能被设想（比如本真的人与非本真的人、真正的人与非人等），但我却把其他存在当作是“一个我所关心或不关心的对象， 有用或无用的个体”[ 2](P344)。说到底，只有我是强者，能占有对象，他者只是弱者，只配充当我的对象，这纯粹就是假设。实际上，在我把他者对象化的同时也被他者对象化了，所以，施蒂纳仍不得不在他所谓的“神性”（第三者）中生存，也依然为外在性所累。施蒂纳所展示给我们的生存是如此的悖谬而又模棱两可：他不得不在他人的消耗着的无之中消耗着自身的创造性的无。“国家”、“社会”、“人民”、“自由”等等概念，如果确实如施蒂纳所言，只是人们臆造出来的，而实际上从未存在过，那么这恰恰意味着，它们已经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施蒂纳批判这些概念，无非是为了从这些概念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赢得个人的自由，但是他终究还是走不出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如果自由不是一个纯粹的概念，而是一种真实的活动，那么自由就不只是个人的事业，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事业。
所以，当施蒂纳认为上帝只不过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概念时，他眼中的这个“上帝”实际上就是近代形而上学立论的基础，也即自康德以来的对“自在之物”的假设。如果这样的假设纯粹是一种理论行为，如果上帝纯粹只是被虚构出来的观念，那么也就意味着一切形而上学也不过只是理论家的幻想。施蒂纳正是要砸碎这个形而上学。但如果上帝并不是一种“理论上的确实性”，而只是一个“实际的公设，或是一种打赌”[5](P103)，那么施蒂纳有可能达到目的吗？ 对惟一者的打赌就是对上帝的打赌，所以，如前文所述，施蒂纳的“历史性生存”不能不是一个充满着悖谬性的情境，其原因就在于，他在理论上赢了，在现实上输了，他不得不在他所抨击的第三者的天国中活下去。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强大到为自己立法，即使我能为自己立法，生存的历史性（“有死者”）依然是我所无法摆脱的结局。一个必须明白的事实是，一个人著书立说并不超然于他的当下的历史性生存，而就是他的当下的历史性生存。思想的强大并不意味着历史性生存的一帆风顺，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在我们尚不得不为外在性所累的时候，对圣物的侵犯必然导致犯罪，而生命也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惩罚，有如尼采，在侵犯的极致，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生存俨然成了一个纯粹的符号，这未必就是他侵犯的目的；也有如施蒂纳，在被拘禁的时候，一定想过这并不是最佳的处境；而绝大部分人则不得不屈从于外在性的指引。所以，施蒂纳的“惟一者”虽是事实，却未免像卡在喉咙里的鱼刺，多了一层让人痛苦万分的悲剧性色彩。而生存如果不是本体性的，如果不带有浓厚的形而上学的色彩，那么任何思想意识都将变得不再可能了，思想又如何能够“思想”呢？当生存所负载的生命消失之后，思想就不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思想”了，而是散落在诸多文本中，被另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思想着”，于此，生存也就悄悄地转换了另一个面孔。
卡尔·巴特说，“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沿着教学钟楼黑暗的楼道往上爬的人，他力图稳住身子，伸手摸索楼梯的扶手，可是抓住的却不是扶手而是钟绳。令他非常害怕的是，随后他便不得不听着那巨大的钟声在他的头上震响，而且不只在他一个人的头上震响”[4](P62)。有些东西不是个人的力量所能主宰的，如果你非要抓住这些东西不可，那么你就不得不听着并非你所愿的钟声在你的头顶上震响。仅此一次的生存，在惟一者不是所有者的时候，“只还有一个上帝救渡我们”，海德格尔是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那位临终遗言的老者？——“人的一生充满着苦难，但大部分苦难其实从未实现过”[ 6](P79)。而被作为赌注的上帝，是否果真如卢卡奇所言， “只是一个观众”？戈德曼说，帕斯卡尔从来不说是或者不是，而总是说是和不是[5](P48)。我想，在人的历史性生存中，既有个人所能把握的东西，也有个人所不能把握的东西，而这样的情境，才为对外在性的第三者的假设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我以为，这也就是戈德曼之所以能对帕斯卡尔的“打赌”理论进行阐释并为解决施蒂纳的生存困境提供一种可能性的生存本体论上的原因所在。而隐蔽的上帝也只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缄默的观众。
四、纯粹即界限
一个人出生，然后死去，这就是生存。生活便是在出生和死去之间观看和被观看，米兰·昆德拉说，“生活意味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7](P96)。在对施蒂纳有了足够的了解并对隐蔽的上帝有了一个初步的印象之后再来玩味昆德拉的这句话，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生存哲学作为一个“观看生存”的思想，无疑是一种强烈的光芒，而观看者本身就是生存，所以，这种观看本身在一定的意义上已经不成其为“观看”，观看者本身的思想只是负载在他自身的历史性生存中，若超出了他自身的历史性生存，便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纯粹的符号，湮没在无边的黑暗之中。所以，我以为，这种强光与彻底的黑暗毋庸置疑地隐喻了生存的界限，我想这也就是施蒂纳所给予我们的启示。至真、至善、至美作为一种生存的理想，反照了现实的生存与这一理想之间的鸿沟。正如施蒂纳所说，理想就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如果理想变成了现实，那么它恰恰就不再是理想；如果现实变成了理想，那么它就仅仅是理想，而根本不是现实。只要观念保持为观念，观念就不能予以现实化，除非作为观念的它已经死去方才能被现实化[2](P403)。真、善、 美只要仍然是一种被抽象地言说着的理想，只要它们仍然没有被纳入个体生存的当下情境之中去，它们就依然是一种空中楼阁，一种生存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界限；而如果谁还在生活中渴望纯粹，渴望纯粹的真、善、美，谁就触到了生存的界限，因为纯粹归根到底只是一种寻找神性的冲动，纯粹的东西在历史性生存的涤荡之下早已踪迹全无。一切形而上学之梦在历史性生存的审视之下只能退缩到彼岸世界之中去，留下纯粹的符号——无论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又能怎么样呢？记忆是一具形而上学的僵尸。
丘吉尔说，“人生之旅是快乐的，但它只值得我们体验一次”[6](P8)。而如果生存成为了大同的“生存体验”，那么，人的世界就沦落为纯粹动物的世界了，纯粹的观看与纯粹的被观看都只能是一个悲剧。一个行将就义的烈士面对众人举着拳头高喊口号，这就是真、善、美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纯粹个人的生存被纳入了“历史”的轨道，辗出的不再是当下的时间，而是不死的时间。你的命运在当下的时间性上成就了你这个人，而在不死的时间性上成就了历史上的你这个人。个人当下的历史性生存的界限就是你自己，就如同你并不知道你能活多少岁，可是你既不希望你明天就死，也不相信你长命百岁，在知与不知之间，你就如此这般活着了。
所以，在个人当下的历史性生存中，真、善、美并不超越于此岸中，而就在此岸中，脚下的土地无论是肥沃的还是贫瘠的，都注定了生活总是从这里开始，真、善、美发于斯也止于斯。也因此，个人的当下的历史性生存，既无本真与非本真之分，更无真、善、美的剥离，它们其实意味着同样的东西：生命言说着生存的意味，“在世间”就是既真又善且美的生存。千姿百态的人生命运，都在自身的既真又善且美的生存中言说着“历史性”的内涵。对此，我们所能拥有的惟一的批判的激情，便是宽容。
收稿日期：1999-10-20
标签：利己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