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非政府组织与现代中东社会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非论文,中东论文,组织论文,政府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非政府组织，有的西方国家和学者也将其称为公民社会、第三部门、非营利部门、自愿部门、慈善部门、隐形部门、独立部门、免税部门、公益基金会、社会部门及影子政府等。（注：王顺民：《当代台湾地区宗教类非营利组织的转型与发展》，台北洪叶文化公司，2001年，第8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大约有3万个非政府组织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扶贫、环保、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福利以及落后地区发展等活动。（注：赵黎青、郭建平：《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的兴起》，《学习时报》2002年3月18日。） 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中东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其政治文化载体的地方，伊斯兰教不仅是穆斯林的信仰体系，而且是他们法律、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准则。其最初的非政府组织实质上是伊斯兰色彩极为浓厚的社会团体。真正西方意义上的世俗的非政府组织到了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67年“六五”战争和1991年的海湾战争以后才大量涌现，它们关注民主、人权和妇女权利问题。尽管这些组织发展非常有限，但它们是“阿拉伯世界政治上活跃的公民社会的开端”，（注：《依附问题：阿拉伯世界的人权组织》，《中东报导》2000年第1期。 转引彭树智主编：《二十世纪中东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52页。） 对中东的社会构建起了重要作用。
一、中东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情况
现代中东非政府组织起源于早期的现代化运动。20世纪后期反对西方势力的斗争，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中东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随着中东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社会关系的弱化及国家公共政策的失误，为非政府组织发展提供了机会。加之，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对政治活动的介入、西方政治自由化浪潮的渗透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都对中东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中东的非政府组织是跨国性与地区性相结合、以慈善救济和人道主义为主的属于发展中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其资金主要来源是民间筹措、外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捐赠，其领域涉及宗教非政府组织、人权非政府组织、妇女非政府组织及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它既有伊斯兰特质下的政治性非政府宗教组织，也存在一些社会组织、行会及慈善机构（注：Nawaf Salam,“Civil Society in the Arab World,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http://smth.edu.cn/pc/index.php?id=tara.） 等。同时，也存在不被大多数学者或政府认同的具有暴力色彩的伊斯兰极端非政府组织。中东的非政府组织无论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组织，还是民间自发的社会团体，其伊斯兰色彩非常浓厚。具体地讲，中东非政府组织大致有四类。
一是政治伊斯兰特质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跨国性的和国内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它们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由于参与的角色的不同，其影响和作用也各不相同。有的非政府组织是为了建立独立的国家，如巴勒斯坦人、库尔德人的一些组织；有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如伊斯兰世界联盟、穆斯林大会力图通过伊斯兰教的共性来协调国家间的关系。政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成员有宗教职业者“乌勒玛”、伊斯兰知识分子、“乌勒玛”阶层中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医生、律师、工程师、教育家等社会精英。“政治伊斯兰”（也被称为“伊斯兰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和政治运动，它的温和派吸收了自由、民主、人权等要素。它们通过建立的伊斯兰基金会、清真寺等向广大民众尤其是穷人提供多种社会福利，包括修建避难所、资助教育、提供免费或廉价医疗服务、为乡村学生提供住房帮助、向穆斯林提供法律援助及修建运动设施、建立维护妇女权益组织等。这些福利许多因政府缺乏能力、工作效率低下等种种原因而没有提供。遍布中东各国的“穆斯林兄弟会”就是例证。特别是随着中东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政府的资源和能力显得越来越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城市需求，在混乱甚至无政府状态加剧的情况下，此类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更加明显，有时它们的威望超过了政府。例如，在1998年土耳其大地震中，军队担心政治伊斯兰组织通过提供政府难以提供的社会服务来谋取政治资本，便设法阻止这些组织参与救援。总之，无论人们愿意与否，非政府性质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的作用已越来越突出，它们为维护社会治安与社会公正提供了道德基础和力量，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独一无二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变革力量”。（注：Graham E.Fuller,The Fugue of Political Islam,Palgrave and MacMillan Press,2003,p.24.）
二是中东各国建立的世俗性非政府组织。受联合国和许多国际组织及西方国家的影响，中东地区出现了类似于学术研究机构、专业协会、工会、商会、青年组织等的非政府组织。如80年代埃及纳瓦尔·萨达维成立的“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开罗人权研究所、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突尼斯全国妇女联合会（注：“List of Main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Huan Rights Field not Included in NGO—0341 Glossary”,http://www.unsystem.org/interpretation/language—sections/chinese/terms/HR—NGO—LIST.txt.） 等人权组织。行业性非政府保护组织，如摩洛哥的服务商会联合会、阿拉伯律师联合会、突尼斯无国界青年医生组织及阿尔及利亚的“价值学会”等。最近，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阿拉伯非政府组织民主化研讨会”上表示，埃及准备支持民间机构团体，促进现代化和推进改革。（注：万铤：《美推民主计划阿拉伯加速变革两种改革较量中东》， 《环球时报》2004年3月15日第7版。） 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妇女发展基金会及国际妇女理事会、国际大学妇女联合会等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和帮助下，土耳其成立了211 个非政府妇女组织，但多为慈善组织。另外，信息技术革命对中东非政府组织起到了促进作用。总部设在开罗的中东门户项目（MENGOS）就是利用互联网资助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的非政府组织，通过知识和信息工具促进公平的可持续发展和民主、人权的发展。（注：Launching MENGOs—The Middle East NGOs Gateway,http://www.virtualactivism.org/news/04/mengoslaunch.htm.）
三是伊斯兰性质的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的雏型起源于宗教服务，早在1 世纪初基督教就产生于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起初只在城市里组织小社团，后逐渐在罗马帝国的西部建立较大组织。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成立了许多带慈善性质的伊斯兰非政府组织，这类组织本身符合伊斯兰传统中为穆斯林群众服务的思想，因此，大批伊斯兰宗教团体积极投入到对民众的社会服务中。它们反对道德滑坡、文化颓废，强调要抵制西方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穆斯林生活的渗透，深入社会基层发动群众，利用清真寺进行广泛的宗教教育和布道，增强群众的宗教观念；建立学校、诊所、医院和慈善机构等社会基层单位，并积极参与农业、建筑和供水等社区发展项目。如安息日会教友大会、国际伊斯兰学生组织联合会等。哈马斯的前身“穆加马”（意为团体）也是非赢利性宗教组织。1987年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亚辛将“穆加马”改称哈马斯。“穆加马”开办了诊所和药房、学校、幼儿园等慈善机构，接济没有收入的巴勒斯坦家庭，免费或低价接收其子女入学。
四是西方尤其是美国资助建立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本国利益的需要，常常在中东各国培植各种非政府组织，并通过后者宣传西方民主、价值观和社会制度。这些组织也借助外国援助和非政府组织，对国内有关企业和组织提供援助，以赢得人心。在英美的支持下，沙特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立了人权非政府组织——保卫合法权利委员会。美国为了推翻伊朗现政府，曾拨款300万美元给“民主发展资金”，支持伊朗的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救援团体。在巴勒斯坦活动的拥护“美国主导中东和平”的非政府组织的大多数是美国政府资助建立的。2002年，美国宣布的“中东民主改革计划”，明确表示要拨巨款资助中东各国的致力于人权和善治等问题的非政府组织。“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民主研究所”等非政府组织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向中东各国的反对派提供资金、技术、人员培训，协助建立各种政治性非政府组织，宣传美国的价值观。欧盟拨出50万欧元，支持叙利亚的人权非政府组织。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计划就是由福利协会、英国文化委员会、慈善援助基金会、福利协会联盟等非政府组织及世界银行帮助制订的合作计划。此计划包括：安置残障人士、维护儿童的健康、设立乡村卫生所、成人职业训练、小型经建计划、环保意识推广等。（注：World Bank—Civil Society Collaboration—Progress Report for Fiscal Years 2000 and 2001,p.12(informal publication of The World Bank).）
二、非政府组织对现代中东社会的影响
非政府组织对维护中东民族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起了促进作用。在这方面，阿富汗抗苏和巴勒斯坦人民解放运动表现最为明显。苏联入侵阿富汗后，阿全国成立了非政府民间抵抗组织，如伊斯兰党、伊斯兰团结党、伊斯兰民族阵线和民族解放阵线等7个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组织及什叶派的伊斯兰运动等8个党派。此外，还有部族和地区等非政府抵抗组织和民族主义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虽然结构松散，但都对抗击苏联入侵，争取民族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另外，在阿富汗的抵抗组织中，还有本·拉登领导的“先锋”、“阿富汗人”等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它们负责招募和安置巴勒斯坦和阿富汗游击队营地里的来自全世界50多个国家数以千计的穆斯林志愿者，他们在抵抗苏联军队入侵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中，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马斯”等宗教非政府组织，为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巴勒斯坦伯利恒阿拉伯妇女联盟、巴职业妇女委员会联盟、巴妇女联盟、巴妇女工作委员会社会工作联盟等四个妇女非政府组织成立时，把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联系在一起。另外，中东其它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以色列的侵略和美国不公正的中东政策，以及维护穆斯林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它们要么向哈马斯等非政府组织提供财政支持，要么采取各种措施声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运动。2004年3 月在由非政府组织和机构策划召开的阿拉伯改革会议上，来自18个阿拉伯国家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强调依据国际公约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建立两个独立的、拥有真正主权的国家，解放被占领土，实现伊拉克独立，保持其领土完整，不让这一争端成为外来势力插手中东事务或是重新将其置于自己监管下的借口。中东非政府组织还通过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短信息号召抵制美货，特别抵制麦当劳、星巴克和微软，抗议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中东各国的记者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举行抗议游行，谴责美国以任何借口威胁打击伊拉克，拒绝美国在中东地区推行霸权主义、控制本地区的资源。（注：吴文斌：《叙利亚——群情义愤反战争》，《人民日报》2003年1月20日。） 此外，在伊拉克反美武装斗争中，有20多个在伊拉克的非政府组织为反美力量提供情报。
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加速了中东政治民主化、社会世俗化和经济现代化进程。无论是在反对军人专权的斗争中，还是在政权的过渡中，非政府组织成为中东民主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它是个人和现代社会制度之间的中介组织，起着沟通作用。1989年“西亚社会经济委员会”通过自己的调查活动，为当地政府和国际组织改善妇女工作提供了依据。2005年1月，巴勒斯坦历史上第二次大选正式启动，巴本土各个非政府组织的联合机构“巴勒斯坦国民委员会”全程跟踪大选投票进程，对选举进行监督。此外，在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下，科威特出现了“社会改革组织”，埃及出现了本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省长，伊朗批准了“禁止歧视妇女公约”和“禁止酷刑公约”提案。土耳其的反歧视妇女组织、自由思想与教育权利协会、人权与被压迫者团结组织等非政府组织，（注：Ayse Kadioglu,“Civil Society,Islam and Democracy in Turkey:A Study of Three Islamic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Muslim World,vol.95,January 2005,pp.23—39.） 通过自己的影响迫使政府采取积极有效措施以确保所有妇女都能继续接受教育。非政府组织还抨击腐败和专制，号召进行社会变革，推行民主，主张社会公正，确立道德准则，保护穆斯林文化，恢复伊斯兰世界的尊严和影响力，加强对外来威胁的抵御，建立合法、廉洁和有效的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和经济公平，尊重人权，等等。这些政治主张正是伊斯兰世界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和政治诉求，民众认同感和支持率比较高。
在经济、社会方面，行业性非政府组织积极开展乡村发展、扶贫、教育、保护妇女儿童、卫生保健等工作。在突尼斯这样的非政府组织1988年仅有1886个，到1991年注册的非政府组织则达到了5186个。埃及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已超过16000。80年代，随着女权概念的传播以及有关妇女的国际协议和研究的陆续出现，中东地区出现了包括红新月、光与希望等在内的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关注重点是母亲、儿童及其教育、健康和就业等。如埃及的“阿拉伯妇女团结协会”、“科威特妇女社会文化协会”和“阿拉伯妇女发展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主张改革家庭法来提高妇女地位。土耳其妇女组织与土耳其教育部合作为文盲率较高的东南部地区妇女开设扫盲文化班。非政府组织还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中东各国和整个中东地区的和谐发展，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弥补了政府的不足。纺织服装行业组织要求调整对进口中国纺织服装的进口量和进口额的限定。由于非政府组织“卡扎菲基金会”的独特作用，利比亚和法国就洛克比空难的争执顺利得到解决。埃及的社会发展基金会对于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短缺，解决各厂商、批发商、零售商之间的三角债问题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巴格达之桥”等非政府组织在解决国际社会对伊拉克前政权的经济政治制裁、开展人道主义工作及反对武装入侵等方面起了建设性作用。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诱发了中东极端组织的产生，对中东和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起了催化作用。伊斯兰复兴运动影响下的中东政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企图通过以伊斯兰为导向改造社会来改变政治。由于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公开的政治活动加以限制，政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便通过从事社会福利工作来赢得民众支持、积累组织工作经验，为未来挑战现有政权奠定社会基础。如黎巴嫩的“真主党”、约旦和巴勒斯坦地区的“哈马斯”、土耳其的“法兹勒”、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解放阵线”等就是这样的组织。它们大多在本国法律的范围内广泛地开展各种社会、经济、文化活动，提供各种社会服务，同执政党展开“和平竞赛”。这些极端组织经常以暴力恐怖活动来渲泄不满情绪。一些具有政治企图的人利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差距，以宗教情感、宗教认同来网罗、纠集并激励那些宗教盲从者、政治不满者、社会失意者、失学失业者、生活无着者以及无赖和游民，形成在伊斯兰名义下的政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从事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活动，有的蜕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他们的目的或是推翻自己国家现行的世俗政府，或是宣传和争取本国穆斯林的政治自决权，并经常诉诸于暴力活动。如土耳其“车臣暨高加索团结协会”等曾参与伊斯坦布尔的多起恐怖事件。（注：徐冰川：《土耳其最豪华大酒店昨晨遭恐怖分子袭击》，2001年4月24日新华社电。）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本·拉登通过创建“alkhifa”等穆斯林非政府组织及其在亚特兰大、波士顿、芝加哥等地的分支机构，为世界各地的伊斯兰极端组织及其恐怖活动，提供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支持。另外，中东其它国家许多合法的政治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也秘密支持极端组织。如沙特的“瓦法”曾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提供过援助。美国中央情报局还发现，科威特伊斯兰慈善协会为从波斯尼亚到阿尔巴尼亚、阿富汗和车臣的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掩护（注：《美国担心海湾头号盟国变成一个塔利班王国》，《阿拉伯祖国报》1999年11月5日。）。
外部势力资助下的非政府组织冲击着中东地区的传统文化，对中东民族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中东各国西方化的政治非政府组织大多数是西方尤其是美国帮助或者资助下建立的。美国通过这些当地组织去开展民主运动，帮助当地所谓的民主派和非政府组织参加选举，宣传美国的选举制度、选举方式、竞选方法、竞选策略，并鼓动它们夺取当地媒体宣传阵地、建立广泛的非政府组织阵线。美国还通过自己资助下的非政府组织，帮助当地改革司法制度和重建西方司法体系，从而改变这些国家的性质，甚至造成政权更迭。2003年2月，布什提出大中东计划后， 美国把资助的主要对象从前苏联和东欧地区重点转向了中东穆斯林国家。自美军占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后，西方国家支持成立了数个非政府妇女组织，然后通过它们向当地妇女宣传西方放荡不羁的腐朽文化，抹煞她们的伊斯兰文化思想。美国企业研究所积极支持2002年才成立的“伊朗民主联盟”，鼓励它们进行政权更迭。美国为了和平推翻伊朗现政府，仅2005年就向伊朗的非政府组织和人道主义救援团体拨款300万美元作为“民主发展资金”，用于支持伊朗“发展民主”。西方评论家称为“阿拉伯春天”的埃及最著名的非政府组织“因纳夫运动”，2005年初连续几个月游行示威，要求深化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发展。这一运动的兴起显示了某些西方国家在中东地区促变的心情。
跨国界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增强了穆斯林国家和民间的交往，增强了广大穆斯林认同感，同时，也促进了以泛伊斯兰主义为代表的民族观，削弱了国家层面上的民族自豪感。由于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中东社会出现了以泛伊斯兰主义为其思想基础的宗教政治非政府组织，它们强调全世界穆斯林共同的宗教信仰、共同的文化遗产；倡导加强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以促进各国的繁荣和发展；呼吁伊斯兰各国在国际事务中立场一致，以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反对外来势力对伊斯兰世界的干涉和控制。1926年成立于麦加的“世界穆斯林大会”和1962年建立的“伊斯兰世界联盟”是最有代表性的跨国性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世界穆斯林大会宗旨是在世界各地传播伊斯兰教，宣传超民族、超国家和超地域的伊斯兰思想，维护和增进穆斯林国家的团结、合作，抵制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和西方世俗化倾向的影响。它在联合国享有“非政府咨询机构”的地位，在吉隆坡、摩加迪沙、纽约等地设有地区性的办事机构。世界伊斯兰联盟总部设在麦加，宗旨是：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维护穆斯林少数民族在宗教、教育、文化方面的权利，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等。这些组织虽然各自为政，无法为了某个目标而采取有力的行动，但它们却起到了保持和加强伊斯兰世界自我意识和相互认同的作用。20世纪60、70年代号召加强团结、建立超越民族和国家界限的“乌玛”的泛伊斯兰运动蓬勃发展就是例证。特别是在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中，以及在维护伊斯兰国家共同利益、调解内部纠纷等方面，这些跨国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由于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建立具有共同信仰的穆斯林组成的乌玛社会，从而削弱了保护和弘扬共同的宗教信仰、维护信仰者的物质利益而存在的国家层面的民族观。
三、有关中东非政府组织的学术争鸣和发展趋势
非政府组织最广义的概念，是指“那些在政府组织体制之外，不是根据政府之间的协议建立，同时也不是企业的社会组织，如学术研究机构、专业协会、工会、慈善机构、宗教组织、商会、青年组织、民间基金会”，（注：M.Padron,The Contributors of NGOs to Development,As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Studies,vol.17,No.1,1987,pp.1—9.） 各种致力于发展的民间组织、卫生组织、文化组织甚至政党也包含在其中。现在跨国公司也被列入非政府组织范畴之内。由此，中东各种民间机构，包括极端组织、反政府组织都在非政府组织之列。但是，目前大多数学者普遍认可的非政府组织是合法的、非政府的、非营利的、非党派性质的、致力于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实行自主管理的民间志愿性的非政府组织。它把犯罪集团与恐怖组织和遵循常规的政治程序，如议会、选举和组织政府等介入政治权力之争的组织排除在外。按照这个解释，中东许多民间组织和社团都不属于非政府组织。
首先，政党化趋势的加强，使许多中东非政府组织失去了原来意义上非政府性质。随着西方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兴起，中东许多国家对反对派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甚至采行多党制，这给伊斯兰运动以复兴之机。中东各国的宗教政治非政府组织企图通过宣教和社会活动证明，伊斯兰教既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又是一种广泛的生活方式。一些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从地下转入公开，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有的伊斯兰组织政党化，按合法的政治竞争规则逐鹿于政坛。如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积极参与多党民主政治，并以其他政党或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议会选举。1984年议会选举中，兄弟会就与华夫脱党结盟，在总共450个议席中获得7席。1987年又与社会主义工党和自由党结成以其为主的“伊斯兰联盟”，获得17％的选票，一跃成为穆巴拉克政府主要的政治反对派。2000年获得17席，成为埃及政治中惟一强有力的反对力量。从这个概念出发，这时穆斯林兄弟会不能算是真正的非政府组织。20世纪70年代，阿富汗穆斯林青年协会出现分裂，成立了两个政党，失去了非政府组织的意义。苏联撤出后，兴起的阿富汗学生组织“塔利班”，随着其接管政权，其非政府组织的性质也随即消失。另外，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在约旦已成为议会最大的党派，在苏丹它实际上控制着政府，在阿尔及利亚它获得绝大多数民众的支持，差点通过选举上台执政。2000年12月，摩洛哥最大的伊斯兰组织“正义与慈善”举行和平示威，要求取得合法政治地位。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政党化，意味着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失去了非政府的真实意义。但是由于非政府组织具有独立的组织网络，在基层拥有强大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它们自身已经是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常常重复着政党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政党的作用。
其次，暴力化倾向也使中东非政府组织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激进主义者认为，中东国家存在的贫穷、失业和通货膨胀、官员腐败、政权机关的专断、社会道德的沦丧等都是西方经济和文化对伊斯兰世界冲击的后果，以及西方国家支持和操纵伊斯兰世界的专制腐败政权的结果，这些国家盲目借鉴西方价值观，毒化了伊斯兰传统，破坏了伊斯兰的生活准则。因此，伊斯兰社会应从伊斯兰信仰的源头去寻求社会复兴的动力，恢复和加强伊斯兰教在社会和国家事务中的应有作用，以暗杀和炸弹袭击来消灭堕落腐化分子，其中包括亲西方的国家领导人。如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的伊斯兰解放组织、穆斯林会社、圣战组织、伊斯兰拯救军、真主党和沙特阿拉伯的“新萨拉非耶”派组织，或主张用暴力推翻现政府，或用暴力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和以色列。另外，“9·11”后， 以中东南亚为核心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不断扩大，蔓延到北非、中亚、东南亚和前苏联的每个角落，其攻击目标正在从占领军或政府中枢设施及美国本土或盟国的基地，扩大到更易遭受袭击的普通民众。与传统的国家敌人不同，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形态，跨越了国界的范围，无视甚至挑战主权观念。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暴力化，使其和平意义上的非政府性质打了折扣。因为非政府组织应该是为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认可的合法的民间组织，诸如恐怖主义组织、极端民族主义组织等非理性组织是不能包括在内的。但也有日本学者把恐怖主义称为“邪恶非政府组织”。（注：田中明彦：《恐怖主义与现代世界》，载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编《恐怖主义与反恐怖斗争理论探索》，时事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最后，权威主义和泛伊斯兰削弱了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影响。 “权威”（authority）是指能使社会成员和组织信服的力量和威望。（注：《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48页。） 权威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存在有着深刻的历史缘由和现实基础。伊斯兰权威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伊斯兰权威政治的权力架构和统治方式。权威主义既对中东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着民主的推行。它排斥政治现代化，反对宪政主义和理性主义，反对权力的监督，认为民主是非伊斯兰的或反伊斯兰的。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和其他一些伊斯兰主义者表示，民主对伊斯兰来说是舶来品，伊斯兰有自己独特的政治参与和治理传统，不需要借用民主的理念，尤其是西方民主。（注：John L.Esposito and John O.Voll,Islam and Democra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93.） 权威政权通过它所控制下的人民议会、公民选举等方式来获得对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支持，而非政府组织根据它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解读，用广大民众所熟悉的政治语言，对现存政治秩序进行广泛批评。权威主义不仅掌握一切重要的资源和部门，而且还压制反对派政党和组织（合法或非法的）的发展。它们借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威胁和地区安全等问题，或借口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的不相容性，阻止具有现代西方民主性质的非政府组织产生。1988年巴勒斯坦一些非政府妇女组织的成员因拒绝戴面纱，而遭到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用西红柿、鸡蛋和石块的袭击就是例证。
另外，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民族主义、权威主义和经济的失败，中东穆斯林群众开始怀疑西方模式和民族主义的有效性。人们到伊斯兰教中寻求灵感，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年专业人员成批加入伊斯兰运动的行列，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过程，也希望更明显的伊斯兰认同，从而使他们的社会更加伊斯兰化。这对于现代意义上的非政府组织的拒斥更加明显。强大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把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作为其理想，要求更全面彻底地在国家生活中贯彻伊斯兰原则。他们反对权威主义，也反对西方式的民主，当然也拒绝现代西方非政府组织的产生。那些政治伊斯兰组只是把民主程序作为自己取得政权的工具，一旦得到政权，它们就准备抛弃民主。它们“反对自由化运动所趋向的民主”，主张“未来政治体制应该建立在伊斯兰法的基础上。”（注：David Pool,“Staying at Home with the Wife:Democratization and its Limits in the Middle East,”in G.Parry & M.Moran (eds.),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London,1994,p.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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