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管理新阶层——雅克#183;比岱与热拉尔#183;迪梅尼尔对新阶级关系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阶级论文,拉尔论文,雅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雅克·比岱(Jacques Bidet)①是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重要人物，他的许多著作都反映了当代社会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趋势。在他与热拉尔·迪梅尼尔(Gérard Duménil)②的新著《另一种马克思主义：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马克思主义》③中，他们不仅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表达了不满和反抗，而且鼓足勇气试图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这本书共分为五个部分十章。第一部分主要对马克思的理论尤其是阶级理论进行概括；第二部分对20世纪的阶级和革命问题进行了回顾和分析；第三部分针对当代社会发展提出了新阶级理论，指出当代社会组织中管理的干部主义(cadrisme)盛行，管理阶层形成了一种新的阶级；其余两部分是以新阶级理论为基础，探讨新阶级联盟以及以此为基础从民族国家到世界国家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其中第三部分第五章“新阶级关系：管理”④十分重要，它是在之前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对20世纪历史的解读的基础上展开的，同时为之后的重建工作，即对当代社会进行经济和社会政治的分析并提出一个当代社会秩序的理论，作了铺垫。两位作者在这一章中基于市场和组织(organisation)这两个基本因素对阶级关系构成的影响，重点阐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组织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处于管理(encadremert)地位的一个新阶层的形成和发展。他们进而分析了当代由此形成的一种新的阶级关系，并重构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理论。他们的基本观点是：阶级不仅是市场的产物，而且是组织的产物。后者体现了当代阶级关系演变的新特点。本文集中探讨组织与管理新阶层问题。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很大变化。那种自由的、没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依靠组织来自我拯救。马克思所批判的无组织、无计划的自我毁灭没有发生，是组织拯救了资本主义。其中一个关键的组织形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管理权和所有权分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得到缓解甚至消除。社会新秩序的形成使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可能缓解甚至消除马克思所说的矛盾。 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以阶级的革命为基础的。这次革命本来意在形成一种新的文明。但在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既往的阶级革命并不乐观，因为，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并没有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甚至在有些地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路人将革命的成果据为己有。 阶级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还是在当代社会理论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岱与迪梅尼尔的新阶级理论不同以往之处在于，它与当代社会有密切的关系。在马克思的逻辑中，阶级的形成和现代生产联系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围绕着工资关系划分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也就是说，通过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市场上的个体之间的关系转化为阶级关系。雇佣劳动者可以随意“换主人”的权力也意味着剥削关系不仅被当作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理解，而且总是被当作两个阶级间的关系来理解：受雇佣的劳动者换主人，但仍然是原属阶级的成员。这种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雇佣劳动者携其唯一的所有物即劳动力一起重返岗位。相反，资本家因剩余价值而得到了再生产和增加的资本，使其能够消费和积累。 这种阶级关系的变化，在马克思的理论及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主要通过建立先锋组织使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推翻旧制度，解放生产力。马克思的组织理论就是如此形成的。组织原来是用来推翻资本主义的。在这样的组织中，干部的作用尤为重要。而且，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干部问题十分突出。干部具有特殊的地方，他们启发和开导人民大众，让其具有自己的觉悟，进而推翻旧制度。在苏联时期，布哈林与资产阶级妥协，让干部的主导地位变得神圣而可敬，以便实现社会现代化。新经济政策使社会主义的干部和资产阶级由原来的不共戴天变成了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并存。 其实，仔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看到“干部关系”出现于资本主义内部，这种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关系相结合。它成为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的、新的阶级视角。 比岱与迪梅尼尔申明，阶级形成中的组织因素不是他们的新发现，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组织理论家，他最早分析了对不受市场影响的生产进行协调的组织形式。马克思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马克思全面考虑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市场并不能保证协调，必须由组织来保证。《资本论》第1卷把手工制造业中的劳动分工作为大工业时代一种新的社会生产逻辑进行了分析。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又大胆创新，将这一分析从生产车间推广到企业整体，把与生产方式属性相关的任务称为“资本主义职能”。资本家把筹措资金、购买原料、雇佣劳动力并组织生产、开拓市场、销售、关注货币的流动性等这些任务造成的管理费用都归入生产和流通的“成本”。 其二，马克思很早就辨明了伴随着资本的社会管理模式发展而产生的现代金融机构(管理融资过程中的资金)的作用，认识到“管理”就是组织。在此意义上，金融管理的组织过程强于市场机制。而一个世纪后，国家干预经济才产生的“经济政策”概念，是社会组织的新发展形式和阶段。但是，马克思在当时并没有预料到后来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国家干预的这种重大组织因素。 其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趋势的分析中，凸现了强有力的组织方式。其超越资本主义的计划处于“社会化”和由之带来的生产力扩张的历史趋势中。在大企业中，积累和竞争与生产方式的集中分不开。随着企业在规模上的扩大和数量上的减少，组织合理性渐渐超越了市场合理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演变的两大组成部分——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的联合中预见到另一种社会秩序即后资本主义。马克思认为，这种新演变体现的阶级结构中的组织，为现代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准备好了条件。 然而，比岱与迪梅尼尔也指出了《资本论》在组织分析上的矛盾和保留。他们认为，尽管组织极具重要性，但是《资本论》仍把组织放在次要位置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前几章里避而不谈组织，只是从商品出发解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他以资本主义不成熟为由，暂不考虑社会联系的重要性。在撰写《资本论》时，已充分意识到了社会关系中的一种超出资本主义的关系。他在介绍“委托”这种“资本主义职能”时⑤，发现了既不是资本家、也不是无产者的新社会阶层。为了服从于他对两极对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和革命目标的分析，马克思暂时把这种新社会阶层和新组织因素排除在资本主义之外。比岱与迪梅尼尔认为，这一排除不仅弱化了马克思的解释能力，而且使马克思无法预料阶级结构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论上的封闭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和“现实社会主义”⑥的形成造成了严重后果。总之，在组织突然出现的时候，马克思并没有看到表明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媒介。比岱与迪梅尼尔由此认为，这是一个天才思想家留下的理论空白，需要根据当代实践的发展进行填补。 比岱与迪梅尼尔着力阐述了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干部主义”，对新阶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组织因素即新的阶级关系进行了分析。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特定的、有可能彼此独立的组织关系。“管理”这个术语比“组织”更恰当地诠释了各种阶级关系固有的等级制度。“管理关系”和“干部主义”与“资本”和“资本主义”相对应，是两种有可能彼此独立的社会关系，可以控制两种社会制度以及两种阶级关系。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本家，而被统治阶级是无产者；按照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干部主义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干部，而被支配的则是雇佣者和工人大众。两种马克思主义的同源性在于，它们都突出了生产关系和阶级结构，以生产关系、阶级结构和国家作为分析社会阶级关系的三个关键词，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比岱与迪梅尼尔认为，生产关系中个人的地位是由管理关系设置的。在资本主义中，大企业的所有制已经失去了个人或家庭的属性，干部集体行使生产方式的决定权，从而使所有制具有一种社会性质，不管这种所有制表面上属于国家还是私人所有。干部主义关系可以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在干部主义的结构中，干部处于更高等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并非由知识分子而是由有能力的人组成。 比岱与迪梅尼尔还指出，这些分析的政治结论很明显，表明了消灭资产阶级的可能性，但是并不表明摆脱了“阶级”特征。尽管“干部主义”源于资本主义，但它不局限于资本主义。历史上存在两种特征的干部主义关系：资本干部主义和单一干部主义。“资本干部主义”与一些美国理论家所说的“管理资本主义”相联系。在欧洲，人们则更愿意用“混合经济”这个词。单一干部主义在资本主义关系以外占据了统治地位，它与“现实社会主义”相联系，这种社会条件下的“单一干部主义”被称为“官僚干部主义”，被视为单一干部主义的失败的转型。走向单一干部主义，体现了消灭生产方式私人占有制、走向无阶级社会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但单一干部主义的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立即消灭一切阶级关系。在这种单一干部主义中，人们看到了一种在突发的阶级斗争中可以继资本主义之后存在的生产模式。 从总体上看，一方面，管理关系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关系，具有与阶级本性相悖的特点，带有社会实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等社会学范畴的特殊限定。所有这些表明，战后的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干部主义的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另一方面，两种类型的历史环境，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战后社会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都分别在不同的背景和程度上强化了干部主义的管理关系。由于当代社会的另一种社会关系——为组织所特有的干部主义的管理关系的出现，已经形成了干部和雇佣劳动者并立的二元结构。现代社会中干部和被管理者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基本的阶级关系之中：处于管理地位的干部以及处于“被管理”地位的职员和工人(生产性工人)。在这种社会等级的“管理关系”中，构想、组织和当权是“干部”的特权，非生产性任务由“职员”来执行，而生产性任务由“工人”来执行。 比岱与迪梅尼尔通过分析战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建设中干部和国家干预作用的加强，阐述了新的社会逻辑即干部主义的发展逻辑。比岱与迪梅尼尔认为，战后和解是“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干部和国家干预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得到了显著的加强。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以及管理革命的出现，体现了战后组织关系的成熟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成熟过程，体现了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几十年间已得到充分证实的资本主义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在西方，资本干部主义代表了一个新等级的形成，干部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角色而出现。他们不仅在企业发挥作用，而且逐步地渗透到国家的公共领域，借以超越传统的政府官僚主义作风的低下效率。比岱与迪梅尼尔指出，与20世纪的前几十年相比，干部这一新社会等级的形成彻底改变了资本和其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战后的阶级妥协中，干部获得了优越的地位。干部并没有使这些企业失去它们的阶级属性，但是从资本手中分出了部分权力，并使收入越来越大量地集中在一部分高薪阶层即干部自己手中，使自己区别于其他雇佣劳动者。管理首先是一种权力关系：管理者是领导，总体上首先是脱胎于较高社会等级的那些人。在资本与民众阶级的妥协中产生的“干部主义关系扩大的自主权”，逐渐恢复和建立了阶级关系，同时客观上促进了民众阶级的教育和社会保障。19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的崛起没有改变资本干部主义关系的性质，干部仍然是执行总体组织工作，尤其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工作；而干部在面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时候，自主权不再扩大，这只是“重新回到了他们的位置”，即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附属地位。干部走向了社会等级的顶端，相对于其他人，干部的运气是令人羡慕的。事实证明，战后妥协中产生的资本干部主义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相反资产阶级渡过了“战后”冲击，在新自由主义中重新建立了霸主地位。比岱与迪梅尼尔概述了P.德鲁克(Peter Drucker)、A.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和J.K.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西方学者关于“管理者阶级”⑦的理论，说明处于社会等级顶端的管理者阶级已经与所有者达成了一个由他们共同领导的协议。此时，民众阶级的斗争已经失败，管理干部的数量和权力则在不断增长。 然而在苏联则形成了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一个彻底由干部统治的社会秩序，即“官僚干部主义”。在比岱与迪梅尼尔看来，不管干部的阶级属性是什么，关键是它表明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历史性尝试彻底失败了。这种历史性的失败不仅是由于对市场进行纠偏而夸大了有计划地组织的一种致命错误，而且也是由于民主的缺乏造成的恶果，更确切地说应该理解成代替资本主义阶级秩序的失败，也即在新社会的构建中产生了一个统治阶级。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不同，在“现实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中，苏联的领袖和政治经济领导人通过空前的阶级斗争，迅速地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并以革命目标封锁了所有可能的阶级斗争的表达。 比岱与迪梅尼尔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两种情况下都出现了巩固干部权力的过程和新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扩张”，也都出现了阶级斗争。实际上，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已经形成。资产阶级干部在战后妥协的社会民主主义背景下建立权威，而“现实社会主义”的干部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等级制度里繁殖。全权的政治机构和国家因为缺乏分权，监管过度，导致了效率低下和寄生在顶端的形式。“现实社会主义”之中等级较高的统治阶级想方设法延续他们的权力和收入，维护其特权地位，从而导致了其他人对管理干部主义的质疑。“现实社会主义”的统治阶级最终被纳入到由新自由主义中的资本家阶级所建立的新的霸权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家阶级中重新确立了自身的地位。比岱与迪梅尼尔预言，“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斗争将采取不同于战后西方国家的新形式。 比岱与迪梅尼尔的“干部主义”这一新提法，本质上与“战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和左翼知识分子关于“管理的革命”的观点一脉相承。在他们看来，“管理”作为一种组织因素，在“战后”资本主义的新演变中发挥着比市场因素更大的作用，构成了当代社会阶级关系演变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从“管理”这一组织因素出发，他们强调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一个重大变化，即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的管理阶层的形成。管理阶层是新的社会阶层。这个新出现的阶层完全改变了社会阶级结构，使之超越了传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 比岱与迪梅尼尔分析了管理阶层的形成所体现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即“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产生，深刻揭示了当代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发展。他们看到了马克思当年曾经预见过的在资本主义大企业和大金融机构的联合中萌发的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阶级关系形式，并认识到新兴的管理阶层的历史地位和意义。他们指出，新的管理阶层即干部队伍的出现已经为消灭资产阶级准备了客观条件，为一种在企业内部和全社会范围内以民主方式协调和计划的生产形式即社会主义创造了前提。他们认为：“一张生产和融资的‘大网’已经编织好了，剩下的只需要无产阶级去控制它。”⑧ 但是，比岱与迪梅尼尔不无失望地指出，管理干部新阶层的出现所表征的历史趋势没有转化为革命的现实。相反，在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条件下，干部主义都体现了人民大众阶级的斗争的失败。在西方，资本干部主义没有消灭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制，管理干部新阶层重新成为资本所有者的仆从，回到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附属地位。在“现实社会主义”模式下的苏联，官僚干部主义在消灭了传统的资产阶级之后，不仅没有建立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秩序，反而使自己成为一个压迫人民的特权统治阶级。资本主义战后社会的干部帮助资产阶级维护了社会制度，而“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干部变成了新的统治阶级，意味着资产阶级夺回了胜利。总之，处于管理地位的干部新阶层是当代组织因素的重大变化，它是当代一种新的阶级关系。比岱与迪梅尼尔通过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模式的干部主义的管理关系的不同形式，揭示了当代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式和新特点。 比岱与迪梅尼尔提出的新阶级理论，分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阶级和阶层的互动，即阶层转变为一种新的阶级关系，虽然位次和旧的阶级关系相比是不同的，是处于第二位的，但也是一种新的发展。作为一种理论，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也面临一些混淆，即无论如何，阶层和阶级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管理阶层也是被雇佣的阶层，尽管他们有很多优势，但与作为生产资料的掌握者的资产阶级相比，是有根本区别的。两位作者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其地位和重要性。 注释： ①雅克·比岱，《今日马克思》主编，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哲学家，巴黎第十大学名誉教授，著有《总体理论：法律、经济和政治理论》(1999)和《〈资本论〉的解释与重建》(2004)。 ②热拉尔·迪梅尼尔，国际马克思大会主席，经济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著有《〈资本论〉中经济规律的概念》(1978)，与多米尼克·莱维(Dominique Lévy)合著《危机与危机的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秩序与混乱》(2000)。 ③Jacques Bidet,Gérard Duménil,Altermarxisme.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PUF,2007. ④⑤⑦⑧Jacques Bidet,Gérard Duménil,"Chapitre 5,Le second rapport de classe:l'encadrement",Altermarxisme.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PUF,2007,pp.97-127,p.103,p.120,p.101. ⑥“现实社会主义”是西方左翼对苏联模式、尤其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固定称呼。标签：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新阶级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资本论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