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模式论文,温州论文,制度创新论文,区域经济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0）09—0088—0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时期。这一时期，一些地区将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改革与发展互动，促进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珠江三角洲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等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比较分析这几种经济模式，提示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一般意义。
一、两种模式制度变迁方式的比较分析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是70年代末开始的分权式改革的背景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特定经济区域、特定资源禀赋条件下所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两种经济发展模式都率先通过局部的制度创新即体制外的创新，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其表现形式为苏南模式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和温州模式个体、私营经济与股份合作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区域历史传统、制度环境、人文因素等的差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所选择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有差别的。
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一种供给主导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的动力和主体主要来自于社区政府。苏南地区地处东南沿海金三角地区，地理位置优势，历史上工业经济就较发达，接受大中型工业城市的经济、技术辐射能力较强。解放后，苏南集体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在70年代末期—90年代初中期的中国分权化改革的前景下，中央政府下放了相当一部分管理权，地方政府获得了指导和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动权，能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作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决策，有了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经济转轨时期的乡镇企业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的企业家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制度创新的功能。最终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和引导下，形成了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苏南模式的制度创新就始于此。由于地方政府控制了创办乡镇企业的资金、土地等主要生产要素，能借助行政、经济的力量，动员区域内的人力、财力、物力等资源发展本地经济，在动员和组织市场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它所形成的投资与发展能力也比乡镇企业自身的能力更大。因此，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被社区政府所掌握，政社合一就成为必然。这一阶段，制度创新所带来的的巨大效益得以充分发挥，苏南的乡镇集体企业得到迅速的、超常规的发展。90年代初期，以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乡镇企业开始暴露出自身的弊端，如企业积累和发展动力不足，经营行为短期化，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苏南模式进行了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改革。这时的改革方案，并不是一开始由政府利用强制性权力提出和实施的，而是由一些企业家、经济学家在现实中碰到各种弊端而向政府提出，促其接受这种方案。当然，从改革方案的酝酿、提出到实施，苏南各级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主体的角色。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在加大科技创新，引进外资等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
温州模式的制度创新是以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为主导的，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个体、私营企业和企业主，改革和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民间的市场力量。温州人口稠密，人均农业资源匮乏、耕地严重超负荷，人均耕地只有0.52亩，人多地少的矛盾迫使大约60%剩余劳动力要转移。而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临近台湾，地处战争前线，国家投资极少，没有什么优惠性的特权，几乎没有什么成规模的国有投资及国有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方式就不能也不会按政府主导供给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方式进行。而在历史上，受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功利与仁义并存”的新价值观的影响，温州人形成了较强的讲究功利，积极进取、务实、冒险、竞争的思想，为温州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70年代末起，温州的个体、私营经济迅速发展，建立了以非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明晰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温州模式一开始就选择了自愿性的制度变迁方式。但由于温州的这种制度创新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进行的增量改革，承受很大的意识形态的风险和成本。这种意识形态的磨擦成本大于零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称之为准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方式（金祥荣，1999年），它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制度变迁方式。为减少意识形态的风险成本，温州的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先是采取挂户经营，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外壳”而合法出现。十三大以后，对个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放宽，温州企业纷纷创建股份合作制。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大部分私营企业进行了优化股权配置的制度创新，成立有限责任公司。有学者认为，温州20年的发展应归功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发创新冲动，基层政府和政权组织的主动支持以及高层政府保护默许所构成的制度创新网络（姚先国，1999）。
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求得经济的更大发展。苏南模式、温州模式通过制度创新来释放经济发展的能量，通过体制落差优势造就了乡镇集体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的辉煌发展。与渐进式的经济改革方式相一致，两种模式的制度新都是选择改革阻力最小、最容易的地方入手，而且都采取了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予以过渡，大大减少了制度新的成本。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建立的制度变迁理论模型，当制度变迁的主体通过制度创新可能获得的潜在收益大于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这种制度变迁就有可能发生（L.E戴维斯和D.C诺斯，1971年）。在过去“一大二公”体制下，无论是温州还是苏南，农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农村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的状态，人人都没有受益。这时推行乡镇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等制度创新所获取的潜在收益，显然大于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因为，这种制度创新使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官员也没有受损，达到了所谓“帕累托改进”状态，是一项“无人反对的创新”（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无人反对，只是收益大大超过成本，得到绝大多数人支持），制度创新能够顺利进行。
二、两种模式制度变迁的前景分析
制度变迁，是经济体系中的各利益主体为了调整经济利益关系而作出的新的制度安排。当一种可能的制度创新变为现实时，它能促进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当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时，制度创新所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减，各个利益主体又会进行制度博弈，开始新的制度创新。90年代初中期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和市场的完善，传统意义上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先发性优势逐渐弱化，经济绩效下降，渐进式改革必然会触及到的一些深层次矛盾最终已无法回避。在这个时期，两种模式均展开了新的一轮创新。
乡镇集体企业曾是苏南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由于乡镇集体企业产权设置的的不规范性、非排他性，产权关系模糊，一方面使得产权主体缺位，即所有者的所有权不到位或者有名无实，其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者等权力得不到落实，另一方面政企不分，形成因农民、政府、经营者之间产权模糊而激励不相容的制度困境。乡镇集体企业模糊产权的安排具有相对的低效率。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的不断完善，它与私营企业的制度环境落差逐步消失，其经营机制的灵活优势不断削弱，产权制度低效率所决定的低竞争力表现得愈来愈明显，长期积累动力不足和掠夺性经营造成集体资产大量流失，净资产急剧减少，大多数企业出现高负债率现象，最终导致乡镇集体企业增长速度明显放慢，并开始出现大面积的亏损。从80年代初开始超常规发展到90年代中后期由盛转衰，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的发展绩效表明：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模糊产权的安排逐步变得低效率，并失去其合理性。
苏南模式要改变这种困境，从理论上讲，有两条可以选择的途径：一是进行以明晰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对乡镇集体企业实行各种形式的民营化。这项制度创新必然会遭到一部分人的反对，是一条长期而困难的创新之路，也是一条能够重新促进经济不增长之路。其结果是对传统的苏南模式自身的终结，走上与温州模式相融合的发展道路。二是绕过产权制度改革这道难关，与其它各地区联合起来，走垄断之路共同分配垄断收益。这样苏南模式就类似于一种“囚徒困境”。如果各地区能联合起来，它们将不会选择民营化的“温州模式”道路，而是共同分配垄断收益。而走垄断之路在今日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也无法实现的。在分权化改革的背景下，地方经济的发展关系到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由于产品市场的地区间竞争非常激烈，每一个地区都必须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地方政府就必须全部或部分让渡股份给经理，苏南模式的发展将由“地方分权政策最终通过地区间竞争导致民营化”（张维迎，1999）。因此，今后苏南模式制度创新的重点要解决的是建立起一种对企业经营者有激励约束机制的、明晰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1995年后，苏南乡镇集体企业进入了产权制度改革的高潮，大多数企业通过净资产转让的方式改制为股份合作企业和私营企业，一些规模大、效益好的企业改制为集体参股或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产权模糊的集体企业正在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目前，苏、锡、常地区80%以上的乡村两级企业已基本完成改制，乡镇企业的资产结构中，集体资产的比重已下降到40%以下（主要是土地等不动产），社区政府基本退出了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经营者获得了大部分的企业所有权。
1998年温州的非公有制经济的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了85%， 它说明了一个地区民营化进程快，经济发展的速度也越快。温州模式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的一系列制度创新都在此基础上进行。所以，当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新就能进行，温州模式已经突破制度创新的“瓶颈”状态，不会像苏南模式那样陷入“囚徒困境”。目前温州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如产品结构不太合理、产品竞争力有待提高、产业技术水平低、企业组织形式低、家族式经营等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依存于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组织创新应成为推动温州经济增长的动力。但容易被忽视的是，许多人认为温州的民营企业不存在产权问题。事实恰恰相反，温州的民营企业也存在产权问题。民营企业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典型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相当数量的民营企业都将个人财产所有权与企业资产所有权相混淆，正是这种混合状态使企业始终不能摆脱个人和家族而独立存在，大多以古典企业的形式参与生产和市场的交易。产权主体的单一，股权的过分集中，资产兼并、联合和股权转让的困难，影响了温州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变。而家族拥有企业的绝对控制权往往会使民营企业具有一定的封闭性，造成了企业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束缚了职业经营者参与企业内部的经营决策，容易导致决策的失误和低效率（尽管家族企业未必一定低效率）。因此，在市场机制运行比较完善的环境下，温州模式仍应通过发展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推进产权制度的变迁，支撑民营企业的成长；通过产权缺席的变迁，建立起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和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运行的效率，获取不断的经济发展。温州模式创新的重点，应以制度创新为主转变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并重，并将技术创新作为今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由于温州模式已建立了明晰的、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因而它更能推动企业产权制度的完善和企业家激励机制、企业技术创新机制的建立。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苏南模式、 温州模式都面临着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苏南模式主要是对传统的乡镇集体企业进行民营化的产权制度变革，而温州模式则要通过产权的变迁实现民营企业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过渡。
2、任何一种模式都不是一个静态的格局，而是一个动态的、 变化的过程，处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进程之中。20年的改革发展赋予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新的内涵。在创新过程中两者互相融合，互相渗透，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已趋向于同向性，企业的产权制度股份化，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国际化，政企分开，都是市场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无模式。从苏南模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的“民营化”改革结果看，地方政府退出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传统的苏南模式正在走向终结。这或许能从一个角度说明，靠民间的市场力量推动农村工业化、市场化的温州模式，更具有全国一般的意义和可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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