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玄的赋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赋税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时期学者傅玄不像一般儒家那样主张，“薄赋敛”，也不同意“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的古教条，而主张赋税的轻重应根据国家客观需要来决定。在其代表作《傅子》一书中有《平赋役》一文专论了这种赋税思想。
傅玄最突出的赋税思想在于他提出了租税三原则：“至平”、“积俭而趣公”和“有常”。
至平原则 即赋税要“用之至平”，“计民半约而平均之”。傅玄认为，这样可使人民既少劳而又不怨。用现代税收概念来讲，这就是公平税负，均等牺牲的原则。虽然这种公平思想，自先秦以来已为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制定税收政策的原则，但是作为税收理论原则，而明确提出的第一人当傅玄莫属。
积俭而趣公原则 所谓“趣公”，是指起劳役或课租税必须是国家公共需要，而不是为统治者个人需要。所谓“积俭”，是指赋税课征必须从节俭的角度考虑。傅玄指出，大禹治水耗民力甚重，而天下之所以乐尽其力而无辞劳苦者，是因为大禹用民力是为天下公利而不图私利，而且能做到“俭而有节”。在封建统治者公私不分，压榨人民用于私人奢侈浪费的时代背景下，傅玄的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常原则 即赋税的征课须有规定的制度，如“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统治者不能“役赋无常”。这种要求赋税有明确规定而又相对稳定的原则，也是傅玄第一个提出来的。
上述三原则在中国税收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很大。我们拿它与古典经济学派始祖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与研究》一书中提出的税收四大原则相比，其中公平和确定二原则是两家所共同的，亚当·斯密多了经济和方便二原则，而傅玄的“积俭而趣公”虽然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却也有其独到之处。考虑到傅玄提出这些思想早于亚当·斯密约1500年，我们不能不认为傅玄的思想是走在时代前列的。
傅玄对于公共支出也百一定的见解，他坚决反对奢侈而主张节用，认为“用有尽之力，逞无穷之欲”（《傅子·检商贾》）是十分有害的，指出经济者“息欲”是节约国家财政支出的最根本办法。
傅玄还对“贡土所宜”这一赋税原则提出异议。他说“所调非所生”之弊（《太平御览》引傅子语），其结果是“赋一物非民所生，则请于商贾，则民财暴贱。民财暴贱则非常暴贵，非常暴贵则本竭而末盈”（《傅子·检商贾》）。其意思是所课征的不是农民生产的实物，农民势必贱卖其产品而另以高价向商贾购买官府所课征的实物，这低出高进势必加重农民的负担，实际上变相地加重了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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