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仪田方 〔*〕
——古代天子藉田礼之人类学研究
彭兆荣1，2
(1.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 401331；2.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学术界对于藉田礼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却鲜见从人类学仪式理论切入的研究。中国古代的藉田礼作为天子亲耕的代表性礼仪，自周代开始一直沿革至清代。“天子”因“王土”而重社稷，祭先农仪式已经成为“国之大事”。作为一种特殊的礼仪，藉田礼不仅成为“礼仪之邦”的有机部分，亦是农业伦理中的一个典范性仪表。
〔关键词〕 藉田礼；人类学仪式研究；仪轨；仪表
一、小 引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国家，自有朝以来，所有的帝王、政治家，几无例外都把粮食问题置于首位，把农业当作国家“农正”之政。中国也是“礼仪之邦”，任何礼仪、祭典，无不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君王以农业仪式表率于天下合乎正统礼数，而古代帝王的藉田礼不啻为一个典型的仪礼。帝王以“亲耕”的仪式行为昭示农业之重，稼穑之艰。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仪式，尤其是涉及国家重大政治事务的示范性仪式，不仅可以充任形式上的公证，而且还可以形成权威化的约束力和制度上的传承。毫无疑义，藉田礼有其政治目的，包括树立天子权威、强化等级、确立正统、寓教于耕、示范教化等功能。换言之，藉田礼既是一种礼仪，也是帝王表达治国理念和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二、藉田礼综述
王祯《农书·田制门》开篇曰：“夫禹别九州，其田壤之法，固多不同，而稷教五谷，则树艺之方……其篇目特以‘耤田’为冠，示劝天下之农也。”〔1〕所谓“耤田”，即“天子亲耕之田也。古者耤田千亩，天子亲耕，用供郊，庙齍盛，躬劝天下之农。耤之言‘借’也，王一耕之，庶人耘耔以终之。〔2〕谓借民力成之也。《诗》：‘春耤田而祈社稷。’”〔3〕耤田礼亦称“藉(籍)田礼”，仪式之势盛大。《礼记·月令》：“孟春之月，……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躬耕帝籍。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王命布农事……以教道民，必躬亲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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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祯《农书·耤田》图
此幅《耤田》图原载元代王祯著的《农书》。中间头带皇冠，体态魁伟者为皇帝，右手由当地长者相搀，左手扶耒作推状。皇帝身后为皇后和六宫嫔妃，神态谨持而大方。前面行礼者为三公九卿，左面为武士，依保介车而立威武雄壮。右上角为礼官，依祭台而立。最左上角为四个农夫，表情不一。《籍田》真实地传递了古代帝王进行农业祭祀活动——籍田的场面，以绘画的方式展示了古代帝王重视农业生产并亲自示范耕作的真实图景。〔5〕从这一幅图画可知，帝王籍田仪式的排场非常盛大，其“展演性”远远大于实际的田作劳动。
耤田，中国古代皇帝、诸侯借用民力耕种的田地，实为古代君臣劝农的一种仪式。《史记·周本纪》中“宣王不修耤于千亩”为最早的耤田记载。《周礼·天官》曰：“藉田，天子亲耕之田也，天子亲耕，用供郊、庙粢盛，躬劝天下之农。”从中可知，皇帝藉田收获的粮食，以供“齍盛”。也就是说，藉田收获的粮食用于祭仪。“盛”是古代盛谷类的祭器，又叫“粢盛”。《周礼·地官·春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古时每年三月元日元辰(吉祥时辰)，皇帝亲自携带耒耜(用手推的犁)，率三公九卿分乘三辆保介车来到藉田，皇帝先行三推之礼，而后是三公，三公五推，诸侯九推，然后由百姓耕作管理。收获的种子由皇后帅六宫保管，其余粮食供每年的祭祀之用。虽然藉田礼只是一种形式，藉田仍由百姓实际耕作，惟求示范效应。周代“籍田”及“籍礼”乃西周土地制度及礼典的重要内容，史籍对此记载颇为丰富。晚近杨宽先生撰有专文，详论周代“籍(藉)田”“籍(藉)礼”名实及源流。〔6〕
中国是一个以农为本的传统国家，农业仪式(与农业有关的礼仪)一直为君王所重，并通过特殊的仪式以示社稷之尊。“天子耤田”即反映了古代礼仪之邦，君仪天下的情形，并形成传统。公元前2000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建立，就开始了“重农”的历史，史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秦伯》)至商代，商王不仅以仪式行为祈求好年成，还亲自察看农情，派员督促指挥农业生产。至周王朝，君王对农业颇重视，如史书上记载“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7〕至汉代，“汉文帝末开耤田，置令、丞，春始东耕。〔8〕武帝制策：今朕亲耕，以为农先。昭帝耕于钩盾。明帝东巡，耕于下邳。章帝北巡，耕于怀县。魏氏天子亲耕于耤。晋武帝耕于东郊，供祀训农。宋文帝制千亩亲耕。齐武帝载耒耜躬耕。梁初依宋礼。后魏太武帝祭先农而后耕。北齐耕耤于帝城。隋制。耤坛行礼，播植，以拟齍盛。唐太宗致祭先农，耤于千亩之甸。玄宗欲重劝耕，进耕五十余步。肃宗命去耒耜雕刻，冕而朱紘，躬九推焉。宋端拱以来，有《耕耤事类》五卷。此耤田之制，历载经史，昭然可鉴。钦惟圣明，丕阐皇图，讲明典礼，开帝耤于京畿，备齍盛于郊、庙，先身示劝，照映古今。”〔9〕以“长时段”〔10〕观之，藉田仪礼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基本原型一直沿革到清代。
在社会生活中，仪式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但仪式能够进入正统的国家礼仪体系的却不多。什么样的仪式可以进入到国家礼仪体系呢？回答是：必须符合规定的“模式”，这种模式对仪式现场的人们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规范。仪式最重要的并不是表面上的语言等信息交流，而在于创造一种情境。〔11〕在这个国家礼仪的模式中，公认的“英雄祖先”是一个必备的前提性因素。祭祀历来就是古代君主十分重视的政治活动，其中有关农业的“先农祭祀”地位又很特殊。先农祭祀是郊祀的内容之一，它关乎皇帝作为天子的合法性，即皇帝通过垄断祭祀权力和仪式，以实现对社会的法理支配。在中国，任何“正统”的确立和传承，首先需要建构英雄祖先之名正。藉田礼为农业仪式，祭祀“先农”为其所必备。“先农”值得一说。《论衡·谢短篇》曾问曰:“社稷,先农,灵星,何祠？”东汉蔡邕《独断》曰:“先农者,盖神农之神,神农作耒耜,教民耕农。”〔12〕由此看来，“先农”可以单指神农；当然，时而亦可泛指古代传说中的“农神”。
〔5〕沈克：《王祯〈农器图谱〉中图像的美术价值》，《美术研究》2006年第3期。
在先农祭祀中，帝王要行“耤田礼”。“耤田”源自原始社会的古俗，即春初之时由部落长带头耕种，然后才开始大规模春耕生产，它也是祈求丰收的礼俗之一。神农执耒躬耕的神话传说和图像即可为证。后来逐渐演变为天子示范性的耕作。汉朝以降，历代都对其十分重视并加以推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帝王的示范性耕种具有神圣性。
籍田作为一种传统的制度，《国语·周语》述籍田制度尤详，如云：
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是故稷为大官……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先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帅阳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祇祓，监农不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坛于籍，令农大夫咸戒农用。”“先时五日……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人终于千亩……。”
所谓“耤”，甲骨文
即
(一个人)加
(止，踩踏)加
(又，抓握人)加
(耒)，造字本义：动词，农夫手扶犁耙，脚踩匀田踏板，匀田备播。《说文·耒部》：“耤，帝耤千亩也。古者使民如借，故谓之耤。从耒，昔声。”耤亦作“藉”，应劭《汉书·文帝纪》注说：“古者天子耕籍田千亩，为天下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有学者认为，耤(藉)即“借(藉)”的意思，而耤从耒，表明“耕作”。故郑玄注云：“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芓终之。”〔14〕“借民力治之”和“躬亲耕作”是“耤”的引申义。〔15〕关于耤、藉、籍等，不少学者做过考述。〔16〕“籍田”古书中亦作“藉田”，“籍”即“藉”。“籍田”有时是名词，如古书中的“躬耕籍田”“亲耕籍田”“遂开籍田”等；有时是动词，如古书中的“籍田于帝城东南千亩内”等。〔17〕
天子亲耕固为一种仪式化的社会事件，诚如《初学记》卷十四引应劭《汉官仪》说：“天子升坛，公卿耕讫，啬夫下种，籍田千亩，亦曰帝籍，亦曰亲耕，亦曰王籍。”“籍田”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有学者认为籍田为古时之“公田”。〔18〕《礼记·王制》云：“古者公田藉而不税。”由是可知，天子藉田礼作为特殊祭祀形式，虽仪轨繁缛，但天子必亲祭之：“周天子有藉田千亩，诸侯有藉田百亩。周天子和诸侯祭祀诸神，所用黍、稷就是来源于籍田的收获成果。”〔19〕
既然是一种制度，就要有相应的管理配合之。史书和铭文有专门的记载，西周铭文《識簋》即为一例，《識簋》云：
曹寿槐[35]指出，帖学与碑学的区别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用笔。因此，帖学要求，首先是笔法法度的严谨性，从执笔、运腕、运笔都要熟练掌握，在法度的变化中求韵致、求格调、求创造，在平和中求新意，而碑学则特别强调个性的渲染，情趣的表达，其用笔求随意，求率真，求趣味，求创作的绝对自由发挥。
隹(惟)正月乙子(巳)，王各(格)于大室。穆公入右(佑)識，立中廷(庭)，北嚮。王曰:“識，令女(汝)乍(作)司土(徒)，官司耤(藉、籍)田。……”識拜稽首，對(对)扬王休，用乍(作)朕文考寳(宝)簋，其子子孙孙永用。
《識簋》铭文记周王命識作司土(徒)，管理藉田；穆公为佑，并有赏赐。学者认为，司徒原为掌管土地之官，有的专门掌管藉田。〔20〕
在藉田制度中，甸师(甸人)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左传》成公十年云：“六月丙午，晋侯欲麦，使甸人献麦，馈人为之。”杨伯峻注云：甸人，天子诸侯俱有此官，据《礼记·祭义》，诸侯有藉田百亩，甸人主管藉田，并供给野物。亦即《周礼·天官》之甸师。〔21〕甸人负责管理藉田和提供祭祀用品，和前文所列甸师的前两项职掌基本相同。为何是“甸”？《礼记·王制》中有“千里之内曰甸”之说。这也符合“天子之田方千里”(《礼记·王制》)之说。所谓畿千里之内的地区曰甸。〔22〕甸指古代王都所管辖的方千里之地区，后指京城所管辖。畿，天子千里地。《说文解字》：“以逮近言之则曰畿也。”又，《说文解字》释：“甸，天子五百里地。从田，包省。”由此可见，《周礼·天官》中的甸师和《左传》等文献记载的甸人可能为类似的职官。“甸师”和籍田有关，或与亦掌土田的“田畯”相近。在《周礼》中，“甸师”为大宰的属官，为管理籍田方面的官联。〔23〕
概而言之，中国传统“农本”之从古至今，早已不仅仅停留于帝王御诣朱批之圣、文人记述之范、经学家注疏之作，更为重要的是以君王亲耕于藉田为表、表范、为仪，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制度形制。
三、藉田礼之仪轨
众所周知，无论是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祖先”神农、大禹、炎黄开创的重农历史，还是古代君王亲耕于耤田，自古成为王制，并以天子亲耕之行为“仪表天下”。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开基祖”(神农、大禹、炎黄)开创的躬亲耕作仪式，还是“教农”“劝农”之表率示范，都构成了中国传统礼仪的一个重要内容。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最为实质性的内容就是指田地和田地上的民众，也是国家社稷的形象表述。在周代，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民众的最高所有者。西周的“分封”，其实就是诸侯从天子那里获得某一地区的土地连同土地上的人民，同时承担镇守疆土、捍卫王室、缴纳贡物等义务。而事实上，中国传统的“疆理”体制、“边界”关系，都是根据“田地”(都从“田”)来确立的。而古代的“税”的基本形式就是“禾”“兑”(用粮食交纳贡赋)，这也是传统农耕社会的基本税制形式。
藉田礼仪，作为一种仪式必然有其仪轨。所谓“仪轨”，指礼法规矩。《说文解字》释：“仪(儀)，度也，从人，义声。”《国语·周语》：“度之于轨仪。”《淮南子·修务训》：“设仪立度，可以为法则。”人类学治仪式研究，首先要确立仪式的范畴，然“仪式”是一个具有理解、界定、诠释和分析的广大空间和范围。〔24〕仪式研究专家贝尔认为，仪式是一个难以明确划分边界的对象，是一个“巨大的话语”(large discourse)。〔25〕但无论仪式多么复杂，何等繁缛，都不妨碍其中几个确定的要素：人物、时间、地点、程序、活动，即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空间，由特定的人(群)，按照特定程序所进行的规定活动。
在实践中，到访的张主任及李主任都对本次在居然之家进行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了肯定，鼓励同学们更加积极主动。
概而言之，帝王所行藉田之礼，除了表示重农、劝农、惜农外，天子威仪是礼仪的重要演示。无论是仪式本身，还是仪式的章典、仪轨、仪表、仪符等无一例外。
至于帝耕于“南郊”还是“东郊”，这与藉田礼的历史变迁有关，其中君王有亲自修改的情形。中国古代帝王在籍田礼仪中为鼓励耕藉，他们会根据当时的情形，修改古制。在这方面，唐代的几位帝王可为范例。唐太宗就是古制改革者。唐贞观三年正月，太宗亲祭先农、亲耕藉田，君臣议藉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颍达曰：“礼，天子藉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太宗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后每岁常令有司行事。(《旧唐书·礼仪志》)古制籍田于南郊，太宗却改在了东郊，改得有理有据，令人信服。〔28〕
至于所谓“三推”，依照古制，帝王在藉田礼中为“三推”。历代绝大多数的帝王都按照此规定进行，但也有创新改造者。比如唐乾元二年春正月，肃宗行籍田之礼，冕而朱紘，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肃宗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终于千亩耳。”(《旧唐书·礼仪志》)籍田之礼对于帝王来说，本只需例行仪礼，然而肃宗李亨却卖力真干，并且以不终千亩为憾事。玄宗在藉田礼中，不但改“三推”为“九推”，而且一口气“进耕五十余步，尽垄乃止。”(《旧唐书·礼仪志》)不过改“三推”为“九推”只是记述玄宗在籍田礼中的“专情任性”，以籍田礼制而言，古制即为“三推”。〔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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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三推”之制到了清代发生了变化。满清入关之后，清帝为了鼓励发展农业生产，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开始行籍田享先农之礼，直至清末，相沿不衰。“雍正二年，祭先农，行耕耤。三推毕，加一推。”“(乾隆)三十七年，群臣虑帝春秋高，籥罢亲耕，不许。命仍依古制三推。嘉庆以降，仍加一推如初。”〔30〕雍正之后清帝都行四推之制。直至晚清，籍田享先农仍是一项重要的礼典。以上籍田礼基本仪节为:1.皇上先在先农坛祭祀先农；2.皇帝亲耕，四推四返；3.户部堂官播种；4.从耕之三王五推，九卿九推。清代重视祀先农耕耤之礼，不仅帝王要亲自躬耕，也要求直省督抚及所属府、州、县、卫，立农坛籍田。地方长官设坛行籍田礼，明代并未有先例。〔31〕
关于藉田礼举行的时间问题，先秦典籍中只记载早春始耕典礼。学者们大都认为早春始耕典礼是在孟春之月举行，其根据主要来自《礼记·月令》之“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躬耕帝籍。”对此，并无人提出异议。可是“元辰”只说明时间，却未说明日子。对于藉田礼的确凿时日方家有不同的看法：一说是在立春至二月初吉这段时间的某一日，如《国语·周语》：“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韦昭注：“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据此可知，立春之日土地开始松软，适于耕作。“先”，韦昭注:“先立春日也”。“先时九日”就是立春前九天。“初吉”，韦昭注:“二月朔日也”，也即二月的第一天。〔32〕“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弗震弗渝，脉其满眚，谷乃不殖。”此句意为从立春前九天至二月初吉这段时间，阳气升腾，土地润泽，是播种的最佳时期。早春始耕应在这一段时间内。“是日也，瞽帅、音官以风土。廪于籍东南，钟而藏之，而时布之于农。”而“是日”为哪一日，并无确切说明。似乎是立春日，但又不确定。不过据《国语·周语》的记载，举行藉田礼一定是在立春至二月初吉这个时间段内。
另一说为元辰之日。立春至二月初吉与元辰，这两个时间看似不同，实则并不矛盾，是可以统一起来的。立春至二月初吉的这个时间段是在孟春之月。元辰之日也在孟春之月。在立春至二月初吉这段时间内，挑选元辰之日来举行籍田礼，于《国语·周语》和《礼记·月令》所载皆不矛盾，而且也能解释《月令》“择元辰”句中“择”的含义。因此可以说，举行早春始耕典礼的时间是在立春至二月初吉这段时间的元辰之日。〔33〕籍田仪式的择月,历代帝王亦有不同，汉文帝定在正月,《后汉书·礼仪志》也记载“正月始耕”。但东汉明帝则在二月亲耕。至于藉田仪式选择干支日问题，从史料看，不少皇帝选择亥日。〔34〕
至于藉田礼的仪式程序，学界亦有不同看法。《诗经》中描述了仪式的具体程序，但学者对于礼仪分为几个程序则观点不一：有认为分五个礼节、四个礼节、三个礼节的不同看法。〔35〕杨宽认为，“籍礼”的仪式有五个礼节，即行礼前的准备、举行“飨礼”、正式举行“籍礼”、礼毕后的宴会、广泛巡查和监督庶民耕作。〔36〕学者综述了下列情形：1.杨宽的《古史新探·籍礼新探》根据《国语·周语上》的“宣王不籍千亩”一段的记载，认为“籍礼”的仪式有五个礼节：即“行礼前的准备”“举行‘飨礼’”“正式举行‘籍礼’”“礼毕后的宴会”和“广泛的巡查和监督庶人耕作”。大多学者都同意杨宽的观点。2.陈戍国的《先秦礼制研究》以为“籍礼”的具体仪式有四个：“籍田礼之前有一系列准备工作”“举行飨礼”“正式籍田礼仪式”和“籍田礼之后又有飨礼，到此王室籍田礼全部结束。”〔37〕3.魏建震的《先秦社祀研究》将籍田礼大体分成两个阶段，即准备与行祭祀礼两个阶段。而李白在杨宽的观点上加以补充，认为完整的“籍田礼”应包括六个过程：即礼前准备、举行“飨礼”、始耕仪式、分享祭品、巡查监督和大寝宴会。〔38〕
至于藉田礼所祭对象，毫无疑义，“藉田礼”之主旨为社稷崇拜。社稷神原指社神(土地神)和稷神(谷神)，在西周春秋时期，社神与稷神是分开的。《风俗演义·社稷》：“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报功也。”西周以后，社神和稷神合而为社稷神，成为国家“社稷”的象征。无论是“先农”“王社”“大社”(《祭法》云：“王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39〕)皆属“社稷”范畴。
张三贪墨了，“也许没事”；李四受贿了，“也许没事”；赵五谋私了，“也许没事”……所有贪官都“也许没事”。你们凭什么“没事”呀?没事没事儿，你们的官照做或做更大的官，贿赂照受或受更多的贿，二奶三奶照养或养更多的奶，威风照样八面尚须扩而大之……天下太太平平，还谈什么“反腐”呢?
1.4 加工技术水平较高：红干辣椒分批采收，采收后自然风干，分户保管储藏。辣椒加工由原来简单的加工已发展到工厂加工。整个加工过程采用半自动化管理，只有在包装环节由专门人员来完成。这不仅使产品有了安全卫生保证，而且降低了生产成本。辣椒产品由原来只加工辣椒粉，现已开发出了辣椒丝、辣椒油、辣椒酱、辣椒粉等系列产品，出口南韩、香港、南非及东南亚。
概而言之，藉田礼自古而来，缠缠绵绵，从周代一直沿革到清代；仪轨变化在时空中变化甚巨。但总体上说，其基型和原型都在，关键因素也在，主体意义也在。
四、藉田礼之仪表
〔24〕参见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的理论与实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4〕〔22〕〔46〕张树国点注：《礼记》，青岛：青岛出版社，2009年，第65-67、55、75页。
在中国的历史上，并非历代天子对藉田礼的态度都一样，也不是所有皇帝亲耕时都按照古制中庄重的儒家道理进行。比如汉代皇帝亲耕不乏出于游玩动机。耕籍之礼,或成为闹剧，或视为形式具文,草草收场。《汉书·昭帝纪》载,始元元年春二月,“上耕于钩盾弄田”。时昭帝年九岁，试耕弄田，等于儿戏。始元六年春正月，“上耕于上林”。上林为苑囿游猎之地，昭帝之耕于上林近乎于游玩。东汉顺帝继位后长达十几年不行籍田,只是在大臣的多方劝说下才勉强从行。陈戍国先生在其著作中指出了汉代籍田大多是例行公事，古礼遗意所剩无多。〔44〕晋武帝鉴于前数世亲耕被偏废，鉴于籍田礼仪的规模逐年缩小，发布诏书，痛斥数世以来不重视籍田的作法：“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藉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晋书·志·礼上》)
加大技术培训力度。各省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应结合当地情况，采用组织技术培训班、印发技术培训材料、举办技术交流会等多种形式，面向县级农村供水工程技术人员，加大培训力度，提高他们工程规划设计的技术能力。
藉田礼在配合农时方面非常讲究，最为显著的是“春耕秋收”活动。《礼记·月令》对此有非常明确的记述：“孟春之月，……躬耕帝耤。”而到了秋收季节，仪式也要相配合。《礼记·月令》：“季秋之月……乃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祗敬必饬。”农作物全部收获，籍田的收获贮藏于神仓之中。〔45〕《诗经·周颂·丰年》有所谓“藏耤收”。《毛诗说》云：“《丰年》，藏耤收也。……此盖祀廩以藏重耤事，故特有乐舞也。”又：“是月也，(季秋之月)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尝”，郑玄注：“尝者，谓尝群神也。天子亲尝帝，使有司祭于群神，礼毕而告焉。”〔46〕“大飨帝”是祭天的礼名；“尝”指举行大飨祭以祭祀上帝。也就是说，帝耤之礼将整个农时活动都纳入，特别是稼穑(即耕种与收获)，亦泛指农业劳动。
藉田礼除了以农业活动为根据外，“祭天”的程序和象征为重者。因为君权神授之旨需要在仪式中得以体现。关于周代籍田专用于礼神的功能，得到了清华简《系年》的进一步证明。周作“帝籍”的初衷正是有感于商纣在祀神上的消极应付，因此可以设想其就是要改弦更张，显示与商纣的不同，将“籍田”之产专用于礼神。“以登祀上帝天神”，既“上帝”又“天神”，无疑是对其功能的界定。这再一次说明，所谓“帝籍”，从功能上说它是专属于“帝”的。《周礼》贾公彦疏谓：“籍田之谷，众神皆用，独言帝籍者，举尊言之”，也强调“神用”。另外，《吕氏春秋·季秋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还提到籍田的收获要存之“神仓”，前引张衡《东京赋》提到籍田还可称“天田”，这些文字记载可以说都抓住了“帝籍”服务于礼神的重要功能。〔47〕
天子藉田礼自然少不了仪表。仪表首先指的是天子本人仪表，即天子所具有的模范仪态、容貌举止。周代天子亲耕时“冕而朱纮”(《礼记·月令》)，不但正其衣冠，而且以红色纽带紧系冠冕，严肃庄重，一丝不苟。汉文帝十分重视藉田，他说：“农，天下之本。遂开藉田，朕亲率躬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汉代最有趣的籍田礼仪是汉武帝少子昭帝弗陵进行的。时年九岁的昭帝，不能亲耕帝籍，只能在天子宴游之田上去试耕一番，却无妨表示对农业的重视。〔48〕清代的帝王在举行藉田礼时非常讲究，除了所有的仪式都要按照仪礼规定之外，帝王还会事先进行排练操演。
通常而言，在整个仪式过程中，君仪是必须严格遵循的。如果说，藉田仪式之原型是依照“神农执耒亲躬务农”的话，那么，在后来的藉田礼中，尤其是汉代之后，儒家的礼仪之制被加入和注入，特别是等级制度。比如在魏晋南北朝，皇帝在去往籍田的路上，车马随从浩浩荡荡，皇帝的威严尽显。在具体实行耕籍时，皇帝三推、公五推、卿等九推，北齐则是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耕籍的先后和次数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这种耕籍礼，在树立帝王权威的同时强化了等级制度。〔49〕
除了君仪之外，仪表还可以特指“仪式表演”。在人类学仪式理论中，特纳的“社会剧”(social drama)很有名，即以表演形态强调和突出“工作”性质。〔50〕藉田礼的表演性很强。据《国语·周语上》，举行籍礼的当日，主要是王、公、卿、大夫、百官与庶民的同耕同享活动，与此同时，乐官们则从事“风土”的工作。由此可见，“风土”是籍礼的一个组成部分。按《国语·周语上》在叙述“瞽帅、音官以风土”之后，还记载了大量的劝农活动。劝农活动主要由稷主持，首先是稷“徧戒百姓，纪农协功”，然后是自农师以至于王进行巡视等活动。而“瞽”者乃巫师之类，在这一天率领音官从事“风土”的活动，必然也是这一土壤巫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风土”是以瞽为首的乐官们针对气脉进行疏导的行为。瞽为乐官，〔51〕可知籍田礼中包含着大量的仪式表演活动，也包含着“与民同情”“与民同乐”的意思。
清朝帝王为了发展农业，不仅续籍田古制，而且礼仪非常盛大。《曾纪泽日记》中记载了光绪帝亲行籍田祀先农之礼的情况:“(光绪十四年二月)廿九日。晴。寅初起。茶食后，往先农坛，与犊山一谈，叔平、子绶至，同坐。卯初至观耕台后，与叔平立谈良久，坐谈片刻，同至耕位久谈。卯正皇上在坛行礼毕，至聚福殿用膳，旋御耤田扶犁，四推四返，犊山进犁，抟九进鞭，叔平、子绶为户部堂官之无差者播种焉。皇上耕毕，升观耕台，顺天府尹暨属官率上、中、下农夫行三跪九叩首礼。从耕之三王五推五返，从耕之九卿俟三王一推一返后始耕，九推九返而止。是日奉派之三王九卿，睿亲王魁斌、郑亲王凯泰、克勤郡王晋祺、锡珍、曾纪泽、续昌、孙家鼐、麟书、潘祖荫、松森、黄体芳、廷禧也。耕毕，站班。”这和《清史稿》中记载的皇帝享先农耤田礼之仪程基本相符。〔52〕
皇帝身为表率,亲率大臣躬耕,为表达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清代于每年一、二月在先坛祭先农神,行“耕耤礼”,皇帝在天田亲率众臣扶犁耕地。此时演奏的音乐,即《御制律吕正义后编》中的《三十六禾词》乐章。《三十六禾词》词谱共三十六句,曲名大概与此有关。据记载,歌词由清代三朝元老康雍乾时期大学士蒋廷锡撰写。〔53〕
清人绘《雍正祭先农坛》局部图
作为藉田礼仪之仪轨，涉及到仪式的几个重要概念，比如“千亩”。有的学者认为其为地名，非实际田地。持此观点者根据《周语上》“虢文公谏宣王不籍千亩”章在叙述完籍礼之后即云：“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其中的所谓“不籍千亩”与“战于千亩”之说，认为其为一个地名。〔26〕有学者认为，“千亩”其实只是笼统地说它的规模，本与地名无涉。〔27〕窃以为，作为一种特殊的土地制度，“藉田”在名义上隶属帝王，这无妨亦为一种“示范”。
(3) 受热温度对试件滞回曲线有影响，与常温试件S-7相比，试件S-4(Te=300℃)的滞回曲线欠饱满，耗能能力降低；试件S-6(Te=600℃)的耗能能力和变形能力等性能并非持续变差。
五、结 语
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在所有的仪式活动中，无论是社稷之祭、先农之祭，甚至郊祭活动，都离不开农业的基本主题。无论社会的制度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正(政)”都是首要者。今天，对于中国而言，农耕礼仪是我们“再出发”的始发地，藉田礼虽已失却，但重农、爱农、惜农仍一如既往。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的“乡村振兴”战略，也是“传统的发明”〔54〕的创新性实践。
注释：
〔1〕〔9〕〔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上)，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88、390页。
〔2〕见郑玄注：《周礼·天官·甸师》，〔元〕王祯撰，缪启愉、缪桂龙译注：《农书译注》(上)，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3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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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功能而言，藉田礼大致有三个目的，或将藉田目的列做三类：以备灾害、以为农先和宗庙粢盛。不同时代的情形不同。有学者对汉代的籍田礼的演变情形做了一个曲线图，以籍田礼的仪轨测试汉代中央集权的强弱变化。〔40〕
〔3〕出自《诗经·周颂·载芟》。
社稷是王权的象征，籍田是帝王的专有土地，收获专供宗庙祭祀。从上述王祯《农书》关于“耤田”的记述和图像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君王的威仪和等级。西周以降，藉田礼是一种为帝王专门制定和设计的仪礼，只有天子或者诸侯才有资格主持耕籍礼。当然，在某些历史阶段中，比如当一些割据政权的首领也实行耕籍礼的时候，耕籍礼也被如法炮制，他们也会模仿帝制行仪，展示政治野心和正统地位的政治功能。如初平元年辽东的公孙度实行的籍田，所采用的是诸侯之礼，显示了割据辽东的野心。曹操在建安十九年和二十一年两次举行耕籍礼。〔43〕
1993年，湖北省沙市关沮乡清河村周家台30号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学界在使用时习惯性地将其称为《周家台秦简》，其中有一则以“先农”为题名的病方。2002年，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里耶镇里耶古城1号井发现了大量被遗弃的简牍，被整理者命名为《里耶秦简》，主要内容是秦洞庭郡迁陵县的档案，其中有部分内容与“祠先农”相关。《周家台秦简》的整理者认为：“(先农)指古代传说中始教民耕种的农神。”有学者认为，因“始教民耕种”的功绩而被奉为农神的是指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诸农神，包括神农、炎帝、田畯、田祖、先啬等。亦有学者认为，在关于秦的文献中，没有祭祀神农的相关记载，而只有“先农”一说。“这极有可能是秦人在对古往农神的追溯过程中，在吸收周人祭祀系统的基础之上，产生了一个新的神。”〔13〕
〔6〕参见杨宽：《“籍礼”新探》，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283页。
〔7〕参见钟祥财：《中国农业思想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8〕在京城的东郊耕耤田——缪启愉、缪桂龙注。
〔10〕法国“年鉴派”代表布罗代尔提出的概念，“结构”和“时间”构成了历史长时段的稳定因素——笔者。
〔11〕Turner,T.S,“Transformation,Hierarchy and Transcendence:A Reformulation of Van Gennep’s Model of the Structure of Rites of Passage”,In Sally F.Moore and Barbara G.Myerhoff(ed.), Secular Ritual ,Amsterdam:Van Gorcum,1977,pp.59-60.
〔12〕参见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
〔13〕魏永康：《报本开新：战国秦汉时期的先农信仰研究》，《民俗研究》2014年第2期。
〔14〕参见徐喜辰：《“藉田”即“国”中“公田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15〕〔23〕张磊：《〈識簋〉“司土(徒)”职掌研究》，《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16〕〔47〕可参见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17〕〔29〕杨燕民：《中国古代藉田礼仪种种》，《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6期。
〔18〕徐喜辰：《“藉田”即“国”中“公田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
另一种比较则是非常合理的，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那就是纵向的自我比较。这种比较必须设置一个小小的目标，当达到了小目标之后，自己就会通过新旧自我的比较，发现进步了、成功了，一旦发现自己取得成功就乐此不疲，而且这种方法对每个学生而言都是效果明显的。正确引导学生进行自我比较，让学生树立自信，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19〕〔20〕参见张磊：《〈識簋〉“司土(徒)”职掌研究》，《齐鲁学刊》2011年第5期。
〔21〕参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50页。
李萍刚走出陈建伟的店铺，就听到陈建伟隔着马路喊，“你的服装厂啥时候开业，别忘了赏我口饭吃啊。”李萍笑了，她的话他都记得。不是他记性多好，只因说的那个人是她。就像他对她的好和情，她都懂。
天子藉田礼作为一种特有的家国政治性礼仪；包含着明确的“话语建构”(constructing discourse)。具体而言，通过特殊和特定的活动形式，将需要特别强调和强化的内容，以一种方式把错综复杂的关系集结在仪式中，体现在仪式的整合性功能上，即把相同或相似的构造层次的结构模式组合在一起的系统性。〔41〕需要特别指出，仪式具有象征功能。在人类学仪式研究视域里，仪式就是一个象征系统。人类学仪式大师特纳把象征符号当作维持一个社会的机制，而象征是仪式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它在社会结构中具有行动上的操作能力，并成为社会向某一个方向行进中的积极的动力。〔42〕依此我们可以将古代的“礼仪之制”视为传统社会等级的象征性结构。
〔25〕〔41〕Bell,C.,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48.
〔26〕〔51〕见许兆昌、张亮：《周代籍礼“风土”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27〕宁镇疆：《周代“籍礼”补议——兼说商代无“籍田”及“籍礼”》，《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1期。
〔28〕〔48〕参见杨燕民：《中国古代藉田礼仪种种》，《内蒙古社会科学(文史哲版)》1990年第6期。
〔30〕参见赵尔巽、柯劭忞等：《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17-2519页。
〔31〕参见艾红玲：《清代籍田祀先农之礼考察》，《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32〕参见《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40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05页。有关评述可参见李白：《周代籍田礼考论》，《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研究组、对照组治疗前VAS、ODI评分对比P>0.05;治疗后两组VAS、ODI评分均较之前显著下降,研究组上述指标改善效果更优,组间及组内数据对比P均<0.05(如表1)。
〔33〕〔38〕李白：《周代籍田礼考论》，《农业考古》2012年第3期。
〔34〕王健：《汉代祈农与籍田仪式及其重农精神》，《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
为深入贯彻落实《老年教育规划（2016-2020）》，提升老年教育现代化水平，响应党中央“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年化行动”号召，与会专家就加快推进老年教育现代化提出了诸多宝贵意见，使得老年人不仅获得健康、快乐、照顾，而且获得更多的参与、独立和尊严。
〔35〕参见王睿：《〈诗经〉中“籍田礼”研究》，《现代语文》2017年第1期。
〔36〕参见杨宽：《古史新探》，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220页。
〔37〕陈戍国：《先秦礼制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66页。
〔39〕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4页。
〔40〕陈二峰：《论汉代的籍田礼》，《南都学坛》2009年第3期。
〔42〕Turner,V.W,The Forest of Symbol:Aspects of Ndembu Ritual ,Ithaca,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CH1.
〔43〕《三国志》卷1《武帝纪》：“(建安)十九年春正月，始耕籍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壬寅，公亲耕籍田。”
〔44〕陈戍国：《中国礼制史(秦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
〔45〕参见李白：《〈诗经·周颂·丰年〉主旨辨正》，《牡丹江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49〕高二旺：《魏晋南北朝时期耕籍(藉)礼的特征与功能初探》，《农业考古》2008年第3期。
〔50〕Turner,V.W,The Anthropology of Performance ,New York:PAJ Publications,1987,pp.26-27.
〔52〕〔清〕曾纪泽：《曾纪泽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第1676、1778-1779页。参见艾红玲：《清代籍田祀先农之礼考察》，《鸡西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
〔53〕参见留虹：《“三十六禾词”——皇帝亲耕时的欢乐乐章》，《紫禁城》2005年第2期。
〔54〕〔英〕E.霍布斯鲍姆 、〔英〕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19.09.007
作者简介： 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批号：17AA001)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刘姝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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