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和艺术之间游走——论冯小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艺术论文,商业论文,冯小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电影步入90年代以来，既逢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确立给电影的发展解脱了很多束缚，提供了很多机会，但另一方面由于电影的生存环境的改变并没有让绝大多数中国导演改变他们固有的电影观念，他们在市场面前显得很不适应，电影的发展出现了每况愈下的局面，国产片生产数量逐年下降，电影市场萎靡不振。然而冯小刚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导演，却能自1997年拍摄贺岁片《甲方乙方》以来，连续稳获当年的市场票房冠军，几千万的票房不但国内导演罕有匹敌（除了2002年张艺谋的《英雄》），同时还打败了除《泰坦尼克号》之外的所有好莱坞大片，让奄奄一息的中国电影市场在新世纪看到了一线希望。不论是他独具风格的商业片“冯氏幽默喜剧”，还是艺术电影《一声叹息》、《手机》，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些人一直对冯小刚的电影不屑一顾，说什么他的电影“媚俗”，纯粹是“搞笑”，没“品位”，“迎合”观众，他的成功是抓到了“死耗子”，撞到了“死兔子”等等，但是他能在喜剧和正剧两方面都取得市场成功，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他的电影市场运作的特点有哪些？在商业和艺术之间自如游走的冯小刚能给我们其他电影人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一
1993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国家电影管理部门也开始陆续地对国有电影生产单位实现市场转制，但已经习惯了在计划经济下拍片的电影厂家和导演还在等米下锅。国家有限的一点资金赞助给了少数获拍的主旋律电影，而那些矢志献身于电影艺术或者准确地说是艺术电影的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们都显得茫然无措。除了张艺谋、陈凯歌等少数几个凭着在西方电影节上获得几项大奖积攒下的文化资本还有国内外电影投资商愿意和他们合作之外，其他的导演或转到了电视剧拍摄，或回到高等院校执教，或一时沉寂。第六代更是啃着馒头转入地下，除了眼睛盯着“国外那十几个电影奖的评委”外，老百姓对他们一无所知。可是电影的市场却牢牢地掌握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看不到他们想看的电影，他们拒绝走进电影院，电影院一时呈现“门前冷落鞍马稀”的凄凉情景。
此时的冯小刚在拍摄电视剧，他编剧和参拍的几部电视剧已经红遍了大江南北，如《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一地鸡毛》、《情殇》等，另外他编剧的电影《大撒把》、《遭遇激情》也在90年代初引起反响。这时的冯小刚表现出了能编能导的才能，他和王朔创办的影视制作公司“好梦公司”却好梦难圆，他们拍摄的电影《我是你爸爸》、电视剧《月亮背面》相继被禁，投资商视他们为“投资毒药”，1996年冯小刚陷入困境之中。可正是这一挫折浇醒了他，中国的影视市场不是他冯小刚所理想的那个市场，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电影又是意识形态，冯小刚这一“仆”要事的是三“主”：主流意识形态、艺术、商业。《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那是主流文化默许和媾和的大众文化，自然一帆风顺，到了《一地鸡毛》和《情殇》，冯小刚已经有“想法”了，而《我是你爸爸》和《月亮背面》的被“枪毙”既有受王朔之累也是与主流文化不和谐的因素所造成。冯小刚在寻找自己的位置。代表主流文化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被人瓜分，那种电影也不是他冯小刚这种天生骨子里带刺又嬉戏不经的人愿意拍和拍得好的；艺术电影已经有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们济济一堂，没戴过电影学院校徽的冯小刚要挤进这个圈子自然是凶多吉少，正如他自己曾风趣地比喻道：他们或从正门或破窗而入或从地下占领了电影的“宝殿”，他冯小刚只能在“宝殿”边上搭一“耳房”（注：参见玉雪石《冯小刚：中国电影导演中的“另类”》，《艺术导刊》2001年第8期。）住住。那么剩下来的就是面向老百姓的世俗要求的商业电影一条道好走了，但是他冯小刚愿意走这条道吗？今天的冯小刚已经到处标榜自己是一个“市民导演”，声称“我不拍电影，老百姓看什么”等等，但据笔者细心考察，冯小刚走上这条道却不是十分情愿的，尽管他今天因商业电影获得了辉煌。
冯小刚在中国90年代商业电影市场上独领风骚，应该感谢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韩三平，是这个“伯乐”相中了这匹“千里马”。1997年春节刚过，韩三平找到了苦闷中的冯小刚。韩说：“你也要从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拍一部双方都能接受的电影。当然，我并不是说，让你这样的导演去拍‘主旋律’，说句心里话，让你拍‘主旋律’我们也不会放心。你还是应该发挥你的特点，可以拍一部贺岁片。喜剧这种形式，领导、观众、创作人员三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达成一致。重点就在观赏性上下点功夫，我认为一部高票房的电影，一点也不亚于在国内外的电影节上拿到的任何一项大奖。”（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山版社2003年版，第102-103页。）韩三平确实了解冯小刚，他知道冯小刚的长处在喜剧上，他还知道冯小刚内心深处的隐秘情结——艺术冲动。因为当时的冯小刚确实是有“想法”的人，后来冯在别的场合道出了这个隐秘：“其实对喜剧我一直有偏见。”（注：冯小刚：《我为市场拍电影》，冯小刚工作室网站提供。）“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狠下心拍商业片的。”（注：冯小刚：《我要拍艺术片了》，《南方周末》2003年8月28日。）这表明他拍商业片不是心甘情愿的，虽然与当时他的几部影视片被封杀的恶劣处境有关，但拍商业片需要“狠下心”，可见他当时对商业片也是不屑的。
他从电视剧转到电影是冲着“艺术”来的，早在1995年他刚涉足电影拍《永失我爱》时就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余韶文的采访中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我觉得当电影导演非常过瘾……我对自己的导演和制作水平充满信心。”“我感觉电影是一种真正的艺术创作。”“电影像是画一幅油画，而电视剧有点儿像是给别人做一次装修，尽管也讲究美术的作用，但毕竟不是一件像样的作品。”（注：余韶文：《冯小刚谈电影艺术》，《21世纪》1995年第3期。）好在冯小刚是一个识时务者，他欣然接受了韩三平的忠告，“狠下心”来认真地做起贺岁片这样的商业喜剧电影来。没想到因祸得福，套用冯氏话语“成全了我也就陶冶了你”，冯小刚成全了中国电影市场也就陶冶了他自己，实现了“双赢”。
二
虽然冯小刚一开始是不甘心做商业片的，但可贵的是他能够在已经改变了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及时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改变自己的策略，自觉地以“商业导演”、“市民导演”定位，从电影的选题、策划、编剧到选演员、拍摄、发行、宣传等每一个环节，都能够严格地按市场规律去运作。冯小刚今天的成功给我们的启示是每个电影导演都要在新的市场环境下重新寻找自己最合适的位置，给自己定位清楚，然后按市场规律去做电影，就一定能既成全了自己也成全了中国电影。
商业电影是把电影当作一件商品来做，它要有市场，能卖得出去，能赚钱，就必须要投合消费者的需要，满足消费者的审美趣味。那些即使是在国外获大奖的电影为什么在国内放映票房仍然不理想呢.原因就是不合普通观众的审美趣味，自然没有市场。
从电影的选题、策划阶段冯小刚就明确商业片的受众是芸芸众生，普通百姓最希望看到什么样的电影，他们看电影是为了什么，他抓得很准。绝大多数普通观众希望看好看有意思的电影，而不是有意义不好看的电影，他们看电影主要是为了娱乐、消遣。“电影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观众，其次才是教育性”，“我拍片时，首先是考虑这个电影是否好看，观众是否会喜欢，如果先以教育入手，观众会有抗拒心理。”（注：冯小刚：《我是内地的另类》，《江南时报》2000年10月19日。）“我们拍电影不是从形而上出发的，首先想这个故事的意义在哪儿，那样的电影拍出来可能有意义没意思，首先我拍电影是从这东西是否有意思出发的。如果弄完了发现有些内涵可以放进去，我们就往这方面考虑。如果发现不了，没关系，只要它充满了乐趣，就觉得非常的过瘾。”（注：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
哪些题材受到当代中国普通百姓的欢迎呢？冯小刚摸准了观众的观影心理，他说：“我觉得两种关系可以抓住观众心理，一种是直面他的生活，淋漓尽致地把老百姓的过日子的那点事给剥开，一层一层地剥开，这种一定会抓人，因为大家就像看到自己一样；还有一种是把人们的梦想用100多分钟的电影给实现一下，哪怕是超现实的。”（注：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这两种关系就是他自己总结的两个成功秘诀：人民性和传奇性。2003年11月冯小刚在被聘为嘉兴学院教授和同学们的对话时说道：“人民性是贴近生活和真实；传奇性是能把生活变形，长了翅膀飞起来。”的确，他所拍的几部贺岁片都是贯彻他的这种指导思想的，像《甲方乙方》几个故事看似荒诞“超现实”但却满足了一般老百姓的“明星梦”、“大款梦”、“住房梦”等。“其实很多人都有一些梦想，而且梦想往往找不到宣泄的渠道，仅仅是一种想象。当他发现他这么一个小人物的梦想在影片中实现的时候，他就有一种快感，哪怕是别人，他会把自己也放在这个载体上。”（注：冯小刚：《我是一个市民导演》，《电影艺术》2000年第2期。）这种富有传奇色彩的荒诞“梦想”也就是普通市民“长了翅膀飞起来”的欲望，“当你提出人的欲望的时候，观众的兴奋点就被调动起来了，当你解决人的这种欲望的时候，让人们能够宜泄掉欲望的时候，就能使观众产生快感。”（注：余馨：《与冯小刚谈〈不见不散〉》，《当代电影》1999年第1期。）而《不见不散》则反映了小人物的爱情梦想，把刘元对李清处心积虑的爱情追逐“那点事”“一层一层地剥开”，确实把观众的心给抓住了。冯小刚电影里的人物都是一些普通市民小人物，而一般小人物在日常生活中都免不了有些烦恼和苦闷的事。冯小刚通过电影让观众在“苦恼人的笑”声中宣泄掉一年来的郁闷，这也是他的电影贴近普通人的生活，老百姓爱看的一个原因，也就是他所说的“人民性”吧。
冯小刚不但在选题、策划中遵循商业电影的市场规律，而且在编剧时也是按市场规律来做的。冯小刚能导能编，他的电影基本上都是自己改编或参编的。他编写剧本无论从故事的结构还是人物的设置、情节的安排都能处处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体会观众的感受。冯小刚自己也说过他自己就是一个观众，他一年除了拍电影外起码要看一百多部电影，他会从中体会哪些电影好看哪些不好看，原因是什么，供自己借鉴。比如在《大腕》里，葛优所扮演的角色“尤优”在最初的剧本中被设计成一个完全惟利是图的经纪人，脑子里除了钱什么都不认，但是“最后考虑到市场，观众心里已经习惯了葛优是个好人，改变太大可能无法接受，所以葛优的角色最后被改成现在的样子”（注：冯小刚：《〈大腕〉是部艺术片》，《江南时报》2001年12月24日。）。有人会说这样处处受制于观众是“媚俗”的表现，我们认为，对于不同的电影应有不同的要求，像“作者电影”一类的艺术电影当然不能这样子写剧本，但对于为普通观众拍的商业电影和类型电影，你不这样写，观众不认可，电影没人看，那在商业上就要失败，所以不能简单地按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不同的电影。
商业电影基本上属于类型电影的范畴，观众从某一种类型电影中接受了一种模式，形成了一种期待，如果他在下一部电影中看不到这种“期待”，他就会有一种失落感。罗伯特·艾伦曾说过：“类型片形成了一种重要的互本文背景。它在观众中会产生一些明确的期待。歌舞片中自发的唱歌和跳舞作为歌舞片的一种类型程式不仅为它的观众所接受，而且也为他们所期待。类型程式既作为美学约束也作为含义的源泉而运作。一套类型程式一旦引入影片，由这些程式引发的期待就会开始起作用。这些程式随后就作为一种参数，影片的其他有关方面如人物描写、场景铺排、戏剧冲突以及叙事进程将会因这些参数而‘被期待’出现。破坏这些参数自然会使观众的期待受挫。”（注：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115页。）
在编写剧本上冯小刚还有一点值得商业电影编剧们学习的是，他能够发挥集体编剧的优势。虽然很多电影剧本由他主笔，但他常常集众人的智慧。他说过：“一部商业片三四个编剧各有各的强项，这是商业操作的需要。”（注：冯小刚：《商业片的灿烂还需要一二十年的实践》，《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像《一声叹息》和《手机》就是他和王朔、刘震云以及他的工作室同仁们的集体结晶。此外，他还广泛征求包括电影院经理这样的一些“特殊观众”的意见，真正体现了他的“市场意识”。冯小刚很重视剧本，“剧本的阶段是我们最要紧的阶段。每天想出一些东西，我们就会特别兴奋地给没有参加讨论的人讲，人们听完了不觉得怎么着，我们会觉得有问题——实际上是我们太陶醉在自己的乐趣里头。有时候听的人一听就乐了，哎，我们会觉得有意思。有的人又会即兴给你发挥一下。”“别人弄出一个剧本来，不喜欢给人看，说保密。我是希望有最多的可能给别人看，电影院的经理会说很多不着调的话，但我们每部戏都会请十个八个影院经理来，听他们肯定哪部分否定哪部分，看看他们哪部分有价值。”（注：冯小刚：《商业片的灿烂还需要一二十年的实践》，《电影艺术》2000年第4期。）
在选择演员时冯小刚也是充分尊重观众和市场的要求。在他的贺岁片中是“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他解释说：“找葛优拍贺岁片，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观众需要，观众需要葛优，我就用葛优。”（注：任义：《冯小刚：我不当贺岁片的奴隶》，《记者观察》2002年第3期。）“为什么不断地换女演员呢？因为葛优很受观众喜欢。但演员不变，又怕观众会疲劳，所以我们就换女演员。”（注：冯小刚：《我为市场拍电影》，冯小刚工作室网站提供。）因为葛优很受普通观众喜欢，所以他的剧本有时就是给葛优量身定做的，这样不仅葛优演起来得心应手，观众看起来也流畅自然。演员与角色浑然一体，这与流行音乐推出歌星唱片往往根据歌手的特长写歌编曲一样。大众文化一类的文化工业制作的这种模式化特色，恰恰是这类文化产品的生产规律，违背了就要受到市场的惩罚，谈不上什么“优点”或“缺点”，只能承认这是它的“特点”。
另外，冯小刚深谙商业电影里演员不光要演技好还要“名声”响，即“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在无明星的情况下，电影的吸引力主要来自故事、场面与演技等电影自身的要素。也就是说，观众之所以进行看电影这种活动是为了消费影片既有的文化价值，即欣赏电影本身，影片的内在质量是产生商业效益的基础。而在有明星的电影文化中，情况就不同了，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片本身，而且（往往更重要）来自明星的魅力。”（注：高小康：《大众的梦》，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所以他的贺岁片里的主要角色基本上是“明星”：像葛优、徐帆、张国立、傅彪、刘蓓、关之琳、吴倩莲、刘德华等。他在记者采访时就说过：“大家都说电影要有市场，但我想这个市场不是单一个东西就能保证的。要保证有票房，一部片子至少得达到几点：比如说要有明星，要有一个好看的故事，要有特殊的人物关系。”（注：冯小刚：《我为市场拍电影》，冯小刚工作室网站提供。）
正如冯小刚自己所说的那样，商业电影的市场“不是单一个东西就能保证的”，除了以上几方面，他还在电影拍摄完毕的后期宣传方面也尊重商业电影的运作规律，率领主创人员和主要演员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影院做巡回宣传。适度和有效的宣传是推销商品的有力手段之一，在市场经济下，“酒香也怕巷子深”，商品不做广告宣传是不行的。商业电影就是把电影看作“商品”，尽管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但只要是“商品”就一定要按商业规则和市场规律去做。适度的宣传和夸大的“炒作”都是符合市场规律的一种行为，尽管现在大家对“炒作”一词很反感，但客观地讲，这是商业游戏规则，“入乡随俗”，“适者生存”，不按游戏规则出牌就可能要被淘汰出局。（注：其实“炒作”和“宣传”之间究竟区别何在，有多大区别，区别在哪里，大家也是模模糊糊的，有的时候就把很必要的合理“宣传”也认为是一种“炒作”来批评。）冯小刚自己有的时候全国到处跑宣传，累得不行也发牢骚，如在为《一声叹息》做宣传的时候，他面对记者语出惊人：“面对商业炒作，我已近乎崩溃。”确实如此，有一次他到南京去宣传竟然对着观众说出“成都的观众，你们好”，可见他已跑昏了头。但本着对影片的负责，对投资商的负责，对市场的尊重，他的“职业”意识告诉他，崩溃了也得跑下去。正如他自己说的，拍一部好的商业片有五个环节很重要，即投资、制作、发行、宣传、放映，“这五个环节要有一个统一的游戏规则，大家都遵守才可拍到一部成功的商业片，缺一不可。”（注：冯小刚：《我是内地的另类》，《江南时报》2000年10月19日。）他的成功也与他的这种遵守商业规则做事的“职业”精神有关。
三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冯小刚做商业电影的“贺岁片”是误打误撞，是“狠下心”才做的，只不过凭借做商业电视剧的成功经验和尊重市场规律，他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但冯小刚心中一直有个最大的“艺术冲动”和“艺术情结”，也是他最大的电影“梦想”（注：参见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那就是他要把刘震云的小说《温故1942》拍成一部“史诗”般的同名电影。这部电影当然不是他已经为人所熟悉和喜爱的“冯氏幽默喜剧”片，这是他从“耳房”向“宝殿”扩张的野心，是圆他多年以来一直难圆的电影艺术梦。冯小刚有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崇敬的“阴谋”：这么多年来拍的这些商业电影就是为了他这部《温故1942》。那么他要怎样实现这个“阴谋”呢？他要通过他的商业电影来打造“冯氏”电影品牌，来积聚人气，来号召观众，然后一举在电影院里将他们“歼灭”在自己炮制的“艺术大餐”——《温故1942》里。这个阴谋听起来可怕实则可敬可爱。不是我在此坏冯小刚的事，其实有心没肺快人快语直肠子的他早已将他的“阴谋”公之于天下：“我所做的工作是积聚起最广泛的观众，观众对冯小刚是非常的信赖。你为自己准备了那么多观众干什么，不是让他们没完没了的看贺岁片。”“我觉得这几年的贺岁片是非常成功的一部分，用这个电影在观众里形成了一个影响力。没有这些贺岁片，直接去拍《温故1942》是没有观众去看的。现在只要是我的电影，观众就会买票，他不后悔。”（注：《采访冯小刚：一个忧郁的“喜剧之王”》，新浪网，2002年7月17日。）
从他拍完《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后就已经在着手实施这个“阴谋”了，他接下来的一部电影《一声叹息》就是一个试探，既试探观众的反应又试探自己拍艺术片的才情。他那么重视，据与他合作的投资商——华谊公司的王中军回忆说，冯小刚为拍这部片子不但提出自己、徐帆和制片主任一起不要片酬（加起来有100万），打了几次电话，“说的特别诚恳”（注：冯小刚等：《大腕谈〈大腕〉》，《电影艺术》2002年第2期。），而且在片子拍出来后因没被象征国内艺术电影的最高级别奖项——金鸡奖提名而气愤不已，不惜交恶，四处攻击。不过令冯小刚万万没想到的是，这部他十分在意又在国内十分失意的电影却在第24届开罗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得包括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有了这次成功的试探，冯小刚似乎心中有了些底，但聪明的冯小刚并没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接下来又拍了一部他标志性的“冯氏幽默喜剧”贺岁片——《大腕》，这个充满后现代狂欢和嬉闹的电影又让喜爱冯氏电影的观众在电影院里熄灭了较为沉重的“一声叹息”而重新找回了“没完没了”的笑声。正当人们庆幸冯小刚又戴上他的“喜剧”王冠的时候，2004年的新春他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噩梦”——《手机》。（赵宝刚看完《手机》后发出的感叹：“这哪是手机啊，这简直是个噩梦！”）业内部分人士看了《手机》后，惊讶得大跌眼镜：“冯小刚脱胎换骨了！”电影院里已经少了往日“没完没了”的笑声，多的是惴惴不安的恐惧和走出电影院后的脊背冒汗。正如冯氏自己所说的，这次“我把观众闪了一下”，“这很危险”，但是冒这个险“我希望能验证我的这个判断，就是不按照大家约定俗成的经验去拍一个喜剧，大家仍然买他的账。这也是一个投石问路吧”（注：《冯小刚：平民化野心，敦厚式狡猾》，《周末》2003年12月24日。）。
至此，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长着一张自嘲为“越南脸”的“敦厚式狡猾”的冯小刚在和我们观众跳探戈舞：退——进——退——进……（商业片——艺术片——商业片——艺术片……）这不，刚进了一步，下面又开始退了，《手机》后面来了《天下无贼》。光听这个名字就能感受到冯氏那一张阴坏憨厚的脸孔后那串串冷幽默将又一次搅动着我们的“期待”，释放我们在《手机》中郁积的开怀笑声。他的每一步“退”都是为了最终“进”到他的“梦想”：《温故1942》。正如他自己说的：“用贺岁片的影响力初步完成了《温故1942》投向市场的观众基础。但我们仍不能急，还需要等待开船的最佳时机，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处处都要妥协，即使拍出来也会失去它应有的意义。所以我的目光伸向它以后，又缩了回去。愿上帝给我们信心和足够的智慧，耐心地等待。”（注：冯小刚：《我把青春献给你》，长江文艺山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冯小刚对“观众”有个独到的观点：“过去说把观众当上帝，其实不如说把观众当对手实在。这个心态能促使人拍出好电影。不轻视对手，把对手放倒，摆平，这是创作者的大境界。”（注：任义：《冯小刚：我不当贺岁片的奴隶》，《记者观察》2002年第3期。）联系冯小刚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才能真正理解他说这些话的涵义。过去我们有一种传统观念，认为拍商业电影就得全面迎合观众，“媚俗”，否则，观众不买账。然而，冯小刚通过对市场规律的摸索，他如今却能说出“我有信心能牵着观众的鼻子走，而不是让观众牵着我走”（注：《冯小刚谈贺岁片〈手机〉：我把观众闪了一下》，http://ent.tom.com.2003,2,28。）这样解气的话，这对我们那些有志于拍商业电影而又念念不忘自己的艺术梦想的电影创作者们是不是一个莫大的启示呢？这种遵循商业市场规律，通过坚实地打造商业电影的品牌，稳扎稳打，先积聚观众，再引领观众，先拯救市场，再拯救电影，一步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电影艺术理想的策略，不是值得我们每一个在市场经济中游弋于商业和艺术之间的电影人深思吗？
冯小刚耐心地在商业与艺术之间游走，我们衷心地祝愿他一路走好，早日实现他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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