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作品在世界各地的接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各地论文,卡夫卡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管卡夫卡作品文本中的空位有多么多，不确定性有多么强；不管他的作品有多么难解，它的寓意有多么深遽，它的包罗面有多么广，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作品与自己切身经历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意义。每个个人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性以及个人的特殊性；个人的特殊经历其实也寓于身处的时代和社会之中。只要看看本世纪以来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现状，我们便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那么容易将自己的处境投射到卡夫卡的作品上，并据此去解释和理解作品。从严格的文学科学研究的立场看来，这种以现实认同文学作品的理解方式即使不算错误也可称之为片面，正是这种片面的理解使得kafkaesque这个词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即使承认联系实际是对作品的肤浅理解或误解，真正的艺术品本身却并不会因为被误解而失去它的艺术价值。卡夫卡的作品已被各种理论解释得快要失去本来面目了，而它至今仍保持着它特有的光彩。或许，恰恰是种种“误解”使作品本身发出如许光彩，它像钻石一样，无论从哪个方向看过去，都在闪光。
卡夫卡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上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在接受过程中并不总是顺利和正面的。肯定或否定以及接受过程中采取的观点方法受制于每个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状况、社会发展、文化取向、思想潮流。接受过程反过来又反映出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接受能力、意识形态、思潮方向。
卡夫卡（1883—1924）生前只发表了少量作品，只在少数行家当中享有声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知名度有所提高。而开始形成研究卡夫卡的气候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精神物质两匮乏，特别是前者更为明显。神的死亡带给人的是精神的空虚和混乱，在这种背景下，卡夫卡的同时代人在他的作品中便自然地读出了寻求精神家园的寓意。宗教意义上的阐释应运而生，认为他作品中的人物追求的是最终的家、神的恩赐，1933年纳粹当权之后，欧洲的卡夫卡研究逐渐停顿，当奥地利也纳粹化之后，卡夫卡的作品便在所有纳粹统治地区被禁止了。这时，随着德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犹太知识分子大批流亡海外，卡夫卡的作品也被介绍到海外了。英美法的读者开始认识到这位作家的重要性，掀起了研究的热潮。因着纳粹的镇压和战争的残酷，被迫颠簸逃亡，流离失所的人，这时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看到了恐惧感、危机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因而自然而然地赋予卡夫卡的作品以现实意义。
欧美起初的卡夫卡热的共同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各国的接受过程除了受共同的历史背景的影响之外，又具有各自的特性。
英国的接受开始得比较早，1930年便已有《城堡》的译本，翻译工作者对最初的接受过程起了很大的作用，评论界也很积极。他们以传统的阅读方式接受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并且深受震憾，读者注意情节和人物的命运。作品虽然谜一样地莫测高深，反倒更加有吸引力，它使读者感受到时代和社会危机，这种接受模式相当有代表性。三、四十年代各地的接受颇受这种模式的影响。1937年《审判》被英国统计年鉴评为当年最佳小说。kafkaesque这个词最初是在英国用起来的。它在1938年便第一次有意识地被用在评论文章之中。1945年在英国便已有讨论会，讨论卡夫卡与另一位作家的作品比较，讨论他对英国作家的影响。随着作家的广为人知，kafkaesque这个词也就逐渐被普遍使用来评论一些形式或内容上显得陌生而又能与现实相联系的作品，进而转用到形容恼人的日常生活大小事。战后，美国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法国的存在主义研究观点以及社会学研究观点在英国也都使用了。自1962年起，英国因拥有卡夫卡的著作手稿，在版本学上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校勘本的出版是英国学者与其他国家的日尔曼学者合作的成果，为卡夫卡研究提供了可信赖的版本。
法国人在二三十年代一接触到卡夫卡的小说便毫无保留地接受了他，他们奉他为超现实主义的先驱，译者多为诗人作家而非专门的学者。他们以极大的热情用超现实主义的审美观来看待这位原本并不知名的德语作家，作品特殊的表述方式对他们丝毫不成为问题。对他们而言，越陌生越荒诞越合乎口味。此后法国的存在主义哲学盛行，法国人完全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将他的名字同克尔恺郭尔、海德格尔联系在一起，在他的作品中读出了生存的恐惧、存在、荒诞、虚无。人们把他当做一位值得尊敬的思想家，忽略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特性。文本的思想性被大大地突出，而艺术性也就沉没在思想性之下了。没有另一位现代作家在法国产生的影响可以与卡夫卡相比拟，似乎现代派的任何一个方面都能与卡夫卡沾上关系，评论者常以萨特、贝克特、尤内斯库、阿塔莫夫与卡夫卡相比较。纪德将《审判》改编为剧本，1947年搬上舞台。他早在1940年便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大家都是卡夫卡的兄弟。”（宾德：《手册》Ⅱ，825页）， 以表达个人与超强大力量之间的矛盾，个人的失落和孤独。这种接受状况持续的时间很长，接着逐渐有科学性的研究。法国人并不像日本人或美国人，他们很少将其他文字的研究论著译成本国文字，但他们并不闭塞，评论者到了五、六十年代之后也更多了解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研究情况。而起源于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来的解构主义也在卡夫卡研究上发生了作用。让为卡夫卡的作品能将那些被掩盖的或被遗忘的心理和社会真实表露出来，从而有普遍意义。
意大利的接受也值得一提。在意大利虽未产生过英、美、法、德那样的研究热，却在1927年就有评论文章介绍卡夫卡。在法西斯开始得势的时候，他们还居然出版了《审判》（1933）和《变形记》的译本，这本身就是个极为大胆的做法，应该归功于意大利文化人的勇气。意大利的评论在1949年便已指出，作品的性质决定了卡夫卡的读者的不断探寻的阅读行为，对此作者在写作时便已有预见。这么早提出这么中肯的见解，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见解现在已成共识。
北欧的接受比较冷静，不那么轰轰烈烈，但在挪威很早就出版了《审判》的译本。在北欧人看来，《城堡》是卡夫卡最重要的著作，《城堡》所表达的希望与失望很符合现代人所处的境地。宗教观的解释在北欧直到今日仍然有效。
西班牙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接受也具有自己的特色。他们在二、三十年代便已介绍了卡夫卡的小说。最初有奥尔特加·依·加塞特组织编发的出自阿根廷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手笔的翻译，他对卡夫卡有深刻的理解，文字功力厚实，将原文翔实地译成极佳的西班牙文。博尔赫斯是世界文坛巨匠，他的创作受卡夫卡的影响颇大，他的卡夫卡翻译在三十年代结集出版，为西班牙语世界对卡夫卡的认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西班牙本国，卡夫卡要到六十年代才发生了真正的影响，这与佛朗哥的专制统治有一定的关系。而在拉丁美洲西班牙语地区，卡夫卡作品的接受和影响却是广泛而深远的。阿根廷1944年便已出版了研究卡夫卡的专著，以宗教观为主要的评论观点，形而上学的研究也颇有成果。阿根廷的卡夫卡热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五十年代，卡夫卡的作品流传和研究的盛况在拉美达到了高峰，拉美世界的卡夫卡接受多彩多姿，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他，似乎已将他同化为拉美文化的一个部分。他们认为卡夫卡是现代小说的创始人，他们自豪地认为，阿根廷比法国更早地认识到卡夫卡的价值。除了博尔赫斯，奥克塔维奥·帕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也是深受卡夫卡影响的世界闻名作家。马尔克斯在谈到他的苏联旅行观感时，认为卡夫卡已提前在小说中使用了斯大林的政治体制。拉美的政治现实和拉美文化人的优秀素质使kafkaesque这个词在拉美十分流行。小说家恩涅斯托·沙巴托认为，正是拉丁美洲的野蛮状态，使得拉美人更清晰地了解某些欧洲的价值，在研究方面他们也做到越来越深入细致。
美国在卡夫卡的普及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初，德国流亡知识分子有不少人到了美国。原先在柏林出版了卡夫卡六卷本文集的绍肯出版社也迁到了美国，在美国出版了五卷本文集，使美国在三、四十年代成为阅读和研究卡夫卡的集中地。此时宗教观点的解释和心理分析法的解释占主导地位。也有一批流亡到美国的学者开始了社会学和文化批判的分析。到了实证主义盛行的五十年代，生平细节、环境、心理状态都一一被用于印证因果关系。在危机意识严重的年代，存在主义观点的解释也盛行于美国。美国接受的特点就是它的多元性和它的普及性。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面有历史原因，有文化原因，也有体制上的原因。譬如，美国学术界人士必须不断出文章才能在专业上得到承认，数量似乎胜于一切，这就促使许多说明性介绍性文章的出版，促使加上一篇前言的小说集的编纂，也促使人们出版许多普及本、袖珍本。不但德语系的学生读卡夫卡，许多非德语系的学生也觉得这些世界文学名著应该拿来读。 作品因此广为人知。 而大众对卡夫卡作品的理解也多定位在kafkaesque这个字上面，与其他地区相比，kafkaesque在美国用得最多最广。
在德国，kafkaesk这个字也随着卡夫卡作品的回流与研究的开展而开始流传。战后，纳粹计划周到组织严密的屠杀罪行公诸于世，人们震惊了，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样一种罪行。而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们读出了这种恐惧，认为卡夫卡简直就是预言的天才，认为他的作品是如此地接近现实。事实上，现实中的恐怖与荒谬比他的描写有过之而无不及。卡夫卡当然不是预言家，他所描写的也不是暴力统治的细节，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的确存在着统治着个人的绝对化力量，而这种绝对化的力量正是极权统治的特征。这种吻合就给卡夫卡的作品带来现实色彩。
在研究上，德国在战后的年代里首先要做的是与战前本国文化传统挂上钩，还要吸收十二年未曾接触的外界的文化与思潮，卡夫卡研究在这种背景下得以发展。报刊杂志关于卡夫卡的讨论此起彼落。费歇尔出版社于1946年出版了卡夫卡文集、信件和日记，这样，许多的德语读者便有机会读到了德语文学中独一无二的作品，阅读的普及和研究的深度都有所得益。战后最初的年代里，西德的卡夫卡研究几乎全盘接受了欧美已有的方法和观点，宗教观、哲学观、心理分析、实证主义方法都用。唯有唯物主义的社会批判方法当时并不受欢迎。西德在五十年代初之所以拒绝将意识形态纳入文学研究之中，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政治性强的意识形态有一种排斥心理，对教条有反感。纳粹十二年的极权统治给德国人带来的深切反思之一便是：一切是美丽的谎言，不能再轻信了。就文学而言，应将文学作品作为文学艺术对待，理解文学作品应该排除非文学因素，直接面对作品，以直接的感受作为解释作品的基础，注重审美因素和文风文体分析，由此理出作品的含义。这种作品内在阐释法将作品当作单纯的语言结构，它不受制于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这种方法以客观的面貌出现，正符合战后德国的思想倾向，它在西德的卡夫卡研究中自四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末多多少少起着主导作用。六十年代末兴起了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重社会批判，赋予卡夫卡的作品社会批判的意义。七十年代兴起接受美学理论，给读者以相当大的自由度，读者在作品的科学阐释上的角色变得重要了，他可以以自己的想象力解释文本，他可以根据文本创造文本。这种理论用于卡夫卡研究适得其所。卡夫卡的作品中有极多的空白位置等待读者去填充。根据这种理论，多种解释不必互相排斥，多义正是文学作品诗意浓厚的证明。就西方世界的卡夫卡研究而言，西德是起步较晚的，但这不妨碍德国学者研究的深入。世界上知名的几部研究专著都出自德语学者之手笔，单视角问题首先由德国学者提出，影响着此后的作品结构研究。对于版本问题，德国学者也很早就提出看法，校勘本的出版德国学者的功劳也不小。
德国的中学语文教程已将卡夫卡某些短篇小说列为读物，大学里日耳曼学系大多开设卡夫卡课，他的艺术成就和对艺术的忠诚态度，在德国有口皆碑，他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只是德国读者的反应整个说来比较冷静，没有法国人当初那种深获我心的兴奋，也没有拉美人表现得那么热情洋溢；他们似在有意无意地规避卡夫卡沉重的作品。或许是因为这些作品可能引起他们对某些使他们难以自处的历史片断的联系吧！
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接受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关系更加密切。卢卡契对西方现代主义的否定性评论长期统治着东欧对现代主义的评价，也决定了东欧诸国对卡夫卡的评价：卡夫卡是颓废主义的作家。虽然卢卡契在他1955年的演讲稿《批判现实主义的当前意义》（1958）中，认为“从形式的特点这一角度看，卡夫卡似乎可以列入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家族，主观地看，他还在更高的程度上属于这个家族哩”（《论卡夫卡》，339页），然而在他看来， 卡夫卡实质上仍只是个“艺术上有趣的颓废主义”者（《论卡夫卡》，341页），其否定的态度是一贯的。 所以，虽然有作家学者为卡夫卡在东欧地区的承认做过努力（譬如作家斯蒂芬·赫尔姆林在四十年代末便特别强调卡夫卡对弱者的同情心；汉斯·迈耶教授五十年代初曾在莱比锡大学开课讲授卡夫卡，他们两人都是从西德移居东德的），然而终未能形成气候。
东欧的文学研究工作者讨论卡夫卡作品并根据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做了研究是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党代会之后，当时整个东欧处在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气氛和文艺气氛之中。捷克和波兰最为活跃。捷克出了《审判》、《美国》、《致父亲的信》的译本，捷克研究者认为卡夫卡认识到他所处社会的异化，却不能认识其原因，不能和无产阶级站在一起。这种看法深深影响着东欧阵菅对卡夫卡的评价。波兰也出了《审判》、《城堡》、《判决》、《给米莲娜的书信》、《短篇小说集》、《日记》的译本。波兰学者认为卡夫卡的主人公努力不懈，卡夫卡努力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捷克、波兰在1956年后的五、六年间兴起了卡夫卡热，也就是在这段时间kafkaesque在这些国家成为新词而流行起来了。前东德1958年有两篇博士论文，分别在1961和1962年成书出版，东德的官方立场一直持否定态度，而学者研究论点则有褒有贬。前苏联自1958年起也发表一些研究论文，立场多半是否定的。东德和苏联都等到里布里斯会议（1963）之后才陆续出版卡夫卡的作品，一般读者在此前并不知道卡夫卡是谁，然而能读到他的作品的人都感受到作品的吸引力。1961年在莫斯科的知识分子之间流传着一本打字稿的《审判》译本，一个人读完传给另一人，大家秘密地读这本未署作者姓名的书，小说的时代和地点让人捉摸不透。大多数的读者却都认为这是一位不愿透露真实姓名的苏联作者的小说，作者如果不是苏联人，那他怎么能对苏联的现状以及一切社会生活中的细节如此清楚呢？约瑟夫·K 的经历不就是许多读者自己的经历或是亲朋们的经历吗？读者暗中称赞他表述现实生活的勇气。大家猜测这可能是谁的手笔，却不得其解。直到1965年《审判》的译本出版之后，人们才知道了作者原来名为弗兰兹·卡夫卡，是一位出生于布拉格的犹太德语作家，他生活的时代是奥匈帝国及一次大战后几年。他们惊叹不已。这件事很可以表明读者是如何以自身的经历去接受卡夫卡的作品，而卡夫卡的作品又提供了多少让人以这种方式去接受的可能性。
1963年在布拉格附近召开的里布里斯会议上，东欧学者第一次坐到一起讨论卡夫卡的作品，法国和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加洛蒂和费歇尔也参加了讨论。这次会议旨在使卡夫卡在东欧得到承认，特别是捷克学者，希望卡夫卡能回归家乡。会议就现实主义概念作了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扩大这个概念，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读者也能在《审判》或者《城堡》中见到自己社会的问题。捷克学者认为卡夫卡是二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以典型情境表述了当今异化了的现实。会议上也有不少论点认为卡夫卡的小说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东德代表的否定倾向比较强烈，会议之后东德还就会议言论与西方代表展开辩论。不过，这次会议整体气氛比较开放，并且促使东德在此后数年里出版了卡夫卡的大半作品，只不过东德的卡夫卡专家应出版社之邀写就的关于《审判》的文章要等到1983年卡夫卡百岁诞辰之际，也就是里布里斯会议后二十年才得以公开发表，这是文章作者赫尔姆斯多夫在他1992年的文章中透露的（见《卡夫卡的〈审判〉》，226页）。 这次会议苏联虽未派正式代表参加，然而在此后的数年内，苏联出版了不少卡夫卡作品译本，结束了人们将《审判》作为地下读物的年代。苏联并在1966年的《简明文学百科辞典》中收入卡夫卡条目，并“予以相当高的评价”（《论卡夫卡》前言，10页）。不过以卡夫卡的文体写作仍然可以成为一种罪名（见宾德《手册》Ⅱ，767页）。 会议上南斯拉夫代表表明，卡夫卡的作品已与南斯拉夫的文化和文学生活融为一体。事实上南斯拉夫是东欧国家中对西方文学最为开放的国家。他们发表的论文以及翻译的有关卡夫卡的论文也最多。里布里斯会议的气氛是活跃的，只是这种活跃的气氛不能长期维持下去。1968年苏军进入布拉格之后，捷克文化部便对人们对卡夫卡的热情提出批判，捷克的布拉格之春是否“和卡夫卡的名字密切联系”（拜肯：《研究导论》，222页）， 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猜测到的是，当苏军的坦克开入布拉格之后，当许多知识分子，包括许多有名望的学者教授，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或失去人身自由之时，他们与卡夫卡的认同肯定是加深了。
东欧的卡夫卡接受过程可说曲折，总的趋势则是越来越开放。随着苏联解体，东西德统一，以及其他各国的政权更换，在九十年代的今天，东欧各国的研究者有机会进行纯美学或形式的研究，也可以用各种其他的观点进行研究，然而人们仍然倾向于联系现实解释作品，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有切肤之痛的感受吧！
中国人对卡夫卡的接受，台湾要比大陆早二十年。五十年代末台湾大学外文系的学生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们之中的白先勇、陈若曦、李欧梵、欧阳子现在都是知名作家或文学研究者），当时就介绍了卡夫卡。那时卡夫卡是随着萨特、加缪和存在主义一起进入台湾的，热过几年，以后也就逐渐趋于平淡。大陆把卡夫卡介绍给普通读者比台湾整整晚了二十年，不过大陆后来居上，近十五年来做了不少工作，陆续出版了三个长篇小说及大多数短篇小说的中译本，以及格言、日记、书信，并且翻译了瓦根巴哈的卡夫卡传记。目前，全集新译的工作正在进行中。八十年代开始叶廷芳先生着手编的《论卡夫卡》一书得于1988年出版，“它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论卡夫卡》前言，12页），的确给中国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大学里德语系的学生有时能读到一些卡夫卡原著。中国人发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大约也有近百篇，已知道的硕士论文有三篇、博士论文有两篇，另一篇关于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的博士论文正在进行中。叶廷芳先生主编的《卡夫卡作品赏析》一书为卡夫卡每一篇主要作品配上评论文章，提供读者阅读理解的帮助，此书可望于九六年出版。另有一些研究者正在老老实实逐篇细读逐篇讨论卡夫卡的原著。对卡夫卡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开始了。不少读者对卡夫卡有兴趣，或许这与中国人梦魇般的经历有关，也有可能还因为改革开放之后，人们对一切原先不知道不认识的事物（包括卡夫卡的作品在内）都感到兴趣。近年来报刊杂志的文章中越来越常见到卡夫卡的名字，多半是在提及西方现代文学名家时提到他的。还有作家写了读后感和所受的影响，例如宗璞便提到卡夫卡在她面前打开的令她大吃一惊的另一个世界，使她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她得到了“一种抽象的或者是原则性的影响”（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1）。余华也谈到卡夫卡的小说使他的“想象力重新获得自由”，使他得以从原先的写作法则中解脱出来（见《外国文学评论》，1990.2）。可能也有有意识模仿卡夫卡的作家，譬如蒋子丹想试写的一种荒诞小说是“所有细节都真实可信（至少貌似真实可信），没有一句话让人费解，但在骨子里横着一个荒诞的内核，这个内核里又包裹着某种险恶的真实”（《作家》，1994/8）。由此可见卡夫卡已开始在中国作家中产生影响了，至少有作家想写近乎卡夫卡作品那样的小说。不过这些都不足以说明卡夫卡在中国已有许多读者和研究者。特别是近几年来，社会在转型，功利主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人们被所谓经济效益冲昏了头，以十分狭隘的眼光去了解经济效益，认为马上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才叫效益。这样，从事研究的条件便比以前有所不及，一般的读者也少有时间和心情兴趣去阅读纯文学，更何况卡夫卡。或许等到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社会结构趋于定型，文化气氛比较浓厚的时候，才会有较多的人对卡夫卡产生兴趣。
卡夫卡在中国要广为流传并且得到较为深入的研究，除了要有整个社会浓厚的文化气息为基础外，恐怕还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第一，作品本身的困难会使读者最初不是被吸引就是感到不知其所以然而束之高阁，读者必须要有耐心，才会越看越有兴趣。第二，作品对读者的要求比较严格，它要求读者不能有成见，不能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理论或意识形态为框架去套用到作品中去（由于作品的特性，人们常常易于被诱导去这么做）。读者群该是能自由思考，有能力自由思考，不被某种教条，例如拜神主义或者拜金主义束缚住思想和行为。第三，它又要求读者必须是勇敢的，他们应该有勇气面对真实、面对真理。这个真实包括历史真实、社会真实以及个人内心的真实，而这种种真实不常是振奋人心，反而是充满问题，甚至带着kafkaesque色彩的。不过，即使是现状如此，我们也应该为日后着想。中国是文明古国，文化上，包括对卡夫卡的接受和研究上，自然不该逊色于其他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