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回恩格斯晚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晚年论文,思想论文,科学社会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0）06－0014－05
长期以来，恩格斯晚年思想是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众多的研究成果看，无论是做了说明还是绝大多数未做说明，但从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都将“恩格斯晚年”作为一个时间概念，是指从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这12年时间。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是合理的。在这段时间里，总是尊称马克思为“第一小提琴手”而谦逊地把自己称为“第二小提琴手”的恩格斯承担起了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续卷，重印马克思重要著作，继续参加领导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等方面的工作，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新观点、新论断，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些新观点、新论断又是相互关联的，最终集中体现为对工人运动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科学社会主义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为理论依据，论证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目的的学说，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一面旗帜。这样看来，恩格斯晚年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观点为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提供了理论基础，恩格斯晚年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无论是在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总体内容中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都具有相当的价值。这方面的内容学界已经有比较多的讨论，本文试图从恩格斯晚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互关联中进一步理解其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恩格斯晚年科学社会主义思想解读
1.坚持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强化了科学社会主义哲学基础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通过参加当时的革命活动和刻苦的理论研究，深刻地阐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其解决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以及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等基本原理。这些基本原理告诉人们：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类社会从一个形态向另一个社会形态的演进以至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都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推动的，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实现的。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将实现共产主义建立在了客观的现实基础之上。唯物史观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
马克思去世后，马克思主义得到进一步传播，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在更多的国家创立起来。但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受到了来自资产阶级甚至无产阶级内部的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面对这种挑战，恩格斯根据不同的情况给予了有力的回击，从而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比如，恩格斯指出：到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1]212。但是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却极力歪曲马克思主义，歪曲其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污蔑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简单凑合，无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但又实现了同它的脱离从而创立了新的世界观的事实。在这样的背景下，1886年恩格斯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系统的叙述，有力地反击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歪曲和污蔑。再比如，1890年春，德国一位资产阶级理论家保尔·巴尔特写了一篇文章《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攻击唯物史观是“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把历史必然性说成是“机械决定论”、“社会宿命论”；否认物质和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等。另外，当时还存在着以恩斯特为代表的“青年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阶级内部的一些理论家也存在着对唯物史观的片面理解。针对这样一些情况，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致弗·梅林》、《致瓦·博尔吉乌斯》等书信中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说明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并指出了他和马克思过去没有突出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作用的原因，即先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这样做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但却给攻击唯物史观的人提供了借口。恩格斯晚年做的这些说明深刻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学者的谬论，纠正了无产阶级内部对唯物史观的片面认识。
毫无疑问，恩格斯晚年的这些理论活动，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进一步澄清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模糊或错误的认识，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强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使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2.捍卫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强化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
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创立了科学的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的这一重大发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受剥削的秘密；深刻指出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同时制约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从而找到了终结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剩余价值学说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二块理论基石。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三卷，并写了《价值规律和利润率》一文对劳动价值论作了重要补充，对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发展进行了科学分析，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还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在当时，德国出现了一种诽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论调。资产阶级化了的普鲁士容克地主经济学家洛贝尔图斯提出，自己是剩余价值的发现者，而马克思则是剽窃了他的观点。对此，恩格斯于1884年写的《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和1885年写的《资本论》第二卷序言给予了坚决的驳斥。恩格斯认为：“这种诽谤只能解释为这位无人赏识的天才（指洛贝尔图斯——引者注）十分烦恼，和他对普鲁士以外发生的事情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和经济学文献的惊人的无知。”[2]恩格斯通过历史考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但是，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而且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马克思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事物更本质的东西，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3]恩格斯以令人信服的史料证明和分析推翻了剩余价值是洛贝尔图斯首先发现的说法，揭示了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理论的贡献，从而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
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强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进一步使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3.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作出了进一步的阐述
（1）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仰
信仰是人们对某种主义的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论证了共产主义的科学性，提出了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从共产主义成为科学以后，他们就确立了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尽管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但通过对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分析和发展规律的揭示，马克思恩格斯都坚信并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他们认为这是不以人的意义为转移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把一生贡献给了推翻资本主义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晚年的恩格斯仍然始终不渝地坚持着这一信仰。他晚年所写的论著及其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实践充分表明，他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共产党宣言》理论原则的典范。他反复告诫人们，“两个必然”是历史发展的规律，应坚持共产主义必胜的信仰。1893年6月，他在接受英国《每日纪事报》记者采访时明确指出：“我们的纲领是纯粹社会主义的。我们的第一个要求是：一切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归社会公有。”[5]6631894年1月，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创刊的《新纪元》周刊提供一段题词，言简意赅地表述未来社会主义新纪元的基本思想。而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说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句话是用来概括最恰当不过的了。1894年11月，他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再次强调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是应当争取的唯一的主要目标，并且建议在法国工人党土地纲领中加上“必须以无产阶级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为生产资料转归公共占有而斗争”。[1]490这些都充分说明，恩格斯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仰，始终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直在用这个目标激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崇高理想而英勇斗争。
（2）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
晚年的恩格斯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深刻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坚持科学的革命纲领的重要性，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联合等；深刻指出了建立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另外，尤其是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策略作出了新贡献。
为了研究欧洲国家革命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写了一系列重要著作，深刻分析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阶级力量的对比，各个阶级的作用以及后来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等，着重阐明了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方法，关于这一点，后来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武装，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要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替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等。
恩格斯晚年在坚持这些基本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工人运动新特点的分析，提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这一总目标不变的情况下，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策略形式可以而且应该做相应的灵活的变化。他在1895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根据1848年以来无产阶级斗争条件的变化指出，在资本主义还有“很大的扩展能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革命“还远不能以一次重大的打击取得胜利”，而只能“慢慢向前推进，在严酷顽强的斗争中夺取一个一个的阵地”[1]512－513。正因为斗争的条件已经发生了这种根本的变化，普选权作为“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作为“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1]516－517，在恩格斯这里得到充分的重视。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应善于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和普选权，采取这种合法斗争的手段，启发、教育工人群众，为未来的革命发动作充分的准备，从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斗争的策略。
二、恩格斯晚年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正是由于恩格斯晚年提出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有人据此认为，恩格斯晚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思想，成为一名合法主义斗争者、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者，集中起来看实际上成为了一名民主社会主义者，也就完全不是一位科学社会主义者了，出现了晚年恩格斯与早年恩格斯的对立。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时常还是有人任意曲解。笔者认为，恩格斯晚年绝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其理由如下。
1.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
民主社会主义从社会民主主义发展而来，社会民主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欧洲1848年革命时期，是一个表明各社会党理论和政策的概念，混杂了改良主义、修正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等含义。经过比较长时间的发展、演变，到第三国际建立之后，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各国社会党共同的思想理论体系与布尔什维主义对立，明确表述了自己的社会改良主义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改称为民主社会主义，并被社会党国际及其所属各党正式使用。
民主社会主义发展至今，主要有如下观点：第一，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需要、道德抗议，否认其历史必然性。第二，以自由、公正、相助为基本价值，把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局限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内。第三，以对经济的民主监督取代消灭私有制。第四，用共同参与的经济民主来补充议会民主。第五，普遍主张实行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等。[6]由此可见，民主社会主义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理论基础的，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
2.恩格斯晚年是一位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1）恩格斯晚年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无可辩驳地说明他是一位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文分析指出，恩格斯在晚年不仅坚持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还坚决地捍卫了剩余价值论，从而强化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基础。不仅如此，他还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信仰。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恩格斯晚年仍然是一位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者。如果要否定这一结论，那就必须能够证明恩格斯否定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两个理论基础中的一项或全部，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怕再强调恩格斯晚年有坚定的科学社会主义信仰那也是徒劳的。但很显然在恩格斯晚年的理论和实践中是找不到这样的证据的。
（2）恩格斯晚年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策略是对世界工人运动的新贡献
上文指出的恩格斯晚年关于利用普选权的思想并非放弃革命权。在恩格斯那里，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只是诸多“斗争方式”之中的一种。虽然面对新形势需要迅速地、进一步地发挥这一斗争方式的积极作用，但他从来没有将无产阶级取得最终革命胜利的希望仅仅寄托在普选权的利用上。他在阐述利用合法斗争手段的同时，又明确强调：“须知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无一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址的唯一权利。”[1]5521895年3月致理查·费舍的信中指出：“《前进报》上有时人们以过去宣传革命的那种劲头否定革命，而且他们可能以后又来宣传。但我认为此事不可效法。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7]此前，1892年2月他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就说过：“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5]327同时，恩格斯也指出，德国无产阶级所作出的利用选举权夺取所能夺取阵地的榜样，虽然在其他国家也得到效法，但“不管别国发生什么情况，德国社会民主党总是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1]523这一方面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争取普选权策略中所肩负的特殊任务，另一方面也说明各国斗争道路、斗争方式并不能强求千篇一律，而应根据各自国情作出符合自己特点的选择。如此看来，合法斗争只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种策略，一种夺取阵地、增长力量的策略，而绝不是对暴力革命的一种否定。显然，关于恩格斯晚年是“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者的提法不仅是对恩格斯晚年思想的曲解，更是对恩格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诽谤。
总的来说，恩格斯晚年通过对工人阶级政党所面临新情况的分析研究，要求根据变化了的条件，用适应新形势的斗争形式、斗争手段来丰富和发展党的斗争策略，以争取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胜利。恩格斯晚年思想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在斗争方略上，有策略与战略之异；在斗争方式上，有之一和唯一之分；在斗争手段上，有决战和免战之别。总之，前者主张革命而后者主张改良。因此，不能因恩格斯晚年提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新策略而否定其是一位科学社会主义者，否则就是对其无产阶级斗争新策略的曲解。
（3）恩格斯晚年直接指出了他和马克思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关于共产主义与在马克思恩格斯有生之年就存在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他们早就关注到，并且有意识的作了区分，对此恩格斯在晚年还作了特殊的说明。1894年1月他在《“‘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序》中指出：在（19世纪）70年代上半期的那些文章里，“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这是因为当时在各个国家里那种根本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的口号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的人自称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对马克思和我来说，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5]489－490。尽管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恩格斯认为，“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但对于以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5]490
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看，1848年社会民主主义产生前后，马克思恩格斯是坚决反对这一思潮的。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各种非社会主义流派进行了批判。其中也包括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但在1860年特别是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了暂时容忍的妥协态度，目的是要把各个社会主义的工人派别联合在一起，再用科学社会主义影响他们。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恩格斯晚年，对社会民主主义仍然进行了多次批评，多次声明自己是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恩格斯对民主社会主义尽管不是一味排斥，但是在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他们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并且还不断地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在恩格斯那里，民主社会主义从来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彻底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试图模糊与消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将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局限于温和的资产阶级改良之中。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探索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性的坚持，也是对民主社会主义自觉的摈弃。我国改革开放30年多来的生动实践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必须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民主社会主义绝不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
收稿日期：2010－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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