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蒋介石论文,身边论文,顾问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德国军事顾问之来华，起源于1926年11月，鲍尔上校（Max Bauer）应蒋介石之邀，来华为蒋“提供军事及工业参谋咨询服务”。此时蒋介石已准备与中共及苏俄分裂，为了寻找适当的外国顾问来替补苏联军事顾问撤走后所遗空缺，蒋介石通过多方渠道，找到了鲍尔等人，又经过多次洽商和艰难的努力，勉强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默许，1928年11月，鲍尔率领第一批顾问团员25人，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鲍尔在华工作仅历时半年，就因患病去世。他的主要工作一是参预中国北伐结束之后国民政府当局“军队编遣”工作，帮助拟定方案；二是为中方高级军官教授现代军事知识，提供现代整军建军方案，三是发展中国与德国工商企业巨头的关系，积极为德方开拓中国市场，参预中国军事工业的创建。接替鲍尔统率顾问团的克里拜尔（Kriebel ）在他代理顾问团长的一年任期内，随蒋奔波于内战前线，参预蒋桂战争及蒋冯之战，由于他不太善于应付内外关系，引起顾问团内部矛盾激化，最终于1930年5 月辞职下台。
第三任德国军事总顾问佛采尔（Wetzell）中将于1930年5月24日正式抵达中国履职。佛采尔抵达中国之初，正值蒋桂冯阎“中原大战”开场之时，佛采尔马不停蹄地赶往前线，率领各位德国顾问，全力辅佐蒋系中央军开展“讨逆”作战，他甚至乘上了蒋介石的专列，与蒋同食同住共生死，在他的参预下，南京政府军队以“中央突破扩张两翼”的战术，瓦解了冯阎反蒋军的战线，并成功地进行了蒋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步炮空联合作战。佛采尔及其德国步炮空军事顾问在这场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开始后，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蒋介石派遣中央军增援上海。佛采尔总顾问跟随由德国顾问一手培训出来的中央军“模范师”第八十八师赴沪参战。这是德国军事顾问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抗日战场上。
佛采尔此去上海的目的，并非要指挥对日作战，而是为了具体考察德国顾问们为中国练兵的实际成效，考察经过特训后中国“模范师”的实战能力。经过跟踪观察，佛采尔得出了满意的结论。事后，佛采尔在他致蒋介石的一份报告书中称：四年来在德国顾问团的精心培训之下，陆军第八十八师“确已成为一种教导部队”，他建议积极推广这种德式训练之经验，将中国军队“于短期内练成新式劲旅”。
1933年初，日本继续侵华，出兵占领热河。3月， 中国守军被迫发动“长城抗战”。佛采尔总顾问又率领由他训练的中国第七军北上，参加了“长城抗战”的布置与指挥工作。
佛采尔此次北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他又参加了部署北方国军防务的工作，随后即赶赴南昌，参加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他提出了“分区围剿”及“分进合击”的战术建议，深得蒋介石的赞许。并在第五次“围剿”中贯彻运用。
佛采尔在华辅蒋在军事上连连得胜，滋长了一些骄傲自大心理，并与中方高级将官发生矛盾，特别是在“剿共”战争之中，经常发生争吵，每遇战事失利，佛氏便指责蒋军军官无能，不能如实执行他的计划，而军官们则反言佛氏不了解中国国情，双方各不认帐。
在军事之外，佛采尔使华期间与中国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建立了密切关系，并在组训新式中国军队工作中得到了宋子文的积极支持。“宋氏常以国家预算外之财源，支持佛采尔所欲建立之特种部队”，并企图把这支军队训练成自己掌握的武装。“长城抗战”期间，佛采尔还曾邀请宋子文一同北上视察军队，宋氏并发表了主张坚决抗日的演讲，蒋介石对佛采尔引宋插手军界之举十分不满，再加上军方、经济界官员不断告佛采尔的状，遂起意准备“换马”，准备用塞克特取代佛采尔。
佛采尔虽不甚热心于商务，但他对于中国国防军的建设却倾注了心血，他将前任总顾问开办的“教导队”、“教导团”扩充为“教导师”，并进一步推广其训练经验到其他师团，1933年又帮助组建了10个炮兵营，引进了德国生产的卜福尔15公分轻榴弹炮及7.5公分高射炮。 他还建议组建工兵、汽车、高射炮、海岸要塞、电信等新兵种部队，开设首都演习场、射击场，建立炮兵及航空观测机队。在军事教育方面，佛采尔亲自兼任中央军校总教官，并帮助建立了各军兵种训练学校及培训班，完善了军事教育门类，佛采尔还曾致函蒋介石，就中国军事指挥体系的改造，从上自军事委员会下到各部队兵种机关的职能划分、效率培养等提出了一整套建议，他的这些建议深得蒋介石赞许。
1934年2月及5月，佛采尔针对当时中国国防工作及准备对日抗战的实际，给蒋介石写了两份整理部队建议书，在这两份文件中，佛采尔对中国未来抵抗日本的战略战术、军事装备、兵种武器之改进部署以及采用新式练兵方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自己的设计。蒋介石对佛采尔的建议十分重视，并在卷首附上了如下批语：“中以为意见甚对，非此不能使陆军进步也”。
佛采尔虽然具有较高军事才能，但他在工作中却不会处理好人事关系，特别是在“剿共”战事中反对蒋介石把“模范师”投入反共战场，认为此“无谓消耗”有违抗日国防本意。他甚至主张由南京政府出资，重新训练、装备退入关内的张学良东北军，将其训练为抗日劲旅，这大大地触犯了蒋介石的大忌，蒋氏决心要让佛采尔“让贤”。蒋介石对塞克特说：“佛将军之忠诚与作战经验能力皆极可佩，但建军工作不尽令人满意，至于政治与外交（亦可能包括人事关系）彼亦未甚注意”。
二
继佛采尔之后来华出任军事总顾问的是塞克特将军。
汉斯·冯·塞克特（Hans Von Seeckt）是德国国防军元老， 曾主持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重建军队的工作。他在退休之后，便成为蒋介石急欲聘请来华的重点对象。
1933年4月，他启程来华作短期访问，蒋给予他热烈的欢迎。5月间，塞克特在庐山与蒋介石举行了3天长谈， 就中国新式国防军之建设与训练问题发表了他的见解，他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练兵贵在精而不在多，国防军有60个师即可够用。可通过训练“教导部队”逐步扩大普及面。练兵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及自给的兵工业，不能完全依赖购买外国武器，在创办中国军工企业方面他可以帮忙，介绍德方企业对华合作。蒋介石对此深表赞同与感谢。随后，塞克特奔赴中国华北对日前线，视察了华北军队。6月底，他谢绝了蒋介石留华聘请，登轮回国。 作为对于中方盛情之回报，塞克特临行前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陆军改革建议书》，具体阐述了他的访华经验所得及对中国整军备战之建议。
塞克特在建议书中详细说明了他的建军思想，阐述了建设中国新式国防军之必要，当然塞氏所策划的建军目的已不仅仅是为了中国的内战，而是更多地为了对付日本的侵略。例如，在阐述中国军队更新装备的重要性时，塞克特写道：“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窥伺中国，若无相对炮兵与之抗衡，（中方）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防御和获胜的可能性将微乎其微。”“如不加强训练和供应足够的武装配备，将来在战场上势必遭受严重损失甚至溃不成军。”在这份《建议书》中，塞克特还就中国未来抗日战争的实际，提出了他关于加强长江中下游防备的建议：“在长江流域各重要据点，有设置鱼雷和炮台的必要，以封锁敌舰的通航和侵袭，为保障国家政治及军事中心的安全，防范任何危机的发生，依本人看来，似为刻不容缓的急务。”令蒋介石特别满意的一点，是塞克特在《建议书》中提出了大力加强蒋氏对军队独裁统治的建议：“必须建立一支在您本人统帅下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军队”，“整个军事体系，包括训练、管理、发展，必须置于一位最高统帅之下”。“由于最近数次对抗日本之军事行动中的显示，今后在任何情况下，决不能再允许地方或较高军事当局有任何独自为政之举。”
蒋介石高度赞赏塞克特的这份《建议书》，并将之广泛下发各军事及有关单位，研讨执行。此后，他更坚定了请塞克特来华充当他最高顾问的决心。经过多方努力，1934年3月，塞克特第二次来华， 出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并以其助手法肯豪森取代佛采尔掌管顾问团。
蒋介石给予塞克特以最高的行政及生活待遇，委以自己“代理人”之头衔，此后近一年时间内，塞克特为中国的整军及军工企业之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并直接参预了中国抗日战备筹划工作。为中国的抗日国防军建设提出了初步设计。塞克特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剿共”内战已近尾声，但中国内部并不稳定，更何况有日本的强大威胁，中方决不可冒然裁军。眼下之计是要集中有限的财力、物力，赶快组建一支小型核心武力，新编6个全新的“国防师”，同时加紧培训军官， 准备扩编国防军之用。当时蒋介石及其手下以国内战事尚未结束，各处兵力不敷使用，不如先给旧式军队更换武器，增加战斗力，以求早日“安内”，然后再去“攘外”。塞克特坚决反对这种“修补”方法，甚至以辞职回国相要挟，使蒋介石同意了他的组建“模范军”的计划。到抗战爆发时，初步编成了一支规模不大的“德式中央军”（Germantrained ChineseCentral Army）在“八·一三”抗日战役中，这支部队发挥了作用。
1934年4月底至5月初，蒋介石与塞克特就中国未来抗战战略部署进行了讨论。蒋介石主张对日国防重点区域应放在长江流域而不在华北，他对塞克特说，一旦中日开战，他准备在必要时放弃华北而集中全部兵力防卫长江流域。他又解释说，只有16%的国防预算可以用于华北，塞克特不同意蒋的意见。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日军很容易绕过这些要塞，长驱直入，于整个抗战大局不利。蒋介石坚持说：“那么日本人无论如何不能够占领这些要塞。”他还说：从政治上来看，长江以南地区远比江北地区重要，况且在华北的中国地方实力派军队没有任何军事价值。塞克特说：“那么，是否在华北一旦危险时可以抽调在江西剿共的部队北上？”蒋介石给予否决，他说：“当务之急是剿共，在江西剿匪战事未完成之前，不可能抽调主力部队去对付日本人。”塞克特没有办法，他最后只好表示，对蒋介石的华北防御方案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过他仍然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为其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座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的国防体系建成之后，成为中国抗日战备的重要工程之一。
蒋介石又委托塞克特全权负责长江与沿海地区之布防，塞克特认为这项任务艰巨， 非一人可以完成， 他推荐了空防顾问施太秋中将（Streccius）及海防顾问拉维上尉（Rave）参加工作。1934年， 南京举行了第一次空防演习，蒋介石在塞克特陪同下参观了演习并对德国顾问团的工作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塞克特曾建议国民政府在江南修建铁路网，并介绍德国著名企业奥托·俄普夫（Otto Wolff）公司投资于此项计划，参与了浙赣等铁路干线的修建工作。塞克特一贯认为，有效的国防实力要以相应的工业基础作后盾，否则现代化国防之建设将无从谈起。他建议蒋介石以德国的技术与资金援助为“工作起点”，发展中国军工企业。在他的建议下，南京国民政府在抗战前几年筹建了一批遍布全国各地的兵工厂，如太原、济南、昆明、重庆、南宁、广州等地均有设置，并对江阴、巩县等旧军工厂进行了技术改造，能够生产从步枪子弹到德式迫击炮、100 毫米口径大炮、防毒面具等多类军火装备，这些国防企业的发展为后来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保证。塞克特为此做了极细致的工作，他甚至详细计算了中国6—18个整编师每月所需的军火数量并规划了一批兵工企业建设进度计划。
1935年3月，塞克特因年老体弱，遵医嘱辞职回国， 结束了他的旅华生涯，并于1936年底病逝于家乡。南京政府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何应钦代表蒋介石致悼词。
三
塞克特临回国时，曾以“最诚恳之心情”向蒋介石推荐他的助手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将军接替他的工作，成为最后一任德国顾问团长。
法肯豪森是一位职业军官，他早年曾任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对日本军队有过较多研究。他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长后，在中国工作了四年多时间，直到中国抗战爆发后，他还参加了正面战场抗日作战，最后在1938年6月间被德国政府“勒令率团回国”。
1935年3月法肯豪森正式出任顾问团长。8月20日，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阐述了他对于中国国防及抗日战略的构想。他指出：“目前威胁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然日本。日本对中国之情，知之极悉。其利害适与中国相反，故必用尽各种方法破坏中国内部之团结与图强，至少设法迟延其实现。华方宜求时间余裕，作整军经武之用，故日方益求急进。”他批评了国民政府对日本在华北制造事端的“一味退让”，指出“日方苟遇真实抵抗，则局势迥异”，我政府应有“坚忍意志”，“断无不抵抗而即承认敌方要求，沉默接受。鄙意民气即是造成抵抗意志，故不容轻视。苟领袖无此种意志，则人民亦不肯出而抵抗。”
按照法肯豪森的预计，一旦日本对华发动军事攻击，华北地区首当其冲，同时长江流域各海口也将受到侵犯，因此，中国军队必须在战略上确立一个“集结兵力区域”，以此为基地来部署对日国防，这个区域范围大概在徐州——郑州——南昌——南京一线，我军应在此区域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为绝对防御线”，“最后战线为黄河”。长江陆防须推进至上海附近，南京作为首都“宜固守”，华中则以南昌、武昌作为战略支撑点，全国以四川为“最后防地”。法肯豪森最后写道：“综结言之，就民族、政治、经济、心理、军事上各种情况，具有前方应战之必要，万不可不战而放弃寸土。”
法肯豪森这份报告书提出了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他主张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因南北二大干路更要者为长江”，故而他赞同蒋介石的见解，提出自长江下游宁沪、中游南昌武汉，到上游之四川，建立层层防御体系，以之为未来抗日战争的主战场。关于长江一线防御，法氏主张“东部有两事极关重要，一为封锁长江，一为警卫首都，二者有密切之连带关系。屡闻长江不能守之议，窃未敢赞同”。“长江封锁于中部防御最关重要，亦即为国防之最要点，防御务须向前推进”。“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故极宜增筑东正面及东南正面之工事。次之为南昌、武昌，可作主支撑点，宜用全力固守，以维持通广州之连络。”“终至四川为最后防地，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旁批：最后根据地）宜设法筹备使作最后预备队，自有重大意义。”法肯豪森还明确提出了“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的具体建议。法肯豪森在报告中还提出建立四川抗战根据地的战略构想，他认为四川是个“富庶而因地理关系特形安全之省份”，“实为造兵工业最良地方。由重庆经贵阳建筑通昆明之铁路，使能经滇越路得向外国连络，有重要意义。”“川省若未设法工业化能自造必要用品，处此种情况，必无战胜希望，而不啻陷中国于灭亡。”法肯豪森在这时不仅指出了四川工业化为抗战提供军需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开辟西南外运交通线以获得抗日外援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后来逐项被国民政府采纳，他以这份建议书为蓝图，开展布署。他根据德国重建国防军的经验，按照塞克特的设计，迅速着手训练与装备了8万中国军队，更之以全副德式装备， 另成立了若干炮兵团与装甲旅，准备在战事一旦发生之后，迅速驰援前线。其中第八十七、八十八师重点驻扎在宁沪国防要地，在后来的“八·一三”淞沪抗日之役中发挥了作用。
到抗战爆发时为止，在法肯豪森主持下，中国军队整编30万人的计划已完成了80%，这一计划未能全部完成的原因，一是由于时间的不足，二是由于在“剿共”完成后投入“整编”的部队比蒋介石与塞克特达成的协议数目为多，而“新编师”与旧式部队之间也存在一些矛盾，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宽选择“整编”的标准。
1936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鉴于日本军队在我国华北的频繁挑衅，出动了5个师的兵力，针锋相对地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 法肯豪森率领德国顾问团参加了这次演习，并与蒋介石一起参加了阅兵式。
不久之后，法肯豪森又应蒋介石之邀与9 位美国空军顾问一起视察了杭州笕桥航空学校，他对由意大利援建的这所航空训练基地靠近出海口表示了异议，认为这太容易遭受敌方攻击，“容易发生危险，如果深入内地，毗邻南京，则情势较为优越”。
1937年6月，中日战争迫在眉睫，法肯豪森又应陈诚之约， 与意大利籍海岸防御专家诺达尔多洛（Notartolo di Villarosa）一起对南京以下所有长江堤防各要塞炮兵阵地进行了战前最后一次巡视，在江阴要塞，法氏登上炮台查看了从德国进口的15公分口径大炮，并观看了要塞阻击快艇过江的演习。
为了表彰法肯豪森的工作，1937年5月17日，蒋介石亲自下令， “派法肯豪森为德国军事总顾问”。
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国防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日本政府通过外交途径向欲与他们结盟的德国政府频频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插手中国备战。德国元首希特勒及其党羽，虽然偏向日方，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德国军方控制，此刻尚未被纳粹党掌握，故对日本的要求未能予以满足。
四
“七七”事变爆发前，法肯豪森鉴于北方军情紧张，曾于7月5日以《总顾问办公厅公函》（第7500号）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关于整理军平时驻地暨弹药补给之建议》一份文件，他认为“目前时机已届，亟宜指定各整理师固定及永久之平时驻地”，主张将已整训完毕之国防军立即开赴各国防要点，抢占战略要点阵地，以备不测之需。法肯豪森认为目前华北形势最危险，日本不久将会在华北首先开战，故主张“以甲种师（二十个师）战斗力为最强，且特宜于北正面作战”，“乙种师（十师）大概用于华中”。“北正面最重要之地区为黄河以北之冀省，而东正面最重要地区则为上海正面”。接着他在文件中详细拟定了南北两大战场中方兵力布署及具体军师驻地、弹药补给、兵员补充的方案，希望中方立即照此办理。
7月7日，军政部参事王观洲奉命上报对法肯豪森总顾问建议书的审查意见，他认为：“总顾问主张，平时即驻重兵于前线，藉以迅速占领国防要点，掩护集中，甚有见地，似可采纳”。但他同时又结合中方实际，指出“我军受种种内外因素制约，保定、沧县以上平时即驻重兵，又非事实之可能”。对法氏的布兵计划进行了适当修正。就在中方往复讨论之同时，日本已在华北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大举向中国增兵，实行全面侵略，而中方“纸上谈兵”的计划终未来得及实施。
7月10日，法肯豪森率领克鲁马赫（Krummacher）上尉等人登轮， 离开南京，于次日抵达庐山牯岭，蒋介石立即召见了法肯豪森。法氏向蒋介石表示他将准备返回南京指挥作战，蒋介石却要他在山上休息几天，静观战事之发展。
法肯豪森随即拜访了蒋介石的澳籍顾问端纳，同他讨论了北方战争，两人一致认为“日本的措施和要求苛刻之至，即使（中国）政府竭尽各种善意的心计和努力，亦无法阻止或挽救此一意外事变”。目前，“情势严重”。
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再次召见法肯豪森，同意他立即下山返回南京。法肯豪森向蒋强调了时间的重要性，并“声称我们必须准备应付此一严重的长期战争，这场战争必定是全国性的，而且必须全力以赴”。
7月14日，法氏返回南京，此时北方战争已展开， 但掌握华北政权的冀察地方当局还想与日方谈判解决事变，从而保住地盘，临战准备不足。南京中央军部队因受“何梅协定”限制不能开往河北，日军利用这一时机，向华北大举增兵，准备放手扩大战事。几天之后，蒋介石回到南京，他立即委派法肯豪森动身前往中央军在华北的指挥中心保定市参预军机，法肯豪森抵达保定后与华北前线中方指挥官会商了抗日作战方案。
由于华北地方当局的犹豫态度，冀察当局的实权人物宋哲元对日方还抱有幻想，连蒋介石及中央政府的备战令也不肯执行，法肯豪森作为一个客卿顾问，自然也不能发挥什么特殊作用。26日，华北日军完成了增援布署计划，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全面攻势，尽管中国守军进行了激烈的抵抗，终因准备不足，30日，北平、天津先后失守，华北战事告一段落。
法肯豪森此时已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华北情况。在此前后，他曾得到柏林方面某外交官员打来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没有照办，他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鉴于日本海军已在上海一线准备发动新的进攻，8月13日， 国民政府军事当局下令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以原驻扎在宁沪一线的八十七、八十八师精锐部队围歼上海日本驻军，“八·一三”淞沪战役就此打响。
担任主攻任务的两师部队是在德国军事顾问一手训练下整编出的精锐之师，拥有德式装备的强大火力，上阵之后，开始阶段一路冲杀进展顺利。
法肯豪森认为八十七、八十八师的投入战场实为考察德国顾问团整军工作的大好时机，因此他不顾德政府的禁令，立即赶往上海前线协助指挥前线战事。
11月5日，日军新援兵力从淞沪南边杭州湾登陆， 对上海中国守军形成包抄之势。中方主力在淞沪陷入被围之势，直接导致了上海防御战的崩溃。8日， 中国军事当局决定上海守军全线向吴福线国防工事转移，但因战局变化太快，“部队已陷于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结果演成了无秩序的大溃退。在这种混乱情况下，部队抵达既成国防工事后无人接应，“既无守备部队又无指示文件，各部很难找到工事构筑，即使找到后又无法打开工事大门。因此各路电话纷纷打到大本营汇报情况索取钥匙，侍从室派人到处找工兵指挥，蒋介石闻讯也气得跳脚大骂。但战事混乱至此，一时也无法扭转。部队越过吴福线，继续后撤锡澄线。25日，日军占领无锡，中国军队在溃退之中再次弃守锡澄线，就这样，经过几任德国总顾问设计，耗费了100 多万元资财修建的“东方兴登堡”国防线，在中国军队溃退之中没起任何抗敌作用就被舍弃了。又因蒋介石忽视了法肯豪森关于防守南京的战术建议，1937年12月间开展的“南京保卫战”没守几天便告结束。而德国顾问团的大多数团员都随国民政府后撤，迁往武汉。
德国顾问团撤往武汉之后，其主要任务仅在于参谋作战计划及巡察长江沿岸各要塞之防御，其具体的工作对象和内容如练兵、教学、维护新式兵器等等皆告结束。总顾问法肯豪森及一部分高级顾问在此期间参预了德国政府交付的以驻华大使为主要负责人的“陶德曼调停”工作，企图说服中日双方停战讲和。
日军占领南京后，急于沟通南北两大战场，使其占领区联成一片，于是，日军发动了旨在打通津浦线南北两端的作战。1938年4月， 在鲁南重镇台儿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所部，击溃日本精锐部队的进攻，并成功地围歼了孤军深入中方内线的日军1万余人， 赢得了“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会见了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战果”。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她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这样记载道：“德国首席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按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发。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发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 到10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白崇禧同史迪威和德国顾问们一道分析了这场战斗，白崇禧对进攻的经验不感兴趣，仍念念不忘靠拖垮日军取胜的理论。”“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1938年4月下旬，正当徐州会战紧张进行时刻， 德国外交部便照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为了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之嫌疑，因而打算将其撤离中国。
法肯豪林及顾问团全体成员，在获知德政府决定后，起初皆不愿离华，4月30日，法氏为此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 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而聘用合同要到1939及1940年才满期，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皆有困难。连陶德曼大使也支持顾问团的意见。但德方最高当局联日弃华决心已定，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下令陶德曼大使就此立即与中方交涉。拖至6月中旬， 蒋介石只得同意，大部分德国顾问可以离华，但要求法肯豪森作为德方驻华使馆武官留下，并须留5—6人处理善后。20日，里宾特洛甫又一次强行电令陶德曼，以中断中德外交作威胁，立即撤退全体顾问：“本部长亟待留华全体德国顾问凡职务未停者一律立即停止，并尽速离华，必要时虽违反中国政府意旨，亦在所勿恤”，如顾问们再不愿离华，“即认为公然叛国，国内当即予以取消国籍及没收财产处分。该顾问等毋再犹豫为要。”6月24日，德方下令召回驻华大使陶德曼。
蒋介石终于意识到，中德关系已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6月25 日他最后批准全体德国顾问于半月内离职回国。
1938年7月5日，在军政部长何应钦的陪同下，法肯豪森率最后一批顾问团员离开汉口赴广州取道香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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