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启蒙的麦克卢汉延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麦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152/j.cnki.xdxbsk.2015-01-013 康德(Immanuel Kant)对启蒙的回答不仅是18世纪政治哲学的最强音，而且是西方现代思想史的宝贵精神财富。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什么是启蒙》一文所言，康德于1784年发表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或许是一个简短的文本。但它对我来说似乎标志着进入一个问题的思想史的合适路径，这个问题现代哲学一直无法回答，但也从未设法摆脱”[1](P425)。他甚至认为，“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一直在尽力试图回答两百年前非常贸然地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什么是启蒙”[1](P425)。学术界对康德启蒙思想的研究一般基于哲学和政治学视角，本文则采用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传播及美学理论对其进行关照，揭示出麦克卢汉理论对康德启蒙的价值。全文分为三部分进行论述。首先，康德启蒙的未完成状态不仅由于启蒙本身的复杂性，而且还应从康德启蒙理论自身寻找原因；其次，康德启蒙理论的自身问题在于它具有作为印刷时代意识形态特征的视觉性、世俗性和技术性。这导致启蒙出现视觉性局限、世俗性悖论和技术性困难。最后，麦克卢汉所揭示的电子文化的听觉性、神圣性和技艺性将是挽救启蒙的希望，麦克卢汉将对康德启蒙进行电子时代的延伸。 一、康德启蒙的延宕 众所周知，康德认为启蒙是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那么他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启蒙问题产生的原因，即大多数人何以“不成熟”；第二，启蒙问题如何解决，即如何让人“成熟”。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对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受到思想界的高度评价。然而遗憾的是，康德对启蒙问题如此精彩的论述，似乎并没有达到解决启蒙问题的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延宕。从理论层面看，如何使大众“从不成熟到成熟”还是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出现在康德之后。从实践来看情况更不容乐观。康德在文中认为他的时代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然而二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时代仍然是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而非“启蒙了的时代”。为何启蒙实践如此缓慢？对此康德的解释是：启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即他所说的“公众只能是很缓慢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广大人群的圈套”[2](P24)。安德里亚斯·里姆(Andreas Riem)在其《论启蒙：它危害和能够危害国家和宗教吗？或者一般而论就具有危害性？君主、政治家和神职人员需要加以注意的一个词》一文中，也强调“如果启蒙在于按照纯粹真理的原则来辩护概念，那么，不论是谁，只要他对启蒙设定了限度，就是一个罪犯。启蒙将它的规则扩展得越远，它就使国家及其统治者越幸福”[3](P182)。确实，思想方式的变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没有思想方式的变革的暴力革命并不足以解决人的自由问题，之后的法国大革命已经验证了这一点。然而除此之外，难道康德启蒙的自身逻辑就没有令其延宕的理由吗？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恰在康德启蒙自身。作为印刷时代的意识形态，康德启蒙呈现出麦克卢汉所谓视觉性、世俗性与技术性特征。这些启蒙意识形态所不能摆脱的文化特征导致启蒙的困境：视觉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局限、世俗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悖论、技术性导致了康德启蒙的困难。 二、康德启蒙的困境 (一)康德启蒙的视觉性局限 从词源来看，启蒙(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根为“light”，即名词的“光”和动词的“照亮”。词汇的生成已经展现了词汇创造者的一个共识，即启蒙是一个视觉性活动。对这一视觉活动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偏见：启蒙是用“理性之光”去照耀“黑暗的中世纪”。此偏见的问题有二。首先，“黑暗的中世纪”已经被学术界所否定。中世纪所进行的数学研究尤其是逻辑研究，被认为是近代科学不可或缺的基础。而中世纪在人文领域的成就则体现在九世纪出现的小文艺复兴运动。其次，“理性之光”也十分可疑。按照基督教的话语逻辑，“光”属于上帝，不属于凡人。“理性之光”的说法隐藏着启蒙时代凡人对于上帝力量的盗取。然而上帝因为无所不能，所以他的光才能普照而无遗漏。凡人有其自身的局限，所以凡人的光只能是有限的照射(康德自己就对人认识的局限性进行过详细的考察)。启蒙视觉性的局限性就在这里：因为是凡人的理性，是光的有限照射，所以不可能出现遍查不漏的情况。也就是说，“理性之光”照耀的有限性不是理性本身完善与否或如何照射的问题，而是由“理性之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康德的启蒙理论同样具有视觉性。文章开头，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的口号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学界一般把阐释重点放在“勇气”。但我认为“勇气”正如同胡塞尔的先验意识一样只是内在的力量，要完成自身必须有所指向。这一指向就是康德所说的“运用”，即大众可以用自己的“理智之光”去“照射”。对大众“理智之光”的强调正是康德启蒙视觉性的证明。当然也如上文所说，这样的“理智之光”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完善。如果说康德“启蒙了的”标志是大众能够使用理性遍查万物而无遗漏，那么只能发挥有限理性的大众永远不会达到康德所希望的“启蒙了的”状态。 (二)康德启蒙的世俗性悖论 启蒙运动本来就是一场世俗化运动。世俗化相对的是宗教化，康德在文中反复强调了启蒙运动必然关涉的宗教问题。麦克卢汉对此也有精彩论述。他将神圣性和世俗性问题与“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游牧”和“定居”相联系考察。神圣性与“口头文学”和“游牧”相联系，世俗性与“书面文学”和“定居”相联系。以此观之，启蒙是一个典型世俗运动。因为其一，它是“书面文学”的。当时一流的思想家如康德、门德尔松、哈曼、默森、赖因霍尔德、威兰、克莱因、巴尔特等都纷纷撰文讨论启蒙问题。其二，它是“定居”的。这体现在启蒙发生的政治背景：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德国统一的呼声下激发大众对于日常政治事务的关心，莫过于使用“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性”这样的口号了。康德启蒙的世俗性则更为明显。他继承了经院哲学家将“理性”与“信仰”相统一的思路，认为大众可以运用理性去对宗教事务进行判断。他“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P29-30)。康德认为宗教事务对大众而言最为重要。但结果问题是，康德讨论的大众不是已经信仰的人。因为如果是信仰者就不需要进行重新使用理性进行判断。康德的启蒙其实正是对这些不信仰的人的理性召唤。其结局可能有两个：其一，不信仰者变为信仰者；第二，不信仰者仍为不信仰者。如果是第一种结果，那么意味着大众运用理性能够理解信仰，会得到理性与信仰的统一；如果是后者，那么意味着大众运用理性的结果是与信仰相冲突，即今日所抨击的现代性缺陷。也就是说，启蒙的结果可能是指向信仰，也可能走向其反面。这就是康德启蒙的世俗性悖论。 (三)康德启蒙的技术性困难 所谓技术性问题是指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和途径的可行性。康德对“不成熟”问题的解决以及对“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规划都具有明显的技术性困难。 1.解决“不成熟”的技术困难康德将大多数人的“不成熟”归因于“懒惰”与“怯懦”。首先来看“懒惰”问题。康德在文中认为，大多数人“懒惰”是因为“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2](P22-23)。大众真的是因为贪图“安逸”而“懒惰”吗？康德的逻辑事实上混淆了人的能力与意志。他认为人人都有理性，大多数人是因为“懒惰”和“怯懦”这样的意志问题而非判断的能力问题而处于“不成熟”状态。事实上，大众不能用自己取代那些“替我理解”、“替我有良心”以及“替我规定食谱”的“别人”，不是因为懒惰。原因在于大众无法掌握判断所需要的技术性内容。一个令康德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沮丧的事实是：大众不是“懒惰”，而是“无能为力”，即对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无力进行判断。他们既不能判断真正的好，也不能判断真正的坏，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决定面前的事务。 再来看“怯懦”。康德认为绝大部分人认为“成熟”很危险。而“保护人”则火上浇油，既使大众愚蠢，又恐吓大众，夸大了自主运用理性所带来的危险。所以康德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P22)。然而事实上，大众不是不勇敢，不是自甘“怯懦”，而是自主运用理性确实是危险的。自主判断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有无“勇气”的问题，它更多依靠的是对判断所需信息的掌握。康德将其归于“勇气”，他鼓励大众“可是这种危险实际上并不那么大，因为他们跌过几跤之后就终于能学会走路的”[2](P23)。这样把人进行自主判断与学走路相类比，貌似合理，其实正是康德问题之所在。因为学走路是人成长的一个阶段，排除病理原因，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学会走路。套用康德自己的话，会走路本来就已经在我们自身的先天结构之中了。当我们开始尝试走路时，就已经指向了会走路的结果，确实无论跌过几跤。然而进行自主判断的能力是在人的先天结构之中吗？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明确，人人都有“先天知性范畴”。然而他自己也同意，“有理性”与“运用理性”是两回事。也就是说，人人都具有“先天知性范畴”并不意味着人人都能够在后天进行有效判断。康德用学走路的例子鼓励大众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结果反而增加了判断的混乱状态。 2.“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技术困难康德指出，“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P24)，这所谓的“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即“言论自由”。康德将理性的运用分为“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前者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2](P24-25)，后者指“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2](P25)。这一区分极有价值。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因此才将康德称之为“启蒙运动最后一名伟大的倡导者”。 然而首先，大众对理性的“公开运用”不可能达成。20世纪著名传播学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幻影公众》一书中强调，“个体公民并非对所有的公共事务都有自己的主张，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将要发生什么。我也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神秘的民主主义者的想法，即无知个体的混合物能够给予公共事务持续的引导力量”[4](P23)。我对此深感认同。如李普曼在本书中揭示的那样，普通大众被自己的日常琐事缠绕，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对整个政治共同体所遇到的问题进行判断，甚至是局部的非常局限的事务也往往超出了他们的判断能力。所以，康德的期望不仅在传播能力欠缺的18世纪无法达成，甚至在传播能力远超18世纪的当代也无法达成。其次，所谓“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的界限也并非康德所说的那样明晰。在“公开运用”所要求的作为一个“学者”和“私下运用”要求作为“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之间，大众如何去作区分？如何保证自己的意见是基于“学者”而非“职务”？以康德所举的纳税人为例。康德认为，纳税人对自己的税率有意见，作为该纳税的公民不能抗税，但有权作为一个“学者”进行税制讨论。问题在于，大众对税制进行“学者”式的讨论，永远不能摆脱他作为利益相关者的个人倾向。不存在一个生活在真空中的“学者”，而只存在纠缠在各种利益之中的个人。或许我们会假设，有一些人可以在某些事务上摆脱个体利益的纠葛，能客观地对这一事务进行判断。但是悖论在于，只有自己利益相关，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利益诉求，才能更确切有效地判断。比如民主协商，恰恰要求参与人代表相关利益，而非超然于相关利益之外。只有这样他才能更恰当地“代表”某一群体的利益。而从摆脱利益的“学者”角度反而不能得到有关事务的有效意见。 三、麦克卢汉的启蒙 启蒙因为张扬人的理性能力被批判。康德“终结”了这样的启蒙，代之对理性的限制。然而，他的启蒙也并没有实现。我们这个时代如同康德的时代一样，都是“监护人”进行大众事务的规划，大众只能埋头于自己非常狭隘的日常生活。无论哲学、美学如何对当代“日常生活”赋予意义，大众总是被“日常生活”所限制。然而展望未来，希望却还存在。麦克卢汉指出，电子时代将是一个重回听觉性、神圣性和技艺性的时代。电子时代的启蒙需要通过听觉性挽救启蒙的视觉性局限、通过神圣性挽救启蒙的世俗性悖论、通过技艺性挽救启蒙的技术性困难。 1.听觉性对启蒙视觉性局限的挽救基于视觉性的“理性之光”是有限的，而听觉性则完全不同。首先，它不是“光”，当然也就不会有凡人的“理性之光”的局限性。其次，它不是“照耀”，所以也不会有照耀过程中出现的“光源”与“被照物”之间的等级关系。听觉是量子力学而非牛顿力学的，它具有整体性和共时性的特征。而这一整体，正如金惠敏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感性整体”而非“反思整体”[5]。强调启蒙的听觉性，意味着启蒙应该是一个整体内平等主体之间通过相“对”而“话”来构建共同价值的过程[6](P24)。这将完全抛弃作为霸权话语的视觉性启蒙的局限性。 2.神圣性对启蒙世俗性悖论的挽救困于世俗性的启蒙用“理性”横扫对象世界，试图构建一个理性王国，结果导致现代世界各种灾难性问题的产生。麦克卢汉继承伊利亚德的观点指出，神圣性的核心是建构对于世界的敬畏感。如果在启蒙思考中引入神圣性维度，将启蒙活动置于对整体世界的敬畏感之下(而非高于世界，即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谓“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7](P39))，那么无论大众运用自己的理性对宗教事务的判断得到何种结果，他们都会基于神圣性体认而产生敬畏感，即便是非宗教的。这样就可以避免启蒙理性的为所欲为，即过于强调启蒙世俗性带来的悖论。其实康德提出的“物自体”概念就包含对启蒙世俗性的挽救，可惜在其《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并没有明确指出。 3.技艺性对启蒙技术性困难的挽救康德启蒙的技术性困难意味着其不可操作性，即大众日常感知生活与专业需求不能同时满足，故而我引入“电子技艺”概念来解决此问题。这里所说的“电子技艺”不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作为技术母体的技艺，它基于电子技术又包含身体感受和参与性特征，因而非常类似于有学者指出的“新文本”，亦即以电子文本的物理属性为基点，以电子文本创造主体的物质与精神要素为考察进路，通过追溯电子文本诞生的历史文化语境与物质生产语境，揭示电子文本背后的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阶级的、性别的、文化的等诸多主体性因素对电子文本意义的建构作用[8]。可以说，只有电子技艺而非传统技艺才能一方面基于大众感受性，另一方面又是能够提供大众专业技术能力。这是启蒙理性运用的理想结果。而更直接的是，作为“电子技艺”所创造的人工制品，各种电子技艺产品的出现将解决康德启蒙中的技术性困难。 第一，电子技艺产品可以化解理性与身体感知的矛盾。康德在医生的例子中向我们明确昭示：医生的食谱是基于理性判断，而大众的食谱只能基于身体感知。这里出现了理性和身体感知的矛盾。康德的回答一方面基于对理性的推崇，认为我们的食谱应该是基于医生的理性判断，另一方面基于启蒙所谓“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要求，大众应该自己(但往往只通过身体)对食谱进行判断。不仅是康德，启蒙者往往都纠结于这样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强调专业人士的理性能力，一方面肯定大众的身体感知力。这一困境在前印刷时代或印刷时代无法解决，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一个媒介既立足身体感知性同时又极为显著地展现人的理性判断。今天电子技艺产品的出现使我们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电子技艺产品既深刻嵌入身体感知，又是理性的结果。以手机这一当下最具代表性的电子技艺产品为例。它一方面是电子技术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向人身体感知的满足。首先，手机的外观要符合人的视觉审美，包括要有一定的大小、薄厚、形状和颜色搭配等。其次，手机的应用软件要合乎使用者的感性需求，尤其是可视化要求。不仅一些本身依赖视觉的地图类软件和美颜类软件，越来越多本来依赖其他感知功能的软件也在不断视觉化。比如可视电话的软件开发。再次，手机的重量要符合人的触觉要求，应以成年人的手所能承受的舒适重量为标准，不能太重或太轻。最后我们还注意到，手机的材质不仅要符合视觉审美，而且要考虑材质带来的触感。通过审视手机这样的电子技艺产品，我们注意到当前数字化生产所呈现的技术和身体需求的结合。它可以提供康德启蒙中理性与身体感知这一矛盾的解决之道。 第二，电子技艺产品可以解决康德提出的大众“不成熟”的原因——“懒惰”和“怯懦”。我们不同意康德对大众“懒惰”的批评，如上文所述，不是大众“懒惰”，而是其“无能为力”，即对自己经验之外的事物无力进行判断。当代的电子技艺产品正在这一点上改变了大众。它通过传播技术解决大众无法获得超出自身经验的信息的问题，赋予大众越来越多的判断可能。而电子技艺产品的匿名代理技术可以解决大众的“怯懦”问题。当然电子技艺产品的隐匿技术只是在虚拟世界给予了大众进行评判的权利。要使大众有勇气在现实世界中进行评判，其中还有诸多困难。但毕竟电子世界的虚拟评判正在不断磨炼大众的判断力，增强大众进行评判的勇气。正如康德所说的言论自由，它“一旦开始，就难停止”。康德启蒙的“勇气”在电子时代更加容易实现。 第三，电子技艺产品也可以解决“公开运用”理性的问题。虽然我们承认，即便今天大众通过各种电子技艺产品可以收到关于共同体事务的信息，也不足以支撑他们对涉及共同体利益的事务进行准确的判断。而且今日“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界限也依旧难以真正区分。然而电子技艺产品却有可能解决“公开运用”理性的问题。因为电子技艺产品与电子技术产品不同，前者依赖人的身体感受和身体的参与，后者仅仅给人提供对象的信息。当代启蒙的希望就在这里。电子技艺产品带给我们的不是与我们无关的信息，而是经过我们的感受认同之后的信息；不是生硬地区分“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而是可以消除“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界限。这一界限的消除是指我们作为“学者”运用理性和基于“职务”运用理性已经不需要区分，它们是同一的过程。那么如何可能同一？设想每个人都是学者，但却明确自身利益之所在，在运用理性的时候成为“代表”自己利益的人，那么“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就一致了。这一设想在电子技艺产品的应用中正在慢慢实现。以微信为例。微信提供了一个运用理性进行判断的平台，那么使用者进行判断时到底是作为“学者”运用理性还是作为“职务”运用理性？我们发现，微信使用者的理性运用，既不是让使用者基于“学者”进行问题的讨论，也不是让使用者基于“职务”进行问题的讨论，而是二者的结合。这一结合的可能在于微信软件本身的功能特征。它提供的不是如一般信息平台所提供的当日全部信息，而是我的“朋友圈”的信息。这些信息不是一个客观于我的信息，而是在我的生活中与我相关的人所发布的信息。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因为此，使用者在对这些信息进行判断的时候，我既不能作为“学者”进行，也不能单纯作为“职务”进行。我只能既是理性的无功利使用，又必须在运用中包含个人的感性参与性。这就是微信造就的“公开运用”与“私下运用”的统一了。 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之前所指出的电子文化的听觉性、世俗性和技艺性正在逐步释放它的威力。康德启蒙的视觉性局限、世俗性悖论和技术性困难正有希望通过这些新的文化原则得以解决。其中，电子技艺产品尤其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因为与工业时代的“机器”不同，它应被视为我们完成自身的“设备”，进而成为启蒙的新“插件”而彰显其存在价值。 总之，康德启蒙思想规划出了西方启蒙的基本话语场，贡献巨大。然而印刷时代的启蒙必须面向电子时代。麦克卢汉所揭示的电子文化的听觉性、神圣性和技艺性特征可以成为思考启蒙的思想资源。当我们用听觉性挽救启蒙的视觉性局限，用神圣性挽救启蒙的世俗性悖论，用技艺性挽救启蒙的技术性困难，麦克卢汉将进入启蒙，启蒙也将进入到电子时代。考虑到当代中国处于康德所说的“正在启蒙的时代”，而非“启蒙了的时代”。本文对康德启蒙的麦克卢汉延伸应是一件有价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