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定量评价探讨_经济增长方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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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从数量上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方向和程度,也就是说,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及其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在明确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之后应该给予回答的问题。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可以为科学地制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从而为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打下基础。

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界定,直到目前为止在经济学家之间仍存在不少分歧。虽然已经给出的各种定义都存在某种合理性,也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这个复杂概念的某些特定方面的内容,但它们基本上都未能完整地概括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将国内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进行比较与综合,可以认为比较全面的定义应该是: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一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有着稳定的相互适应性和相互联性,反映特定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一个经济范畴。这一定义表明,经济增长方式首先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如果生产力水平既定,那么在不同经济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并依托不同的经济体制条件,人们会选择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从而相应地获得不同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反过来看,如果要实现一种增长方式向另一种增长方式的转变,通常就必须对原有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与经济体制和改革与之相配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就不可能深入进行。所谓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系指推动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的各种因素的不同组合形式。一般而言,推动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可以被抽象为两类:一是各种物质投入要素增加的作用,二是除物质投入要素以外的其他非投入要素产生的效应。综合新古典增长理论、结构主义和新增长理论的观点可知,第一类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物质资源等数量因素,第二类因素则涵盖了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存量增加、学习效应以及结构转变等质量因素。如果从这个角度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分类,那么以数量因素为主实现的经济增长就是粗放型增长,而主要由质量因素推动的经济增长就是集约型增长。

所谓经济增长目标,系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是着重追求增长的速度还是着重追求增长的效益。很显然,一个突出增长速度的经济目标,常常无法在高速增长中兼顾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效益;而一个追求经济增长效益的经济增长目标,又必然要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为前提,注重速度与质量的优化组合。不言而喻,粗放型增长与单纯追求速度的增长目标相联系,集约型增长则与追求效益(速度与质量的统一)的增长目标相联系。

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两种不同的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经济增长由大量的生产要素追加投入来实现,其中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通常较大幅度地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由质量因素推动的增长部分比重较小,经济增长中技术创新缓慢、劳动力素质较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不合理、经营管理水平较差;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较大的经济波动,在扩张时期,经济增长受到并列瓶颈部门的严重制约,在紧缩时期,国民经济中又常常存在生产能力的大量闲置;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大;产出的品种较少、质量较差。因此,在粗放型增长格局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短期内达到较高的水平,但较长的代价很高,增长的投入产出率远远低于在相同经济发展阶段内可能达到的最大水平。从较长的时期内考察,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难以持续。与此相反,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特征为: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资源转移、规模经济、学习效应等因素形成的动力所推动;在同样的增长规模和增长速度下,所受到的资源约束和通货膨胀压力较小;如果宏观调控得当,则增长过程基本上可以保持持续稳定的状态,一般只存在较小的属于动态经济的自然波动;产品的品种较多、质量较高、市场竞争力较强、库存积压较少。这是一种增长代价较小,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较高,人民能够从中得到较多实惠的增长方式。

为了提出能够比较全面、比较准确地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指标及标准,必须进一步明确有关增长方式转变的若干内在规定。

1.粗放型和集约型都是动态的、相对的、历史的概念,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过渡是永无止境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经济增长方式会不断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不存在绝对的粗放型和集约型。当前的粗放型可能是过去的集约型,当前的集约型又可能是将来的粗放型;我国的粗放型可能是一些国家的集约型或另一些国家的粗放型。因此,正确完整地理解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首先要实现向集约化方向的转变;二是要努力加快这种转变的进程;三是要不断地缩小与国外集约化先进水平的差距。

2.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说要受到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从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看,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以及市场竞争的加剧,其增长方式才逐渐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还应该看到,目前实行市场经济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方式也属于粗放型。这些事实说明,要想越过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是不可能的,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当然,在既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增长方式还受制于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模式,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实践证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进口替代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必然是粗放型增长方式;而要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就必须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3.粗放型和集约型都只是理论上的划分,实际存在的经济增长方式中一般不可能有纯粹的粗放型或集约型。任何现实的经济增长都既有数量因素扩张的作用,同时又有质量因素的推动。这是因为,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数量因素在不断的扩张过程中也会导致效率的一定程度的提高,而质量因素要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也需要以一定的数量因素投入为前提。因此,粗放型与集约型总是同时并存的。转变增长方式只能理解为从以粗放型为主转到以集约型为主,而不是完全不要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更不是否定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4.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是没有争议的,但这并不排除一定的地区和行业在一定的时期内仍需要进行一定的粗放式扩张。第一,当前我国有些部门或行业的基础还比较薄弱,仍需要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通过数量扩张得到发展;第二,我国各个地区经济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其面临的主要任务首先是要发展,其次才是在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集约化的问题。因此,对广大的中、西部地区而言,在较长的时期内通过建立新的生产基地、发展新的生产部门,通过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实现经济的增长是必要的、难以避免的。

5.应该注意经济增长方式与生产技术型式之间存在的区别。通常认为,粗放型增长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相联系,而集约型增长则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相联系,但应该注意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虽然集约化的过程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但这只是集约化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追求集约化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因此,着重发展什么产业应该而且只能以是否有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为标准。当前,我国的资源禀赋特点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短缺。在这种条件下大力发展面向市场(产品有市场、有市场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适当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从总体上看可能比一味地追求提高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和技术档次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6.转变增长方式并不否定投资的重要作用,但要求投资方式进行相应转变并提高投资效益。投资方式一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只注重对物质资本投资而忽视其他方面的投资,另一种则在强调对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也注重人力资本投资、R&D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结果均已表明,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采用第二种投资方式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通常会取得比采用第一种投资方式更高的投资效益。因此,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相适应,投资方式也必须从第一种方式向第二种方式转变。

究竟什么指标可以用来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状况,这是我们在揭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本质规定之后,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用定量指标对其进行评价至少需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1 )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向集约化方向转变;(2 )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中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相对变动状况;(3)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到什么程度, 也即整个经济的集约化水平高低如何。本文在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徐寿波,1995;吕铁,1996),提出三个评价指标及其相应的评价标准,分别对上述问题给予回答。

1.评价经济增长方式是向粗放化方向还是集约化方向转变的指标——经济效率增长率。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的是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具体地说,就是要求生产要素的投入得到优化配置和更好的利用,从而使经济增长的效率得到提高,因此,经济效率的提高或降低也就可以用来表示经济增长方式变化的方向。

由于不同国家经济效率增长率之间的细微差异在较长时期内也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累积效果,因此,如果仅仅满足于自己的集约化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先进国家集约化水平的差距却在不断拉大,这也不能认为是经济增长方式已经得到了根本转变。

2.评价当前经济增长方式中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相对变动状况的指标——经济效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

毫无疑问,那种经济增长速度很高,但经济增长效率很差的增长类型应该摒弃;另一方面,目前发达国家那种增长效率很高,但增长速度相对较低的增长类型也不应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必须取得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发展中国家应该走出一条既有较高的增长速度,同时增长效率也能够得到较快提高的路子,这也是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对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效率增长率的相对变动状况进行考察应该成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那么经济效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这一指标的取值标准以多大为宜呢?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根据对丹尼森、肯得里克、阿布拉莫维茨、乔根森、钱纳里和麦迪逊等众多增长核算专家针对各种不同类型国家增长因素的核算结果进行分析可知,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当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增长均达到较高的增长速度并且两者的关系比较协调时,上述指标的取值标准大致是0.4—0.5(意大利经济学家P.J.Verdoorn在1949年通过考察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数据之后也得出了劳动生产率产生弹性的平均值大致为0.45左右的统计规律)之间。也就是说,多数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当经济增长率的40—50%左右是通过经济效率的提高来取得时,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效率的迅速提高能够较好地协调起来。

3.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程度的指标——经济效率。

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转变到什么程度,并不看现在的转变方向和转变速度,也不看现在经济增长的具体类型,而关键要看目前经济的集约化达到什么水平。而经济效率这一指标就可以用来衡量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高低。

经济效率是指产出与投入的比值。从生产的角度分析,经济效率包括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资源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经济效率高,单位投入得到的产出多,说明经济的集约化水平高,反之,经济效率低则表明经济的集约化水平低。经济效率高低的评价标准有两个,一是相同或相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中的先进水平,二是国际先进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提高经济集约化水平的近期目标是要达到或超过具有相同或相近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中的先进水平,而追赶发达国家中的先进集约化水平则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

在目前关于粗放型和集约型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划分标准讨论中,许多学者都倾向于采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也即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TFP 贡献率)的大小作为划分两种增长方式的数量标志。在他们看来,TFP贡献率大于50 %即为集约型增长,反之则为粗放型增长。进一步地,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也这等同于不断提高上述指标取值的过程。甚至有人按此逻辑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进行目标定位,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TFP贡献率依次分别为30%、50 %和70%左右。

应该指出,仅仅用TFP 贡献率这一指标对两种增长方式进行绝对划分将面临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在TFP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TFP贡献率三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变化,因此,TFP贡献率的变动难以同时反映TFP和经济增长的变动。极而言之,当TFP与经济增长均为负增长时,TFP贡献率仍可能达到很高的水平。很明显,如果与其他国家相比,一国只是TFP 贡献率相对较高、而TFP增长率和经济增长均相对较低,那么从长期来看,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仍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例如,意大利与日本和韩国相比就属于这种情况。1960—1973年,意大利的TFP贡献率、经济增长率和TFP增长率分别为64.6%、4.80%和3.10%,而日本在同一时期的上述指标值则分别是41.3%、10.9%和4.5%,韩国分别为42.3%、9.70%和4.1%(克里斯滕森、柯明斯和乔根森,1980)。由此可见, 虽然意大利的TFP贡献率相对较高,但其经济效率的提高与经济增长却慢于日本和韩国。其次,TFP 贡献率用于两种增长方式的划分实际上需要满足两个隐含的前提条件:一是TFP贡献率从长期来看具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二是发达国家的TFP贡献率较大程度地高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但已有大量的权威研究结果表明上述两个前提均不成立(见表2)。一方面,TFP贡献率从短期看存在波动,从较长时期看也不一定必然存在不断提高的趋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原有的经济效率水平较低,在一定的条件下其TFP提高的可能区间往往更大,因而其TFP贡献率在一定时期内完全有可能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美国在1960—1973年的TFP 贡献率为30.2%,而哥伦比亚同一时期的TFP贡献率则是37.5%, 但显然我们不能由此得出哥伦比亚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集约化水平已经超过美国这一不合逻辑的结论。实际上,TFP 贡献率这一指标仅仅反映了在一个经济增长周期内由TFP 提高与各投入要素增长之间分别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份额,它既不能说明经济效率的变动大小,更不能用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进行经济集约化水平高低的比较。 计量经济结果表明TFP贡献率的长期变动趋势是, 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随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高,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则会出现徘徊甚至一定程度的下降。导致这种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在前一时期,消费需求层次较低,大量的需求可以通过大批量生产得到满足,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制造业中又存在着由分工引致的人力资本专门化和物质资本专门化和大型化趋势。这样,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学习效应的存在使得生产率的增长较之经济的增长来得更快,因而TFP 贡献率得以提高;而在后一时期,消费需求的种类日益复杂,对差异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同时服务业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生产率的较快增长,从而导致TFP贡献率出现徘徊甚至下降的局面。

综上所述,仅仅用TFP 贡献率来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片面的,有时甚至可能得出不合逻辑的结果。

表1 若干国家经济增长的来源分析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

研究国别及范围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 美国

乔根森(1980) 整个经济

麦迪森(1987)美国

整个经济

乔根森、弋洛普、弗劳梅尼(1987)美国整个经济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乔根森(1980) 日本整个经济

伊莱亚斯(1978) 哥伦比亚

整个经济

陈(1977)、克里斯滕森、南朝鲜

柯明斯、乔根森(1980) 整个经济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 研究时期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

1947-1960

乔根森(1980) 1960-1973

麦迪森(1987) 1913-1950

1950-1973

乔根森、弋洛普、弗劳梅尼(1987) 1947-1985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乔根森(1980)1960-1973

伊莱亚斯(1978) 1950-1960

1960-1974

陈(1977)、克里斯滕森、

1955-1960

柯明斯、乔根森(1980) 1960-1973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研 究 结 果 概 述

TFP贡献(%) 投入要素贡献(%)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37.5 62.5

乔根森(1980)

30.2 69.8

麦迪森(1987)

42.8 57.2

28.2 71.8

乔根森、弋洛普、弗劳梅尼(1987)

21.6 78.4

克里斯滕森、柯明斯、乔根森(1980) 41.3 58.7

伊莱亚斯(1978)

20.7 79.3

37.5 62.5

陈(1977)、克里斯滕森、47.4 52.6

柯明斯、乔根森(1980) 42.3 57.7

资料来源:钱纳里等:《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2页。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5页。 杨宏儒:《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47页。

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及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和标准,下面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际效果进行初步分析。

首先我们来考察经济效率的纵向变动情况。表3 给出了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些主要研究结果。应该指出,由于这些研究是根据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数据处理方法进行的,因此所得结果也必然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如果忽略它们之间的不尽相同之处,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出有价值的结论: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宏观总量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得到持续稳定的增长,生产率的增长率明显高于改革前的水平,而经济效率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虽然与40—50%的标准范围仍有一定的差距,但与改革前相比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表2 我国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

研究范围

郭克莎

整个经济

(1993)

李京文等 整个经济

(1993)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 独立核算国有工业

郭克莎(1996) 独立核算工业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 研究时期

郭克莎 1953-1978

(1993) 1979-1990

李京文等1953-1978

(1993) 1979-1990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

1980-1992

郭克莎(1996) 1981-1995

研究者姓名及发表日期 研究结果概述

G[,A] G[,A]/G[,V]

郭克莎0.2 2.7

(1993)3.6 42.1

李京文等 -0.80-13.5

(1993)

2.53 30.3

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5) 2.50 36.2

郭克莎(1996)2.7 29.7

注:C[,A]为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C[,V]为经济增长率。

资料来源:郭克莎:《中国:改革中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70页。李京文等:《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2页。谢千里等:《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率变动趋势的估计及其可靠性分析》, 《经济研究》1995年第12期。郭克莎:《工业增长质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1996年第3期。

经济效率的国际比较(包括动态比较和静态比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比较的结论会受到各国币值、汇率、价格水平以及各国产品的品种和质量的影响。表4 给出了一些国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比较结果。这些结果表明。从1980—1992年间,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与其他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和印度相比则相对差距反而有所扩大, 而且还低于同属低收入组国家并且人均GDP水平更低的巴基斯坦的水平。

表3 各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动态比较(美国=100)

国 别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美 国 100100100100100100100

日 本82.3

84.3

88.3

83.6

83.7

85.0

79.7

韩 国20.4

22.7

23.9

24.4

25.3

24.5

25.4

印度尼西亚10.6

11.5

10.59.39.9

10.5

11.5

印 度 5.66.16.97.17.17.77.9

中 国 4.95.05.24.94.84.84.7

国 别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美 国 100100100100100100

日 本81.8

83.1

87.1

89.4

韩 国26.4

26.7

28.9

印度尼西亚10.0

11.0

10.5

10.9

印 度

中 国 4.54.64.34.24.44.9

注:①本表已将各国制造业的分类按同一分类体系标准化,因此质量对称问题具有一定的保证。

②本表利用购买力平价代替汇率已将各国的数量和价格数据折算为国际可比数据。

资料来源:任若恩:《关于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初步研究》,《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9期。

表4 各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静态比较(1994年)

国别人均GDP〔1〕制造业GDP〔2〕

(1994年美元) (百万美元)

日本34630 1239562

德国25580

593337

法国23420

226076

新 加 坡2250018616

澳大利亚1800049799

韩国 8260

109186

马来西亚 348022600

菲 律 宾 95014757

中国 530

193204

巴基斯坦 430 9362

国别制造业就业人数 制造业人均GDP

(万人)

(美元/人)

日本

1528.65〔3〕 81089

德国843.69 70326

法国415.87 54362

新 加 坡 42.98〔3〕 43313

澳大利亚110.89 44908

韩国470.14 23224

马来西亚172.76〔3〕 13082

菲 律 宾259.21

5693

中国

9589.32

2015

巴基斯坦360.82

2595

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有关资料整理计算。

综合上述分析可知,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但不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经济的集约化水平都存在不小差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些差距并没有得到缩小,其中与某些国家的差距还有扩大的迹象。这些比较结果说明我国经济的集约化水平仍然很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必须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还需要作出长期不懈的努力。

注释:

〔1〕 按《世界银行图表集》方法测算。

〔2〕 德国和巴基斯坦的美元制造业GDP数字按官方汇率换算,其余国家的数字按购买力平价换算。

〔3〕 1993年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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